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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文摘)》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完善对防治腐败的启示
【作者】 宋寒松【作者单位】 最高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厅
【分类】 刑事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非法证据排除;职务犯罪预防;防治腐败
【期刊年份】 2013年【期号】 6
【摘要】

我国新刑诉法中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确立,消除了刑讯逼供等职务犯罪的思想基础、利益基础、制度基础、逻辑基础和现实基础。其建立和完善不仅提高了国内的刑事诉讼水平,同时也对我国的反腐败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确立和完善,使我国反腐败制度的法治化水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另一方面,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对我国开展反腐败国际合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不仅为反腐败制度的体系化和法治化提供了制度样本与具体范例,而且为反腐制度的完善和科学化提供了可行路径与现实模型,也拓展了我国反腐制度建设的国际化视野。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80440    
  
  

新刑事诉讼法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作为司法改革的具体成果,它在预防和遏制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司法人员职务犯罪方面意义深刻,不惟如此,我们还可以从研究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对预防职务犯罪的价值中,得到它在防治腐败层面上给我们的启示。
一、从规则到规范: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嬗变
我国新刑诉法对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做了进一步完善,从制度体系上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顺畅运行提供了保障。最高院、最高检的相关司法解释和公安部的相关规定对司法实践将起到良好的指导和规范作用。我国刑法对刑讯逼供等行为定罪量刑的规定以及“两高”的司法解释,形成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实体法支撑。总体而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空泛到具体,从实体到程序,从规则到规范的历史发展过程。以新刑诉法颁布和实施为标志,全面、系统、具体、科学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体系已完整形成。
二、从制度到实践: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对我国预防刑讯逼供等职务犯罪的价值
(一)消除其思想基础:通过制度强制司法人员转变观念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否确立,实际上是价值权衡的问题。允许将非法取得的证据作为定案证据是以破坏国家法律所确立的秩序和侵犯公民基本权利、损害法的公平、自由价值为代价。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系统地贯彻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用严格的程序和关联的规范使之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得以遵行,明确了刑事诉讼的价值取向,用制度的强制力要求司法人员转变执法观念,逐步养成理性、平和、文明、规范的执法观和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的业绩观。这是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在预防刑讯逼供等职务犯罪方面最重要的价值体现。
(二)消解其利益基础:增大了非法取证行为的违法成本
刑讯逼供之所以盛行,最表层的原因是办案人员对口供的偏好。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未全面确立之前,非法取得的证据很难排除,且很难也很少查处刑讯逼供等行为。本来有多种途径可以获得证据材料,但通过刑讯逼供获得证据材料最便捷,成本低廉,且收益丰富,作为理性经济人,侦查人员无疑会更多采用该途径。但新刑诉法从立法上否定了非法取得证据的证明能力,从根本上消除了办案机关和办案人员对口供的信赖和追捧。{1}这不但意味着通过刑讯逼供等行为获取的证据无法起到证明作用,并且还可能因此被追究法律责任。同样,作为理性经济人,在有选择路径的情况下,办案人员会选择合法路径,尽管短期看来,该选择也许不是最便捷的、效率最高的,但无疑是最安全的。
(三)消除其制度基础:压缩刑讯逼供等职务犯罪行为生存的制度空间
新刑诉法从多方面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融入到了具体的刑诉过程中,通过完善非法证据排除的启动、审查程、排除(或称裁判程序)、监督和救济程序,改进了证据、侦查、辩护、庭审、执行和监督制度,作为基点支撑和基础保障,避免了规则要求与实际操作的脱节问题,改变了司法实践中将严禁刑讯逼供的原则要求与侦查破案的工作目标互不搭界、不相融的现象。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形成以前,只是单一的规则要求,没有配套的制度体系,注定无法实现减少和避免刑讯逼供等违法犯罪现象的结果。只有把规则系统化、制度化,形成可控制的、可操作的制度体系,融入到刑事诉讼活动当中,才能实现规则(非法证据排除)指向(预防和遏制刑讯逼供)的结果。
(四)消除其逻辑基础:健全了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保障机制。
现代诉讼制度的逻辑起点应为“权利”,即制度的设计是围绕着当事人权利而进行的。而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逻辑起点则是“权力”,是通过权力的行使来惩治犯罪,实现所谓的“实体正义”,最终达到“保护人民利益”的目的。但这种异化的逻辑,将“犯罪嫌疑人”与公民区别开来,认为权力只是维护守法公民的权利,而“犯罪嫌疑人”是权力管制的“客体”。由于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犯罪嫌疑人”而被刑讯逼供,所以,这种错误的“逻辑基础”将社会大众都置于非法取证的危险行为之下。新刑诉法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围绕“权利”设计制度,增加了当事人及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权等一系列规定,形成了比较健全的“权利”保障机制,同时将侦查活动置于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监督之下。此外,还健全了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被侵害时的救济渠道,确立了检察机关对逮捕后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监督、对法院的量刑、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实行法律监督等规定。这一系列制度、程序构建和设计旨在实现对“权利”的保护,强化权利对权力的监督,也是对刑事诉讼领域职务犯罪预防制度的完善。
(五)消除其现实基础:强化了对非法取证行为的法律监督和惩处机制
以往的监督更多的是基于同体监督基础上的自我监督、内部监督,操作性不强。这种先天不足的监督制度,很容易被错误价值取向和指导思想裹挟而成为姑息和纵容违法取证行为的“护身符”。新刑诉法确定了检察机关受理报案、控告、举报以及调查、纠正、追责的职责和程序,规范了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发现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义务,赋予检察

  ······快醒醒开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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