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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时代法学》
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法律体系:构建与发展
【英文标题】 The Legal System of Prote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in China: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作者】 刘先辉【作者单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分类】 法律社会学【中文关键词】 文化遗产;构建;发展
【英文关键词】 cultural heritage; construction; development
【文章编码】 1672-769X(2013)04-0036-07【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3年【期号】 4
【页码】 36
【摘要】 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民族自我认同和身份的象征,是该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法律的角度厘清它的内涵与外延具有重要意义。应当从法律角度解释文化遗产的概念,梳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历程,阐述该法律部门体系化的构建,并以“生态人类中心主义”价值理念为指导,在立法上完成向非物质、整体、动态文化遗产保护的转变。
【英文摘要】 Cultural heritage is a symbol of a nation, national identity, and i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untry’s soft power, to clarify its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from the angle of law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his article explains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heritage from a legal point of view, reviews the legislative history of prote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in China, expound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aw system, and should be based on “ ecological anthropocentrism,,value idea as the instruction ,complete the transition to the intangible, overall, dynamic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in legislat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80394    
  我国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在社会发展与进步过程中,广大劳动人民创造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源自于中华文明,根植于民间,保护它们对于民族精神的延续和传统文化的弘扬,具有重要作用。用法律的思维方式抽象出文化遗产的共性,研究其内部规律,并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形成有条不紊的体系,可以更好地保护我国的文化遗产。
  一、“文化遗产”概念解析
  “文化遗产”一词完全是舶来品,它源于英文单词“culture heritage”。随着社会各界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日益关注,学术界才开始对它的研究。由于开展时间较短以及专门研究学术刊物较少,即便是“文化遗产”的概念,也没有正式的法律文件对它进行全面的阐述。
  (一)国际法律文件中的“文化遗产”
  从国际法律文件上来看,最初使用的不是“文化遗产”而是“文化财产”{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制定的1954年《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公约》和1970年《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公约》,用的是“文化财产”。虽然偶尔出现“文化遗产”,但无具体的法律意义。例如1954年《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公约》序言提到确信对任何民族文化财产的损害亦即对全人类文化遗产的损害,因为每一民族对世界文化皆有其贡献。”在这里,“文化遗产”仅具有抽象集合体意义,“是文化财产另外一种变化的名称,目的是为了表明文化财产的重要性”{4}。作为法律术语的“文化遗产”,首次出现在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该公约将“文化遗产”表述为三个方面:文物、建筑群和遗址。该公约规定仍将“文化遗产”局限在具有科学、艺术和历史价值的不可移动文物,“只以列举方式定义了范围而没有定义属性”{5}。进入21世纪以来,“文化遗产”的使用频率明显上升,例如《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2001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年)和《关于蓄意破坏文化遗产问题的宣言》(2003年)等。就以上公约涉及的“文化遗产”而言,我们可以看出:该词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文化财产”,经过数年的演变,随着对它认识的不断加深,在70年代正式进入国际性法律文件。虽然这些文件提及了“文化遗产”,但是都局限在本条约保护对象的范围之内,不涉及文化遗产的综合保护,没有全面明确它的具体含义。
  (二)学理中的“文化遗产”
  从国内来看,“文化遗产”虽然现在是常用词汇,但是学者们的认识并不相同。复旦大学杨志刚教授认为“现有文物的概念存在缺陷,对于推进中国文博事业的发展明显不利”{6},较早提出“文化遗产”一词,并认为它“将引发出某些新理念,在相关领域产生推动力”{7};中国人民大学王云霞教授认为,文化遗产是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总称,是人类创造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以及某一族群世代相传的、反映其特殊生活方式的知识、实践等传统文化表现形式{8};山东大学于海广、王巨山教授认为文化遗产泛指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创造或者借助自然力创造的各种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9};南京大学贺云翱教授认为,文化遗产是指由先人创造并保留到今天的一切文化遗存,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极为重要的文化资源和文化竞争力的构成要素{10};三峡大学朱祥贵教授从人类生态学角度阐述它的概念:它是历史上形成的各民族创造的所有具有历史、艺术、科学、景观、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生态价值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人文生态系统。它的外延是狭义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不包括自然遗产{11}。
  对“文化遗产”概念文字表述并不一致的原因,源于学者们分别从人类生态学、社会学和法学等不同角度进行解释。尽管文字表述不尽相同,但都共同包括以下内容:
  1.“文化遗产”称谓经历了长期演变的过程
  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历史遗存,其称呼经历了古代的“古玩”、“古董”到近代的“古物”,再到“文物”,直到如今的“文化遗产”。称谓的变化不是对以前的否定,而是一脉相承、在继承原有内涵基础上的发展。对它的认识,也经历了由王公贵族把玩的纯粹艺术品发展到具有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的“物”,直至现在具有的经济、宗教、文化等诸多价值的“产”。
  2.“文化遗产”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发展
  对文化遗存称呼的不断变化,反映了其内涵和外延的不断扩大。古代称呼的“古玩”、“古董”,只不过是达官贵人欣赏的艺术品,谈不上科学、历史价值;近现代称呼的“古物”、“文物”,可以理解为较为珍贵的、年代相对久远的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单个静态“物”,进入了平民百姓生活;最新“文化遗产”的称呼,扩大了“遗存”的时间、空间、结构和形态的范围,不仅包括个体与整体、静态与动态结合的物质文化遗产,而且还包括世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三)本文的观点
  关于文化遗产的概念,1990年版《现代汉语词典》将其解释为“人类历史遗留下来精神财富的总和”{12}。但是随着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全面推进和文博工作与国际交流的更趋密切,新的概念开始形成和确立。2004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则解释为“借指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13}。结合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法律上的文化遗产是指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以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内容,具有历史、科学、文化等多重价值的文化遗存。
  二、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立法概况
  我国素有保护古代遗物的传统,但是从法律角度设定文化遗产保护,是从近现代开始的{14}。1914—1949年期间,政府曾颁布《大总统禁止古物出口令》(1914年)、《古物保存暂行办法》(1916年)、《鉴定禁运古籍须知》(1920年)、《名胜古迹保存条例》(1928年)、《古物保存法》(1930年)、《古物保存法施行细则》(1931年)、《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组织条例》(1932年)、《暂定古物之范围及种类大纲》(1935年)、《古物出国护照规则》(1935年)、《采掘古物规则》(1935年)、《保存名胜古迹古物暂行办法》(1940年)等法律政令,从不同的角度对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
  (一)1949-1966年:立法的起步阶段
  新中国成立之后,文物保护作为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政府统一管理。中央人民政府沿用了“文物”一词,颁布了《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1950年5月)、《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1950年5月)和《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1961年3月)等法规,发布了《关于征集革命文物的命令》(1950年6月)、《关于保护古文物建筑的指示》(1950年7月)、《关于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历史及革命文物的指示》(1953年10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的指示》(1961年3月)等规范性文件,有力地加强了文物保护工作。除此之外,国务院还以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编写的《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为基础,针对不可移动文物依其价值不同,公布了首批180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此阶段,文物保护工作开展的依据,主要是政府颁布的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这与当时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分不开的。另外,对于文化遗产的认识,仅局限于物质形态的文物,特别是不可移动文物。以《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为例,该《条例》共计33条,主要以不可移动文物条款为主,考古发掘和流散文物的内容条文很少,历史文化名城和馆藏文物则根本没有涉及。面对历经多次战争创伤的局面,当时颁布的法规、政令,有力地促进了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文化遗产保护法立法开始起步。
  (二)1967—1978年:立法的停滞阶段
  “文化大革命”期间,文物等文化遗产被视为封建糟粕、“四旧”的代表,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文物保护的法规、规范性文件没有得到执行。即使偶尔颁布了文物保护的规范性文件(例如1967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1974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工作的通知》、1977年2月国务院批转发布《关于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加强文物保护管理的报告》等),也无法抵挡人们对领袖的狂热崇拜和对文物保护法治的肆意践踏。在这十余年中,文物立法陷于停顿状态,是“文化遗产保护法治保护工作遭到破坏最严重的时期”{15}。
  (三)1979—2005年:立法的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实施依法治国的方略,文化遗产保护立法逐渐走上了正常化轨道。改革开放初期制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都有文物保护方面的规定。1982年11月19日,经过三年酝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共计8章32条)经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该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的文物保护工作初步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该法2002年进行了修订,在继承了原来框架的基础上内容增加到了80条,使得该法更加丰满、充实。随后,《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等行政法规和《博物馆管理办法》、《古人类和古脊椎动物化石保护管理办法》、《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和《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随之应运而生。与中央立法相互配合,截止到2005年年底,除了为数极少省(自治区、直辖市)之外,大部分都制定了实施文物保护法办法或者文物保护条例等地方性法规。更为重要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也开始进行。199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著作权法》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享有著作权并受法律保护。1997年国务院通过的《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是我国第一部关于传统工艺美术行业发展、人才保护的行政法规,该法规规定了工艺美术大师的评定、保护制度。2000年6月26日,云南省人大常委会还通过了我国第一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地方性法规——《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有些省市也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
  文化遗产保护法律的不断出台,是与国家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视分不开的。改革开放后,“法治”逐渐走入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个方面,只有依照法律,文化遗产保护才能得以贯彻执行。《文物保护法》、《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不断颁布实施也就顺理成章。但是由于对“文化遗产”的内涵与外延没有廓清,制定的法律仍然偏重于对个体、静态的文物的法律保护,整体、动态的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仅处于起步状态。
  (四)2006年—现在:立法的完善阶段
  随着人们认识的加深,将文化遗产保护对象局限在个体、静态的物质形态保护越来越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2005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并成立文化遗产领导小组,同时要求各省、市、县设立相应机构,官方文件首次用“文化遗产”代替“文物”,“转换具有深刻意义”{16}。这不仅是名称发生的简单变化,而且还是文物保护的内涵延伸与外延的扩展,开创了文化遗产保护法立法新局面。在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文物保护法》2007年再次被修订,对文物进行整体保护的行政法规——《长城保护条例》、《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陆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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