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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青少年犯罪问题》
犯罪防控视角的犯罪心理识别
【作者】 李玫瑾【分类】 犯罪学
【中文关键词】 犯罪心理;犯罪防控;心理识别【期刊年份】 2014年
【期号】 1【页码】 29
【摘要】 有效的犯罪防控取决于对防控对象的准确认识和辨别。对于犯罪人及犯罪心理的研究和识别可为犯罪防控提供具体的策略。具有人格危险性的犯罪人因其重复犯罪,故应该成为重点防控对象,可通过司法手段进行防控。而具有危险心结的人往往会发生令人意外或突然的严重犯罪,刑事司法手段对这类人的防控明显无力,只有从社会角度化解这类人的心理危机才是有效的防控对策。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82594    
  中国社会在转型的历史背景下引起的诸多社会问题之一就是犯罪现象的日趋严重。鉴于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世界各国都在积极探索犯罪预防的方式与方法。犯罪预防比打击犯罪要复杂得多。社会在经历了严厉打击、从重处罚、群防群治、综合治理、技术防控等方式或手段之外,仍可探索新的犯罪预防模式。其中,通过对犯罪人及其心理的研究来预防犯罪,也不失为一种重要的犯罪预防模式。
  一、犯罪防控的反思
  (一)通过严厉打击犯罪来预防犯罪的局限性
  通过加重刑事处罚来威慑犯罪从而达到减少犯罪的思路存在诸多局限性。
  首先,以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的决策来达到减少并控制犯罪目的的思路导致“严打”永远要等到犯罪发生之后。对于犯罪的危害,人类的态度经历了从感性的愤怒到理性的治理过程。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国家,初期的思考都是通过惩罚来治理犯罪,通过加重刑罚处罚,以处罚的痛苦大于犯罪的快乐来威慑、控制或减少犯罪。20世纪80年代,我国在经历因“文化大革命”的混乱而带来的犯罪高峰期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制定了严厉的刑事对策,从重、从严、从速打击各种刑事犯罪。{2}当时制定的“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的行动”目的是期待通过连续三年的“严打”行动:抓捕、从重判决、实行远离城市监禁的方式来威慑并减少犯罪的危害。{3}这种“严厉打击”的刑事政策曾持续了二十多年。事实上,严打初期犯罪数量略有下降。然而,之后的二十多年里,中国犯罪的数量不降反而呈现急剧上升且恶性案件增多的趋势。这种“严打”行动持续到了21世纪。{4}问题在于,当犯罪增多、趋于严重化的趋势时,所有的“严打”即逮捕、起诉、审判和监禁都属于一种犯罪发生后的行为,刑事司法永远是滞后的,必须等待“犯罪事实”发生之后,所以,以“打击”为思路的犯罪防控永远是一种“马后炮”,除了所谓的“威慑”、“震慑”之外,对于防止犯罪发生所起的作用可谓杯水车薪。
  其次,期待加重刑事处罚来威慑犯罪从而达到减少犯罪的思路还有一个局限在于,以处罚为结果的刑事司法在世界各国都在更加趋于理性化。一旦启动刑事司法,世界各国通行的都是一系列慎之又慎的法律原则指导下的司法程序,无罪推定、罪刑法定、罪刑相当等,这一系列的法律原则均对刑罚惩罚采取了慎重的态度。于是,原本期待通过“从重处罚”来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变成了一种“有罪-无罪”的严格审判与辩论过程,甚至在这期间有的“丧失自由的被告人”还经常成为人们眼中值得同情的人。于是,期待刑罚处罚成为犯罪防控的威慑力量几乎被异化,成为另一种结局。此外,根据罪刑法定、罪刑相当的原则还经常会出现这种结局:某些具有特殊刺激引发的犯罪,如饱受家庭暴力的被害人一旦对施暴者反抗经常造成严重的人身伤害,根据罪刑法定的原则审判结果往往予以重判。结果是这些虽罪行严重但不具有人身危险性的人却可因一次犯罪行为被判以重刑从而与社会长期隔离,既增加了社会监禁的成本,又失去了预防犯罪重复危害的意义。相反,对于那些没有特定原因也会主动犯罪、具有复发性、具有对社会不断扰乱与危害的犯罪人(如以犯罪为生活来源的惯偷、有着性嗜好的强奸犯罪人),因仅根据具体的某次罪行证据定罪而不得不处以有期徒刑,结果是这类人员反倒无法通过刑罚而与社会隔离,造成这类人不断地或持续地危害社会。不容置疑,无罪推定、罪刑法定等法律原则是司法公正的需要,具有重要的人权保护意义,但从预防犯罪的角度观察,期待法律审判与加重刑罚处罚来预防犯罪几乎是一种理想而不现实的对策。
  (二)抓捕并处罚更多的犯罪人不是预防犯罪的最佳策略
  在犯罪出现迅速增长的情况下,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对警方有一种期待,即尽快地抓捕犯罪人。似乎把犯罪人都抓到,社会就能安然无恙。事实上,绝大多数的犯罪人被抓捕后其处罚多为有期徒刑。这意味着,在经过一段时间后,绝大多数的犯罪人将重归社会。而重归社会的犯罪人中仍有一部分人会重新犯罪(约占8%)。{5}这些重新犯罪的人有一次性的,一般称再犯,然而更多的是持续性的重复犯罪,即惯犯和累犯。
  所谓惯犯系以某一类犯罪为常业,甚至将犯罪作为解决个人需求或谋生的方式。仅以惯偷为例,惯偷一天之内就可在公共场所行窃数次,这种行为方式简便易行,甚至可成为某些人的生活方式,即以此种犯罪为经济来源。于是,以此推断,一名惯偷在一周之内、一年之内,只要他不被抓捕、判决和监禁,他的一生中可以偷的次数几乎无法计算。类似的犯罪还有入室盗窃的惯犯、诈骗的惯犯、强奸也有惯犯。由于偷扒、盗窃类的犯罪行为一般不如侵犯人身犯罪(伤害和杀人犯罪)严重,因此,仅从数量分析,人们可能认为这是“小题大做”。根据笔者的个案调查发现,许多情节轻微的违法犯罪与严重犯罪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笔者曾调查过一起在广州发生的系列性变态犯罪的案件,{6}其中有个犯罪人曾经接触妓女并嫖娼过上百名女性,但其中他曾杀害过12名女性,嫖娼与杀害妓女之间的比例约10∶1。另一起是广东佛山发生的系列绑架杀人案的主犯,该犯罪人先后绑架杀害了11人,但当笔者询问其在逃亡期间的生存方式尤其是经济来源时,他回答平时以盗窃为生。于是,笔者问他:“与这11起杀人案相比,你盗窃的数量大约有多少?”他思考了一下后回答:“约二百分之一”。{7}与惯犯密切相关的犯罪类型还可涉及吸毒、伪造、走私等诸多犯罪。可以保守地推断:每名惯犯其一生至少制造10起以上的犯罪案件。所谓累犯系指刑满释放后在法定期限内重新犯罪的人员。这类犯罪人因受过刑事处罚,一旦重新犯罪其主观恶意会明显增强。笔者曾收集过近年来的重大案件,发现有2次以上处罚经历的犯罪人其犯罪的被害人数是初次犯罪的3倍多,而处罚经历在4次的犯罪人,其犯罪的被害人数是初期犯罪的7倍多。这意味着,被罚次数越多,其对社会的危害就越大。
  国外犯罪行为研究学者罗斯姆(D Kim Rossmo)在研究系列犯罪时也曾指出:“系列犯罪是一种高频率的犯罪。如果我们做一个保守的估计,有10%的犯罪人其犯罪率的高峰值是其他90%的犯罪人的10倍,这意味着所有犯罪中有50%以上的案件是由10%的犯罪人所为。另一项对性变态者(Paraphiliacs)的研究也发现,性欲变态的平均持续时间为12年,就平均水平而言,有581人有过性攻击未遂行为,533人则完成了性犯罪,每名犯罪人有336个被害人。但这些平均值可能有误导性,因为事实如此的话,那么,70%的犯罪实际上是由只占5%的犯罪人实施的。”{8}
  这一系列的研究表明,持续犯罪或重新犯罪的人是决定一个社会犯罪案件数量的主要责任者。他们以犯罪为生、以犯罪为乐,甚至以犯罪作为报复社会的手段,所以,他们才是犯罪预防的主要对象。即使期待通过刑罚手段控制犯罪,也需要在司法过程中,即审判量刑时或决定是否缓刑时需要进行犯罪心理方面的评估,从而鉴别出重点危险对象,才可“通过刑罚将其与社会隔离”。同时,警察在社会治安管理中也需要有重点地进行防控,这同样需要对犯罪人及危险心理进行评估。
  二、犯罪防控的重点
  犯罪心理学研究发现:真正决定犯罪数量和恶性程度的是两个重点问题,即犯罪人的人格问题和心理纠结状况。据统计,这两大类人员在犯罪人总数中的比例大致为2∶3。
  (一)危险人格与重复犯罪
  如同世界上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一样,决定多数犯罪数量的人恰恰是犯罪群体中的少数人。而这少数人往往是具有危险人格的人。危险人格决定犯罪数量。所谓危险人格是指因遗传和早年心理抚养问题而导致的人格问题,这种人格问题可导致此人对社会具有重复性威胁或持续性危害。这类人实施犯罪已经不在于有无外部的特殊刺激,而在于他们心理上已经出现一种稳定的心理风格,他们一旦启动犯罪,就会出现重复性犯罪,有的甚至以犯罪为生,即以犯罪作为解决生存麻烦的基本手段。
  在危险人格类型中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具有遗传或生理背景而出现的人格危险倾向;另一种则是具有后天社会化缺陷而出现的人格危险倾向。具有遗传或生理背景的危险人格者从小就呈现出一种至今难以清晰解释的人格障碍。他们出现行为问题的时间一般在早年(6-10岁),主要表现是顽劣异常并多有破坏性行为,随其年龄增长这类顽劣与破坏表现越来越严重,进而从对家庭的困扰蔓延到对学校周围人的搔扰,最后到对社会的危害,直至构成严重犯罪。如湖南常德持枪抢劫案主犯张某、北京系列绑架案的王某、石家庄爆炸案主犯靳某等。这类人在犯罪人群中所占比例约为10%。在重刑犯群体中所占的比例更高,约占17%。具有后天社会化缺陷的危险人格者,其人格问题明显地形成于他们早年的生活经历中。他们犯罪的主要原因是其在人格形成的关键期(18岁之前),即基本社会化过程中出现了问题。由于人格具有一旦形成终身伴随的特点,因而早年形成的异常人格也会决定人一生的社会行为方式的异常。这类人往往在接近成年时开始实施违法或犯罪行为,然后,因为带有问题的观念和习惯已经形成、很多心理问题也难以改变,他们在其后的生活中往往以他们自己最熟悉和习惯的方式行为,包括自私、冷漠、残忍、冲动等,所以,他们遇到适宜机会就会犯罪,甚至没有机会寻找机会也要犯罪。正是由于犯罪是这些人解决日常生活问题时最容易的选择,因而这类人大多以犯罪为生。{9}
  导致危险人格发生的社会化缺陷又分两种,即乏爱型与溺过型。其中,乏爱型是指人在基本社会化进程中因缺乏情感抚养而造成其终身的人格问题,以情感缺陷为核心的危险人格者在犯罪时表现出更多的无情与暴力特点,如流窜四省实施22起灭门案的杨某、在北京、新疆持枪抢劫案的白某,以及在三个省制造系列爬楼入室强奸抢劫杀人的董某等。而溺过型则是指人在基本社会化进程中因缺乏性格培养而造成其终身的人格问题,以性格缺陷为核心的危险人格者在犯罪中表现出更多的肆意与无耻的特点,如惯偷、惯奸、惯骗类的犯罪人。这两类人员合计约占犯罪人群的30%。
  (二)危险心结与突发犯罪
  犯罪群体的多数人其犯罪心理往往源于因生活刺激而引发的一种心理危机现象,即危险心结,从而对社会造成突发的或令人意外的犯罪危害。与危险人格不同的是,危险心结类的犯罪人其犯罪行为的发生往往有一种让人意外的感觉和特点,因危险心结制造的犯罪数量虽然不及危险人格的犯罪人制造的犯罪数量多,但是其犯罪危害往往不亚于危险人格类的犯罪。
  令人意外的表现之一是异常暴力性。因危险心结而引发的犯罪案件的很多作案形式都带有严重暴力的特点。这是因为危险心结发生的“刺激源”往往不是“无生命的客观物质”,而是社会生活中遇到的“他人”,如因他人的力量强大而带来的心理压力感,因他人的敌视而带来的恐惧感,因他人的不同意志而带来的挫折失败感,因他人的期待带来的焦虑感等,这些压力、恐惧、挫折和焦虑等恰恰是危险心结发生的原因。因此,犯罪人的危险心结发泄对象也多为“人目标”,而且必是置“他人”于死地而后快。他们有的公开作案,也有隐秘作案;有的不仅杀他人,而且还自杀。
  令人意外的表现之二是犯罪动机不明。由于这类人作案前大多具有正常生活背景,也一直表现正常,所以,他们作案动机常常让人感到困惑。如河南杀害17名青少年的黄某,其犯罪动机不具有一般犯罪所具有的动机内容,既不为财也不为性,不为报复也不为排除某阻碍者,不明动机让人对他的犯罪疑惑不解。还有发生在东北四地流窜尾随入室抢奸杀的林某案,湖北随州杀害八人的熊某案等都具有令侦查人员、法官、律师和媒体人员感到困惑不解的犯罪动机问题,以至这类案件进入司法程度后,不明其心理问题的公众或媒体大多关注司法精神病鉴定。问题在于,一些案件即使经过司法精神病鉴定仍然不能解释他们的动机问题,所以,人们期待的司法精神病鉴定并不能为人们解惑,结果让很多人对犯罪人的心理或犯罪动机感到恐惧,因为没有理由的行为是让人不可预测和控制的行为,这是生活中令人恐惧的一种原因。
  令人意外的第三种表现是让人不可思议性。这一特性主要表现在一些受过良好教育,有很好的社会地位,甚至家庭美满、久经沧桑的人突然实施犯罪行为。如在让人曾经羡慕的著名企业家夫妇间突然发生谋杀案;在公众面前春风得意的官员却雇人杀害妻子;家庭美满并富有却可在一夜之内对亲人灭门性地杀害等。这些案件的当事人在案发前几乎没有任何犯罪的征兆,他们有理性,有生活能力,有控制力,甚至有获得成功的能力,完全不需要通过犯罪解决生活问题,可是他们竟然实施犯罪行为,且不胜枚举。
  总之,在某种程度上讲,这类人不是必然犯罪人。他们不像危险人格的犯罪人,其心理问题有着不可逆转性。他们的心理问题容易找到起点,往往与某种刺激、心理创伤或不良情绪积累有关。同时,他们有正常生活的能力,包括学习能力与经济能力,他们有着正常的经历与生活背景,当然有的心理创伤也有潜伏期,虽然平时表现完全正常,只要遇到与其心结相关的刺激就会出现明显的心理问题。这类人本来可以正常生活,但他们却出人意外地犯罪,其中每一犯罪人在选择犯罪行为时都有其内心的一个危险心结。
  三、识别决定犯罪数量的高危犯罪人
  犯罪心理识别属于犯罪心理评估的研究范畴。笔者认为,心理评估不同于心理测量,心理测量系通过标准化的心理量表对一个人甚至一批人进行个性内容的测试,然后与常模比较,从而判断其个性。而心理评估则不同,心理评估是指用心理学的原理和方法对某个人的心理活动及结果进行评价和估量。其模式在于对单一对象进行个别调查和访谈,充分了解一个人从出生到现今的成长经历、曾影响其心理的相关因素,还有特殊经历、心理创伤等资料,最终找出此人的心理症结所在,以及此人的心理对其社会行为的影响,为随后的干预提供意见。心理评估多用于心理咨询、心理矫正等工作中,同时也可用于犯罪预防。犯罪心理评估就是运用犯罪心理学的原理和方法对某人的犯罪心理问题及可能的犯罪行为危险度进行评价与估量。这种评估类似于医学门诊对某种病情的慢性与急性的判断,有无生命危险的判断。犯罪心理评估的第一类就是某些犯罪人的心理问题是否具有重复性与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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