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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外法学》
四倍利率规则的司法实践与重构
【副标题】 利用实证研究解决规范问题的学术尝试【作者】 程金华
【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大学国际金融法律学院{教授}【分类】 民法总则
【中文关键词】 民间借贷;四倍利率;实证研究;法教义学;法学研究方法
【英文关键词】 Inter — personal Lending; Four —time Interest Rate;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Legal Research Methods
【期刊年份】 2015年【期号】 3
【页码】 684
【摘要】

如何确立合理的民间借贷利率规则,是中国社会一直未能解决的法律、经济与政治问题,它困扰着中国法院对大量的民间借贷纠纷的司法裁判。对浙江省近年来的1421份判决书所进行的量化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目前适用的民间借贷利率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这一规则同民间借贷的逻辑相悖,应当予以废止。基于实证研究与已有文献,立法者应当把大量判决书所展现的审判法官在裁定利率保护中的一些集体智慧纳入到未来的规则重构中去,设立一种新的分类管制的民间借贷利率规则。

【英文摘要】

How to establish a reasonable interest rate rule for inter — personal lending has been a cru-cial but unresolved leg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roblem in China, which makes it troublesome for courts to adjudicate cases involving inter — personal lending. The current law regulating interest rates for impersonal lending inChina is the so — called “four —time interest rate rule.” which means interest rates for impersonal lending can be higher than rates for lending from banks but shall not exceed four times of the latter. Based on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1.421 judicial cases adjudicated by courts in Zhejiang Province in recent years,this paper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current four —time interest rate rule is not ap-propriat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l finance in China and therefore shall be abolished. A new regulation substituting the current one is better to separate inter — personal lending into three groups and regu-lates different groups with different interest rate rule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4181    
  “诗为六艺一,岂用资狡狯?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陆游[1]
  “在研究法官制定法时,我们必须运用……定量分析方法。”——卡多佐[2]
  在中国,民间借贷的历史源远流长。如何确定一个合理的民间借贷利率规则,即究竟由借贷双方自由商定利率还是限定一个(合理的)法定利率上限,是一个始终贯穿中国历史的现实问题。这个问题首先是个法律规范的问题,但又远远超越了法律本身,甚至也超越了经济问题,直接深入到中国政治的最深处。稍微熟悉中国现代革命史的人都了解,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同时有效动员农民和地主抗日,中共在根据地施行的一个基本政策是“减租减息”。其中的“息”主要指的就是民间借贷利息,是当时最根本的政治问题之一。[3]毛泽东在1940年的《论政策》中专门提到,“利息,不要减到超过社会经济借贷关系所许可的程度”。[4]毛泽东的这个论断对当时具有明确的政策指导意义,并隐含了一个至今并没有过时的方法论见解,即:
  民间借贷利率规。则的建构,必须同这个规则背后,的社会经济关系挂钩,并以对后者做充分的,事实研究为前提用当前中国法学界流行的话讲,就是关于民间借贷利率规则的制定与适用这,首先当然是个规范体系内部的法教义学问题但却又不是仅依赖法教义学就可以回答的问题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对相关社会现象的事实研究。后者正是实证研究的范畴。[5]正如题记所示,我们可以用做诗来类比法律规则的制定与适用。熟知诗的格式韵律是做一首好诗的基本能力,就好比娴熟利用法教义学是制定与适用法律规则的基本技能。否则前者不会是诗人的诗,后者不会是法律家的活。然而,还有更深一层。正如大诗人陆游所言,“工夫在诗外”,完美的法律规则也必定同规则之外的社会现实休戚相关。
  围绕如何确定合理的民间借贷利率规则这个问题,本文试图利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目前正在运作的利率规则的司法实践进行事实研究与归纳,为已有的研究提供一些补充性或者注释性的知识。关于民间借贷的利息,目前最重要的规则是最高人民法院在1991年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明确规定的内容:“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下文简称为“四倍利率规则”)。在整个中国法律体系之中,四倍利率规则是个看似非常渺小的存在,然而,在实践中,它又影响非常广泛。目前,全国每年大约有上百万件的民间借贷纠纷诉讼,并且其中一大部分涉及到利率的确认与计算问题。可是,现行的四倍利率规则可谓是“简单粗暴”的。如何合理地对这个规则进行重构——无论是在规则内容上,还是方法论上——至今仍困扰着中国的法律理论与实务界。通过对浙江省近年来千余份判决书的量化实证研究,本文发现,在利率实践上,民间借贷的逻辑不仅与正规金融不同,甚至与其相悖。目前依赖正规金融的逻辑来规制民间金融的四倍利率规则在形式上仿佛是理性的,但在事实上扭曲了民间借贷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是形式非理性的。本文建议,应当尊重并吸纳一线司法实践中展现的法律集体理性,废除目前的四倍利率规则,而建构分类管制的利率规则。
  本文有两条平行的写作主线。一条主线是思考对四倍利率规则应该进行怎样的具体修改,这是一条关于规则实体内容的线条。另一条主线是,如何超越(但结合)法教义学,应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为规则重构提供有效的知识,并实现方法论之间的互补,因而是一条关于法学方法论的线条。文章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首先从宏观层面讨论中国民间借贷的秩序与规范问题,然后第二部分具体讨论现行利率规则的适用困境与重构争议。接着,第三部分从方法论上指出,应当通过对审判法官司法实践的量化实证研究来寻找利率规则重构的智慧源泉。
  在这个方法论指引下,文章的第四和第五部分对浙江省近年来的1421份民间借贷纠纷的判决书进行了事实研究。第六部分则对事实研究的发现进行了归纳与总结,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已有研究——提出了规则重构的建议。最后,文章强调了不同法学研究方法进行互补与合作的必要性,并简要说明了实证研究的利与弊。
  一、中国民间借贷的秩序与规范问题
  近年来,由自然人和非金融企业作为当事人参与的中国民间借贷[6]的发展表现得非常活跃。根据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研究人员的分析,2011年全国民间借贷规模约为3.8万亿元人民币,占中国影子银行贷款总规模的33%,相当于银行总贷款的7%。[7]浙江温州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摇篮,是民间融资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的一份报告,同样大约在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规模处于阶段性活跃阶段,估计市场规模约1100亿元人民币,占温州全市银行贷款的20%。[8]中国民间借贷不仅规模庞大,居民以个人、家庭和企业身份参与民间借贷的范围也相当广泛。根据2013年一项针对全国28151户家庭的问卷调查,全国参与民间借贷的家庭达到34.7%,其中农村家庭参与民间借贷的比例更高达43.8%。[9]在温州,个人、家庭与企业参与民间借贷的比例更高。[10]并且,民间借贷呈现了非常明显的职业化趋势——在法律属性上,民间借贷的性质越来越超越了传统的民事法律关系,而更具商事法律关系特征。[11]
  与巨大民间借贷市场相伴随的是大量的相关纠纷,并且其中相当一部分最后走向司法程序,寻求法院的裁判。最高人民法院的一组数据显示,2008年以前,全国法院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数量相对平稳,2008年之后案件量开始大幅上升。2012年全国收案747,809件,比2008年的488,301件上升53.15%,占当年民事一审案件的10.22%,占各类借款合同的58.48%。在2008-2012这五年间,全国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结案标的额分别达到613.43亿、834.01亿、827.26亿、1143.88亿和2201.22亿元。[12]近年来,民间借贷案件已经成为继婚姻家庭和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之后的第三大民事案件类型。[13]
  数量庞大的借贷行为固然是导致大量的民间借贷纠纷最后走向司法程序的原因之一,但是,当大量的纠纷涌向“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来寻求庇护时,也说明了司法程序之前的纠纷解决机制面对民间借贷纠纷的失效。在中国的金融法领域,值得玩味的现象是,因为存在种种纷繁复杂的法律或者政策性规定,一些金融交易持续被贴上“非正式”的标签,而显得具有民间性。同时,这些因为准入性规范太多而不能进入“正式”金融体系的民间金融交易,因为自身过于缺乏规范而呈现各种乱象。引用一位法官的说法,“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数量持续高位运行,标的越来越大,表明民间借贷高发、失范等问题仍未从根本上解决”。[14]
  当然,针对民间借贷,中国并非没有法律规则。并且,不同权威等级的规则都有所涉及,包括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司法解释等。[15]但是,当前中国规制民间借贷的规范体系在整体上是“不完备的”。现行规范体系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重大缺陷:因为目前并没有一部专门规制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已有的相关法律规则之间协调性差,甚至部分内容相互冲突;法律规则的可操作性差,对民间借贷合法性判断的标准模糊;规范体系的指导精神以压制民间金融为主,难以激励民间借贷的良性、健康发展。[16]
  由于现行法律规范体系的诸多问题,其司法适用也是捉襟见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张勇健的总结,当前中国民间借贷案件在审理中存在以下问题:①民间借贷合法性问题主要涉及非法转贷牟利、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等罪与非罪的界限,损害第三方利益的虚假诉讼等;②关于诉讼主体认定问题;③关于借贷证据认定问题;④关于举证责任分配问题;⑤关于利率利息认定问题;⑥关于借款担保认定问题;⑦关于民行交叉问题。[17]
  针对民间借贷的“失范”问题,其解决之道自然是思考如何有效“规范”。事实上,这也是最近几年中国法律与金融领域研究的一个难点与热点。[18]学者、司法者和立法者都在努力推进这项工作。在法学界,很多学者都提出了建立合理规制民间借贷的法律体系的设想,包括制定单独的放贷人条例。[19]在司法界,为了弥补现行立法与司法解释的不足,最高人民法院在2011年发布了《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并于之后向社会发布了《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
  在地方的司法实践中,不同区域、不同层级的地方法院都在近年来发布了指导民间借贷审判的指导意见。[20]此外,政府对民间借贷的混乱秩序也非常重视。为了能够给全国的民间金融(尤其是民间借贷)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经验,国务院在2012年3月28日批准了《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总体方案》。作为这个地方试点、具有全国影响的金融改革的一部分,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于2013年11月22日通过了《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下文简称《温州条例》)。这部地方性法规释放了对民间借贷进行“规范化”的重要信号。[21]
  然而,尽管有上述努力,但是到目前为止,如何对民间借贷进行系统的规范化还是个未尽的事宜。不但如何搭建一个全国性的、系统性的规范体系还没有定论,即便是《温州条例》这样的最新立法也没有很好解决民间借贷领域的最重要问题,并且在实践中也只产生了部分影响,并没有形成良好的涟漪效应。最高人民法院在公布上述《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之后,至今也没有下文。
  综上,当前中国民间借贷的发展局面是,交易蓬勃发展与规范体系残缺并存。很显然,方方面面都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达成共识。这充分说明,对于像民间借贷这样一个动态发展的社会现象,其秩序发生失范通常是必然的,而制度秩序的重构也必然是困难的。也因此,对于规范体系的设计更需要多种、全方位的知识进行论证。否则,就规范说规范,一定会存在严重问题。正如前述,研究规范问题就像做诗,“功夫在诗外”。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整个民间借贷规范体系的重构,也适用于更加宏观的中国法律体系,也同样适用于更加微观的民间借贷规范体系内部的具体规则。本文的重点将聚焦民间借贷规范体系中最重要的规则之一,即利率规则,展开详细论证。
  二、四倍利率规则的适用问题及重构困境
  在同民间借贷相关的法律规范中,毫无疑问,如何确定借贷的利率涉及当事人的核心利益,因此是根本问题之一。同规制民间借贷的整体规范体系一样,中国目前并非完全没有规制利率的规则,而是规则不完备,在指引当事人的行动上存在重大缺陷,也让司法实践面临困难。
  这个小节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现有民间借贷利率规则及其适用问题;第二,解决适用问题的不同知识路径及其困境;第三,需要解决但尚未解决的事实问题。
  (一)民间借贷利率规则及其问题
  中国现有规范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则体系在整体上可谓是“简单粗陋”的。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第90条作了非常原则性的规定:“合法的贷款关系受法律保护”,其他则没有任何规定。
  1999年颁布的《合同法》尽管用第12章整章16条对借款合同进行了规范,但却未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上限,而把这个权力留给了行政监管——该法第211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
  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长期处于模棱两可的状态,并出现过不同的做法。[22]1952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城市借贷超过几分为高利贷的解答》中提到,经函询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意见,“民间自由借贷利率即使超过三分,只要是双方自愿,无其他非法情况,似亦不宜干涉”。但是,1964年,中共中央批转的《关于城乡高利贷活动情况和取缔办法的报告》中提到,“一切借贷活动,月息超过1分5厘,视为高利贷”。而在上世纪50年代的民法典起草过程中,也开始出现了把民间借贷利率与银行利率挂钩的思路,并在1955年的第一稿规定“借贷利息应以银行或信用合作组织的放款利率为标准,但最高不得超过当地信用合作组织放款利率的百分之二十”;1956年的第二稿改为“公民相互间的货币借款和实物借贷,如果约定有利息的时候,利率不超过国家银行存款或者信用合作社(部)存款的最高利率”。上世纪80年代《民法通则》在起草过程中延续了民间借贷利率与银行利率挂钩的思路,并曾提出“超出银行利率四倍算高利贷”的说法,但因为这个标准在部分地方没有可操作性而未纳入《民法通则》。[23]
  显然,上述“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的不确定状态最终会把麻烦留给需要解决具体问题的司法系统。理论上,面对立法者“踢过来的皮球”,法院可以根据民法与合同法的规则、原则和原理,一案一议来解决利息上限问题。比如,《合同法》第54条所规定的显失公平制度与乘人之危制度,以及《合同法》第6、7条所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规制民间借贷利率的法律原则。[24]但是,意识到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规模以及一案一议所带来的高昂司法成本,像在其他领域里经常做的那样,最高人民法院最终选择通过创设规则来弥补立法者和监管者所提供的不完备法律体系。
  最终确立现行民间借贷利率规则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在1991年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也就是前文提到的四倍利率规则:“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可以说,四倍利率规则是规制中国民间借贷利率的基本准则,不仅得到了监管部门的背书,也在之后的实践中不断被司法部门重审和执行。就监管部门的背书而言,比如,中国人民银行在2002年发布的《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中明确规定“民间个人借贷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但双方协商的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不含浮动)的4倍”。最高人民法院也在此后不同时期的司法解释不断重申这个规则。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在1999年发布的《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明确“借贷利率超过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4倍”的民间借贷无效;2011年发布的《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重申“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要依法保护合法的利息,依法遏制高利贷化倾向……应当依据合同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7条的规定处理”。当然,地方法院的司法政策也——至少在文件中——明确在审理民间借贷中恪守四倍利率规则的立场。《温州条例》也没有突破这个规则。[25]
  然而,尽管四倍利率规则已经施行了20多年,其合理性却广受质疑。如果说一项好的法律规则是形式理性的,那么不好的规则可能在“形式”和/或“理性”上出问题。本文把理论和实务界对四倍利率规则的质疑归纳为两类,一类涉及到它的“形式”,另一类涉及到它的“理性”。首先,在形式上,最高人民法院利用四倍利率规则只解决了部分法律规范体系不完备的问题,并留下了很多的规范空白。有待解决的规范空白问题至少包括:[26]①该规则中最为核心的字段“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涵义非常不清晰,这里的“银行”究竟是商业银行还是人民银行,并没有明确定义——无论是认定为商业银行还是人民银行,或者两者都可以,导致的计算方式会非常不一样,其数值的幅度变化也非常大。[27]②利息认定的系列技术问题,包括复利是否受到保护以及如何计算、利息计算的起止时间、没有约定利率或约定不明的利息计算问题、逾期利息计算问题、逾期利息与违约金的混合计算问题、本金、借期利息、逾期利息与违约金的偿还顺序问题、自愿给付的高额利息效力问题,等等。③约定利率超过四倍上限之后,整个合同的法律效力问题:究竟是借款合同全部无效,还是仅超出利率上限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甚至,超出四倍之后,仅是非法不予保护还是应作为犯罪处理?
  其次,在规则内容的“理性”方面,四倍利率规则还在如下方面受到挑战:[28]①以四倍为利率上限的理由不明,为什么不是二倍、三倍、五倍甚至三点五倍?②所有类型的借贷都按四倍来计算利率上限存在“一刀切”的争议——尤其是,生活性(或者民事性)民间借贷和生产经营性(或者商事性)民间借贷的利率规则是否可以差异化处理?[29]③甚至,是否需要放开对民间利率上限的管制,而由当事人根据市场原则来自己决定?理论和实务界对“四倍”的质疑不是没有道理。下图1展示了自1991年至今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四倍数值的走势,颇能说明一些道理。
  图1中国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四倍数值(1991-2014)[30]
  (图略)画风不对,如何相爱
  在2014年11月22日最近一次调整利率之前,中国人民银行不定期同时公布五种不同期限银行贷款期限的基准利率,即六个月以内(含六个月)、六个月至一年(含一年)、一至三年(含三年)、三至五年(含五年)和五年以上。在2014年11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把五个档次调整为三个档次,即一年以内(含一年)、一至五年(含五年)和五年以上。上图展示了中国人民银行自1991年以来至今35次利率调整的频率和数值。从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如下两个问题:其一,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基准利率的频率很快并且不定期。比如,2007年调整了6次,2008年调整了5次。其中部分原因在于央行调整基准利率不仅仅是对现金租金的重新估价,更重要的是进行经济宏观调控,因此调整的时间和频率很难具有可预期性。其二,中国人民银行所公布的不同贷款期限类型的基准利率的变化幅度很大。以五年以上长期贷款的基准利率为例,这段时间内,最高值是1995年7月1日所公布的年利率15.3%,其四倍值为61.2%,最低值是2008年12月23日所公布的年利率6.12%,其四倍值为23.76%。也就是说,最高值将近是最低值的3倍。上述两个问题是相互影响的,并且对四倍利率规则的形式理性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想象一下:2007或者2008年初,一个有着大量合法资金、自我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商人,在把资金转借他人时,如何才能确定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利息呢?很难。
  针对上述“形式”及“理性”问题,实践中,各地法院反应也是有所差异。一方面,在原则上,各地法院对民间借贷利息超过四倍利率的都不予保护。但是,在另一方面,对于诸如“当事人已经自愿支付利息的”和“违约金和逾期利息并存时”等问题,法官在具体操作四倍利率规则表现出不同的立场。[31]总之,作为规制中国民间借贷利率的基本规则,四倍利率规则也是不完备的。
  (二)解决利率规则问题的不同知识路径
  针对四倍利率规则所面对的问题,法律理论和实务界一直在努力重构这个规则。这些努力大概可以说是从如下的几种知识路径展开的:法教义学、比较法学、历史法学和交叉学科。[32]
  第一,法教义学的路径。通常认为,法教义学源于大陆法系的传统,在追求严谨体系化的德国法中最为流行。不过,不同法学领域、不同学者对法教义学的认知与应用存在差异。比如,中国刑法学者陈兴良把法教义学定义为“以实证法,即实在法规范为研究客体,以通过法律语句阐述法律意蕴为使命的一种法律技术方法”,认为法教义学有如下三种活动:①对现行有效法律的描述;②对这种法律之概念的体系的研究;③提出解决疑难的法律案件的建议。[33]在民法学者许德风看来,法教义学是指“运用法律自身的原理,遵循逻辑与体系的要求,以原则、规则、概念等要素制定、编纂与发展法律以及通过适当的解释规则运用和阐释法律的做法”。[34]而宪法学者张翔认为:“所谓法教义学,简言之,就是‘对于法律素材的科学体系化的预备’。法教义学不执着于追问‘什么是法’、‘什么是好的法’、‘获得对法的认识是否可能’等问题,而是专注于对现行法律的解释和系统化。”[35]尽管存在认识差异,但是不同法教义学的进路都遵循一个标准,即在现行法律体系框架之内寻找某个规范问题的最佳答案。毫无疑问,对于如何用法律规范去规制社会行为,首先必定是个法教义学的问题。
  对于试图突破四倍利率规则适用困境的学者而言,也不例外。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法教义学的解决路径——也就是假定目前的规范体系不变,如何有效解决规则适用所面临的具体问题。比如,学者和法官对逾期利率的确定及违约金追究的法理分析、[36]复利(俗称“利滚利”)的合法性剖析、违背四倍利率上限的法律后果的探索[37]以及民间借贷的习惯在司法审判中确定利息的运用的思考,[38]都是法教义学上的努力。
  然而,就民间借贷利率规则的适用而言,法教义学施展功夫的空间非常有限,其主要原因在于规则体系本身太过于破碎。当规则体系太过于残缺或者/和不合理时,立法论的问题——或者说规则制定的问题——会远远超越法律适用的问题。[39]当立法论的问题超越法律适用时,现行法律规范体系之外的知识所蕴藏的智慧就会被重视。这些知识通常由比较法学、历史法学和法学交叉学科研究的路径获取。
  第二,比较法学的路径。比较法上的路径是指援引外国学者的理论或者/和直接移植外国的制度来解决中国的法律规范问题。这是当代中国法学研究和规则建构中无处不在的知识路径。中国目前对民间借贷利率规则比较出色的研究文献普遍地对欧洲若干国、美国若干州、日本和我国港台地区的民间借贷利率规则进行了比较分析。[40]借用廖振中和高晋康的归纳,针对域外民间借贷利率规则的比较法研究主要是发现了三种进路。第一种进路是由政府规定合法的利率上限,并对违反者加以惩罚的规则进路,代表国家是美国。第二种进路是以法官事后“主观判断”标准为主,以欧洲的德国、奥地利、英国、瑞士、西班牙和卢森堡等为代表。第三种进路介于两者之间,即政府规定一定的利率上限,但该上限是动态的:利率上限处于一种法定的不断调整状态,或者由法官在事后通过自由裁量对上限加以一定程度的修正。[41]
  第三,历史法学的路径。在洋人之外,中国的法律学者也寻求古人的智慧。从远古中国的
  《管子》、《史记》、《左传》,[42]到唐代《杂令》、《明律》之卷九《户律》、《清律》卷九之《户律》,[43]到中共解放区政权的相关政策(如东北解放区行政委员会曾于1948年发布《关于私人借贷之规定》),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的法律与政策(如195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城市借贷超过几分为高利贷的解答》,1963年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整顿信用社,打击高利贷的报告》,1964年由中共中央批转的《关于城乡高利贷活动情况和取缔办法的报告》)等,[44]都是当代学者思考民间借贷利率规则重构的知识渊源。大体上说来,针对中国古代与近代相关制度的研究,都说明了限制高利贷在中国具有长久的历史以及设定利息上限的必要性。
  第四,交叉学科的路径。当然,研究中国民间借贷利率规则的不仅仅是法学学者。在经济学与金融学领域,[45]在历史学领域,[46]都有大量的学者对其做了经验研究。这里所讲的“交叉学科”的路径指的是法学与其他学科交叉的研究路径。通常而言,其他学科(尤其是社会科学)对民间借贷利息的研究主要关心事实问题,而法学研究大多关心规则问题。如果这两者不能很好结合,那么对事实的研究传导不到对规则的思考,反之,对规则的思考未能回应事实的变动。像中国法律学者对其他法律规则问题的思考一样,研究民间借贷的法律学者较少能够把其他学科的知识成果很好地整合到对规则的思考中去。当然,也有例外。比如,薛彩申的研究很好地引用了经济学中的规制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提出了以激励性法律规制替代压制性法律规制的整体思路,并就利率多样化提出了四点具体建议:第一,与借贷的法律形式结合起来,区别登记合同与非登记合同;第二,与借款的用途结合,区别消费借贷与非消费借贷;第三,与借贷金额结合,区别小额民间借贷与大额民间借贷;第四,与借贷的期限结合,区分短期借贷与长期借贷。[47]当然,这几点具体的建议事实上也能从比较法学的研究路径中找到。总的来说,中国的法律学者与实务者从不同的知识路径对民间借贷的四倍利率规则的适用与重构进行了认真的探索。但是,很难说目前已经达成了明显的共识——如果说有共识的话,就是认识到四倍利率规则需要修改,但怎么改并未形成共识。
  (三)困扰四倍利率规则重构的事实问题
  中国法律理论与实务界对民间借贷利率规则重构未能达成共识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没能很好地回答背后的事实问题。尽管法律规则的确立通常反应的是一种价值判断,或者说经由立法机构确认所形成的价值共识,同事实没有直接关联。但是,对事实的全面了解非常有助于把特定的价值确立为共识规则,尤其是在价值之间存在明显冲突的情形之中。
  至少有如下一些事实问题明显地左右四倍利率规则的重构,而这些事实问题要么没有清晰的答案,要么还没有经由合理的研究方法进入中国法学研究领域:①各地的民间借贷利率到底是多少?②民间借贷利率和中国人民银行所公布的基准利率存在怎样的关系、差异有多大、是否同步变化?③民间借贷利率是否因时、因地而产生显著差异?④民间利率超过多少会引发系统的金融风险?⑤高利息的民间借贷在多大程度上会涉及刑事犯罪?⑥到底有多少百分比的民间借贷用于生活消费,而多少百分比的用于生产经营活动?⑦多少比例的民间借贷是由职业放贷人发放的,而多少又是涉及亲朋好友之间的熟人借贷?⑧在法庭上,原告(放贷人)是如何主张利率的,和原先约定的利息是否有很大差别?⑨法官是如何认定利息的,如何计算四倍基准利率?等等。上述事实问题显然需要实证研究。针对这些问题,也不是完全没有实证研究的成果,不过这些成果很少被法律理论和实务界纳入到思考规则重构的视野中来。由于缺乏对事实全面的了解,而法教义学、比较法学、历史法学等法学研究常用的方法路径所获取的知识之间存在理论范式的不同、价值认识的差异,因此也很容易演变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困境。
  因此,针对事实所进行的实证研究不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装饰,而是必须的知识储备。事实上,针对中国民间借贷利率规则的确立问题,利用实证的方式来寻找解决问题的思路,并非是一个新鲜的想法。1949年之前中华民国的法律将年利率超过20%界定为高利贷,是南京政府对民商事习惯进行实证调查的结果。[48]
  简言之,上述中国民间借贷利率规则重构的知识困境是中国当前法律规范体系建设问题的缩影:针对存在明显适用困境的法律规范性问题,有很多的相关研究,但较少有共识。原因之一在于缺乏对同规则/价值相关的事实的研究或者对相关事实研究成果的应用,说到底,是没有合理、友好地对待实证研究的方法以及找到实证研究的最佳切入点。
  三、为何以及如何关注司法实践
  在上述规则、理论与方法论问题背景之下,本文将进行实证研究,并将目光重点转向四倍利率规则的司法实践,试图从中发现规则适用的普遍性问题,并提炼众多法官在司法实践中所呈现的规律性的集体智慧。[49]关注司法实践是研究规范问题的应有之义,也是法教义学和实证研究可以充分对话与合作的最佳平台。当然,现有针对四倍利率规则的研究并非没有关注司法实践,只不过更多用法教义学的思维去研究司法实践,而不是从事实研究的角度发掘司法的实践智慧。围绕本文民间借贷利率规则问题,此处对为何以及如何关注司法实践予以方法论上的说明。
  (一)关注司法实践的理由
  关注司法实践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任何国家、任何类型的立法在本质上都是不完备的,也因此在客观上要求法院通过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司法审查、司法建议等手段来对立法进行完善。[50]当立法不完备时,法官所面对的现实是,无论喜欢与否,他们都必须就纠纷进行裁判,而为了使得自己的裁判具有一定的公信力,就必须把裁判建立在大体可以被理解——未必被谅解——的规则之上。并且,当立法——无论是狭义还是广义的——所提供的规则体系存在模糊甚至空白时,他们就不得不澄清模糊,填补空白。除非当事人或者/和审判法官认为,在本案中对相关模糊规则的澄清是无关紧要的。
  在经典著作《司法过程的性质》中,卡多佐分析了法官在司法过程中的几项工作。第一项工作是繁重但也是最简单的工作,即当制定法对某类问题的规则已经非常明确,法官只需要应用这些规则就可以了——尽管有时候需要挖掘立法的意图,但是“确定立法意图也许是法官的最小麻烦”。卡多佐接着分析并引用布鲁特的观点,“更重要的工作是这个系统所服务的第二项工作,即填补那或多或少地见之于每一个实在法中的空白”,并且可以把这一个过程称之为立法。[51]在卡多佐看来,“法官造法”的方法或者武器有如下几种:其一,哲学的方法,也就是根据类比、演绎来填补规则空白;其二,历史和传统的方法,大抵指通过寻找规则的历史与传统来确立规则的本意并填补空白;其三,社会学的方法,也就是根据当时的社会需求确立新规则。[52]
  卡多佐的真知灼见为我们关注四倍利率规则的司法实践提供了如下动因:其一,最好的可能性是,司法已经较好地填补了立法空白,那么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对规则的重构忧心忡忡,可以把有限的精力放在其他地方的研究上——不过,诚如前文的分析所说明的,中国民间借贷的法律规范不符合这种理想情况;其二,最坏的可能性是,司法在适用现有规则的过程中显得一团糟,那么我们就应当仔细了解司法为什么不能起到“法官造法”的效果;其三,尽管司法并没有很好地填补立法空白,但是司法实践——法官无论用哲学、历史、传统还是社会学的方法——提供了某种规律性的集体智慧,那么这种知识应当被提炼,并在今后的规则重构中加以重视和应用。简言之,关注司法实践或者可以减轻我们对立法不完备的焦虑,或者可以澄清普遍性的问题,或者可以提炼规律性的实践智慧。
  (二)关注司法实践的方法:“立法法官”vs.“审判法官”
  但是,即便关注司法实践的理由很清晰,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却并非显而易见。在中国的制度语境中,我们有必要区分两类司法实践:一类是出台各类司法解释和审判指导意见的司法实践,另一类是进行个案裁判的司法实践。尽管都是法官的司法行为,但是这两类活动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通常认为,司法的过程是一个三段论的过程,即明确大前提,判断小前提,然后推导结论。[53]出台司法解释和审判指导意见事实上是在做明确大前提的工作,而进行个案裁判主要是做判断小前提的工作。在这个意义上讲,本文把从事司法解释和审判指导工作的法官称为“立法法官”,而从事个案裁判的法官称为“审判法官”。
  现有文献关注四倍利率规则司法实践的基本逻辑通常是“立法+司法解释+个案解析”。[54]这种关注的核心是通过司法政策看法律适用,重心是立法法官的实践,事实上也是法教义学方法的一部分。[55]而在同时,每年同几十万个民间借贷个案“亲密接触”的审判法官们的司法实践却很少被提及。或许因为是成文法系国家的原因,或许因为裁判文书不公开以及审判推理模糊不清的原因,中国的法律学者们很少关注法官在个案中的裁判,除非他们要研究其中的“问题”。尽管中国每年有几十万个关于民间借贷纠纷的裁判,但很少有研究告诉我们这些裁判文书中表达了审判法官的什么立场。[56]
  对这两类法官及其司法实践进行区别不是为了概念游戏,而是要以此展现对不同司法实践关注的不同方法和方法论涵义。大体说来,法教义学所关注的司法实践主要是立法法官的司法实践,而实证研究(尤其是量化实证研究)更应该关注的是审判法官的司法实践。尽管两者都会关注个案的裁判文书,但是在社会科学方法论意义上是相去甚远的。在法教义学所关注的个案中,尽管研究者声称研究“典型的”问题,但在社会科学上这种寻找特殊个案的方式是“不典型的”,因为被研究者所重点研究的个案通常是疑难案件,在现实中出现的概率是很低的,在社会科学上属于“极端者”(outlier)。而用大量的案例去观察普通审判法官的个案裁判,则往往更具社会科学上的“典型性”(typical)。尽管司法立场已经越来越受到中国法律理论和实务界的重视,但对大量普通法官和普通判决的关注与研究却在中国的司法研究中整体上是缺失的。简言之,对一两个疑难案件进行解析,往往可以很好地展现规则适用的难点。而只有对大量普通案件进行事实研究,才可以更好地发现规则适用的普遍性问题和/或规律性的法官集体智慧。
  让我们稍微总结一下,面对四倍利率规则的规范性问题,我们当然要关注司法实践。并且,在关注司法实践的时候,有如下两个层次、三个角度。第一个层次,是关注宏观的、抽象的立法法官的立场——这通常表现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以及有时候表现为下级法院的审理指导意见或者审判纪要。这是一个层次,也是关注司法实践的一个角度。第二个层次,是关注微观的、具体的审判法官的个案裁判。但是,在关注个案裁判中,有两个角度。一个角度是寻找一份或者几份具有特殊价值的裁判文书,去了解其中的法律问题、法官的思维过程,总结规则适用的疑点和难点。这也是法学中常见的个案研究,尤其是体现为对指导性案例的个案研究。关注个案裁判的另一个角度是研究众多审判法官对某一类案件的裁判,并了解法官对此类裁判的普遍性问题及可能反映出的集体智慧。在下文中,我们将站在最后一个角度去研究中国法官对民间借贷四倍利率规则的司法实践。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像卡多佐法官所说的那样,“必须运用……定量分析方法”![57]
  四、四倍利率规则的司法实践(I):数据与主要变量描述
  根据上文提到的问题与研究方法思路,我们以浙江省民间借贷纠纷的判决书为样本,研究普通审判法官在裁判中的司法立场,并通过量化分析来发掘其中的规律性。在这个小节中,我们主要说明样本与数据来源、对主要变量进行定义并加以数据描述。在下个小节中,我们进一步对主要变量之间的关联性和因果关系进行分析。
  (一)关于样本和数据来源[58]
  本研究以浙江省民间借贷利率的案件为样本,主要基于以下考虑:第一,浙江省属于中国经济最为繁荣的省份之一,亲缘文化根深蒂固,民间资本量充裕,民间借贷活动活跃,民间借贷纠纷数量大,并且司法实践也比较丰富。第二,浙江省属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文化与人们思维的开放度较广,司法实践也更有先行先试的可能。[59]第三,相较于其他省份的审判指导意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对民间借贷纠纷审理问题作了十分全面、系统的指引,为未来可能的针对民间借贷的立法规制提供了一个不错的蓝本”。[60]第四,作为民间借贷滥觞的地区,浙江温州在引导民间融资规范化发展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为讨论司法实践的地方独特性提供了一个好的样本。
  在确定以浙江省案件为样本后,我们从北大法意数据库(wwwl.awyee.com)对浙江所有相关案件进行收集。数据收集方法是这样的:在法意案例检索界面的关键词一栏输入“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在“审理法院”一栏挑选出所有浙江省法院,包括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各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及基层人民法院。根据这个方法,我们在2014年2月21日前共搜集到浙江省案件1477个,筛选出有效样本1421个(排除二审或再审的原审案件、排除非民间借贷纠纷类型案件,如买卖合同纠纷,担保追偿权纠纷等)。这1421个民间借贷纠纷并在裁判文书中引用了四倍利率规则的判决是本文的研究样本,它们审结年限的时间跨度内2003-2014年。由于法官引用四倍利率规则的目的是确定借方支付利息的方式,因此所有这些案件都是贷方胜诉的案件。
  当然,在展开研究之前,有必要说明该样本的科学性。一方面,法意数据库的裁判文书来源并不能完全科学地代表中国和浙江的审判情况,以及我们以四倍利率规则的主体内容作为关键词的检索方法容易漏选部分案件。另一方面,考虑到法意数据库中的裁判文书的总量很大,以及我们并没有做二次抽样,所以上述1421个判决书样本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从下文我们对样本的相关信息描述也可以看出来。
  (二)主要变量及其描述
  1.借贷概况
  (1)借贷双方类型。上述判决书样本中,借贷双方均涉及到自然人和企业,以自然人为主。根据当事人的性质,我们分为如下四种:①自然人之间借贷,有1301件(占91.56%);②自然人借给企业,有90件(占6.33%);③企业借给自然人,有24件(占1.69%;④企业之间借贷,有6件(占0.42%)。当然,企业之间借贷的样本较少并不是因为此类案件发生较少,而是因为2009年前后,法院系统调整了“民间借贷纠纷”案由的收案范围,把企业之间借贷排除在外了。
  (2)借贷金额与次数。由于涉及到利息的判定,在每个判决书中,借贷金额是非常清楚的。在所有样本中,案均借款63.70万元。最小借贷金额是0.15万元,是1笔自然人之间借贷;并且,所有28笔金额低于1万元的小额贷款中,有27笔是自然人之间借贷(另外1笔是企业借给个人)。最大借款金额是2963万元;并且所有两笔超过2000万元的借款,也都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当然,并非所有借款金额全是一次性的,其中有205笔(或者14.43%)是两次或者两次以上借款发生的。
  (3)借款期限。尽管借贷都约定了期限,但是期限并不一致。如上所述,其中有205笔贷款是多次发生的。在多次借款的案件中,第二次以上的借款约定通常比较简略,并且不规律。为了统计方便,本文统一纪录第一次借款发生时约定的借贷期限,并分为分五类:十天以内(含十天)、十天至一个月(含一个月)、一个月至六个月(含六个月)、六个月至一年(含一年)、一年以上。其中,十天以内(含十天)借款88件,占6.19%;十天至一个月(含一个月)借款399件,占28.08%;一个月至六个月(含六个月)借款731件,占51.44%;六个月至一年(含一年)借贷135件,占9.50%;一年以上借贷68件,占4.79%。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来,相比较银行的借贷而言,民间借贷期限普遍更短。
  (4)约定利率。并非所有当事人会在事前约定利息。在所有样本中,有217件(或者15.27%)的当事人并没有在事前约定利息。在所有约定了利息的案件中,有1082件(或者76.14%)直接约定一个利息数额,有119件(或者8.37%)约定同期银行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四倍,有2件(或者0.14%)约定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有1件(或者0.07%)约定同期信用社贷款三倍。为了后文分析的方便,根据当事人第一次借款时约定的借贷期限,我们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银行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对上述119件约定四倍银行利率和2件约定同类银行利率的约定利率进行了转化,转化为具体的利率数值。如此,我们在总共1203(=1082+119+2)份判决书中得到了当事人事前约定的利率数值。在所有约定中,平均值是月利息2.83%;最高值是月利率30%,有两笔都是1个月以内的短期借款。
  (5)担保情况。大部分的民间借贷都没有担保。在我们的样本案件中,被法院最后认定有担保人并需要承担责任的共有480件:其中400件为非企业担保,占总样本的28.15%;企业担保有80件,占总样本的5.63%。
  (6)借款用途。上文提到,在诸多对民间借贷利率规则的研究中,都提到民间借贷的用途会影响利息的高低,尤其是区分生产经营型(或者商事型)和生活消费型(或者民事型)民间借贷。事实上,最高人民法院在1988年发布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2条就明确规定:“公民之间的生产经营性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生活性借贷利率。”为了系统了解审判法官是否可能针对不同的借款用途而保护不同的利息,我们也尝试根据判决书的信息来对每个纠纷借贷的借款用途进行整理。不过,比较遗憾的是,判决书对借款用途的描述是不规律的。除了诸如“经营需要”、“生产需要”、“资金周转”等词出现频率较高以外,其他描述借款用途的词汇五花八门、非常个性化,还包括相当一部分判决书对用途根本没有做任何说明。北大法宝,版权所有
  由于借款用途的重要性,我们设法根据如下的操作方式来判定每个纠纷借款的用途。第一步,寻找每份判决书对借款用途的描述,并摘录出来。第二步,我们搜索这些简短的描述中有没有可以帮助判断其用途性质的关键词,比如“经营”、“生意”、“厂”、“购房”、“资金”、“购车”、“生活”等。第三步,根据关键词所包含的信息,我们把这些判决书对借款用途的描述分为如下五类:①生产经营,包括所有可以通过关键词明确确定用于产生经营的借款;②资金周转,包括那些明确提到“资金周转”或者类似关键词,但又没有更具体用途信息的借款;③购房购车,包括所有明确提到“购车”、“购房”、“装修”等关键词,但不能判断是否用于商业或者生活用途的借款;④生活消费,包括所有明确用于生活消费目的的借款;⑤未说明,包括所有未做任何说明的借款。下表1列举了定义上述五类借款用途的所有关键词,以及各类用途在所有1421个样本中所占的比例。
  表1浙江省法院判决书所展示的民间借贷借款用途

┌────┬───────┬────┬────┬─────┬────┬───┬────┐
│用途类型│关键词    │案件数 │占样本比│用途   │关键  │案件 │占样本 │
│    │       │    │例   │类型   │词   │数  │比例  │
├────┼───────┼────┼────┼─────┼────┼───┼────┤
│(1)生 │经营     │163   │38.56% │(2)   │资金  │285  │24.98% │
│产经营 │       │    │    │资金   │    │   │    │
│    │       │    │    │周转   │    │   │    │
│    ├───────┼────┤    │     ├────┼───┤    │
│    │生意     │113   │    │     │急需  │20  │    │
│    ├───────┼────┤    │     ├────┼───┤    │
│    │经商     │68   │    │     │因需  │19  │    │
│    ├───────┼────┤    │     ├────┼───┤    │
│    │工程     │29   │    │     │还贷  │17  │    │
│    ├───────┼────┤    │     ├────┼───┤    │
│    │生产     │21   │    │     │周转  │6   │    │
│    ├───────┼────┤    │     ├────┼───┤    │
│    │承包     │20   │    │     │缺资  │4   │    │
│    ├───────┼────┤    │     ├────┼───┤    │
│    │公司     │19   │    │     │经济  │3   │    │
│    │       │    │    │     │困难  │   │    │
│    ├───────┼────┤    │     ├────┼───┤    │
│    │厂      │13   │    │     │纳税  │1   │    │
│    ├───────┼────┤    │     ├────┼───┤    │
│    │投资     │12   │    │     │小计  │355  │    │
│    ├───────┼────┤    ├─────┼────┼───┼────┤
│    │股权(份)  │8    │    │(3)   │购房  │13  │1.55%  │
│    │       │    │    │购房   │    │   │    │
│    │       │    │    │购车   │    │   │    │
│    ├───────┼────┤    │     ├────┼───┤    │
│    │业务     │8    │    │     │购车  │7   │    │
│    ├───────┼────┤    │     ├────┼───┤    │
│    │店      │7    │    │     │装修  │2   │    │
│    ├───────┼────┤    │     ├────┼───┤    │
│    │企业     │7    │    │     │小计  │22  │    │
│    ├───────┼────┤    ├─────┼────┼───┼────┤
│    │项目     │7    │    │(4)   │生活  │7   │1.20%  │
│    │       │    │    │生活   │    │   │    │
│    │       │    │    │消费   │    │   │    │
│    ├───────┼────┤    │     ├────┼───┤    │
│    │承揽     │2    │    │     │生活(推│10  │    │
│    │       │    │    │     │定)  │   │    │
│    ├───────┼────┤    │     ├────┼───┤    │
│    │工地     │2    │    │     │小计  │17  │    │
│    ├───────┼────┤    ├─────┴────┼───┼────┤
│    │工资     │2    │    │(5)未说明     │479  │33.71% │
│    ├───────┼────┤    │          │   │    │
│    │投标     │2    │    │          │   │    │
│    ├───────┼────┤    │          │   │    │
│    │经营(推定) │45   │    │          │   │    │
│    ├───────┼────┤    │          │   │    │
│    │小计     │548   │    │          │   │    │
├────┼───────┼────┼────┼──────────┼───┼────┤
│合计  │       │    │    │          │   │100%  │
└────┴───────┴────┴────┴──────────┴───┴────┘

  关于上表,值得解释说明的有如下几点。其一,但凡判决书描述了借款用途,并且出现了“经营”、“生意”、“经商”、“工程”、“生产”、“承包”、“公司”、“厂”、“投资”、“股权(份)”、“业务”、“店”、“企业”、“项目”、“承揽”、“工地”、“工资”和“投标”等十八个词的一个或者数个,均归类为生产经营。此外,对于有些直接描述“购买鱼苗”、“购买矿场”等具体生产经营活动的,全部放在“经营(推定)”关键词中,也归类为生产经营目的。此类判决书共计有548份,占所有样本的38.56%左右。其二,对于出现了“资金”、“急需”、“因需”、“还贷”、“周转”、“缺资”、“经济困难”和“纳税”等八个词的一个或者数个,而又没有出现上述描述生产经营活动的词汇,并且没有进一步描述任何具体用途的,均归类为资金周转。我们可以推论,此类用途多为生产经营,但并不确定。它们共有355份判决书,占所有样本的24.98%左右。其三,对于出现了“购房”、“购车”和“装修”等三个词的任何一个或者数个,但又没有出现上述描述生产经营活动的词汇,也难以判断是否家用还是商用的,均归类为购房购车。此类用途多为生活消费,但也不确定,共有22份判决书,占所有样本的1.55%左右。其四,对于在判决书中直接写明“生活”或者“生活消费”的,以及那些写明具体生活消费用途的(比如治病、装饰新房)并推定为生活消费的,均归类为生活消费。此类判决书共有17份,占所有判决书样本的1.20%。最后一类是对借款用途没有做任何说明的,有479份,占33.71%。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来,生产经营或者主要用于生产经营的民间借贷,占据了法院需要判定借贷利息的案件的绝大多数。
  2.案件审理情况
  (1)审理法院与审级。所有1421案件有1326件(或占93.31%)是基层法院审理的,有85件(或占5.98%)是中级法院审理的,另外10件(或占0.70%)是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
  其中,一审程序案件1339件(或占94.23%),二审程序案件76件(或占5.35%),再审程序案件
  6件(或占0.42%)。下图2展现了审理法院的地区分布。
  图2案件审理法院的地区分布[61]
  (图略)
  图3法官裁定的利息保护方式
  (图略)
  (2)裁定利息保护的方式。在裁判过程中,法官依照不同的方式来保护借贷利息。根据判决书的内容,本文把这些方式归纳为“从约定”、“依诉求”、“四倍顶格”和“法官酌定利息”四种方式。“从约定”指的是判决书明确按照借贷双方的事前约定来确定利息。“依诉求”指的是法官根据原告的诉求来确定利息。“四倍顶格”指的是,无论事前约定多少利息,法官判定按照同期银行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来确定利息。“法官酌定利息”指的是法官在判决书中自行确定一个利息数值。上图3描述了法官裁定利息保护方式的分布比例。
  (3)法院裁判结果:绝对利率数值与相对高低。裁定利息保护的方式只能反映司法实践的部分信息。问题是,上述几个不同裁定方式所导致的结果可能是一样的。比如,借贷双方事前按照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四倍来约定利息,发生纠纷时,如果原告主张四倍利率,法官无论是用“依约定”、“依诉求”还是“四倍顶格”来确定利息保护,结果都一样——甚至法官也可能“酌定”一个等于四倍利率的利息数值。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法院裁定的具体利息的结果进行仔细研究,并分别对利息的绝对数值和相对高低进行计算。
  先看法官保护利息的绝对数值。当然,并非在每个判决书中法官都会明确一个被告应该支付的利息数值。当法官酌定利息时,利率值通常是明确的。而法官按照从约定、依诉求或者四倍顶格来保护利息时,利率数值可能是清楚的,也可能只是“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这样的含糊表述。在所有样本中的565件(或者39.76%)判决书中,法官明晰了应当保护的利息数额,其中月利率最小值0,最大值3.62%,均值1.62%。在余下的判决书中,法官按照从约定、依诉求或者四倍顶格的裁定方式来要求被告支付“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的利息,但是没有明确具体的数值。为了尽可能利用更多的样本进行统计分析,我们根据借贷双方第一次借款约定的期限,参照同期银行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把这些判决书中所裁定的文字描述利率全部转换成数值。如此,所有的1421件判决书都有一个量化的法院保护的利率数值,其中最小值为0,最大值也还是月利息3.62%,月利息均值1.80%。
  再看绝对数值的相对高低。根据上述数值,我们进一步定义了如下两个描述裁判结果的变量。一个是“法院利率与银行利率之比”,是用上述计算出来的法院裁定保护的具体利率数值除以同期银行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结果。在所有1421个样本中,这个比值最小为零(此时法院裁定保护的利率为零),最大值为6.70,均值为3.82。接着,我们根据比值的大小,进一步把利息裁定的结果分为三类:“小于银行利率四倍”、“等于银行利率四倍”、以及“大于银行利率四倍”。我们称这个变量为“法院保护利率的结果类型”。其中,我们把法院利率与银行利率之比≦3.95的认定为小于银行利率四倍,把比值>3.95且<4.05的认定为等于银行利率四倍,把比值≧4.05的认定为大于银行利率四倍。由此,我们得到“法院保护利率的结果类型”这个变量的三组观察值,其中小于银行利率四倍354件,约占24.91%;等于四倍的有944件,约占66.43%;大约四倍的有123件,约占8.66%。
  值得说明的是,在理论上,根据四倍利率规则,法院裁定保护的利率不应该出现大于四倍的情况。而事实上,根据上述计算的方式和结果,我们发现相当一部分的裁判结果保护了四倍以上的利率。其原因大概有这么几种情况。第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部分案件涉及到多次借贷,本文是按照第一次借款时约定的期限来计算利率的,而法院可能参照更长借款期限来确定同期银行贷款的基准利率。不过,这种原因并不能解释全部。事实上,在我们去掉所有205件涉及多次借贷的纠纷样本之后,剩下的1216件只涉及到单次借贷的判决书所保护的利息也有相当一部分是超过银行利率四倍的——其中法院利率与银行四倍利率之比高达6.70的那件判决书也只涉及到单次借贷。第二个原因是,前文描述的多种四倍利率规则适用的难题导致审判法官事)实上无法确立一个客观。的“四倍”标准,从而导致计算结果的多样性,并在事实上(而非法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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