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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治研究》
民事执行救济制度的司法适用与立法完善
【副标题】 以民诉法第225、227条为中心【作者】 朱新林
【作者单位】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
【分类】 司法
【中文关键词】 执行异议;案外人异议之诉;债务人异议之诉
【期刊年份】 2015年【期号】 1
【页码】 99
【摘要】 民事执行救济制度的完善是民事执行立法史上的里程碑,但从司法适用到立法完善上都有待进一步凝聚共识。执行救济制度的本质属性和执行工作的根本任务决定了执行救济制度的价值定位为“保障公正、注重效率”;“违反法律规定的执行行为”应界定为:执行机关实施的、旨在实现债权人债权,且违反了法律、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执行行为,不包括执行预备行为、辅助行为;执行异议原则上由负责执行审查的法官根据案情实际需要采取相应的审查方式,不必限定次数;“足以阻止执行标的转让交付的实体权利”之判定标准在于案外人在执行标的物上的实体权利性质、效力与强制执行措施的目的、方法是否冲突;建议取消案外人异议前置程序,设立债务人异议之诉。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0428    
  
  2007年《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编修订时,基于权力制约和权利救济之基本理念,于225条与第227条分别规定了执行行为异议与案外人异议之诉制度,初步建立了民事执行程序性救济与实体性救济的二元体系。有学者认为,民事执行救济制度的完善是执行立法史上的里程碑,预示着执行工作进入文明时期。在制度革新的同时,理论研究有了同步跟进,这一领域产生了不少极有见地的论文。但是,与执行救济制度依旧处于初创、摸索阶段的立法现状相适应,目前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规范解释”而展开,对于民事执行救济制度的整体价值定位、立法体系构建等宏观问题以及“违反法律规定的执行行为”、“足以阻止执行标的转让交付的实体权利”等核心术语的理解运用尚缺乏足够关注。鉴于此,本文试图就上述问题展开研讨,旨在基本理论的层面深化认识,在具体制度适用和完善的层面上凝聚共识。
  一、民事执行救济制度的价值定位
  从一般的经验出发,价值定位是法律制度中重要的理论问题,但未必需要探讨。然而,对于民事执行救济制度而言,却无可回避。主要原因在于,处于“少年”时期的执行救济制度尚难以走出长期笼罩的“执行难”阴影。执行救济制度的强化,意味着在执行工作中增加了一道新的审查程序,在个案中,的确有可能延缓强制执行进程,有可能使得执行工作“难上加难”。在调研中,有法官就指出:执行工作也有一个从“粗放”到“集约”,从“温饱”到“小康”的过程,执行工作首先要考虑及时实现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债权,过多的异议和异议之诉既超越了执行机构的能力,也有可能对执行工作本身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当我们讨论构建怎样一种民事执行救济制度时,背后其实隐含着一个价值命题—“公正”与“效率”在“执行难”的大背景下如何合理平衡?
  本文认为,民事执行救济制度的价值定位是“保障公正、注重效率”,这是由执行救济制度的本质属性和执行工作的根本任务决定的。
  其一,民事执行裁决权是一种司法权。尽管学界对民事执行权的本质有不同的观点,出现了“行政权说”、“司法权说”、“司法行政权说”等不同的学说,但作为民事执行救济制度权力基础的民事执行裁判权本质上属于司法权当无疑义。这是因为,无论是民诉法第225条所规定的执行行为异议,抑或是第227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中的异议之诉,其核心问题都在于对执行行为合法性或者有争议的权利义务归属之判断,其构造符合司法权基本特征。既然民事执行裁判权是司法权在执行阶段的具体体现形式,而司法权区别于立法权、行政权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司法权的运作致力于“正义的实现”,司法机关是捍卫社会正义的最后堡垒。因此,民事执行裁决权的运行也必须符合司法权运行的基本规律,必须将“保障公正”作为其基本价值目标。
  其二,民事执行的根本任务旨在高效实现执行名义所确认的权利。日本学者三月章教授所指出的,执行是执行机关在执行根据合法的前提下,追求迅速、经济和适当的理念而实施的,旨在从事实上实现债权人权利的事实行为、实力行为。[1]如果说审判以公平解决纠纷作为基本任务,那么执行的基本任务就在于有效、及时地实现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的债权。如果说在民事审判架构中,原告和被告居于“天平”的两端,法律地位平等,那么在民事执行工作中,“天平”或许偏重于债权人权利之实现。在诉讼阶段,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尚未确定,但是到了执行阶段,强制执行措施以生效法律文书为依据。因此,如果说公正是审判工作的核心,那么效率或许就是执行工作的灵魂。而执行救济制度毕竟是执行制度的下位制度,是执行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执行救济制度过于臃肿、繁复,势必影响执行效率,从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鉴于此,“注重效率”也是执行救济制度的重要价值取向。
  其三,执行难是当前民事执行工作中的主要矛盾。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执行难”是民事诉讼中三大难题之一,好不容易打赢了官司,但债务人难找、财产难寻,以至于孤独、愤怒的债权人往往走上了申诉、上访之路,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之一。这一司法现实,使得法官将清理积案、解决执行难,作为执行工作的重中之重和评价指标,这一点从各级法院执行机关的政策文件和人、财、物配置中显而易见。执行救济制度的构建和完善,意味着在整个执行程序中嵌入了新的因素,必然导致执行程序更加繁复,占用更多的司法资源,使得执行机构,由一元的实施机构,变成了二元的实施、审查机构。如果执行救济程序过分臃肿,甚至易于被当事人滥用,从而使得执行工作寸步难行,那就违背了执行工作的整体目标,背离了执行救济制度的初衷。
  “保障公正、注重效率”的价值定位意味着,各类因强制执行措施引发的纠纷需要有符合正当程序保障原则的救济渠道,且执行救济制度需考虑到执行工作的特殊性,兼顾效率,这是构建和评价、理解与适用相关法律条文时必须遵从的基本理念。
  事实上,我国业已建立的民事执行救济制度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效率追求。例如理论界与实务界倾向于对可以提起异议的“执行行为”作限缩解释,将执行准备与辅助事项排除在外;执行异议案件的审查方式原则上依照案件具体情况而定,对于权利外观的判断多采取形式主义原则—“不动产依登记为准,动产依占有为准”;案外人异议审查前置的立法初衷也在于过滤部分标的物异议纠纷,避免都进入诉讼程序等。而构建债务人异议之诉的探讨,则体现了民事执行救济制度“公平”价值之诉求。
  二“、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之理解与适用
  《民事诉讼法》225条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问题是,什么是执行行为,是不是执行机构作出的行为都属于执行行为?执行行为违反的是哪些法律规定?《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执行解释》)对此都不甚明确,执行法官多有不同的理解。
  学术界一般采用类型化归纳的方式来界定民诉法225条的异议事由,通说认为,违法执行行为的范围包括执行法院采取的执行措施、强制执行时遵守的程序、强制执行中作出的某些法律文书以及其他侵害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的执行行为。[2]还有学者将可以提起第225条执行异议的行为归结为以下几种:[1]责令债务人、利害关系人履行义务的执行命令行为;[2]采取执行措施、分配执行财产的执行实施行为;[3]作出执行裁判的执行裁判行为。其中,对执行裁判行为提起异议,应当仅限于以执行裁判程序违法为由提起,因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发生的争议,应当通过其他方式解决。[3]此外,有法官结合执行实践,将执行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可以提出异议的事由归结为以下四种情形:执行机构有怠于执行的行为、执行机构所采取的执行措施不当、民事执行程序中的处分不当(如对裁定中止、终结或暂缓执行、执行管辖等可以提出异议)、执行措施违反执行豁免的规定。[4]
  类型化的归纳方式,固然有助于明确异议事由,却容易挂一漏万。事实上,对于异议事由的界定,还可以采用定性的方法,即分析执行行为的构成要件。谭秋桂先生认为,执行行为应当指民事执行机关实施的、迫使债务人履行义务、实现债权人权利的行为。[5]丁亮华法官认为,执行行为,乃执行机构运用国家强制力,强制实现执行依据所确定权利义务上的公法行为。[6]我国台湾学者杨与龄先生认为,强制执行者,国家机关经债权人之申请,依据执行名义,使用国家之强制力,强制债务人履行义务,以实现债权人私权之程序也。[7]以上定义异曲同工地揭示了民事执行行为的基本构成要件:主体系法院执行机关,不包括执行当事人、拍卖机构的行为;手段上具有单方强制性,以国家公权力(民事强制执行权)作为后盾;目的指向明确,即为实现债权人债权的行为。因此,判断是否属于民诉法第225条所指的执行行为时,应当考量是否满足上述基本要件。
  司法实践中,法官倾向于对可以提起异议的“执行行为”予以限缩解释,即对于执行准备与辅助事项,如送达执行文书、调查被执行人财产等行为均不能提出异议;执行依据的法律效力问题亦不属于执行异议审查的范围。[8]此外,还有法官认为,未对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发生效力的执行行为也不可以提起异议,如人民法院的轮候查封行为。[9]这一限缩解释立足于提高执行效率,防止滥用异议,有一定的合理性。
  再来探讨《民事诉讼法》225条“执行行为违法”中“法”的范围,对“法”的不同界定同样关系到异议事由的宽窄。有观点认为,这里的“法”仅指民事诉讼法,不包括司法解释。但考虑到目前司法解释是我国执行程序中最主要的法律渊源,仅依据民事诉讼法作为判断执行行为是否违法的标准实际上等于抹煞了执行异议制度的作用。[10]所以,此处的“法律”应该理解为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并且不限于此,如果执行人员违反其他法律中关于强制执行的明确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亦可以提出异议。
  从一些法院的调研资料来看,《民事诉讼法》修正时有人担心的对违法执行行为都可主张异议,可能导致异议“井喷”式爆发、遍地开花的情况并未出现。由于新法实施需要一个过程,执行行为异议今后可能还有增长的空间。[11]因此,对于民诉法第225条“异议事由”的准确把握和统一规范,可能还有待于在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互动中进行总结和凝练。
  三、执行异议案件的审查方式探讨
  《民事诉讼法》225条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15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撤销或者改正;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但是,“异议审查采用什么形式未加规定,是执行法官独任审查,还是组成合议庭审查,是书面审查,还是开庭听证审查,具体程序如何开展,这些给法官的实际操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12]。对此问题,鲜有文章专门探讨,殊有必要进行理论回应。
  首先,审查主体的问题。在执行实践中,执行异议的审查机构通常有两种基本类型。其一是在同一执行机构里设执行实施室和执行裁决室,由执行裁决室对执行异议进行审查;其二是法院执行机构只行使执行实施权,执行异议权由同一法院的其他庭行使。[13]这两种模式各有优劣,但随着执行裁判权和实施权两权分离的改革实践在法院系统逐步推进,并基于执行效率的考虑,执行异议案件由执行裁决室审查,是趋于主流的做法。司法实践中,执行异议受理审查的一般操作方法为:执行异议向执行实施室提出,或向负责审查执行异议的专门机构、人员提出,由负责裁判的执行法官对异议进行审查,而实施执行行为的执行人员应当回避。基层法院可以采取独任审查的方式,高级法院和中级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
  其次,异议审查形式。实践中因采用何种方式对执行异议的审查问题,曾经多次引发上访问题,有必要明确执行异议的审查方式。[14]由于执行程序的目标在于“迅速实现裁判文书所确定的权利或义务”,过分冗长繁复的审查形式有可能成为被执行人转移财产、规避执行的手段。并且,异议审查属于一种程序性的救济措施,执行异议审查对象是执行行为的合法性,而执行机关所采取的强制措施一般都有法律依据和法律文书,证据比较容易查明,没有必要照搬审判程序。因此,如果法律、司法解释或相关政策文件对特定类型执行异议案件的审查形式有明确规定,则按照相关规定进行,[15]除此之外,执行异议审查的形式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确定。对于涉及当事人重大权利事项、对证据有疑义等情形的,可以进行谈话或组织听证。对于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明晰、双方无较大争议的,可以直接书面审查。
  第三,关于异议审查次数。《民事诉讼法》225条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关于执行异议的次数问题立法上没有明确规定,如果允许在执行程序中反复提出异议可能有损执行效率,那么是否要对执行异议的次数进行限制呢?
  笔者以为没有必要对执行异议的次数进行专门的立法限制。首先,对于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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