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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权利质量研究的理论视域
【英文标题】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Rights Quality Research
【作者】 尹奎杰【作者单位】 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分类】 法理学
【中文关键词】 权利质量;分析主义;质量管理;社会赋权;评估标准
【英文关键词】 quality of rights; analysis philosophy; evaluation standard; social empowerment; quality management
【文章编码】 1000-5242(2019)02-0049-0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2
【页码】 49
【摘要】 权利质量研究是法学理论研究的一项新课题。研究权利质量问题,应当拓宽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从实证主义视角来看,权利的“量”和“质”两个方面的问题应当予以重点关注,即通过把握权利的外在形态、整体数量、内在构成和基本性质,从整体上认识权利的质量问题,这有助于廓清权利质量的内涵与外延问题;按照管理学上有关质量管理的“优劣”要求,权利质量可以理解为在法律发展中权利发展程度的“优劣”,或者在法律发展中权利主体法律需要的法律满足程度和发展程度,以及一套有关权利的标准或者权利的价值体系;按照社会赋权理论,权利的质量状况取决于社会每个个体能动性的提高程度。这些理论的研究为权利质量研究标准的确定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也为权利指数设计提供了明确的理论指引和理论支持。
【英文摘要】 The study of right quality is a new subject of legal theory. To study the quality of rights, we should broaden our research ideas and metho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itivism, we should focus on the two aspects of "quantity"and "quality"of rights. That is, by grasping the external form, overall quantity, internal composition and basic nature of rights, we can understand the quality of rights as a whole, which is helpful to clarify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quality of rights.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quality management, the quality of rights can be understood a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of the development degree of rights in legal development, or the degree of legal satisfa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legal needs of rights subjects in legal development, as well as a set of standards or value system of rights.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social empowerment, the quality of rights depends on the degree to which each individual in the society improves his or her initiative. The research of these theories provides sufficient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research standard of the quality of rights, and also provides clear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support for the design of the index of right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69976    
  主持人:尹奎杰
  主持人的话:权利一直是法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学术主题。随着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入关键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变化进一步催生了对法治发展质量的新需求,在法学领域,研究法治质量的内生要素和评价指标成为重要的理论课题。其中,权利质量与权利指数的研究是探讨法治发展质量和评估法治建设水平的重要理论问题,是法学理论研究的崭新学术领域。以往学术界对权利问题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权利范畴的基本理论问题,例如侧重于探讨权利的规范性质、逻辑构成、基本特征以及价值属性等问题,对权利在法治实践中的实际效果、客观状态和社会评价方面的研究却显得十分薄弱。本专题选取的三篇文章,侧重于从法治实践中权利质量和权利指数的实践需求、实践意义进行理论分析,提出了权利质量研究的理论视域问题、权利质量作为权利指数设计的理论前提问题、公民权利质量的意义维度问题,探讨了权利指数设计中权利质量提升的理论基础、基本前提、价值意蕴和基本标准等问题,阐明了权利质量提升之于法治实践和人的现实生活改善的重要意义。
  权利质量是法学理论研究的一项崭新课题,目前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权利质量对于法治建设和质量强国建设的重要意义,[1]公民权利立法质量、行使质量和法律救济质量的法治化程度,[2]以及判断和评估权利质量标准问题[3]等方面,这些研究在总体上仍主要停留在对权利质量研究的基本概念探讨方面,缺少其他学科视角的方法运用和理论反思,特别是缺少对于权利质量研究的理论视域的多学科研究视角。本文旨在探讨权利质量研究的可能的理论向度和研究方向,重点回答权利质量研究的多学科视角所呈现的理论问题及其背后的理论逻辑,以及由这些不同研究视角呈现出来的实践影响和对法治实践的理论意义。
  一、权利的“量”与“质”:
  “物理学”意义上的权利质量问题
  “量”与“质”是物理学上描述物体运动和变化现象的基本单位,通过对物质“外在形态”“大小”“结构”方面的“量”的变化和其内在的“属性”或者“性质”的“质”的变化的描述,对物质的运动进行规律性和理论性的研究,物理学上称为“质量(quality, mass)研究”。这种研究,主要是通过观察、实验等实证方法,获取有关物质运动或者变化的相关数据,形成有关物质的量与质的规律性和理论性的认识和判断。从方法上来看,这种研究是“实证主义(Positivism)”[4]的,侧重对其外在特点的描述。一般说来,这种研究包含两个基本方面:一个方面是对物质外在的“量”的方面的把握;另一方面是对物质内在的“质”的方面的把握。对“权利质量”的分析,可以借用这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通过量化方式研究权利的“量”与“质”两个方面达到对“权利质量”的整体认知和基本把握。
  (一)权利的“量”的问题:权利的“形”与“数”
  权利的“量”,首先是权利的“形”,也即权利的“外在形态”,包括权利的立法形态、执法形态、司法形态、法律实现形态等方面,它是把握权利质量的外在方面,也是客观上能够认识和评价权利质量高低的重要方面。研究权利质量问题,离不开对权利外在的“量”的描述和分析。
  一是要分析权利的立法体系的整体情况。立法体系的状况影响了权利的整体外观和法律形态。有学者把这种“外在形态”的权利质量概括为权利的“符合性质量”[5],或者把它归结为“公民权利的立法质量”[6],用以强调立法机关在权利体系形成过程中的影响,强调通过增强立法的“科学性、民主性和系统性,增强公民权利的明确性与安全性,为提高公民权利的调适性质量提供良好的立法基础”[7]来描述权利的“外在形态”。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描述一个国家的执法水平[8]、司法水平[9]或者律师职业的水平[10]来认识其权利的维护与保障情况,由此说明权利在立法、执法和司法过程中的状况、程度和水平,进而明确权利的整体状况。
  二是要描述国家权力介入主体权利实现过程的整体情况。这主要是从整体上揭示权力对权利的影响程度,描述权利的整体状况或者质量。在法律上,这种概括或者描述体现在积极权利与消极权利的实现状况方面。一般说来,积极权利意味着通过国家积极介入来保障公民在社会经济生活领域的权利,它反映的是国家在权利实现方面积极作为的程度;而消极权利,则意味着要排除国家对个人自由的妨害,国家在对待权利时,有不作为的义务,消极权利也就是法律理论上常讲的“自由权”。在这种外在描述上,国家权力运行中的作为或者不作为的程度,可以描述出权利的整体外观状况及水平。
  三是要明确权利在现实中存在的状况。这也就是权利渊源、权利发展及权利实现程度等问题,其具体体现为从应有权利、法律权利到实际享有的权利的运行状况等问题。[11]事实上,这些权利状况之所以影响到我们对权利质量的认识和判断,是因为,“一部法律文明史,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是应有权利的制度化的历史”,“是低级文明向高级文明发展的历史”,是人的“应有权利上升为法律权利,并逐渐转化为现有权利的过程”,这个过程“总是要经过一番过滤、蒸馏的过程”。[12]也正像有学者概括的那样,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享有多少权利,不过是法律实际上满足公民多少实际的权利需求的程度,也即所谓的“适用性质量”[13]。事实上,从应有权利向法律权利再向实有权利的转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权利质量不断提升的现实过程,是权利发展水平和发展程度不断提升的过程,本质上是法治水平不断提升的体现。
  把握权利的“量”,更要认识权利的“数”,也就是明确权利的“数量”。研究权利的质量,离不开研究权利在法律规范和现实生活中表现出来或者实现程度上的数量“多少”,也就是法律上权利的多寡和现实中法律权利实现的程度。
  对权利“多少”的分析,我们可以从权利主体的视角展开,例如,从性别、年龄、民族、职业、收入等不同角度来看不同主体权利的法律保障程度;也可以从权利内容的角度展开,例如,从财产权利、人身权利、社会保障权利、劳动与就业权利、受教育权利等不同内容来分析权利的状况;还可以从法律救济与保障程度方面展开,例如,从公民在民事司法中的权利、刑事司法中的权利、行政诉讼中的权利等角度展开。我们对权利“大”“小”的分析,则侧重于考量权利实现的程度,也就是分析权利在现实中受到立法、执法、司法实践保障的程度,要看法律制度和规范中确认了多少有关权利的制度规范,以及在执法、司法实践中维护和保障了多少有关权利的案件请求,等等。
  (二)权利的“质”的分析:权利的“构成”与“性质”
  我们研究权利质量问题,重点在于探究权利的内在的质的规定性或者程度,也就是分析权利的构成状况和内在属性,本文把其概括为权利的“构成”与“性质”。
  权利的“构成”,一方面是指法律权利的内在结构,也就是法律权利得以成立的内在要素。按照霍菲尔德的分析,权利的构成要素存在着实际的差别,这种差别体现在其是否依赖于特定法律关系与法律情境,在不同的法律关系中,权利存在着实际的强弱差别。作为最严格意义或者最强意义上的“权利(right)”,如果X对Y有一项要求Y做或不做某事的权利,则意味着当且仅当,Y对X有一个做或不做该事的义务;次强意义上的权利,即“自主权”(privilege),意味着如果X对Y有一个X做或不做某事的自主权,当且仅当,Y对于X在X做或不做某事上具有一个无权利(no-right);再次强意义上的权利,意味着“权力”(power),是指若X对Y有改变某个给定的法律关系的权力,当且仅当,Y对于X在该法律关系上具有一个责任(liability);最弱意义上的权利,则指的是某种意义上的“豁免”(immunity),意味着如果X对Y在某个给定的法律关系上具有一个免除权,当且仅当,Y对于X在该法律关系上具有一个无能力(disability)。[14]这种有关权利强弱不同构成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有关权利构成意义上有关权利属性的内在差异。按照最强意义上的权利构成,一项权利的成立,在法律上意味着要有特定的义务主体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权利才能成立。从权利质量的内在构成上来看,离开了义务,就没有这个意义上的权利,义务是权利得以成立和实现的质量保证。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其他几种程度上的“权利”,其内在结构中权利能否成立依赖于不同的条件。因此,权利的质量取决于不同的条件要求。
  另一方面,权利在法律上的构成,在某种程度上还意味着权利的各要素之间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排列组合关系,这些排列组合关系在现实中影响着权利实现的质量。按照权利在法律上的构成要素对现实法律实践中主体实现权利要求的程度,权利的构成可以划分为三种结构类型:第一种结构类型可以称为主体得以通过“积极行为”实现的权利,即权利人自己实施某种行为的可能性;第二种结构类型可以称为“请求权”,即权利人请求义务人履行法律义务的可能性;第三种结构类型可以称为主体需要通过“要求保护”的权利,即在义务人违反法律而要求其所承担的义务时,权利人诉诸国家,要求协助保护其权利的可能性。[15]在权利的这三种构成类型中,积极行为的权利是其他两要素的核心,没有主体的积极行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权利,因为它体现了一定社会条件所允许的行为自由和主体的积极性、独立性。而权利人享有的请求权和潜在的要求保护权,则构成了对权利人积极行为的有机补充,它们有助于配合权利人积极行为权的实现,也就是说,权利人积极行为的权利只有在义务人不侵犯权利人的利益(消极的不作为)或者按照权利人的要求履行一定行为的法律义务(积极的作为)的情况下,权利人的利益才能得到保证。而且,当义务人不承担义务因而使权利人的利益受到侵犯时,权利人就可以求助于国家,被侵犯的权利就能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16]对权利结构的这种物理性质的描述,就是描述权利人、义务人以及国家在权利保护方面的各自状况,通过对权利、义务和权力之间相关关系的说明,揭示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义务和权力的影响与制约,权利的现状也就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义务的现状和权力运行的现状来揭示。
  权利的“性质”,即权利的“属性”,主要是分析有关权利得以证成的内在条件,也即影响权利成立的合理性或者权利的正当性因素。一项权利的主张是否足够正当或者足够合理,要看这项权利的诉求是否具备了合理性与正当性,或者说它是否具备了一定的“标准”。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这种标准就是要具备形式合理性(formal rationality)和实质合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在这里,权利的形式合理性,是指权利要具备立法程序所确定的规定性,也就是符合权利得以通过法律确定的程序以及根据这种程序的可计算性所做出的判断,权利的形式合理性强调了权利所依附的法律客观规定的合理性;权利的实质合理性,则强调了权利背后的价值规定性,特别是在有关权利所依据的结果价值和目的价值之间进行适当权衡所做出的判断,它属于一种主观的合理性。[17]权利在客观或者主观上具有的合理性程度,是构成或者影响权利的“质”的重要因素,这要看法律上权利在多大程度上具备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以实现所谓的“合乎规律性”“合乎价值性”“合乎目的性”三者的有机统一,实现人的活动的目的与手段、过程与结果、目的与价值等方面的统一。
  二、权利的“优”与“劣”:管理学意义上的权利质量问题
  “优”与“劣”,是管理学在企业管理“绩效”考核中常用的质量考核标准。按照管理学的理解,“质量”意味着产品或者工作具有的某种能力或者属性,提高“质量”,就意味着提高其能力或者属性,以达到满足用户需求的目的。在1994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颁布的ISO8402-1994《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词汇》中,“质量”一词被表述为“反映实体满足明确或隐含需要能力的特性总和”,而在国际标准化组织2005年颁布的ISO9000-2005《质量管理体系基础和术语》中,“质量”则被定义为“一组固有特性满足要求的程度”,在这里,“质量”的载体不仅针对的是产品,即过程的结果(如硬件、流程性材料、软件和服务),而且也针对过程和体系或者它们的组合。也就是说,所谓“质量”,既可以是零部件、计算机软件或服务等产品的质量,也可以是某项活动的工作质量或某个过程的工作质量,还可以是指企业的信誉、体系的有效性。因此,质量管理成为企业对产品或者服务管理职能的一个方面。管理者通过确定质量方针、质量目标和管理职责,确定有关产品或者服务的质量管理体系,进而明确质量策划、质量控制、质量保证和质量改进来实现所有管理职能的全部活动。应当说,管理学中的质量问题是围绕有关产品或者服务的质量目标提升和企业发展目标确定的所有具有管理性质的活动。在这个活动中,其关注的是有关产品或者服务的管理质量的发展目标(优劣程度)、满足主体需要的实现程度(顾客满意度)、质量的标准(质量体系)以及质量控制、保证、改进和提升的实际措施(维护和确保质量的各种实际行动)。
  借助管理学对质量管理的认知和判断,权利质量可以理解为在法律发展中权利发展程度的“优劣”,或者在法律发展中权利主体法律需要的满足程度和发展程度,它是作为服务于人和实现人的需求的法律产品在确认、维护、保障和实现人的权利以及人的全面发展方面的优劣程度,或者说通过法律权利的发展进而推动人的发展的优劣程度。按照哲学家高清海先生的看法:“社会发展从本质上说就是人的发展。人是社会的主体,即生命的实体基础,社会则是个人活动借以实现的社会形式。我们研究社会发展,就始终不能忘记人,不能忘记舞台和演员的关系,不能让条件淹没或压倒了主角。人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基本动力、终极尺度;研究社会发展问题必须落实到人的发展,把实现人的价值放在核心地位考虑。工厂要出产品,更要出人。”[18]法律发展中有关权利的问题也是如此,权利质量的优劣本质上就是人通过法律对自我价值进行的自我确证、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程度上的表现。
  权利的质量也可以理解为一套有关权利的标准或者权利的价值体系。我们通过权利标准和权利价值体系的确定,可以提升权利的质量。但是,权利标准的确定本身就是一道难题,因为它涉及权利的合法性、合理性、正当性等问题。在法律上对权利标准确定的主要途径是通过立法、司法等方式明确权利的法律内容。在立法上,一是通过国际人权法律文件形成有关权利的国际标准,这些文件包括各种类型的国际人权公约及其议定书等,它们确定了世界范围内人们对待权利最低标准的一般看法,既强调权利标准的一般性,也承认权利法律保障的特殊性,特别是明确了缔约国对不可克减权利的国家义务与国家责任;二是通过权利的国内法律规定的标准,它是确认与维护国内权利主体被侵害时予以追究侵权者法律责任的基本标准,在这个意义上,就是明确权利标准的法治原则。人们从司法上认识权利的标准,主要是通过程序化方式实现权利的维护与救济,权利质量取决于程序标准的设定,例如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14条规定:“在判定对任何人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或确定他在一件诉讼案中的权利和义务时,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这条规定确定了国际范围内人权的司法程序标准,即司法组织的合格、独立和不偏不倚,司法过程的公正、公开是推动和实现权利质量的程序标准。
  权利的质量还可以理解为现实中权利行动的状况。权利不是恣意,也不是随心所欲。权利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法律上的自由,它既要符合法律的制度性规定,也要符合人们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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