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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外法学》
中国民事诉讼法学发展评价(2012-2013)
【副标题】 基于期刊论文的分析【作者】 本刊编辑部
【作者单位】 本刊编辑部【分类】 民事诉讼法
【期刊年份】 2015年【期号】 4
【页码】 1100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6712    
  
  继本刊2013年第4期发表2010—2011年民事诉讼法学发展评价以来,中国民事诉讼法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现行《民事诉讼法》自1991年正式颁布以来第一次综合性修改并于2012年出台了修正案。本期所评论的2012—2013年民事诉讼法学研究成果正处在这个历史节点上,因此这一阶段的研究明显打上了这一特殊时期的印记:其一是法律修改激活了法学研究的热情和灵感,出现了令人欣喜的、井喷式的繁荣景象。不仅新秀纷呈、各显优势,而且一些基本处于休耕状态的资深学者也再现风采、群星闪烁,特别令人瞩目的是参加了前两次立法的新中国第一代民事诉讼法学者常怡先生宝刀不老,奉献了两篇兼具历史感和现代理念的力作。[1]这一特点令本期评论者喜中有忧,欲将如此丰厚的成果在有限的篇幅内进行取舍已似割肉,若点评再占篇幅就须放弃更多作品推介,权衡再三本期评论选择了蜻蜓点水模式,努力通过评语的分寸和色彩区分轻重。其二,修正案出台前的立法论和出台后的立法评述占据了明显主流地位,虽然一些富有见地的论证已经或可能对立法产生了直接或间接影响因而颇具社会价值,但其中那些就事论事的立法动议已随新法出台而丧失了学术价值,因此我们只提到了那些因有深度理论挖掘而有特别学术贡献的作品,对个别对立法有显著影响的共识或异见也会点到为止。其三,为推进立法或解释新法而系统梳理某一领域研究状况的综述或评述明显增多,其中有些佳品不仅萃取了该主题研究的学术精华,而且融入了评论者自己的学术洞见,如吴泽勇关于群体纠纷解决制度研究的评述、[2]肖建国关于民事执行研究的评述,[3]但本文因自身目的和篇幅所限,不再对评述类作品再加评述。
  本期的样本选择和收集方法基本沿袭了2010—2011年评价报告的做法,不过样本库由CSSCI来源期刊149类和上一期所选定的15类学术期刊进一步拓展到CSSCI来源期刊149类、CSSCI来源集刊18类和选定的19类学术期刊,如《北大法律评论》、《诉讼法学研究》、《东方法学》、《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亦即选取了186种期刊作为检索对象(经实际检索,其中无符合民事诉讼学科评价研究主题检索要求的期刊有57种)。以此样本库为基础检索了2012年和2013年发表的民事诉讼法学研究论文共计1073篇,另外选取了民事诉讼法学者以民事司法制度、诉外解纷机制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区别于法理学研究)共计144篇。对这1217篇论文按照前次进行的CNKI检索及排除方法,[4]最终圈定了536篇文章作为评估对象。在成果归类方面,从本期评论开始,将不再把民事诉讼基本理论和基本价值单辟一块,而是将基本理论研究按照其问题指向分别归入民事诉讼的主体、客体、程序等相关领域,以期学术研究在价值——理论——制度——实务之间的逻辑关联和自洽性得到应有的关注。这一改变除了结构安排上的均衡性考虑之外,主要是出于一个基本认识或倾向,即民事诉讼法学作为一门实践指向很强的部门法学,一方面理论研究只有用于解释或解决制度问题和实践问题才是有意义的理论成果,另一方面实务研究和制度研究如果缺乏理论支撑或理论提炼则很难说有多大学术价值,还有一些结构调整已在各版块陈明理由。当然这些尝试是否成功,有待于同行的评价。
  一、诚实信用基本原则与民事诉讼模式研究
  将基本原则作为一个单独的主题,除了立法体例和本文结构安排上的考虑之外,主要因为这一阶段关于诚实信用原则的研究成果不仅相对集中而且很有质量;关于民事诉讼模式的讨论虽聚焦于事实调查,但因涉及法官与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配置这一基本关系和基本理念,且真实义务、辩论主义、协同主义的相关讨论基础也与诚信原则同源,因而几经斟酌也置于这一版块。此外,关于虚假诉讼、恶意诉讼、滥用程序等违反诚信行为的规制研究,篇目不少但未见精品,故不必费心作结构安排;关于违反诚信的诉讼行为所致侵害的救济制度研究,则归入生效裁判的救济部分。[5]
  关于诚实信用原则的几篇重要成果对我国新增的民事诉讼诚信原则的解读没有明显分歧,均对其价值、局限和前景提出了富有前瞻性的分析和警示。对于一项新原则达成的难得的共识我们破例进行了综述,但篇幅所限未与原文准确对应,请各位作者谅解并请读者阅对。[6]几位作者认为,我国新增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不同于日本诚信原则那样产生于司法判例而有丰富积累,也不是构建于辩论主义基础之上,而是源于遏制恶意诉讼的现实需要和功利目标;其适用范围除了适用于当事人之外,也适用于法院、规制法院的审判行为。它既是一项诉讼基本原则也是一条高度抽象的裁判规范,但因立法很难对其适用要件和法律效果作出明确统一的规定,故未来将面临的挑战是如何通过具体案件去解释适用和发展,而我国缺乏具体规则、判例机制和精细化的司法作业环境,因此这一原则犹如一把“双刃剑”,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防止其被滥用或空置。就侧重点而言,王亚新讨论了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民事诉讼中适用的主体范围及其在民事程序不同领域的具体表现,就“当事人之间”与“当事人和法院之间”两组关系进行了探讨——前者主要在禁反言规则、遏制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等领域,后者主要在当事人滥用权利、诉讼突袭等领域。[7]王福华强调在适用界限上必须处理好这一原则与具体条款及其他诉讼原则的关系(比如在与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的关系中处于次位),在适用方法上要区分直接适用和间接适用,在认定证明妨碍、非法证据的取舍、判断部分请求、赋予既判力正当性等问题上应直接适用(直接作为诉讼行为的依据),而在对当事人、法官以及其他诉讼主体宣示时应间接适用(以宣示或职业伦理来防范权利滥用)。[8]不过我们认为,从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诚实信用原则的文本表述中如何解读出其同时可作为一种行为规范、从而可以直接适用于具体行为,而不是解读为这一原则体现为在具体规范中增加了对违反诚信行为的规制(如增加或变更了在妨碍民事诉讼强制措施和保留对伪证或隐瞒证据获取的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和对受害者的救济(如增加了第三人和检察院的撤销途径)?[9]如果不是采取“原本如此”或“理所当然”的态度,则还可展开更充分、更有说服力的论证。
  关于真实义务的研究,任重对德国真实义务的学说梳理很有启发。真实义务有限说在与无效说、无限说的博弈中奠定了其通说地位,这一学说承认真实义务的效力及其对辩论原则的修正和限制,但同时强调辩论原则对真实义务的限制。[10]周翠认为德国的对话诉讼模式在辩论主义的框架内强调法官承担实质指挥诉讼的义务,彰显了诉讼集中主义,代表了现代民事诉讼的发展潮流,我国法官义务应从释明走向实质指挥诉讼,同时应当赋予当事人协助阐明、真实完整、促进诉讼、诚实信用等义务。该文资料翔实,逻辑清晰,理论有所推进。[11]胡亚球关于当事人的具体化义务的研究颇有分量。他指出,当事人的具体化义务是民事诉讼辩论主义、奉行主张责任的必然产物,其性质是诉讼义务而非诉讼负担,其法理基础是辩论主义和程序利益保护。他指出2012年新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和包括证据交换、争点整理等内容在内的审前程序为具体化义务的运行配备了关联制度,应当建立以辩论主义为前提和主张责任为基础的具体化义务的系统规范体系。[12]占善刚介绍了德国以诚实信用原则为根据的附理由之否认,认为应分情况确定我国附条件否认的基本要求和适用范围,以促使当事人争点形成,确保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申请受诉法院进行证据调查的方向性或目的性。[13]
  主张我国引入协同主义模式似乎正在成为一种不可小视的时尚。熊跃敏、张伟认为协同主义模式是对古典辩论主义的修正,其最本质的要求是在裁判资料的形成层面强调当事人与法院共同发挥作用,通过强化法院的释明义务和当事人的促进义务来实现协同诉讼的理想。[14]段厚省认为(商谈主义)在我国的实践背景中能够形成共识性正义,因此可以将其作为引领民事诉讼构造的价值目标。[15]吴巧如介绍了台湾的协同主义,即不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基于诚信原则就案件事实的解明负有一定协作义务,但举证人有违诚信原则的摸索证明仍应予以禁止,法院应通过阐明协同双方当事人就应证事实及证据方法加以具体特定,在举证人不能特定应证事实及证据方法时,应促使对方进行必要协作,综合考量双方当事人的实体利益与程序利益,以判断证据声明是否合法。[16]段文波在对辩论主义进行了现代反思后提出,我国协同主义存在的理论基础在于,辩论主义在我国不是绝对原则、审理结构上采集中审理、必须重视当事人之间实质的不对等、要充分认识诉讼的社会性。[17]张海燕认为协同主义诉讼模式是保障案件事实正确高效认定的最佳诉讼模式。[18]然而,阅读这些文章时有几个问题需要思考:其一,德国在事实问题上基于对辩论主义的反思而对法官和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调整究竟“是修正辩论主义还是协同主义”?[19]正如台湾学者刘明生所提出的,由于辩论主义的内涵和外延都十分清晰,修正辩论主义不会导致权利义务主体的模糊或错位,而协同主义则模糊了权利义务主体的界线。对此我们深以为然。其二,既然引入协同主义的论者基本都认为中国尚未形成绝对(或典型的)辩论主义,那么我国引入基于对辩论主义反思而产生的协同主义的基础又是什么?会不会是形同痩子陪胖子减肥?其三,论者认为协同主义对法院职权、诉讼文化和民众诉讼能力等中国现实做出回应,那么我国的“目标”是以辩论主义为基础建立更为清晰的权利义务分配边界,还是要保持或强化事实调查的权利义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沌状态?这些疑问似乎在上述著述中都没有找到清晰答案。严以群似乎代表了对辩论主义的坚守。他以界定释明的目的边界和事实边界为逻辑框架,提出释明不得背离保护权利、维护实质正义的释明主旨和其他正当目的,不能超出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和已呈现的事实,他在释明与法官中立、释明是否作为例外等具体问题上对学界其他主张提出了观点鲜明的异议。[20]
  二、民事审判权、管辖权、裁判权研究
  这一部分主要是对作为诉讼主体的法院所行使的审判权限、管辖权限、裁判权限及相应效力,以及相关审判制度和司法行政管理机制的研究。将民事司法权的范围亦即传统理论中法院主管权限问题放在本部分评论,是希望遵循现行教材将“条件”与“程序”加以区分的基本理论框架,将《民事诉讼法》119条规定的案件受理条件中唯一欠缺的条件,即“人民法院受理范围”相关研究,与其他条件一样具体纳入“条件”研究的版块,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散见在(起诉与受理)“程序”版块。随着立案登记制的推行,法院对形式审查登记后因诉之不合法而驳回起诉的案件将剧幅增加,对于管辖权、当事人适格、诉讼标的等其他事项的审查标准均可在相关制度和教科书中找到独立的位置和详细的答案,但关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的可司法性审查却没有类似于管辖权或当事人适格那样的明确标准(条件)和系统研究。为此本评论将始终为这一主题的研究保留一个应有的位置,哪怕只是一个无人问津的空位。
  基于上述结构安排,本期将两篇勉强挨得上民事司法权限(民事审判权范围)的研究成果填充在这个位置上。一篇是傅郁林关于多层次司法救济途径的研究。她通过重新解读司法最终救济原则,将司法救济划分为初审救济和事后救济,既解释了司法外解纷机构作出初审裁判权限的正当性,也有助于合理安排以司法外途径分流初审案件却又同时保持司法最终救济的适宜机制。以此划分为理论框架,她提出了纳入民事诉讼初审救济(可诉性)的四个要素,即争议性、民事性、法律性、可救济性;同时提出建立不同诉外解纷途径的事后救济模式的基本准则:诉外途径的自治性越强、当事人自我保留的权限越多,则司法审查应当权限越小、标准越低;诉外途径中的程序保障越充分,则司法审查应当程序越简单、力度越弱。文章的理论框架清晰、很有启发性,但一些具体结论还有待斟酌和深究。[21]刘敏关于将诉的利益作为诉讼要件的研究也可大致归入可诉性或可司法性研究范畴。他提出表明诉的利益是重要的诉讼要件/判决要件,并分别讨论了给付之诉、确认之诉和形成之诉中的诉的利益。[22]北大法宝,版权所有
  在法院管辖权方面,张晋红对合并管辖的研究具有突破性。她认为合并管辖应作为民事诉讼管辖制度中一个独立种类,故具有独立的立法价值,为诉的合并提供管辖上的程序保障、遮蔽当事人管辖异议权,满足立法意义上应对诉的合并类型之发展的程序需要。合并管辖应该在级别管辖上有所限制与变通。立法应当明确适用合并管辖时合并计算数个诉讼请求的标的额的条件;确定合并管辖时对诉讼标的额分别计算方式的适用范围;以级别管辖的适当变通来保障合并管辖的实现。此外,合并管辖在专属管辖上也要有所变通,即在诉的合并遇有某一诉属于其他法院专属管辖时,可以由具有专属管辖权的法院合并管辖来实现诉的合并,达到既不违反专属管辖,又能够实行合并管辖的效果。[23]
  王福华对新法中协议管辖制度的进步与局限进行了全面而精辟的评析。他指出新法将明示协议管辖和默示协议管辖(即应诉管辖)分别规定在管辖制度和第一审程序管辖异议制度中影响了协议管辖制度的体系性;立法将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限定于“合同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而未做出详细划分,客观上将具体判断的难题交给了法官。作者提出了若干建议,比如管辖协议中意思表示瑕疵应类推适用民法关于合同解释的规定,规制格式合同中的协议管辖,以及加强应诉管辖中的程序保障,并进行了扎实和有说服力的论证。[24]另有两篇关于涉外民事诉讼中协议管辖的研究应予关注。李晶认为新法的协议管辖规定未考虑内国内管辖权与涉外管辖权的实质差异,讨论了涉外管辖权制度的立法价值取向及其对协议管辖等制度的相应影响,并建议增加和强化专属管辖、增加“不方便法院”等解决国际管辖权冲突的规定。[25]李旺通过研究我国司法案例,分析了当事人协议选择外国法院为专属法院而排除中国法院管辖的法律制度,其关于实践问题及其制度根源的观察值得民事诉讼法学界思考。[26]
  把民事判决效力和争点效力研究装入裁判权研究这只筐里有点牵强,但暂时还没有为这个兼容基本理论与具体实践问题的主题找到恰如其分的落点。纪格非关于“争点”法律效力的比较研究突破了简单堆积材料的窠臼,她抽出两大法系分别以“程序公正”和“真实性”为核心的主线,对各自在争点的法律效力问题上的差异进行了理论化提炼和深层次剖析。[27]周晓霞通过剖析一起离婚案件讨论了我国民事终局判决效力确定的时间界点,认为判决发生效力应以公开宣示为原则,不经宣示的判决以送达为准,以避免从制度上诱使在诉讼中已经预测到自己将遭受不利判决的一方当事人积极逃避对其不利的判决的送达而规避判决效力。[28]胡思博对民事裁定进行了类型化研究,对这个相对冷门却十分重要的领域进行了基础性、系统化的梳理,在评析我国现行立法体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合理的建议。[29]丁宝同、孙晶晶提出,请求权制度和理论体系是整个既判力制度和理论体系的基础,后者的一些缺陷也根源于前者,因此既判力研究应当以请求权制度和理论为起点,局限于既判力制度和理论本身则无法有效解决。[30]
  关于陪审制,廖永安通过翔实的数据表明,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虽然以“大众化”为初衷,却呈现出“职业化“的样态:陪审员结构精英化、陪审员参审两极化、陪审员管理“法官化”。文章对于现象的概念化、抽象化提升了其理论品位,对问题根源的探寻也具有社会结构、司法体制、配套制度等宏观视野,整体来看是一篇佳作。[31]张友好分析了我国回避制度出现“空转”现象的原因,建议引进限定性无因回避,限制申请的次数和时间等以防止申请权利的滥用。[32]
  三、诉的主体、客体及其合并研究
  诉的主体制度研究以黄忠顺的两篇文章最富学术含量。一篇以死者精神性人格权益保护为中心讨论了死者权益诉讼中的当事人适格问题,对死者权益主体进行了类型化分析,提出死者权益诉讼是为了死者近亲属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文章对死者近亲属、实际垫付人的诉讼实施权的正当性基础提出了富有实体法基础和理论说服力的论证,同时提出公益代表人属于职务当事人,构成补充性法定诉讼担当。[33]另一篇文章详细讨论了法定诉讼担当的本质、特征、界定、正当性基础以及效力扩张,努力形成关于法定诉讼担当的系统性知识体系。[34]
  另外,李喜莲对“利害关系人”在不同程序中的界定标准进行了具体分析,提出在通常诉讼程序中原告、被告仅限于与讼争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非讼案件中利害关系人的界定要体现案件的公益性,执行程序中则要兼顾第三人利益。[35]单锋就民政机关在流浪汉被撞案件等类似诉讼中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的尴尬地位,对民事诉讼主体资格相关的民法监护制度、法律解释和类推适用方法、公私法严格划分所导致的法外空间等方面等的重要问题提出了视角独到的思考。[36]
  诉的客体研究主要是关于诉的分类。崔玲玲对中国理论界将所谓“诉讼法上的形成之诉”与“实体法上的形成之诉”并列这一似是而非的通说提出了大胆挑战,并根据诉所解决的纠纷的产生根源将诉划分为原生之诉和次生之诉。作者提出,传统理论采“三分法”的诉的分类在大陆法系国家占据通说地位,形成之诉的产生是为了解决因实体法上的形成权而产生的纠纷,与给付之诉、确认之诉共同构成原生之诉,基本上传承了传统诉的类型理论;而所谓“诉讼法上的形成之诉”的诸多诉讼形态,则应归类为次生之诉,与原生之诉相并列,有其自身的一套理论。无论次生概念本身是否准确,但这一新概念的提出为解构和辨识当下中国混乱的“诉”的概念、重构中国诉的理论和制度体系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值得引起足够重视。[37]
  张晋红关于诉的合并之程序规则研究很有份量。她提出应从三方面完善诉的合并的形成与审理程序:在形成规则层面,诉的合并应由当事人提出,但诉的合并的最终形成应当由法院决定,应当对反诉、参加之诉等提出条件设置规则,并赋予当事人对法院合并或不予合并的决定以异议权;在审理的特殊规则层面,审前应对当事人提出合并审理的请求限定时间并在此基础上灵活掌握举证时限和证据交换时点,开庭审理时应确定各诉的审理顺序、把握诉的分离的适度性和庭审的连续性;在裁判上的特殊规则层面,应区分合一判决、中间确认判决和部分判决,同时,作者还指出了以上三种判决的适用情形。[38]李丽峰、浦欣关于预备合并制度的研究主张将预备合并之诉写入《民事诉讼法》并明确其审理制度,根据当事人主张的案件事实来决定审理对象。待主位之诉有理由的判决确定之后,备位之诉解除条件才成就,其诉讼系属也在主位之诉判决确定时才归于消灭,且该消灭溯及起诉时。[39]
  肖建国、黄忠顺对数人侵权责任诉讼模式的研究涉及但不限于诉的合并,无论其理论深度或系统性都属上乘之作。作者提出,数人侵权责任形态的现行规定与既有研究均仅注重责任的静态配置而忽视责任的动态实现,程序法滞后的现状妨碍了精致的数人侵权责任制度功能的实现,因此目前迫切需要在对我国数人侵权责任诉讼形态的现状和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重新建构和配置数人侵权诉讼模式。作者在评析了三种数人侵权责任诉讼模式即个别型、整体型和选择型之后,论证了选择型模式的多方面优势,同时并不排斥受害人选择行使整体性诉讼实施权,而只是禁止违背受害人意志强制性推行整体型诉讼模式,整体型诉讼模式的相对优势同样能够在选择型诉讼模式中得以实现。我国可以整体型诉讼模式作为选择型诉讼模式的有效补充,选择型诉讼模式着眼于保护受害人,而整体型诉讼模式侧重于保护间接责任人。作者从程序法层面对我国数人侵权责任制度进行了六种诉讼模式配置。[40]文章功力深厚,阅读起来并不轻松。
  四、民事诉讼程序研究
  关于民事诉讼程序的体系化研究是潘剑锋近两年学术的着力点。他对我国民事程序之间的相互关系从三个层次进行了反思:在宏观层面,对诉讼程序与非讼程序、一审程序与二审程序、通常程序与非通常程序、普通程序与简易程序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剖析和反思;在微观层面,选取非讼程序类型多样化、审级制度、级别管辖制度、发回重审制度、审判组织形式、再审启动频繁化、简易程序多样化等问题为切入点,解析相关联问题的深层成因;在理念层面,以程序基本原理、功能定位和角色界分为依据,为修法提供理论支持。文章内容充实,是解释论与立法论的结合。[41]周翠也提出应以实体请求权的维护和实现为目标,建立以实体请求权体系为基础的、系统坚实的民事诉讼理论,并通过全面梳理、整合现有规范而制定一部精细翔实的民事诉讼法典。[42]
  立案程序和审前程序研究方面出产了几篇颇有价值的文章。纪格非认为我国起诉状的功能转型和内容再造应与审前程序设置的整体目标相一致,应弱化起诉状对于法院司法管理的辅助功能,减轻原告的法律论证负担,强化起诉状特定案件事实、促进争点整理方面的程序性作用,应当增强起诉状在内容方面的弹性,完善起诉状修改的程序。[43]段文波通过分析现行法关于实质性受案条件的各款规定,认为我国的案件受理条件并不存在虚高或畸高的问题,并流畅地援引相关日本民诉法理进行了比较分析。[44]胡亚球将争点整理程序的关注点投向了当事人的“争点整理权”,主张在遵循效益原则和法院适度控制原则下,从权利主体、时间要素、程序步骤、程序保障、法律后果等五方面进行争点整理的制度构建。文章将争点整理这一技术问题纳入了法官与当事人之间权限配置的理论框架,使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有了全新视角和学术意义。[45]王亚新对新法有关庭前准备活动的条文在司法实务中应当如何解释适用展开了较详细的解释论分析,涉及程序之间的转化、先行调解的实施、应诉管辖与法院移送的关系、庭前指定举证时限的期间和效果、以及诉的主客观合并等程序操作问题,对司法实践有指引作用。[46]
  庭审程序研究以段文波的思考和挑战最有突破性。他考察了我国口头审理方式的形成与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以“一体化”和“集中化”为理论标签,辨析了四种集中审理模式,即美式集中审理主义、苏式不间断审理、德式口头辩论的集中化、日式口头辩论的集中化,然后以大陆德日式集中审理为参照,提出我国集中化审理的框架设计及配套改革,对口头审理方式提出了非常细致、完整、脉络清晰的对策。[47]他在另一篇文章中专门讨论了攻击防御构造及其对法学教育的影响,尽管论证上存在不少漏洞甚至经不起推敲的谬误,但提出的问题很值得严重关注和更多研究。[48]
  对撤诉规则的研究,霍海红提出我国应当建立撤诉规则的私人自治模式,让合法性审查移出撤诉规则,以诚实信用等一般原则进行审查,将同意的权利交给被告,法官无需裁量,只有在特例的情况下才以诚实信用等一般条款予以审查和否定。[49]
  关于程序类型化和特别诉讼程序研究,以小额诉讼程序和公益诉讼程序最为热闹,而家事诉讼、劳动诉讼、医疗诉讼却门前冷落r海事诉讼程序因已成为独立和专门的研究领域,因此我们在收集和阅读大量成果之后最终还是放弃了在评论中给予一席之地的初衷。
  小额诉讼制度研究数量可观,主题集中在立法的必要性与否、立法的具体方案、各种比较法资讯等多个方面,但总体上几乎没有学术增量。可以一读的有王亚新关于筛选小额案件的三个层次标准的论证,文章还讨论了以各地法院内部业务部门的分工为基础筛选案件、分担适用和程序转换的操作模式。[50]
  “现代型诉讼”的研究甚为热闹。肖建华将“现代型诉讼”界定为缺乏传统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平等对抗、体现司法竞技主义精神的显著特征。[51]张卫平对公益诉讼的客观范围、主观范围、诉讼请求类型以及程序问题等具体制度和实施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将公益诉讼客观范围限制在对不特定主体的公共利益侵害所提起的诉讼,公益诉讼判决的既判力不应扩张,这些深入、具体的研究对于司法解释和法律适用无疑具有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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