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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检察》
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之反思与改革进路
【作者】 施鹏鹏龙浩
【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政法大学。
【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刑事法律援助;立法缺陷;适用难题;完善
【文章编码】 1004-4043(2016)-1(上)-0056-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6年【期号】 1
【页码】 56
【摘要】

刑事诉讼法从适用范围、适用阶段以及启动方式等三方面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进行了规定,旨在加强对符合特定条件被追诉人的辩护权保障。从比较法的角度看,各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诸多共性,但也有一定差异。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基本与国际接轨,但存在强制辩护适用范围过窄、经济标准的设定过于严苛、法律援助的辩护质量不高等问题。立足司法实践,结合域外经验,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应进一步完善。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8714    
  
  刑事诉讼法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1]作了三方面的修改:其一,扩大了法律援助的范围,将“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以下简称‘限制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案件”和“可能判处无期徒刑的案件”纳入了指定辩护的范围;其二,提前了法律援助的适用阶段,将以往“只在审判阶段提供法律援助”的规定改为“从侦查阶段起犯罪嫌疑人就可以获得法律援助”;其三,调整了法律援助的启动方式,将以往“由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律师”改为“对于依职权指定辩护案件,由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被追诉人提供辩护;对于申请指定辩护案件,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人或其近亲属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在刑事诉讼法实施过程中,全国各地陆续对各级法律援助中心的业务人员进行了刑事法律援助方面的专业培训,认真贯彻落实刑事诉讼法和《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努力提高法律援助辩护案件的办案质量。但仍应清醒地看到,制度在运行中亦凸显出一系列较为严重的问题,有些是法律未能彻底解决的“旧问题”,有些则是法律实施过程中的“新问题”。法律援助制度仍存在进一步改进的空间,例如,强制指定辩护适用范围过窄、审前阶段强制辩护适用标准难以判断、经济困难标准的设定过于严苛、法律援助辩护质量不高等。这些立法上的缺憾以及司法实务中暴露的具体问题,都会妨碍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有效运行,损及被追诉人的法律帮助权。有鉴于此,本文拟立足本土实践、结合域外经验,对我国时下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作一反思,并尝试提供若干解决方案。
  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之简要比较
  在国际范围内,刑事法律援助系人权保障的标志性制度。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均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作出了规定,但具体细则有所不同,可作一简要比较。
  德国刑事法律援助的适用标准兼顾了量刑因素与正当程序因素,但与被告人的经济状况无涉。依《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40条之规定,对最低刑为1年或1年以上自由刑的重罪案件应当实行强制辩护(量刑标准);因案情重大、事实、法律情况复杂而有必要的,以及被指控人显然无力为自己辩护的案件,审判长应当决定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正当程序标准)。在适用阶段上,德国的指定辩护一般仅适用于审判阶段,但存有例外:在侦查程序中,检察院认为案件属于指定辩护的情形时,可以向法院提出为被追诉人提供法律援助的申请,对于符合条件的,侦查终结后法院应当为被指控人提供指定辩护。德国司法机关得依职权启动法律援助程序,但被追诉人无权申请指定辩护。此外,德国法律仅规定法院应当对符合条件的当事人指定辩护人(强制指定),未规定法官可以裁量适用法律援助(裁量指定)的情形。[2]
  法国法律援助的适用标准兼顾了量刑、正当程序与当事人经济状况三大因素。月收入低于一定标准的人可依申请获得法律援助,此为经济标准;重罪法院管辖的可能判处10年以上监禁刑、无期徒刑的案件当事人有权获得指定辩护,此为量刑标准;指定辩护还适用于未成年人案件、当事人被拘留的案件及所有案件的讯问阶段,[3]此为正当程序标准。法国法律援助适用于侦查、起诉、审判各阶段,检察官、法官、律师公会会长等公职人员得依职权为符合条件的当事人指定律师。此外,法国最高法院还判定,法官可在法律未有规定的情况下主动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4]
  日本于2004年通过修法设立了“司法支援中心”,对其法律援助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日本现行法律援助的适用标准亦兼顾了量刑、正当程序与当事人经济状况三大因素。依《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89条之规定,对于死刑、无期或3年以上惩役或禁锢案件的审判阶段,应当实行强制辩护;贫困的犯罪嫌疑人在满足一定条件[5]的前提下可申请法律援助,贫困的被告人皆可申请国选辩护人;基于正当程序标准,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也可获得法律援助。日本法院有权裁量是否为下列被告人指定律师:(1)未成年人;(2)70岁以上的人;(3)聋人或哑人;(4)疑似心神丧失或心神耗弱的人;(5)其他有必要的。[6]
  在美国历史上,由于律师费用非常昂贵,90%以上的被告人因贫困无法聘请律师,[7]这引发了公众对“获得律师帮助的宪法权利”含义的争议。联邦最高法院在1932年的一则判例中指出,获得指定律师帮助的宪法权利源于国家提供公正审判的义务,这一义务必然意味着为贫穷被告人提供律师的责任。此后,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例不断扩大指定律师的适用范围。时下,美国指定律师的适用范围已非常广泛,包括重罪案件、可能判处羁押刑的轻罪案件、宣告缓刑案件、直接上诉案件、作有罪答辩的上诉案件等,[8]但均以当事人无法支付律师费用为前提。在适用阶段上,基于米兰达规则,美国刑事法律援助适用于侦查阶段的讯问活动,以及初次聆讯后的所有诉讼活动,包括答辩程序、审前程序、预审程序、庭审程序、量刑程序等。鉴于美国确立了完善的权利告知制度,符合条件的被指控人只要填写相应表格便可获得律师帮助,其法律援助的启动方式为国家机关告知模式,但被追诉人有权拒绝援助并选择自行辩护。
  前述代表性国家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具有下列共性:其一,政府有义务为刑事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其二,适用范围逐步扩大。欧洲人权法院在2007年的一则判例中解释到,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的规定,被指控人在第一次接受警察讯问时即有权获得律师帮助,除非存在限制嫌疑人该权利的充分理由。该判例推动了部分国家法律援助适用范围的扩大。此外,美国通过2005年的一则判例将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扩及至有罪答辩之后提起上诉的案件,[9]通过2008年的一则判决扩展至传讯程序。[10]其三,对未成年人、聋、哑人、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给予了特别关照。打遮阳伞就显得很娘
  但各国在刑事法律援助的具体制度设计上也存在差异,可作一简单列表:
  (图略)
  二、我国刑事法律援助之立法现状及反思
  (一)制度框架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百八十六条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刑事法律援助的制度框架作出了设定,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适用标准。我国指定辩护的适用标准兼顾了经济、量刑、正当程序因素。一是经济标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可以申请法律援助辩护。二是量刑标准。若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被告人未委托辩护人,司法机关应当为其指派律师。三是正当程序标准。若被追诉的未成年人、盲、聋、哑人、限制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未委托辩护人,司法机关应当为其指派律师。
  2.启动方式。被追诉人可以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为由申请法律援助,司法机关也得依职权为符合条件的被追诉人指定律师。依《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二条第二款的罗列,“其他原因”包括:第一,有证据表明被追诉人属于一、二级智力残疾;第二,同案被追诉人已经委托辩护人;第三,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第四,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三条之规定,人民法院除有义务为符合条件的当事人提供强制辩护外,还有权裁量为下列案件的被告人指定律师:共同犯罪案件中,其他被告人已经委托辩护人;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被告人的行为可能不构成犯罪;有必要指派律师提供辩护的其他情形。
  3.适用阶段。刑事诉讼法提前了提供法律援助的诉讼阶段,将过去只适用于审判阶段的规定改为从侦查阶段起即可获得法律援助。法律援助还适用于新设的强制医疗程序。因此,我国法律援助的适用阶段包括侦查、起诉、审判在内的刑事诉讼全程。鉴于人民法院有权裁量为部分案件提供指定辩护,审判阶段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因而比审前程序更广。
  4.适用程序。依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被追诉人因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未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近亲属可以向办案机关同级司法局所属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被羁押的被追诉人提出申请的,办案机关应当转交或告知法律援助机构,并通知申请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其委托的其他人员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及时审查申请,于七日内作出是否提供法律援助的决定,并及时将决定书送达申请人、函告办案机关。被追诉人符合依职权指定辩护适用条件的,办案机关应当将通知辩护公函及时送交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在三日内确定承办律师并函告办案机关。
  (二)反思
  但较之于法治发达国家,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立法仍存在一定缺陷。
  1.强制指定辩护的适用范围依然较窄。虽然刑事诉讼法将可能判处无期徒刑的案件与限制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案件纳入强制辩护的范围,但这两类案件在实践中非常少见。例如,在杭州市的依职权指定辩护案件中,限制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案件仅占1%,可能判处无期徒刑和死刑的占9.9%。[11]此外,在现行刑事诉讼法实施以前,对于未委托律师的限制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法院一般会为其指定辩护,不会出现自行辩护的情况;而无期徒刑案件事实上已有相当部分被追诉人获得法律援助、相当部分自己聘请了律师。[12]所以,刑事诉讼法虽然将两类案件纳入强制辩护范围,但实际上起到的作用有限。加之量刑标准的设置过于严苛,现行强制辩护的适用范围依然较窄。
  2.强制辩护适用标准难以判断。刑事诉讼法规定,对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案件应指定辩护人。但在审前程序中,如何准确判断“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对部分案件而言存在相当难度,尤其可能给司法实务带来某种不确定性,为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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