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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当代法学》
政治学视野中的检察改革思考
【作者】 詹复亮【分类】 法律社会学
【期刊年份】 2002年【期号】 5
【页码】 139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77577    
  一、检察改革的理性姿态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开始走进改革时代,当代中国的检察制度,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从恢复到发展,也历经了20多年的风雨。在检察制度建设取得了不断发展的同时,检察机关为保证我国社会稳定,肃贪倡廉,维护法律统一实施,保证司法公正,推进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做出了巨大贡献。据统计,[1]20多年来,共对800多万刑事犯罪被告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使其绳之以法;对90余万件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进行查处。开展各项检察业务的过程中,检察机关积累了不少经验,包括批捕机制、公诉机制、反贪污贿赂侦查机制、案件复查工作机制以及后勤保障、队伍建设等等,这些经验对当代中国检察改革,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然而,纵观20多年检察事业的发展,这些实践资源能否足以充任检察改革的实证依据?答案显然是不容乐观的,从首届全国检察理论研究年会的交流文章中也可略见一斑[2]。同时,在检察理论研究方面,尤其近10来年,从深层次的、现代法治的角度来探究检察制度发展、完善问题的近乎凤毛麟角。[3]同感者认为,“这些年来,检察理论研究十分欠缺,特别是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检察制度研究不够。中国检察制度的基本特性所包含的内容是什么,没有做出明确的令人信服的回答;另一方面,检察理论研究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明显。”[4]
  理论是行政的先导。“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5]江泽民总书记曾深刻指出:“一个党,一个民族,特别象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和人口众多的民族,如果没有科学理论的武装和对各种新知识的掌握,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腾飞,不可能有现代化的前途。”[6]当代中国检察制度的现状怎么样?检察工作机制能否正常运作?能否符合我国宪法所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的要求和依法治国的要求?是否需要改革?要改革哪些方面和哪些内容?怎么样改?这是从实然层面所要求深入研究的。那么,应然层面对检察改革的要求又将如何?从应然的角度,需要我们理性地对检察权的定位及其内涵作深入考察。既要研究检察权的现代涵义,并进行国家之间的比较,又要从历史的角度,认真研究检察权的渊源及其传统运作形态,然后结合当代中国的实际,做出应然的选择。在我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并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离不开世界大背景,离不开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大道。[7]象我国这样一个后工业化国家,“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8]我国检察制度同样要学习和借鉴别国经验。但是,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要根据我国实际,在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前提下,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检察制度。时下,在众多司法改革的讨论中,一些学者不顾中国实际而青睐英美模式,不同程度地否定当代中国的检察制度,有的甚至提出取消中国的检察机关。[9]如果不理性地对待当代中国的司法制度,将个人情绪或偏见带入这场讨论,那就很难有客观、公正的结论。从各国的情形看,一国司法制度的形成,并趋向成熟,有其历史的和现时社会的原因,并不是突然间象天上掉下的馅饼一样。一国对司法制度的选择不可能脱离本国国情。就拿众人推崇的美国来说,1973年,美国发生了“水门事件”,按照当时的惯例,一般政府高层官员的腐败案件,由司法部任命检察官进行调查。但此事件涉及当时的总统尼克松本人,司法部隶属于总统,检察官又由司法部任命,其公正性难以令人信服。因此,当时国会一致投票任命一位“独立检察官”来调查此事。同时,还有人建议,为了保证检察机关的公正性,应建立独立于政府的检察机关。由于此举对美国的基本权力结构变动过大,因而未被采纳。[10]事实表明,那种既脱离司法实际又不顾国情而大谈特谈移植英美之检察制度的言论,对当代中国司法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并无益处。我们既要反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又不能夜郎自大,闭关自守,拒绝学习外国的好东西。[11]
  反思我国检察机关恢复重建20多年的历程,与其他法学理论相比,检察理论研究极为逊色,也没有形成一个研究群体。由于研究队伍薄弱,研究又不深不透甚至不伦不类,检察理论没有系统化,也不足以同当前那种脱离国情的错误思想和理论进行有力的斗争。[12]1999年初,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检察工作五年发展规划》,将繁荣检察理论研究,形成比较完备的检察理论体系,为发展检察事业提供科学有力的理论指导,确定为今后一个时期检察机关的主要奋斗目标之一。同时,最高人民检察院还决定建立理论研究年会制度,并于2000年1月召开首次全国性检察理论研讨会。这对于推动检察理论研究,将提供一个重要机遇,说明我国检察机关高层已注意到检察改革离不开理论支撑,需要理论准备。毫无疑问,当代中国司法改革包括检察改革,急需大批理性的法学家和检察理论研究者以及一切关心于此的人们,并都能持有一种理性姿态。
  二、检察改革的主要原则
  检察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它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检察改革无小事,实行检察改革,必须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安排之内注意相关原则。当前,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应坚持以下几个原则:
  首先,要坚持基本国情原则。在中国实行检察改革,不能离开中国国情。一是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二是离不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三是离不开本土文化,包括几千年的文明传统;四是离不开作为后工业化国家的我国社会格局的变化发展实际;五是离不开我国的司法制度安排。客观地说,大凡发展中国家,其物质文明相对贫弱,制度文明同样难以呈现强势。然而,人们有一个不能跨越的误区,那就是似乎西方的司法体系模式是唯一能带来司法公正的模式,其他模式均无可比拟。历史地看,无论西方式司法制度模式带来何等的公正,都只是一种特定的历史现象而非永久。古中国的汉唐时期,曾经涌现了领世界风骚之文明,但那时的司法制度没有成为往日和今朝的统一模式,而被历史无情地淘汰。理论研究要对历史作深邃的透视,对未来作长期的展望,不要被历史长河的一朵浪花所迷惑而看不到整条大河波澜壮阔地运动,不要被树枝上飘零的一片叶子所遮挡而看不到郁郁葱葱的森林。世界上存在的任何东西,总是要被超越的。[13]西方的先进做法和经验要学习、借鉴,但不能照抄照搬,中国古代的优秀东西也要深入挖掘,古为今用。我们讲唯物论,讲辩证法,必须实事求是,从国情出发,研究、解决检察改革问题。
  其次,要坚持自我完善原则。时下,有人说法院在改自己的,检察院在搞自己的,公安部也在搞自己的。这种现象值得深思。在当代中国,实行司法改革,原则上要求有一个统一的机构来领导、发动,并且公、检、法、司要同步协调,但是,现实中各搞各的,既破坏了改革的整体性,又使改革处于无序的混乱状态。针对这种状况,检察机关必须做好准备,从自身开始,以完善自我为切入点,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践调查,应当知道当前乃至较长时间的将来,要改革什么,怎么来改。
  检察事业的发展,取决于监督职能的强化,在监督没有权威的今朝,检察机关不可能有地位。就检法关系而言,既不能对法院的司法解释是否合法进行有效监督,也不能对法院审判活动是否公正进行有效监督;就检警关系而言,监督同样无力,同样不到位。当前,检察机关最主要是起到刑事案件的二传手作用。[14]因此,检察机关自我完善的关键在于强化司法监督,而不是去追求时尚。要深入研究监督的渠道和措施,只有这样,检察事业才能发展。
  第三,要坚持渐进原则。检察改革是一项长期性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从某种角度讲,司法改革是我国司法制度内的结构性调整,也是司法权力资源的再配置。检察机关在实现自我完善的过程中,与法、警之间以及其他机关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互动状态,有一种相互制约、协调和适应的过程。因此,检察机关既要从大局出发,深入研究中国司法制度的配置模式,又要系统规划,全盘考虑,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在逐步完善各项工作机制的基础上,推进检察制度的整体性完善。
  三、检察改革的基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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