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完善对防治腐败的启示
【作者】 宋寒松【作者单位】 最高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厅{厅长}
【分类】 刑事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非法证据排除;职务犯罪预防;防治腐败
【期刊年份】 2013年【期号】 6
【页码】 141
【摘要】

我国新刑诉法中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确立,消除了刑讯逼供等职务犯罪的思想基础、利益基础、制度基础、逻辑基础和现实基础。其建立和完善是刑事司法程序的重要内容,不仅提高了国内的刑事诉讼水平,同时也对我国的反腐败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确立和完善,使我国反腐败制度的法治化水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另一方面,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对我国开展反腐败国际合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不仅为反腐败制度的体系化和法治化提供了制度样本与具体范例,而且为反腐制度的完善和科学化提供了可行路径与现实模型,也拓展了我国反腐制度建设的国际化视野。

【英文摘要】

The establishment of Illegal Evidence Removal Regime in China’s new Criminal Procedural Law, has eliminated the mentality, interest, system, logic and reality foundation of the behavior of extorting confessions by torture. 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rovement of this regime is an essential content of criminal judicial procedure. They not only heighten the level of criminal proceeding but also have significance in anti-corruption in China. On one hand, 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rovement lead to a big jump of rule of law in China’s anti-corruption system.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has a real value on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when carrying out anti-corruption action. It not only provides institutional specimen and specific example for the systematic and law-governing enhancement of anti-corruption system, but also provides feasible path and real pattern for its perfection and being more scientific. In addition, it broadens the international horiz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anti-corruption system in China as well.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3253    
  新刑事诉讼法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作为司法改革的具体成果,它在预防和遏制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司法人员职务犯罪方面意义深刻,不惟如此,我们还可以从研究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对预防职务犯罪的价值中,得到它在防治腐败层面上给我们的启示。从实务角度和现实问题出发,总结归纳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演变,分析其对预防职务犯罪的价值,对法制反腐和法治推进的防治腐败思路进行探索,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一、从规则到规范: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嬗变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执法、司法官员经由非法程序或使用非法方法取得的证据,包括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不得在刑事诉讼中用作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1]各主要现代法治国家对此大多作出了规定。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也作了规定,其中第15条指出:“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业经确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但这类口供可用作被控施用酷刑者刑讯逼供的证据。”
  “一项完整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包含着实体构成性规则与程序实施性规则两大部分。前者规定非法证据的种类和范围、排除非法证据的后果、法官在排除非法证据中的裁量权、排除规则适用中的例外等规则,后者则对排除非法证据的启动方式、立案标准、司法裁判方式、证明责任的分配以及相关救济机制等问题确立可操作的程序机制。”[2]该分类方法便于厘清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内纷繁复杂的概念、行为和程序,以此为参考标准,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略作考察。
  1979年刑事诉讼法(以下称79刑诉法)未涉及非法证据的启动、排除方式、证明责任等程序性内容[3]。“实际就是对当时的非法证据概念作了一个界定”[4]。1996年刑事诉讼法(以下称96刑诉法)第43条沿用79刑诉法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5]和最高人民检察院1999年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了细化。[6]虽然上述法律对非法证据的实体内容作了一些规定,但不完善,不具体,特别是未涉及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性事项,导致规则缺乏操作性,司法实践中因使用非法证据导致的冤案、错案大量存在。[7]2010年6月出台的“两个证据规定”[8],首次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做了系统、全面的规定,既有实体内容,又有程序内容。这“标志着我国刑事司法关于证据的运用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它从办案证据方面,亦即案件的质量方面保障了司法公开、公正、公平,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提供了重要的程序保障,更是促进社会和谐的一个重大举措。”[9]2012年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诉法)在“两个证据规定”的基础上,对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做了进一步完善。同时,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确立为刑事诉讼的任务、将“不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写入法律,并强化当事人及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权利,确立讯问的录音录像制度等,从制度体系上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顺畅运行提供了保障。随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相关司法解释,公安部也出台了相关规定,对证据的排除做了进一步详尽的规定。[10]这些具体的规定操作性强,对司法实践将起到良好的指导和规范作用。另外,我国刑法对刑讯逼供、暴力取证、非法搜查和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等行为定罪量刑的规定以及“两高”相关的司法解释,形成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实体法支撑。
  总体而言,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空泛到具体,从实体到程序,从规则到规范的历史发展过程。以新刑诉法的颁布和实施为标志,全面、系统、具体、科学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体系已完整形成。
  二、从制度到实践: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对我国预防刑讯逼供等职务犯罪的价值北大法宝
  中国古代就存在“断狱必取输服供词”和“无供不录案”等诉讼原则,两千年人治的中国社会,常常动用刑罚破案,连包公等“青天大老爷”也声称“不用大刑,焉得实供”。新中国的司法制度虽然摒弃了刑讯逼供,但坚持严厉打击犯罪作为刑事诉讼的唯一目标,刑讯逼供、暴力取证、非法搜查等刑事诉讼中的职务违法犯罪行为屡禁不止,不时造成冤错案件,严重影响司法公正。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确立,将对预防和控制该类犯罪起到制度规范、引导、惩戒和教育作用,减少和避免刑讯逼供现象的出现。
  (一)消除其思想基础:通过制度强制司法人员转变观念。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否确立,实际上是价值权衡的问题。允许将非法取得的证据作为定案证据,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对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实现国家刑罚权有利,但这样做是以破坏国家法律所确立的秩序和侵犯公民基本权利、损害法的公平、自由价值为代价。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其最主要的价值不在于通过既定的程序排除了多少份非法证据,而是在于它作为一种证据规则对刑讯逼供等职务犯罪行为的警示和遏制。该规则的确立是我国迈向法治的一大步,它体现了党和国家、广大人民群众法治观念的形成与转变,彰显国家不断完善立法保障人权的决心。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系统地贯彻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用严格的程序和关联的规范使之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得以遵行,明确了刑事诉讼的价值取向。消除刑讯逼供等职务犯罪滋生的思想基础,用制度的强制力要求司法人员转变执法观念,逐步养成理性、平和、文明、规范的执法观和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的业绩观。司法工作人员只有及时转变观念,从只重惩罚犯罪向惩罚与保障并重的观念转变,从偏重证明力的证据观向强调可采性的证据观转变,不断提高刑事侦查技术,才能适应现时需要,有效防止和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这是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在预防刑讯逼供等职务犯罪方面最重要的价值体现。
  结合检察机关近年来立案查处的刑讯逼供等司法人员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非法获取证据一类的侵犯人权犯罪案件的情况看,案件数量是随着社会发展和人权进步逐渐减少的,虽然减少的幅度不大,但呈现了下降的趋势。特别是2010年“两个证据规定”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系统化、具体化、程序化之后,上述犯罪案件急剧下降,彰显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预防该类职务犯罪的积极效果。
  (二)消解其利益基础:增大了非法取证行为的违法成本
  刑讯逼供之所以如此盛行,最表层的原因就是办案人员对口供的偏好。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未全面确立之前,非法取得的证据很难排除,且很难也很少对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的行为进行查处。在破案的途径上,本来有多种途径可以获得证据材料,但通过刑讯逼供获得证据材料最便捷,成本低廉,且收益丰富,作为一个理性经济人,侦查人员无疑会更多的采用该途径。以致侦查活动中刑讯逼供、暴力取证、非法搜查等违法犯罪行为屡屡发生。而我国诉讼模式仍呈现较强的职权主义色彩,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在审查认定证据过程中,对被告人仍然存在较强的追诉热情,往往对刑讯逼供等使用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予以默认,对其行为采取“宽容”的态度,因而客观上放纵了刑讯逼供、暴力取证、非法搜查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但新刑诉法从立法上否定了非法取得证据的证明能力,从根本上消除了办案机关和办案人员对口供的信赖和追捧。[11]因为这不但意味着通过刑讯逼供、暴力取证、非法搜查等获取的证据无法起到证明作用,并且还可能因此被追究法律责任。同样,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在有选择路径的情况下,办案人员会选择合法的路径,尽管在短期看来,该选择也许不是最便捷的、效率最高的,但无疑是最安全的。
  (三)消除其制度基础:压缩刑讯逼供等职务犯罪行为生存的制度空间
  新刑诉法从多方面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融入到了具体的刑诉过程中,通过完善非法证据排除的启动程序、审查程序、排除程序(或称裁判程序)、监督程序和救济程序,改进了证据制度、侦查制度、辩护制度、庭审制度、执行制度和监督制度,作为基点支撑和基础保障,避免了规则要求与实际操作脱节的问题,改变了司法实践中将严禁刑讯逼供的原则要求与侦查破案的工作目标分置在两个层次中,互相不搭界、不相融的现象。司法人员在侦查破案中搞刑讯逼供,主观上是为了破案,越是大案、越是命案、越是领导交办的案件就越拖不起的情况下,也就越容易产生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佘祥林、赵作海等案件的“破案”过程,就是此类现象的典型。究其原因,就是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要求没有融入刑事诉讼活动之中,缺乏可控制的、可操作的制度支撑和保障。由此可发现这样一个定律:一个规则只有在可控制的、可操作的、具体实在的制度体系做支撑和保障的情况下,其实施结果才具有规则指向的确定性,这个规则与制度体系的融合程度决定着确定性结果的功效。可以把规则设定为a,把制度体系设定为x,a与x之间如果是相融关系,那么其结果y就是确定性的,其公式为:a·x=y。如果只有规则a,没有制度体系x,那么其结果就是不确定性的,就得不出y来。而且他们之间如果不是相融的、相辅相成的、有机统一的关系,就不会产生倍增效果,亦即关系的不相融性不但形不成结果功效的倍增,反而会出现严重反差。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形成以前,只是单一的规则要求,没有配套的制度体系,注定无法实现减少和避免刑讯逼供等违法犯罪现象的结果。只有把规则系统化、制度化,形成可控制的、可操作的制度体系,融入到刑事诉讼活动当中,才能实现规则(非法证据排除)指向(预防和遏制刑讯逼供)的结果。
  (四)消除其逻辑基础:健全了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保障机制。
  在控辩审的诉讼构造中,为保障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现代司法毫无例外地强调对辩方的权利保障,而约束控方的权力。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现代诉讼制度的逻辑起点应为“权利”,即制度的设计都是围绕着当事人权利而进行的,如辩护权、申请回避权、知情权和阅卷权等。而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逻辑起点则是“权力”,是通过权力的行使来惩治犯罪,实现所谓的“实体正义”,最终达到“保护人民利益”的目的。这种被异化的逻辑基础,成为很多司法人员违法取证的“正当性”来源,也成为蒙蔽社会大众,造成社会宽恕和容忍刑讯逼供等行为的“罪魁祸首”。但这种异化的逻辑,将“犯罪嫌疑人”与公民区别开来,认为权力只是维护守法公民的权利,而“犯罪嫌疑人”是权力管制的“客体”。由于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犯罪嫌疑人”而被刑讯逼供,所以,这种错误的“逻辑基础”将社会大众都置于非法取证的危险行为之下。所以,“刑讯逼供是用侵犯人权的方法来保护人权,是一种得不偿失的挖肉补疮的行为。”[12]
  新刑诉法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围绕“权利”设计制度,增加了当事人及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权;提前辩护律师介入诉讼的阶段,改革卷宗移送方式,强化辩方权利对控方收集证据的监督;确立讯问犯罪嫌疑人录音录像制度、控方对非法证据的证明责任、要求侦查人员出席法庭说明情况的规定。这一系列规定形成了比较健全的“权利”保障机制,同时将侦查活动置于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监督之下。此外,还健全了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被侵害时的救济渠道,确立了检察机关对逮捕后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监督、对法院的量刑、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实行法律监督等规定。这一系列制度、程序构建和设计旨在实现对“权利”的保护,强化权利对权力的监督,也是对刑事诉讼领域职务犯罪预防制度的完善。
  (五)消除其现实基础:强化了对非法取证行为的法律监督和惩处机制
  以往的司法活动也讲监督,但更多的是基于同体监督基础上的自我监督、内部监督,而且检察机关虽然有查究刑讯逼供等职务犯罪的侦查权和对侦查活动的监督权,但缺乏相应的程序规定,操作性不强,而且是事后监督,查处难度大。这种先天不足的监督制度,很容易被错误价值取向和指导思想裹挟而成为姑息和纵容违法取证行为的“护身符”,在中国当前人情复杂的社会现实下,监督被庸俗化和随意化。
  新刑诉法确定了检察机关受理报案、控告、举报以及调查、纠正、追责的职责和程序,规范了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发现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义务,赋予检察机关对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调查核实权,并对提出纠正意见和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处理结果作了明确规定。[13]使检察监督更具主动性、及时性和操作性,实现了监督与追责的有机统一,使追责成为监督的助力坚石和效力支撑,改变了监督疲软无力的状况,这是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对预防刑讯逼供等职务犯罪最有力的价值体现。
  三、从实践到理想: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完善对我国防治腐败的启示
  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作为防治腐败刑事司法制度的一部分,其建立和完善是刑事司法程序的重要内容,不仅提高了国内的刑事诉讼水平,同时也对我国的反腐败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确立和完善,使我国反腐败制度的法治化水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质就是保护人权。”[14]符合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根本理念,能实现程序正义,确保法律的公正与威严。而该制度应当适用于包括反腐败案件在内的全部刑事案件。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本身就是我国反腐败制度法治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和举措。另一方面,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对我国开展反腐败国际合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该公约虽没提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其所承认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包含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反腐败国际合作中,各国是否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反腐败国际合作的影响很大。”[15]因此,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确立和完善为我国借助《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搭建起的“全球性框架”[16],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在一定程

  ······

法宝用户,请登录谁敢欺负我的人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213253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共引文献】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引用法规】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