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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湖北警官学院学报》
法院调解优先复兴之原因探析
【作者】 阳李【作者单位】 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
【分类】 法院
【中文关键词】 司法制度;法院调解优先;诉讼公正;诉讼效率
【文章编码】 1673-2391(2015)01-0124-0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5年【期号】 1
【页码】 124
【摘要】 法院调解优先的复兴遭到了学界的普遍批评。学界认为法院调解优先的复兴对诉讼效率、诉讼公正有较大影响,可能成为构建法治社会的阻碍。然而,在实践中存在案多人少、法律规则与社会生活不相容的问题,加之需要维系人际关系以及维护社会稳定等因素使得法院调解优先有着广泛的生存空间。学界与实务界在法院调解优先制度上的激烈冲突是社会转型期法制与经济水平的不完全契合所致。我国经济水平总体低位运行、地区间经济水平差异巨大以及立法超前使得法院调解优先符合现实的土壤,并成为基本的司法政策之一。囿于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漫长过程,在可预计的未来,法院调解优先制度仍将长期存在。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0396    
  在经历了1992—2003年“自愿调解”的法院调解阶段后,我国的法院调解步入了“调解优先,调判结合阶段”。[1]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观背景下,法院调解优先的复兴似乎意味着我们在构建法治国家的道路上走了回头路。
  “调解优先,调判结合”不仅在官方的表达中反复出现,[2]在法院的实践中同样得到了充分而直接的体现。[3]然而,在官方强调调解,法院调解结案率也一路攀升的情况下,学界对此却大多持否定态度。实践中,法院调解优先的弊端似乎已端倪初露。法院调解是案件双方通过协商或让步自愿达成的协议。按照一般的逻辑理解,调解协议的执行应顺理成章,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法院调解结案的民事案件大量地进入了强制执行程序。{1}
  官方与学界的观点大相径庭,二者对法院调解优先持非此即彼的态度。虽然学界对法院调解优先持一边倒的批判态度,大量的调解也带来了一定的弊端,但官方似乎不为所动,继续加大了对法院调解优先的引导,部分法院甚至将法官的调解结案率纳入了绩效考核。
  本文将分析学界对法院调解优先所持的反对意见,探析法院调解优先存在的必要性,并立足我国的基本现状对法院调解优先复兴的原因予以剖析。[4]
  一、学界对法院调解优先持批判态度的理由
  法院调解优先与法治社会的构建似有较大冲突,因而受到了学界的普遍关注。[5]学界对法院调解优先的关注点或分析面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法院调解优先复兴的原因分析,如受国外纠纷解决方式的影响(大多以ADR为主展开分析)、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刚性导致法律与社会生活不能较好融合等等;二是法院调解优先复兴的弊端分析,如降低诉讼效率、折损诉讼公正、直接或间接导致法律虚无主义意识的蔓延和扩散等等;三是法院调解优先的未来走向(或称解决方法),如调审分离、以解决纠纷为重点构建法院调解的合法性等等。
  尽管围绕法院调解优先复兴展开的研究已有较多成果,一些研究成果也颇具说服力,但学界大多仍将法院调解优先的复兴视为一种非正常现象,并以此作为分析的逻辑起点。因此,目前在具体的研究中围绕法院调解优先之弊端展开的分析文献占据绝大多数。
  (一)降低了诉讼效率
  法院调解是双方当事人在法官的主持和协调下协商解决争议问题或纠纷的过程。在调解过程中,法官地位中立,当事人意志对调解是否成功起决定性作用。
  在法院调解优先的情况下,为了提高调解率,法官角色由中立变为主导,并会使出多种方法和手段尽力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如“背靠背”方式(这种方式通过司法解释得到了法律上的认可)。[6]在调解中,除了为达成自身目的而展开利益博弈之外,双方当事人还需花费大量精力揣测作为调解主导者的法官的心理,双方博弈继而演变为三方博弈,调解成功所需的时间和精力将大幅增加。即使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由于此种调解是在三方博弈中形成的,并不能完全反映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愿,当法院送达调解书时,当事人极有可能反悔,从而导致调解失败。此外,现行民事诉讼法对法院调解的期限没有作出明确规定,此种情形下,调解可能演变为当事人没完没了的“闹剧”,降低诉讼效率。{2}
  (二)折损了诉讼公正
  为使各类民事纠纷纳入法制化轨道,国家大致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司法系统构建了我国的司法系统,以期法院能起到类似西方法院的功能性作用。与西方法院类似,审判的严格程序性、法官地位的中立性以及诉讼当事人的对抗性也是我国法院审判的基本特点。可以说,经过多年的发展和审判经验的不断积累,我国的法治建设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法院调解优先无疑将对我国的法治建设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和审判相比,法院调解的基本特点之一是非程序性。这意味着调解不具备程序所具有的公正性。此外,调解不注重案件发生时的事实和证据。在具体的调解中,法官甚至可以突破法律的底线以达到促进调解的目的。事实上,调解大多是双方当事人放弃部分自身权利后达成的一致。此种以权利的放弃为前提达成的调解使得当事人的权利大打折扣(调解达成的协议通常低于法定标准),这与民事法律保护权利人利益的宗旨显然是背道而驰。因此,在调解中司法公正和法律尊严大打折扣,长此以往,法治国家的构建将遭遇极大的威胁。
  二、司法及社会实践亟需法院调解优先复兴的原因探析
  不难看出,学界对法院调解优先的批判以法治主义为基本对照,法院调解优先显然不能为构建法治社会添砖加瓦,反而极有可能成为法治社会构建的阻碍。更令人沮丧的是,作为解决纠纷的最后一道防线,法院是准确适用法律、运用法律的最大权威(和行政机关及各类社会组织相比),作为该权威最主要表达方式的审判却不得不为调解让步,沦为二流司法,这显然难以让民众对法治产生信心。
  然而,法治社会的构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期间必然需要社会大众广泛、积极地参与,仅凭法院的“独舞”难以奏效。加之我国处在转型期,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以及地区差异等因素的复合作用对法治社会的构建提出了更大挑战。囿于我国特有的现实情况,法院调解优先有着实践上的巨大需求。具体分析如下。
  (一)案多人少
  从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我国的经济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与之相伴的是诉讼数量的极大增长。从表一[7]可知,1998—2002年5年间全国地方法院审结案件数为2960万件。10年后,2008—2012年5年间全国地方法院审结案件数已上升到5525.9万件,几乎翻了一番。然而,10年间法官的人员编制数量却没有太大的变化。这意味着工作量的成倍增加。为了按时审结日益增多的案件,法官们将不得不创新工作方法,努力提高工作效率。

┌─────────┬──────┬──────┬──────┬──────┐
│年份       │1993—1997 │1998—2002 │2003—2007 │2008—2012 │
├─────────┼──────┼──────┼──────┼──────┤
│全国地方法院审结案│2242    │2960    │3178.4   │5525.9   │
│件数(万件)   │      │      │      │      │
└─────────┴──────┴──────┴──────┴──────┘

  表一全国地方法院审结案件数量
  严格的程序性是法院审判的突出特征之一。以民事案件一审为例,其程序大致包括起诉、立案、开庭审理、判决。其中开庭审理包括举证质证、法庭调查、证人出席作证、法庭辩论等步骤。若当事人对法院判决不服,可以提起上诉,若对上诉审判仍然不服,还可以向上一级法院提出再审,或者向检察院提起抗诉。因此法院审判的程序十分冗长,从当事人起诉直至终审结束,可能经历数年才能走完整个过程。调解则有其本身的优势,不仅可以在庭审前调解,庭审中和庭审后仍然可以调解。换言之,法官可以在诉讼程序的任何阶段调解,从而摒弃了严格的审判程序的呆板,具有较大的灵活性。调解结案后,案件当事人在诉讼中的法律争议关系归于消灭,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根据调解协议的内容确定,加之调解后双方当事人均不能上诉,因而避免了案件被上级法院要求再审的隐忧。此外,对法官而言,裁定撤诉与判决在计算结案数时没有什么差别,但工作量至少减轻90%:不需要开庭、做庭审笔录、质证认证,甚至调解笔录也不用做,更不用为判断事实和写判决理由而费脑筋。{3}
  法院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根据吴英姿所做的实践调查,G市法院2002年度1—5月份民事、经济案件共受理1385件,审结809件。其中,判决结案的156件,占审结案件总数的19%;调解结案数是637件,占78.7%。{4}从中可以看出,在案件数量较大时,法院偏爱调解而非审判。当然,法官选择调解是以调解结案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明显少于审判结案为前提的,偏离了这个前提,法官自然会选择审判。这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表明,法院调解优先的政策可能会降低诉讼率。
  (二)法律规则与社会生活不相容
  事实依据的缺失或者难以查明是案件难以适用审判进而不得不采用调解的主要原因之一,但这只是法院调解的诱因。在推行举证责任制即“谁主张谁举证”或“举证倒置”后,法官可以利用举证责任风险承担机制直接作出裁判,当事人存在无力举证或举证不能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的问题。[8]此外,法院也负有调查收集证据的职权。[9]
  当事人是具体事务的参与者同时也是自我利益的最佳维护者,负有举证责任是应有之义。但实践中当事人重实体权利轻程序权利的现象较为普遍,故时常发生当事人的举证难以支撑其主张的情形,此时举证责任就落在了法院的身上(即法院收集审理需要的证据)。尽管法院可以不收集证据而根据当事人的举证直接判决,因为此种行为完全符合法律规则,然而法律的范畴并不等同于社会生活的范畴,此种判决仅仅是法律上的判决,不能解决当事人的纠纷,也不能实现法院的社会职能。所以,举证责任的分配并不能减缓社会生活中人们对调解的需要。
  (三)维系人际关系
  和气生财的理念早已植根于中国传统风俗。在广大农村(不仅限于农村),走上法庭、通过对抗制的审判来完结双方当事人的纠纷,往往意味着双方当事人关系的彻底破裂。尤其是在法庭辩论阶段,强烈的对抗性会促使双方当事人不断强化和重复自己的诉讼请求和理由。在这个强化和重复的过程中双方当事人会更加坚定自己的意志和主张,因此往往较难改变自己的意思表示。这也是审判开庭后调解率往往低于开庭前调解率的原因。调解则不然,不仅可以使双方站在对方的立场考量,继而可以不断调整自己的立场和主张,从而更有可能做出让步和妥协,而且在“第三方”即法院的斡旋下,双方往往更容易达成共识。从而有可能在双方当事人的感情得以维系的前提下结案。因此,调解拥有广大的“市场”空间便不难理解。
  据我国2003和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从2003年至2013年,我国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占人口总数的比例由40.53%、59.47%分别变为53.73%、46.27%,城镇人口数量已经超过乡村人口。即便如此,乡村人口总数仍然接近人口总数的一半。乡村地区人际关系的紧密性、社会的较高同质性以及社会舆论较强的约束性等特征使得调解更能发挥定纷止争的作用。因此,通过调解的方式对此类诉讼息诉,不仅能达到“案结事了”的目的,也能使诉讼双方当事人的关系得到较好的维系和修复,从而得到皆大欢喜的结果。
  (四)维护社会稳定
  我国司法系统与西方司法系统虽大致类似,但我国的司法独立却不完全等同于西方国家所提倡的司法独立。在我国,法院自始至终不是一个纯粹的审判机关。和其他行政机关一样,法院同样要服务于国家的整体目标,这与我国浓厚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行政作风一脉相承。其他学者对此也有深刻的认识:我国司法机关和法官在社会转型时期(从人治到法治)所具有的非单一品行(行政的、政治的和司法的复合品行)也使得司法机关必须实现特定政治性要求的职能,法官具有完成此项任务的职责。{5}相同的,中国法官亦具备双重身份:“不仅仅是一个法律人,他更是一个公家人;他既要为民解决纠纷,也要为国家治理社会;他的审判工作不仅仅是追求解决纠纷,而且还要追求按照上级要求的方式解决纠纷——以和谐的方式,如调解。其双重追求之间的平衡点就是调解率的所在”。{6}
  基于此,在我国的转型期(同时也是矛盾多发期),作为定纷止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院,自然难以摆脱其产生的困扰。以群体性事件为例,从1994—2003年,我国的群体性事件由每年1万起增加到了6万起。2005年我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数量达到8.76万起,平均每天达240起之多。{7}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201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蓝皮书)分析,我国2010年后每年的群体性事件已达10万余起。审判能够在法律上“定纷”,但未必能在社会生活中“止争”。调解则不然,虽然其不一定能“定纷”,但却能较大程度上“止争”。结合当下形势,法院调解优先成为司法高层的政策选择便不难理解。
  三、多角度切入剖析法院调解优先复兴的原因
  对调解制度的理解不是单一地将其理解为一种普遍性的纠纷解决机制,而是要理解现代性问题在中国展开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特殊的问题,尽管这种特殊的问题依然具有普遍的意义。{8}事实上,我们可从“不告不理”的基本司法原则中窥见一个基本事实,即法院并非社会生活的缔造者,相反,法院只是社会生活的被动接受者或参与者。法院调解优先的复兴只是对社会生活的变化作出的反应,因此该现象背后社会生活的基本形态或方式的变化应是分析的切入点。
  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独具特色的基本特征,我们称之为时代的特征性。如计划经济时代的基本特征为政府主导或称行政主导,市场经济时代的基本特征是突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基础性功能。不同时代的特征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其植根于所处时代的土壤之中,故具有较大的独特性。因此在对法院调解优先复兴的原因进行分析时,我们应着重分析我国的基本现状。与其他国家自然地、平缓地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不同,我国在自身巨变的同时伴随着大量外来因素的广泛参与。这种自身巨变与外来因素的互动和博弈使得我国的情况变得异常复杂,此种复杂的社会现状通常被称为社会转型,法院调解优先的复兴或许与此有密切的联系。社会转型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基于此,下文将从社会转型以及经济水平的角度切入深入剖析法院调解优先的复兴与二者的关系。
  (一)社会转型之分析
  有一种普遍流行且广为认同的观点认为,在我国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地区,法院判决与当地传统文化或地区价值不完全相容,强行判决可能造成两败俱伤的尴尬局面(双方当事人均认为法院的判决并未有效解决纠纷),适用调解能避免可能引发的冲突,从而达到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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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李浩.当下法院调解中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调解案件大量进入强制执行研究[J].法学,2012(1):139-148.
  {2}李喜莲.法院调解优先的冷思考[J].法律科学,2010(2):13-17.
  {3}{4}吴英姿.法院调解的“复兴”与未来[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7(3):35-38.
  {5}{10}张卫平.诉讼调解:时下势态的分析与思考[J].法学,2007(5):22.
  {6}邵六益.悖论与必然:法院调解的回归(2003-2012)[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5):123.
  {7}王庆功.目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特点、趋势及防控对策[J].东岳论丛,2011(1):178.
  {8}强世功.文化、功能与治理——中国调解制度研究的三个范式[J].清华法学,2003(3):156-158.
  {9}潘剑锋,刘哲玮.论法院调解与纠纷解决之关系[J].比较法研究,2010(4):75.
  {11}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Z].2011.
  {12}顾功耘.经济法教程(第三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90.
  {13}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199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Z].1993.
  {14}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0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Z].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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