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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适用》
从李华波案看我国腐败犯罪跨境追赃机制的完善
【作者】 赵晨光【作者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讲师}
【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李华波案;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跨国追赃;异地追诉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6
【页码】 44
【摘要】 李华波案是我国首次尝试与尚未签署引渡条约和双边刑事司法协助协定的重点外逃目的地国新加坡之间,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作为跨国追逃追赃的法律依据,成功开展跨境追逃追赃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典型案例。通过对本案异地追诉、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等追赃国际合作中的法律问题的分析和总结,提出从树立“追赃促追逃”的理念,完善我国洗钱犯罪的相关规定,尽快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以及建立合理、务实的资产分享机制四个方面完善我国跨国追赃法律机制。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4991    
  
  李华波案是我国首次尝试与尚未签署引渡条约和双边刑事司法协助协定的重点外逃目的地国新加坡之间,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作为跨国追逃追赃的法律依据,成功开展跨境追逃追赃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典型案例。本案也是我国首次适用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追缴外逃腐败分子境外赃款的成功案例。这一集追逃、追赃和异地追诉二追于一体的典型案例,[1]对我国今后与其他尚未缔结引渡条约、但已加入《公约》的国家开展反腐败国际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也集中体现了我国近年来追逃追赃领域经验的不断积累与沉淀,为国际追逃追赃领域提供了良好的实践范本。“天网2017”已经启动,其中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经验总结。只有对这些成功的典型案例不断进行分析和总结,才能逐步上升为有效实用的工作机制和战术打法,推动追逃追赃工作走向机制化、规范化的道路。[2]本文将着重对李华波案中跨境追赃的成功经验进行分析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反思我国现有追赃机制存在的问题和缺陷,最后进一步提出完善与健全的建议和意见。
  一、基本案情回顾
  李华波,男,2006年至2010年期间,被告人李华波在担任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股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通过制作假对账单、私刻印鉴、设立空壳公司等手段套取鄱阳县财政专项资金,共同侵吞公款共计人民币9400万元。李华波将其中2953万元转至新加坡,其余款项被李华波等人用于赌博、个人消费等。2011年1月29日,李华波逃匿新加坡。江西省鄱阳县人民检察院于2011年2月13日对李华波涉嫌犯贪污罪立案侦查。2011年2月2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公安部向国际刑警组织请求对李华波、徐爱红夫妇发布红色通缉令,并向新加坡国际刑警发出了协查函。2011年3月初,新加坡警方以涉嫌洗钱罪拘捕了李华波、徐爱红夫妇,二人后被取保候审。随后,新加坡法院法官三次发出冻结令,冻结李华波夫妇价值共计约545万新元的涉案财产,包括四套房产和大约260万新元存款。2012年9月,新加坡总检察署以三项“不诚实接受盗窃财产罪”指控李华波,涉及李华波转移到新加坡的赃款18.2万新元。2013年3月11日,在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指导下,江西省上饶市人民检察院向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李华波案《没收违法所得申请书》,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并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网站对外发出没收公告。2013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新加坡检方发出请代为向李华波及其利害关系人告知并送达没收公告的司法协助请求书。2013年8月15日,新加坡法院一审判决认定新加坡总检察署对李华波的所有指控罪名成立,判处李华波15个月监禁,18.2万新元赃款归还中国。李华波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2014年7月10日,新加坡上诉法院终审维持一审原判,判决当日李华波被送往新加坡樟宜监狱服刑。2014年8月29日,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李华波违法所得没收一案。2015年3月3日,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李华波违法所得没收案做出一审裁定,裁定认为李华波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伙同他人将巨额公款转出后非法占有,涉嫌重大贪污犯罪,其逃匿新加坡后被通缉,一年后未能到案。现有证据证明,李华波将其所贪污公款中的人民币2953.355万元转移至新加坡,被新加坡警方查封的李华波夫妇名下的财产以及李华波在新加坡用于“全球投资计划”项目投资的150万新元,均系李华波的违法所得,依法均应予以没收。2015年4月20日,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协助请求,新加坡总检察署通过新加坡警方将裁定正式送达李华波本人及其在新加坡的7个利害关系人。2015年4月25日,未收到李华波及利害关系人的异议,裁定正式生效。2015年5月9日,李华波服刑届满10个月后,按照新加坡的法律规定出狱并被遣返回中国。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8日、2017年1月23日开庭审理了李华波贪污一案,综合被告人李华波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李华波以贪污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李华波犯罪所得赃款,除依照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裁定没收部分外,剩余赃款,继续予以追缴。[3]
  二、李华波案中跨境追赃国际合作的法律依据
  腐败犯罪跨境追赃要遵循严格的法律程序,这就要求各国国内法上要有相关的法律规定,规范和保障涉及资产追回的相关活动依法开展。同时,境外资产追回难度极大,非一国自身力量就能解决,国际合作已成必然。因此开展腐败犯罪跨境追赃国际合作的主要法律依据包括国际法律依据和国内法律依据。
  (一)国际法律依据
  由于被告人李华波已经携款逃匿新加坡并已取得了新加坡国籍,而中新之间既没有签署引渡条约,也没有签署双边刑事司法协助协定,唯一庆幸的是中新两国都是《公约》的缔约国,因此公约就成为两国开展跨国追赃国际合作的主要法律依据。
  《公约》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个用于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对各国加强反腐国际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截至2016年12月12日,《公约》的缔约国达到181个,几乎覆盖了全世界绝大部分的国家,其广泛性和普遍性是其他国际公约无法比拟的。2003年12月10日,我国签署了《公约》,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我国加入《公约》,2006年1月13日,《公约》对我国生效。而新加坡则是于2005年11月11日签署了《公约》,2009年11月6日批准《公约》并正式成为缔约国。
  《公约》第43条第1款规定:“缔约国应当依照本公约第44条至第50条的规定在刑事案件中相互合作”。根据这一条的规定,缔约国可以根据该公约第四章关于引渡、司法协助、刑事诉讼移交和执法的所有条款,在刑事事项中开展合作。除此之外,《公约》第五章还专章规定了“资产的追回”相关问题。《公约》第51条申明返还资产是《公约》的一项“基本原则”,并授权缔约国“在这方面相互提供最广泛的合作和协助”。而第五章的其他条文就“预防和检测犯罪所得转移”、“直接追回财产的措施”、“通过没收事宜的国际合作追回资产的机制”、“没收事宜的国际合作”、“特别合作”、“资产的返还和处分”“金融情报机构”、“双边和多边协定和安排”[4]做了详细的规定,为两国依据《公约》开展追赃国际合作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在李华波案中,一方面,我国检察机关通过支持新加坡检察机关对李华波的刑事追诉,使其在逃匿地受到逮捕、起诉,因“不诚实接受偷窃财产罪”被判刑,并导致其在新加坡合法居留权丧失,在出狱当天即由新方将其遣返中国。另一方面,我国检察机关通过援引《联合国反腐败公约》46条、54条、57条相关规定,向新加坡有关方面提出司法协助请求,及时对李华波转移到新加坡的违法所得采取冻结、扣押措施,并请求新方承认与执行中国法院作出的没收违法所得的裁决。
  (二)国内法律依据
  尽管《公约》为缔约国之间开展追赃国际合作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公约》的功能和调整范围毕竟是有限的,一个国家在开展国际合作时所应遵循的内部职责分工及内部审查和运作则是国际条约无法规范的,国际条约确立的一些原则也需要通过国内立法加以细化并使之具有可操作性。[5]因此,各国国内法上的相关配套规定就直接决定相关合作能否顺畅进行。例如根据《公约》第54条第1款,由于缔约国必须就通过或者涉及实施根据《公约》确立的犯罪所获得的财产提供司法协助,各缔约国均必须根据其本国法律采取必要的措施,使其主管机关能够执行另一缔约国法院发出的没收令,并且通过对洗钱犯罪或者对其管辖范围内的其他犯罪作出判决,或者通过本国法律下的其他程序下令没收这类外国来源的财产。[6]
  1.中国的相关国内法律规定
  在跨国追赃中,至关重要的法律制度就是“刑事司法协助”的相关规定。在我国已经缔结和加入的国际条约中,“刑事司法协助”是狭义的,特指文书送达、调查取证、赃款赃物的扣押等小型协助形式,不包括引渡、相互承认和执行刑事裁决。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反洗钱法》和《禁毒法》中的“刑事司法协助”一词则是广义的,除了上述小型协助形式外,还可以包括引渡、相互承认和执行刑事裁决和刑事诉讼移管等合作形式。[7]目前有关追赃国际合作的国内法律依据主要是指我国《刑事诉讼法》17条有关刑事司法协助原则的规定以及第五编第三章有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我国《刑事诉讼法》17条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我国司法机关和外国司法机关可以相互请求刑事司法协助。我国《刑事诉讼法》280条、281条、282条、283条分别就没收违法所得程序的启动、审理程序、审理的结果、审理的终止、错误没收的返还和赔偿做了详细的规定。此外,我国《反洗钱法》27条和第29条、《禁毒法》53条第55条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反恐怖工作有关问题的决定》6条分别通过部门立法的方式对包括追赃国际合作在内的刑事司法国际合作作了原则规定。但是,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领域,目前我国还存在许多国内立法方面的空白,如我国现行的刑事法律缺乏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刑事裁决的规范,因此我国主管机关签发的没收令也将因对等原则的而在有关外国受到搁置甚至拒绝,从而导致有关的合作在实践中难以开展,甚至可能使国际条约中的相关条款成为一纸空文。
  2.新加坡的相关国内法律规定
  新加坡有关资产追回的法律规定主要是《新加坡刑事司法协助法案》(Singapore Mutual Assistancein Criminal Matters Act, MACMA ),特别是该法第三部分第五章第29-32节的规定以及《新加坡刑事司法协助法案》第三计划表(Third Schedule toMACMA )。[8]新加坡法律将资产追回大体上分为两个阶段,即调查(investigation)和追回(recovery)。调查阶段主要是追踪和搜集资产转移的相关证据。追回阶段主要是包括资产的限制、没收以及处置和返还。在调查阶段主要使用的司法协助形式包括从金融机构获取证据和银行记录,主要规定在《新加坡刑事司法协助法》第三部分第二章“获取证据的协助”的相关规定中。而在追回阶段,新加坡的主管机关可以根据《新加坡刑事司法协助法》第三部分第五章(执行外国没收令)和第六章(搜查和扣押的协助)开展合作,执行外国没收令,开展搜查和扣押活动。[9]此外,根据《新加坡刑事司法协助法案》的规定,即使外国与新加坡没有签署双边司法协助条约,如果外国对于某些协助形式(包括执行外国罚没令)给予互惠承诺,新加坡可以依据本法案的规定开展刑事司法协助合作。[10]
  从新加坡的相关规定来看,有关刑事司法协助和资产追回的国际合作方面的法律机制较为完善,而且对于没有签署双边司法协助条约的国家,也可以在互惠的基础上依据相关法律开展刑事司法协助。这也为我国依据新加坡的相关法律开展异地追诉、资产追踪、扣押、冻结等提供了法律保障。
  三、李华波案中异地追诉和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适用
  跨境追赃国际合作是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重要内容之一,它的合作范围限于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非法转移出境的赃款赃物,包括犯罪所得、犯罪收益和犯罪工具等与犯罪行为有关的一切涉案物品、资产或资金等。[11]在具体的跨境追赃国际合作方式方面,《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总结各国立法和实践中的成功经验,规定了境外追赃的五种法律方式:在财产所在地提起民事诉讼;根据合法所有权证明申请返还;相互承认与执行罚没裁决;通过在被请求国的追诉活动进行追缴;未经定罪的没收。[12]李华波案在追赃中的成功要归功于我国追逃追赃相关主管机关因案施策,综合运用多种追赃方式的明智选择,特别是异地追诉和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相互配合,最终实现了以追赃促追逃,人赃并获的目标。
  (一)异地追诉
  异地追诉通常是被作为引渡的替代措施使用的,主要针对已触犯躲藏地国的刑事法律的在逃人员,请求国向该外国执法和司法机关提供自己所掌握的相关犯罪的证据材料,促请并支持该外国在当地对逃犯提起刑事诉讼,使其面临在外国遭受刑罚并且在刑罚执行完毕后被递解回国的法律后果,或者营造迫使其自愿接受遣返的环境。[13]异地追诉作为跨国追赃的重要手段,其适用也是要符合一定的条件:其一,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除向外国非法转移资产以外,本人也逃到或者隐藏在资产流入国,也就是我们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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