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时代法学》
非法口供的认证标准
【英文标题】 The Judgmental Criterion of Illegal Confession
【作者】 莫然【作者单位】 广东金融学院法律系
【分类】 刑事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非法口供排除规则;非法行为;认证标准
【英文关键词】 exclusionary rule;illegal behavior;judgmental criterion
【文章编码】 1672-769X(2013)03-0043-0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3年【期号】 3
【页码】 43
【摘要】 此次刑事诉讼法再修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改革成为重中之重,作为其子规则之一的非法口供排除规则更获得万众瞩目之殊荣,遗憾的是修改后的非法口供排除规则始终未能为司法实践中对非法口供的认证活动提供规范和引导,致使实践中法官判断非法口供的活动缺乏最重要的技术性支持而难以确保其统一性和确定性。因此,必须为非法口供的认证活动设置相应的认证标准,指导法官正确认定非法获取口供行为的范围,进而综合衡量非法行为对被追诉人权利侵害的程度,在此基础上做出是否排除非法口供的决定。
【英文摘要】 A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the exclusionary rules,the confession rule attracted a lot of attention during the amendment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However,the amendment failed to define the “illegal confession” and to provide the judgmental criterion of illegal confession,which resulted in chaos during the judicial practice of these rules. Therefore,it is the right time to establish some judgmental criterions as guidance for judges to determine the illegal confession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80384    
  
  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前后,口供制度之完善始终倍受关注,加之近年来诸多震惊社会的冤案接连曝光,更促使大量学术资源投入到非法口供排除规则之中。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也的确在相关方面做出了重大修改,基本上将两高三部的《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相关实质条款予以吸收并加以修正。遗憾的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非法口供之范围依然界定不清,也未能为司法实践中对非法口供的认证活动提供立法指导和规范,实践中依然全凭司法者自由裁量,各地法院对非法口供认证不一,难以确保非法口供排除规则适用上的统一性和确定性,有鉴于此,司法实践亟需立法为其提供认定和排除非法口供之标准。作为非法口供的认证标准旨在析清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如何界定“非法行为”{2}的范围?第二,如何衡量“非法行为”的程度?
  一、非法口供认证标准之一——“非法行为”的界定标准
  非法口供排除规则作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一个子规则,专门规范侦查人员对口供这一证据类型的获取行为。正如前文所述,要规范司法中对“非法行为”的认定,必须为司法者对这类行为的判断提供一个判断标准,指引司法者正确地将非法获取口供的行为与合法讯问行为予以区分,从而正确认定什么是非法获取。
  (一)“非法行为”界定标准的选择——共同的侵犯对象
  目前学界对非法获取口供的行为有各种分类,有的将其分成六大类{3},有的将其分成五类{4}。虽然分类结果各异,却都是以非法行为所侵犯的对象作为分类标准,这样得到的分类结果着重对非法行为的内部划分,强调非法行为之间的不同。但是在司法认证的过程中,首先要确定的是“这个行为是不是非法获取口供的行为”,而不是“这个行为是哪一类非法获取口供的行为”。从寻找界定标准的角度出发,“非法获取口供行为”之间的共性才是区分“非法行为”与“合法行为”的关键。
  显然,这些非法获取口供的行为之所以被视为“非法”,乃是因为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权利,但是这不意味着这些行为的目的只在于此。从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的角度来看,侦查机关非法获取口供的行为在表面上侵犯的是犯罪嫌疑人的健康权、自由权等等,实质上真正指向犯罪嫌疑人的内心,或者说指向其自由意志{5}。因此通过各种方式侵犯或剥夺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旨在影响或损坏其选择是否做出供述的自由意志进而迫使原本拒绝供述的犯罪嫌疑人不得不“开口说话”。从这个角度来看,所有的非法获取口供的行为都有一个共同的侵犯对象,那便是被追诉人的自由意志。从世界各国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的规定中都可以看到对被追诉人自由意志的保护,只是所采取的方式不同。英美法系国家多在立法中规定任意自白规则,将自白的证据能力与自白做出者的自由意志联系起来,而非法自白排除规则便成为违反任意自白规则的直接后果。换言之,非法自白规则所排除的自白正是违背了被追诉者自由意志而获得的自白。相比之下,一向对证据规则并不十分重视的大陆法系国家却同样十分重视对非法口供规则的立法规定。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者在无法一一列举所有非法行为的情况下,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列举加概括的方法,先通过列举的方式明确最为典型的行为,然后用概括的方式总结出这些“非法行为”的共性,即共同的侵犯对象,以此作为司法之指引。以德国为例,立法明确规定:“(1)不得用虐待、疲劳战术、伤害身体、施用药物、折磨、欺诈或催眠等方法损害被指控人意思决定和意思确认之自由。强制只能在刑事诉讼法允许的范围内。禁止以刑事诉讼法不准许的措施相威胁,禁止以法律为规定的利益相许诺。(2)损害被指控人记忆力或理解力的措施,禁止使用。”{6}从中不难看出立法对被追诉人在做出口供时之自由意志的强调和保护。
  基于前文的论述,被追诉人的自由意志正是“非法行为”所共同侵犯的对象,然而自由意志似乎同样是个模糊的概念,若要以此作为非法行为之认证标准,必须明确何为“自由意志”。
  (二)“非法行为”界定标准的明确——“自由意志”内涵辨析
  普通法系规定了任意自白规则,被追诉人的自由意志正是这一规则所要保障的内容,且非法排除规则本身便源于普通法系国家,因此普通法系国家早已经通过长期的司法实践尝试对口供制度中的“自由意志”内涵进行诠释,使其更加具有司法上的可操作性和客观性。美国围绕这一问题所确立的一系列案例也许能够为我们诠释“自由意志”带来启示。
  1.“自由意志”与正当程序
  在1884年Hopt v. Utah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第一次将普通法中关于任意性要求的规则确立为联邦证据法规则,并对其做出以下解释:“当一项自白的做出是权力人采取减轻指控的引诱或威胁或许诺使被控人产生恐惧或希望的手段获取的结果,那么在法律意义上就剥夺了被控人的意志自由或基本的自我控制能力而做出了非任意性的自白。”{7}自此,自白的任意性及真实性原则一直在美国联邦法院及州法院中被持续地沿用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此时美国司法领域开始全面推动正当程序的进程。首先,联邦最高法院在联邦法院系统中形成了一个本身违法规则。这一规则认为只要警察进行了超期羁押的违法行为,那么获取的自白就被认为是非任意性的,而不管自白是否出于自愿。这样,对自白任意性的考察就建立在是否将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没有不必要的迟延”地带到法官面前这一基础上了。同时,联邦最高法院也通过一系列判例形成了诸多关于自白任意性规则的附加要求。如1944年,在阿斯克拉福特诉田纳西州(Ashcraft v. Tennessee)一案中,法院认为:连续36小时对被告人的单独讯问足以产生非任意性的自白;在1959年斯帕诺诉纽约州(Spano v.New York)一案中,法院认为,心理压力会导致自白不具任意性,因此不可采。后来,通过1964年埃斯科韦多诉伊利诺伊州(Escobedo v. Illinois)和马西亚诉合众国(Massiah v. United States)两个案件,法院认为违反美国宪法第六条修正案获得律师帮助权而取得的自白,同样不具有可采性。但随后的判例表明,法院显然对于实践中这一规则的运作情况并不满意,所以在1966年著名的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求助于宪法第五修正案的反对自我归罪特权,确立了米兰达规则{8}。不少学者据此认为美国在自白规则的适用上经历了一个由“综合情况标准”向“正当程序标准”转变的过程{9}。从根据具体案件中的情况综合判断自白是否具有任意性转变为根据法定程序是否被遵守来判断自白的任意性。但是笔者更加赞同牟军老师的看法,他认为:“正当程序的变革对美国传统自白任意性原则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正当程序的变革实际上是美国司法历史中的一段插曲,其并未从根本上动摇自白任意性原则,这一古老的原则仍然是美国自白证据效力判断上的最基本原则。”{10}尤其是到了美国二十世纪后期,从联邦法院和州法院的司法实践中都可以看到法官们对自白任意性的探讨,这种探讨持续至今{11}。
  2.“自由意志”内涵辨析
  从自白任意性规则在美国的实践可以看出,自白任意性的获得取决于供述人的自由意志在讯问过程中是否受到损害。如果自由意志受到损害,那么获取自白的行为便会被认定为非法行为,从而导致自白任意性的丧失。由此可见,被追诉人做出自白时是否享有充分的自由意志是区分“非法行为”与“合法行为”的标准。但是由于“自由意志”不仅难以界定,更难以判断,只能要求司法者综合考虑具体案件的情况后做出判断,这样难免适用上的不统一和混乱。因此美国联邦法院确立了“正当程序”标准——通过法律事先设定获取自白所必须遵循的各种程序,当获取自白的行为违背了程序规定,便直接认定其损害了被追诉人的自由意志,将其视为“非法获取自白的行为”从而否定自白的任意性。原本隐藏在被追诉人内心深入晦暗不明的“自由意志”就这样巧妙地被转换成法律程序规定之下的“自由意志”,法官不需要再去探究被追诉人的内心世界,仅需要审查侦查机关获取自白的行为是否符合程序规定便可以认定“非法行为”。然而这一转换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为司法认证活动提供了客观的参照标准,却很容易带来非法自白排除规则适用的僵化,给侦查活动带来了极大的难度,因此美国联邦法院和州法院始终没有放弃对自白任意性的关注,且至今未能达成共识。但是美国法院的实践却让我们明白:从司法认证的角度而言,界定“自由意志”内涵的不是要清楚地揭示何为“自由意志”,而是为司法者基于自身经验做出的判断提供引导和规范。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主张将“自由意志”理解为“自由选择是否做出供述的能力和机会”。换言之,“自由意志”意味着被追诉人在做出供述时,拥有随时改变主意的机会并且有能力做出不一样的选择。“自由意志”在非法口供排除规则中的实质在于确保被追诉人拥有根据其内心真实想法进行选择的可能,他可以选择说,也可以选择不说,如何决定全凭其内心意愿而不受到任何强迫。比如:甲智力有问题,在警察的各种讯问技巧面前很快便做出供述。表面上看警察并没有剥夺甲选择的机会,可是甲的智力情况使得他不具有与常人一样对其行为及其后果的判断能力,因此甲的口供应当不能认定为基于其自由意志做出。如果甲是正常人,但是却受到警察的刑讯逼供,此时甲也许能够正确判断其行为的后果,可是他被剥夺了选择的机会,那么由此得来的口供自然也不是基于其自由意志。简单来说,“自由选择的能力”取决于被追诉人自身的情况,尤其与被追诉人对压力的承受能力密切相关;而“自由选择的机会”则取决于外界的影响,往往就是侦查机关获取口供的行为。这是从内外两个角度对“自由意志”的内涵进行界定,使其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可操作性。至此,我们第一个问题应该找到了答案,以此为基础可以展开第二个问题的探讨:如何判断“非法行为”的程度?“非法行为”的程度便是对“自由意志”所侵犯的程度。
  二、非法口供认证标准之二——“非法行为”程度标准
  对“非法行为”程度的界定,实质是对非法行为对自由意志损害程度的衡量,并基于此对所获取的口供进行取舍。实践中侦查机关主要通过讯问获取口供,曾有学者这样形容讯问:“讯问不是对抗的审判,不是公平的决斗,而是一场战争,动用一切手段达到目的。对于犯罪嫌疑人口供自愿性的考虑,乃是基于人类道德,但是必须有限。”{12}先不论这样的说法是否正确,但是却揭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对被供述人自由意志的保护无疑是必须的,但是这种保护必须有限度。那么这个程度的划分标准是什么呢?我们要探讨的是“非法行为”对供述人自由意志的损害程度,基于前文对“自由意志”内涵的探讨是从内外两个角度进行的,那么对“非法行为”程度的衡量也应当从这两个角度进行。
  从外界影响来看,侦查机关的讯问行为势必会对被讯问人的自由意志带来负面影响{13}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180384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