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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现代法学》
少年刑事案件的刑法适用
【英文标题】 Application of Criminal Law to Juvenile Crime
【作者】 王敏【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
【分类】 刑法总则【中文关键词】 少年;刑事责任;刑罚:适用
【英文关键词】 juvenile;criminal liability;punishment;application
【文章编码】 1001—2397(2007)01—0179—09【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7年【期号】 2
【页码】 179
【摘要】

对少年正确认定刑事责任,对少年犯罪人准确定罪与适用刑罚,是少年刑法制度中的重要问题。我国《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规定及刑罚在少年刑事案件适用过程中经常出现争议。对其中的主要争议的问题,笔者的看法是: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在绑架行为中杀害被绑架人应当负故意杀人的刑事责任,对其奸淫幼女行为的刑事责任应按案件的实际情况具体分析,此年龄阶段的少年不应成为转化型抢劫罪的主体。对少年犯罪从宽处罚原则应结合少年个别化的情况进行适用,无期徒刑应限制适用,财产刑的适用则应综合考虑其适用条件,并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英文摘要】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juvenile criminality to ascertain the criminal liability of a minor and properly convict and punish a juvenile criminal.People often have controversies in application of Article 17(2)of the Criminal Act of the PRC to juvenile crimes.If one who is up to 14 but less than 16 years old commits a murder in the process of kidnapping he or she shall be liable for intentional killing.However,where he/she rapes a little girl,his/her criminal liability shall be hel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pecific condition of the case.A teenager of such an age should not be deemed as an actor of“transforming—typed robbery.”The principle of dealing out lenient punishment to juvenile criminals should be appli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pecific conditions of the case.Life imprisonment should be restrained.As for financial punishment,we should take a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and maintain“education first,punishment second.”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74057    
  
  本文所称的少年,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这部分未成年人。从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和刑事法研究的现状来看,一些学者往往将少年与未成年人这一概念混用(当然也有立法上的原因),与同际法和国际惯例不相符合。[1]这既不利于少年刑事法学的研究和对外交流,也不利于少年立法质量的提高。准确地说,未成年人是一个集合概念,它是指未满18周岁的所有自然人。其中包括婴儿、幼儿、儿童和少年。从我国《刑法》的规定可以推出,不满14周岁的人(指婴儿、幼儿及儿童)对所有的危害社会行为都不负刑事责任,已满18周岁的人(成年人)对所有的犯罪都要负刑事责任,并负完全刑事责任(即已满18周岁的人犯罪不得再因年龄因素而从轻、减轻处罚)。刑法理论中通常称“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为“应当从轻或减轻刑事责任阶段”(其中包括“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由此可以推出,我国《刑法》中所指的“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可能成为犯罪主体的未成年人)称少年更为准确。1991年1月26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第3条也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刑事审判庭内设立少年法庭(即少年刑事案件合议庭),有条件的也可以建立与其他审判庭同等建制的少年刑事审判庭。”根据2001年4月4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0条对少年法庭受理案件的范围的规定,少年刑事案件主要是指“被告人在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案件”,或“被告人在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不满18周岁,并被指控为首要分子或者主犯的共同犯罪案件”,以及“其他共同犯罪案件有未成年被告人的,或者其他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是否由少年法庭审理,由人民法院院长根据少年法庭工作的实际情况决定)。显然,将“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称为少年正好与少年法庭相对应,也有利于我国少年刑事司法制度的统一。
  从某种程度上说,少年刑事法学的发展状况,乃是整个刑事法学成熟状况和刑事法制现代化程度的标志。中国的刑事法学与刑事法制要真正走向成熟,必须加强对少年法学,尤其是少年刑法学的研究。但从现实来看,我国少年刑法学研究长期被学界忽视,少年刑事立法滞后。虽然我国政府于1991年批准了《儿童权利公约》,并向全世界做出了庄严的承诺:“我们将保证履行我们的义务。我们相信在联合国的帮助下,中国儿童一定能够达到文件所提出的一些要求。”16年过去了,应当说我国是重视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的,对于少年犯罪的特殊处遇也十分关注,并形成了一系列有助于少年犯矫正并顺利回归社会的政策方针。但到目前为止,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上述两个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程序性规定的司法解释,[2]但从刑事实体法的规定来看,我国尚未制定出统一的少年刑法,有关规定仅散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有关条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通知、解释中,因而缺少系统的、专门的法律规范,在对少年犯罪具体适用刑法时还存在一些有较大争议的问题。因此,在“维护规定公民基本人权的宪法的绝对权威、保障公民基本人权不受国家权力侵犯、促进公民基本人权内容的丰富和发展就成为现代法治核心”{1}的今天,认真研究和探索少年刑事案件的刑法适用,对正确地贯彻少年刑事法律、维护社会正义和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关于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规定的适用
  我国《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从刑法理论上讲,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是相对负刑事责任的年龄阶段。达到这个年龄阶段的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辨认和控制能力,虽然对较轻的犯罪行为还没有辨认或控制能力,但对严重犯罪行为已具备一定的辨认和控制能力,因此,法律要求他们对自己实施的严重危害社会行为负刑事责任。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处于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人,实施刑法所列举的上述8种犯罪行为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实施上述8种犯罪之外的其它刑法所禁止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也不负刑事责任。《刑法》将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负刑事责任的范围,不作概括性规定而予以明确规定,既有利于更有效、更准确地惩治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又有利于减少司法实践中的分歧,还充分体现了国家对违法犯罪少年“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法宝
  应当说,《刑法》的这一规定既是明确的、具体的,也是严格的,不允许超越这一规定的范围追究该年龄阶段少年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然而,在刑法实施过程中,刑法学界对此款规定的具体适用却有不同理解,存在着下列一些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一)关于“杀害被绑架人”的适用问题
  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少年在绑架过程中实施了故意杀害被绑架人行为的,如何适用刑法?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在绑架行为中,其所实施的故意杀人行为又触犯了《刑法》第232条故意杀人罪,虽然对其绑架行为依照刑法的规定不能单独定罪,但是,其所实施的故意杀人行为却触犯了《刑法》第232条规定的故意杀人罪,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尽管这样定罪,在共同犯罪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对各共犯分别定为绑架罪和故意杀人罪不同罪名的现象,但是,由于在该年龄阶段的未成年人所实施的故意杀人行为中,确实具备故意杀人罪的全部构成要件,因此,这样定罪并没有违背罪刑法定原则{2}。但也有人认为,无论是在刑法总则还是分则中,都找不到相应的根据。诚然,学者们提的理由有一定合理性,也提出了一些立法建议,但在立法机关未对《刑法》做出修订之前,必须依照刑法的现有规定,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少年实施这类犯罪的(包括杀害被绑架人,笔者注),不能追究刑事责任{3}。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是正确的。首先,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少年在绑架行为中实施了故意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虽然对其绑架行为依照刑法的规定不能单独定罪,但是,其所实施的故意杀人行为却触犯了《刑法》第232条规定的故意杀人罪,这一行为完全符合故意杀人的犯罪构成。其次,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少年在绑架行为中故意杀害被绑架人,应成立故意杀人罪,这并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对此,反对意见的主要观点是“该情形所触犯的罪名不应是故意杀人罪,更准确的罪名应是绑架罪。由于该罪在立法条款中未作明确规定.因而在绑架犯罪中即使有故意杀人行为的,也不能以故意杀人罪论处。否则,便背离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精神。”{4},这种理由值得商榷,因为按照《刑法》第239条的规定,绑架过程中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只是绑架罪的一个加重情节,对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不另行定罪,其前提是存在构成犯罪的绑架行为。而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不可能成立基本的绑架罪,既然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实施一般绑架行为尚不构成犯罪,因此,其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就不能作为绑架罪的一种情节,但也不能以应适用绑架罪的罪名为由,而否认以故意杀人罪论处的合理性。因为犯罪的主观方面决定犯罪的性质,按照法律的推定,当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对一般绑架行为无刑法意义的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时,如果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致人死亡的结果,而追求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完全符合故意杀人的犯罪构成。
  至于按故意杀人罪处理,将会出现不同年龄的人实施同种行为定不同罪名的现象,本身并无不妥,因为在刑法理论中,犯罪主体要件也是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一个标准。例如,一般公民购买伪造的货币与银行或其他工作人员购买伪造的货币,虽然行为在客观方面存在相同点,但后者的罪质更为严重,于是《刑法》将他们规定为不同的犯罪。[3]此外,如果行为人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无相应的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罪过就无存在之前提,其行为不成立犯罪,更谈不上定罪名的问题。可见,不同年龄的人实施客观方面相同的行为,不但会定不同的罪名,而且还可能因年龄不同,在同一案件中出现有的成立犯罪,有的不成立犯罪的情况。另一个问题是,在共同犯罪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对各共犯分别定为绑架罪和故意杀人罪不同罪名的现象。无可否认,它会与传统共同犯罪理论相矛盾,但它并不能成为否定分别定罪的充足理由。就共同犯罪的理论来看,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议。笔者认为,应当通过理论更新来解决此问题,用新的、更合理的理论去认识解决司法实践中的争议,应提倡“部分犯罪共同说”。按照部分犯罪共同说理论,当二人以上共同实施的行为具有主客观方面的重合部分时,各行为人就重合部分成立共同犯罪,它只要求重合部分必须以符合同一个犯罪构成为前提。具有共同犯罪行为的共犯者最终在所定罪名上可以不一致。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与已满16周岁的人在绑架行为中共同杀害被绑架人的,他们只在故意杀人这个范围内构成共同犯罪。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应适用《刑法》第232条(故意杀人罪)的规定,至于已满16周岁的人由于其行为符合绑架罪的犯罪构成,则适用《刑法》239条的规定。
  (二)关于转化型抢劫罪的适用
  《刑法》第269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263条的规定定罪处罚。”这一规定表明,犯盗窃、诈骗、抢夺罪后,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即转化为抢劫罪,应按抢劫罪处罚。《刑法》第269条的规定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是否适用?一些学者认为,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这类转化型犯罪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3}34—40。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转化型抢劫罪的前提条件,必须是行为人犯“盗窃、诈骗、抢夺罪”,行为人不仅实施了这三种行为中的一种行为,而且已构成盗窃或诈骗罪与抢夺罪{5},或认为转化犯只能是罪与罪之间的转化,违法行为不能转化为犯罪行为。从严格的罪刑法定主义的立场而言,对刑法所规定的“犯盗窃、诈骗、抢夺罪”,只能理解为是指构成犯罪的情形。如果解释为只要有盗窃、诈骗、抢夺行为,就有可能构成转化型抢劫罪,那就是一种不利于被告人的扩张解释,显然是违反罪刑法定主义的{6}。持该类观点的学者的主要理由是:按照《刑法》第17条的规定,对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少年,只有实施前述8种重大恶性犯罪行为才负刑事责任,由于受刑事责任年龄的限制,其所实施的盗窃、诈骗、抢夺行为不可能成立构成转化型抢劫罪的上游犯罪。因此,该类主体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的,没有转化为抢劫罪的前提条件,不能转化为抢劫罪,故不应承担刑事责任。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于法于理无据,第一种观点又过于简单,其结论也不尽合理。首先,2000年11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2款规定:“对于入户盗窃,因被发现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应当认定为人户抢劫。”从这一规定来看,入户盗窃(单纯的盗窃行为不一定构成犯罪),只要同时有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就可以构成入户抢劫。同理,转化型抢劫罪无需以先前实施的盗窃、诈骗、抢夺行为已构成犯罪为前提。那种认为只有构成盗窃、诈骗、抢夺的犯罪才能转化成抢劫罪的观点是错误的。当然,一些学者可能认为这样解释刑法可能是一种“不利于被告人的扩张解释”,但在司法过程中,这样理解和适用法律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正如我国张明楷教授所指出的,“虽然扩大解释会扩大刑法
我不休息我还能学
的处罚范围,在此意义上说,不利于保障行为人的自由;但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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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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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阮方民.论新刑法中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规定的适用(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9(2):129—134.

{3}杨新京.论未成年人的犯罪与刑法(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1(4):34—40.

{4}孟庆华.关于绑架罪的几个问题——兼与肖中华同志商榷(J).法学论坛,2000(1):7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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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明祥.财产罪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146.

{7}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6.

{8}Binder,A.Juvienile delinquency.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1988(39):253—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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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Tiberiu Dianu,Non—custodial sanctions:Alternative models for post—communist societies,New York:Nova Science Publishers,Inc.1997:25.

{12}陈雷.对未成年被告人判处罚金刑有违法理(J).人民检察,2000(1):53.

{13}林辉.“论罚金刑的适用”(C)//单长宗.新刑法研究与适用.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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