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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上海政法学院学报》
“从速兼从宽”:认罪案件非羁押化研究
【英文标题】 Quick and Lenient: Study on Non-custody of Confession Cases
【作者】 闫召华【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
【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认罪案件;未决羁押;非羁押化;理论根据;现实基础
【文章编码】 1674-9502(2017)03-082-15【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3
【页码】 82
【摘要】

认罪不仅会直接降低羁押的必要性,其非羁押化也符合社会交换理论,体现司法宽容精神,并能够在整体上提高诉讼经济。然而在我国,认罪与否并非适用未决羁押时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相当一部分认罪的被追诉人也需要在羁押中等待起诉和判决,这显然有悖于“从速兼从宽”的认罪案件诉讼程序改革的基本精神。当前,推进认罪案件的非羁押化既有现实条件,又有法律支撑和政策依据,但在社会认同、诉讼模式、社会支持体系方面尚面临一些障碍。因此,应在明确改革定位的基础上通过完善认罪审查机制、非羁押化实现程序、审前释放风险控制机制和诉讼效率保障机制,使认罪案件非羁押化真正融入我国的诉讼理念和诉讼方式。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5046    
  不断上升的犯罪率和有限的司法资源的矛盾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问题。面对巨大的办案压力,如何在确保公正的前提下提高诉讼效率,已成为各国刑事诉讼活动的共同追求。在此背景下,旨在实现程序分流的认罪案件从快从宽处理机制得以普遍建立,通过“简化简单多数,优化复杂少数”,[1]力求达到司法资源的最优配置。尽管受法律传统、司法理念、诉讼构造等因素的影响,各国认罪案件从快从宽处理的模式并不相同,但在运作程序上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尽量以非羁押的方式进行。
  近年来,我国也在有序推进认罪案件办理程序的简易化、轻缓化改革。2012年《刑事诉讼法》在整合“认罪案件普通程序简化审”规定的基础上,大大拓宽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2014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又在各自随后发布的“五年纲要”中将推进认罪案件速裁试点,完善提高司法效率的工作机制确定为重要改革任务。最高人民检察院更是明确提出,推动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健全认罪案件和不认罪案件分流机制。2016年底,“两高三部”开始在部分地区启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虽然改革的方向已定,但对于认罪案件“如何从快”、“怎样从宽”,目前尚未达成共识。从简易程序的设计、实施和各地速裁程序的试点情况看,从快通常被理解为办案流程的简化、诉讼周期的缩短,而从宽则被视为实体上的从轻、减轻处罚。在诉讼程序的推进中,对于被追诉人而言,程序上的轻缓直观的意味可能仅仅是未决羁押时间的减少。实践中,认罪案件的未决羁押还是表现出常态化及一定程度上的恣意化,从快从宽机制的整体建构依然以羁押为基本假设。但问题是,为何如此,这样真的有效率、正当吗,羁押与否对于认罪案件有何意义,而非羁押又会对认罪案件诉讼程序造成何种影响,如以非羁押为基础,又该如何构建认罪案件从快从宽的处理程序。
  一、我国认罪案件羁押化及其成因
  在法治发达国家,未决羁押通常被视为一项特别措施,其适用不是一项原则,而只能是一种例外。法国自19世纪末就开始朝自由方向改革先行羁押制度,以减少实行未决羁押的情形。2005年,在623005个被定罪的人中,只有35309人适用了先行羁押,约占5.7%。从1999年至2007年,每10万法国人中先行羁押的人数一直在27.1到34.5之间波动。[2]不管是从绝对数量还是从占比来看,德国的待审羁押率都要比法国还低,在相同时期内,每10万德国人中待审羁押人数的波动范围仅在16到21.9之间。在英国,每10万人审前羁押数长期稳定在23.6到25之间。在意大利,预防性羁押的适用率相对较高,但每10万意大利人预防性羁押人数也被控制在34.4到48.2之间。据统计,2007年,所有欧盟成员国10万人审前羁押率平均约为29.8,其中,爱沙尼亚、卢森堡、斯洛伐克审前羁押率最高,分别为69.6、59.8和53.9,而芬兰、塞浦路斯、罗马尼亚较低,分别为9.6、13.1、14.6。美国的情况比较特殊,近年来,受非法移民等特定案件的影响,联邦司法系统审前羁押率呈上升趋势,2012年达到66.6%。[3]但美国的很多州还是在坚定不移地促进审前释放。以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市为例,绝大多数被逮捕人通过警察现场签发传票、出具书面出庭承诺或提交保释金而释放,“只有11%的被告人被羁押到最后处理”,其中,审前羁押两天以上的仅占6.1%。[4]
  然而,与上述多数国家的实践不同,我国的刑事诉讼却形成了对未决羁押的路径依赖。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显示,[5]1993年至2001年9年间,全国检察机关批准、决定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与提起公诉的被告人的比率即捕诉比竟有7个年头超过了100%。虽然2002年以后,这一数字在整体上呈现出不断下降趋势。特别是在新《刑诉法》实施后,2013、2014、2015年度捕诉比分别降为65.4%、62.5%、62.8%,[6]但仍然保持在60%以上。如果考虑到捕后变更强制措施、捕后不起诉、部分直诉案件法院在审判阶段决定逮捕等情形,刑事案件中单纯的逮捕适用率肯定会比捕诉比还要高。而从每10万人逮捕的平均适用人数看,自1996年以来,我国的未决羁押率也一直在高位徘徊。2007到2009年还一度超越70,适用率最低的1997年也达到了43.5。而且,耐人寻味的是,就变化趋势而言,10万人平均逮捕率与捕诉比截然不同,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下降势头,而是一种周期性的波动(见图1)。此外必须指出,在我国,逮捕并不是唯一的羁押型强制措施。作为侦查主体可自行采用的临时剥夺被追诉者人身自由的强制方法,刑事拘留的时间最长可以达到37天,而其适用理由实质上却仅需要足够的犯罪嫌疑即可,且没有犯罪严重程度的限制或者必要性的要求,从而导致了实践中刑事拘留的普遍适用,几乎成为了逮捕的必经程序。尽管由于对犯罪的界定不同,单纯从数据上特别是从捕诉比、逮捕率等相对数值中比较中外羁押率的高低可能不太妥当,[7]但在我国,羁押是原则,非羁押只是例外,羁押型强制措施的常态化适用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在该种意义上,将我国刑事诉讼称之为羁押型诉讼并不过分。
  图1 我国1996-2014年10万人平均逮捕率与捕诉比变化趋势
  那么,在这种羁押型诉讼中,公安司法机关决定采用拘留、逮捕时是否会考虑被追诉人认罪与否问题呢?答案显而易见。调研表明,侦查阶段初次讯问中犯罪嫌疑人的认罪率基本上保持在70%以上,而侦查终结时则可达到90.4%。[8]但同时,侦查机关却对93%以上的被追诉人采取了刑事拘留措施,个别地区的刑拘率甚至高达97%,[9]超过其他任何强制措施。这至少意味着,被追诉人是否认罪并不是侦查机关在把握拘留条件时关心的问题,大多数认罪的被追诉者不管罪行轻重与否,刑事诉讼伊始,就被剥夺了人身自由。另一方面,上已述及,就捕诉比来说,逮捕在我国刑事诉讼中也有60%以上的适用率。而在审查起诉、审判阶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罪率一般有所下降维持在70%左右。[10]在部分地区,刑事审判程序中被告人认罪案件能占到所有审判案件的85%到90%。[11]换言之,在适用逮捕措施的案件中,认罪案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一点在北大法宝的案例与裁判文书库中也得到了印证。在其收录的1843801件刑事一审判决书中,采取逮捕措施的有1018789件,其中认罪案件921461件,占到了90.5%。而在所有刑事一审判决书中,认罪案件为1681154件,占比91.2%,其中,有921461件采取了逮捕措施,占认罪案件的54.8%。[12]这进一步表明,是否认罪并非司法机关审查逮捕时考虑的关键因素,相当一部分认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需要在羁押中等待起诉和判决。
  目前,学界对我国未决羁押率高企的原因已基本达成共识,观念层面的有罪推定、社会本位、权力中心、犯罪控制,体制层面的权力配置缺陷,制度层面诉讼构造、捕押关系、逮捕审查、捕后变更、权利救济上的不足,司法管理层面不合理绩效考核机制的刺激,等等,都在助长未决羁押的常态化、长期化。当然,认罪案件羁押化现象也能从上述因素中得到一定解释,但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认罪案件在羁押案件中之所以占有这么高的比例,公安司法机关之所以对于认罪认罚的被追诉人也倾向于采取羁押型强制措施,可以从公安司法人员的以下两种担心中进一步理解:
  第一,担心翻供。这类担心和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有关。长期以来,在口供的获取上,我们采取的是“强制型的取供机制”。2012年《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反对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条款,但并没有明确要求口供的“自愿性”或“任意性”;虽然在取供行为规则层面反对强迫,但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并不完全排除“强迫”获取的供述,更未确立非自愿性供述的排除规则;虽然法律上未明确犯罪嫌疑人不配合讯问的法律后果,但依然保留了其“如实回答侦查人员提问”的义务;虽然赋予了被讯问人一定的防御性权利,但原则上并不允许辩护律师等参与讯问程序。不难看出,新《刑诉法》确立的取供机制还是带有明显的强制性。而在“强制型取供机制”下,高认罪率的实现尽管存在但主要不是靠被追诉人的道德自觉,或者“坦白从宽”的正面感召,而是倚重“抗拒从严”的反面震慑。口供的获取及其稳定性的维持是借助于高强度的“思想工作”、封闭的讯问环境、有限的律师帮助权等,特别是剥夺人身自由导致的心理压力和信息不对称。但即便如此,伴随着诉讼阶段、讯问主体、讯问场所、讯问环境的改变,翻供现象还是比较常见,令公安司法机关备感头痛。而且,“新刑诉法放宽律师会见的限制后,办案单位特别是检察机关自侦部门普遍反映案件难办了,……不少案件在律师会见后犯罪嫌疑人都出现翻供”。[13]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不采取拘留、逮捕措施,可能会增大取供难度,而认罪后解除羁押措施,则极有可能加剧翻供现象。
  第二,担心安全。“正是由于审前释放的安全性不能得到保障,才导致审前羁押的普遍适用”。[14]表面上看,认罪案件审前释放的安全性应该会高于不认罪案件。然而,在强迫型取供机制下,被追诉人认罪的动机异常复杂,认罪并不一定代表悔罪,不自愿的认罪肯定是不真诚的,而自愿的认罪也不一定真诚。事实上,被追诉人在非羁押强制措施譬如取保候审中“随传随到”的保证,正如认罪认罚一样,属于一种具结,即对自己的行为愿意承担法律责任的意思表示,它是以被追诉人的诚实守信为道德基础的,当然,也需要违法失信行为的防范及制裁机制的外在保障。但实践中,受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被取保候审人逃跑,打击报复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毁灭、伪造证据,串供,干扰证人作证,再犯罪或实施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等诚信失范现象绝非个例。尤其是部分城市外来人口犯罪占很大比重,取保候审后很难再找到人,导致诉讼无法顺利推进。而对于这类脱保行为,公安司法机关却只能没收保证金,责令具结悔过,重新交纳保证金、提出保证人,或者变更强制措施。对于逃跑的,则只能重新缉捕。违法失信的成本极低。这也是制约公安司法机关对认罪的被追诉人非羁押措施适用率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认罪案件非羁押化的理论根据
  在所有刑事强制性措施中,羁押最具有侵犯性,也最能集中反映公民人身自由权、无罪推定原则与法治原则下有效推进刑事程序的客观需要间的紧张关系:一面是保持自由的被告人核心利益,另一面则是控制犯罪、远离犯罪的公众利益。[15]在权力和权利的冲突与平衡中,刑事诉讼的非羁押化逐渐成为大势所趋。首先,人生而自由,而人身自由是自由最基础性的内涵之一,从而在根本上构成对未决羁押的限制。现代宪政原则要求,国家虽然有实施刑事法的职责,但该权力的行使必须保持谦抑和节制,必须将干预的程度控制在可容忍的范围之内。故而,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公约将追诉人获得审前释放规定为对于公民权的一种最低限度的保障,并特别强调未决羁押应当作为例外或最后手段。其次,非羁押化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必然要求。只有处于非羁押状态,被追诉人辩护权的行使才不会受到妨碍,并避免遭受非法取供,以及因为尚未判决的罪名受到相当于重刑的处分,从而体现无罪推定原则在被追诉人程序地位保障上的根本意义。第三,未决羁押容易使司法者对被追诉人涉嫌罪行的严重程度及其人身危险性、社会危险性形成先入为主的认识,进而对审判结果产生负面影响。而非羁押化则有利于减少“沉锚效应”,确保定罪量刑程序的公正性。正因此,对羁押替代措施的强化也被视为刑事强制措施体系现代化的主要特征之一。[16]
  当然,以上关于无罪推定对于非羁押要求的分析是以控辩双方“争讼”的一般诉讼形态为前提的。然而,在认罪案件中,这一前提可能并不存在。虽然各国在诉讼目的、诉讼构造上有一定差异,但是,从无罪推定、控辩平衡到不得强迫自证己罪、辩护原则,从对抗制下的交叉询问到审问制下法庭审理的结构原则,这些基本的诉讼原则和程序设置却反映出它们共同的着眼点,即“加强嫌疑人、被告人的防御权,使其尽量获得与国家追诉机关进行理性对抗的机会”,[17]进而为解决控辩双方争议的刑事责任问题提供一套正当程序。而认罪必然会对着眼于“攻防”的刑事诉讼进程与形式产生直接影响。这是因为,被追诉人一旦选择自愿认罪,接受控方的指控,双方的争议消除了或仅成为有限存在,那些在“争斗模式”中被刻意强调的无罪推定、平等武装、证据排除或使用禁止等就会变得失去意义,诉讼模式则从“争斗”转变为“协商”或“合作”,刑事诉讼会以“非诉讼”的特殊方式运行。很显然,在认罪案件——这种控辩双方“合作”大于“争斗”的博弈格局中,非羁押化会获得更多的支撑点。具体而言,认罪案件非羁押化的正当性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从未决羁押的实质条件而言,认罪会直接降低羁押的必要性。除了作为未决羁押前提条件的“犯罪行为的重大嫌疑”外,各国决定羁押时的考量因素会有不同侧重,但通常不外乎两个要件:一是被指控的犯罪性质和严重程度。如果未决羁押与案件的性质和预期判处的刑罚不成比例,不得命令羁押,而当被追诉人具有某些特定重罪的重大嫌疑时,则可以直接命令羁押。二是被追诉人的社会危险性,包括逃跑或隐匿的危险,妨碍查证、掩盖真相的危险,以及威胁社会、再犯新罪的危险。当然,这两个要件很难截然分开,在许多国家,涉嫌罪行的性质与情节本身就是确定其逃跑、掩盖真相、再犯危险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虽然被追诉人未来潜在危险的确定“本质上是一个猜测性的问题”,[18]但毫无疑问,与被追诉人的性格、前科、过往表现、家庭及社交情况等因素一样,被追诉人认罪与否与其社会危险性密切相关。认罪不仅有利于控方固定有罪证据,减弱被追诉人妨碍作证、掩盖事实真相的动机,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其逃跑及重新犯罪的可能性。考虑到社会危险性决定因素的复杂性及对裁判理性的尊重,各国刑事诉讼法典中一般并未直接建立起认罪与社会危险性的法律联系,但这并不妨碍实践中羁押官员重视认罪情况成为习惯。事实表明,不管该国有没有确立沉默权,在羁押官员面前选择沉默、否认或者避重就轻并不明智,因为,当羁押官员使用模糊标准预测社会危险性时,实质上就是在判断被追诉人是否值得信赖,而不认罪或者不全部认罪将有损于被告人的可信度。特别是在社群主义社会中,国家鼓励被追诉人“在认罪的时候要表现出真诚的悔意”,所以,认罪总是与认罚、悔罪联系在一起,认罪也被认为是“被告人的道德觉醒”,反映了“寻求受害人和社群的谅解”、接受矫正改造并回归社会的期望。[19]而出于悔罪的认罪必然大幅降低逃跑、再犯、妨碍诉讼的危险。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几个与未决羁押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均将认罪、悔罪表现列为评价逮捕必要性特别是其中的被追诉人社会危险性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外,认罪还可以通过减少预期惩罚,改变逃跑、妨碍查证、再犯的机会成本,影响采取非羁押措施后的行动策略,进一步弱化被追诉人的社会危险性。
  第二方面从刑事诉讼中专门机关与被追诉人的互动关系看,认罪案件非羁押化符合社会交换理论,体现司法宽容精神,并能够在整体上提高诉讼经济。社会交换理论认为,“在彼此的交往中,人类往往受到对获得各种类型的社会报酬之渴望的支配,由此发生的利益交换塑造着社会关系的结构”。[20]人们追求交往的报酬,并且为了得到报酬而愿意付出报酬,从而使社会交往表现为一个交换过程。而在刑事诉讼中,不管是国家还是被追诉人,他们的诉讼目标只有通过与对方的互动才能达到,并且需要采取有助于实现这些目的的手段,于是,交换就成为专门机关与被追诉人对抗与合作的基础。对于国家而言,虽然不能仅因被追诉人不认罪就加重处罚,但被追诉人认罪不仅大大节约了国家的追诉成本,而且还“反映了被告人的悔罪心理,说明被告人很有可能早日回归社会”,[21]作为一种交换,理应通过从宽处理作出报答性回应。辩诉交易制度的存在,已经使得控辩双方的交换在许多国家日益具有市场形式。国家可以用于交换认罪的“报酬”包括实体利益和程序利益。在实体利益方面,“有罪答辩会获得比无罪答辩后定罪更轻的判决,是一条根基稳固的普通法原则”,[22]而大陆法系国家也会对认罪的被追诉人区分情况给予刑罚上的减免。而交换认罪的程序利益,可以是程序的简化,即对认罪案件采用省略预审、简化庭审甚至是无须预审、无须开庭的速决机制,也可以是程序的轻缓化,即对认罪的被追诉人更多地适用附条件释放、无条件释放或者其他宽缓的非羁押保障措施。羁押、程序的拖延等程序“费用”本身可能不大,但在被追诉人眼中,“与定罪和量刑的实际影响相比”,“它们经常显得巍然耸立”,[23]因而减少这些“费用”也对被追诉者有着更直接、更实际的吸引力。而且实践中羁押难免会被控方“用作获取嫌疑人口供或者其更广泛合作的工具,嫌疑人受到如果不坦白交代就被审前羁押的威胁”,[24]这本身就是控方的一种交换请求,非羁押化被控方更加明确地标示为认罪者的报酬。但值得强调的是,认罪案件非羁押化绝非一方利益依赖于另一方损失的零和博弈。被告人以认罪获取非羁押,而国家则以非羁押交换认罪,尽管他们付出的成本和获取的好处不可能完全相同,但双方都能从交换中获益。亦即,认罪案件非羁押化——程序的轻缓和简易——不仅是被告人认罪的报酬,也会给国家带来刑事司法边际成本的降低和法律资源配置的优化。
  三、我国认罪案件非羁押化的现实基础
  认罪会增强非羁押的正当性,而非羁押反过来又构成了对认罪的有效激励。由此,认罪案件非羁押化应是一种保障公正前提下“简化简单多数”的比较有效的方式。就我国而言,认罪案件非羁押化也是改变羁押型诉讼的必然逻辑,而且,在当前的羁押常态化现象之下也正在凝聚自我解构的现实力量。
  (一)实践条件:“直诉”及“非羁押诉讼”的地方探索
  虽然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逮捕率一直居高不下,但实践中,未经批准逮捕而由侦查机关直接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并且还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这类案件一般被称为“直诉”案件。根据产生的原因不同,“直诉”案件表现为两种类型:一是“主动型直诉”,即侦查机关未呈请批准逮捕,在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后直接移送审查起诉,或者对已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变更为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后移送审查起诉;二是“被动型直诉”,即在侦查机关呈请批准逮捕而未如愿的情况下,转而对犯罪嫌疑人采取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后移送审查起诉。其中“主动型直诉”就主要适用于案情相对简单,犯罪情节轻微,犯罪嫌疑人认罪、悔罪,社会危险性小,侦查机关认为无逮捕必要的案件。
  “非羁押诉讼”是近年来检察机关在“主动型直诉”案件的基础上提出和推动的。先是江苏武进、广东梅州等地方的检察机关,在改革阻力较小的自侦案件中,对于认罪的被追诉人,扩大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适用,探索非羁押侦查和非羁押审查起诉,实行“敦促投案自首—适用非羁押强制措施—建议非羁押刑罚”的办案模式。[25]后来,部分地区以检察机关为纽带,公、检、法三家积极参与,扩大非羁押诉讼适用的案件范围,并将其贯穿于侦查、审查起诉、审判等各个环节。如河南省公安司法机关就曾于2011年联合下发《关于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实行非羁押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非羁押规定》),[26]为非羁押诉讼确立了一套系统的办案机制。而且,该“规定”第6条将非羁押诉讼的适用对象限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有悔罪表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据报道,“非羁押诉讼”探索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预期成效。数据显示,自2006至2010年,河南省郑州市人民检察院在试点期间,共适用“非羁押诉讼”16143人,其中,公安机关取保直诉 9041人,非羁押诉讼率由7.59%逐步上升到45.80%,[27]而未成年人被追诉人的羁押率则下降到50%左右。在《非羁押规定》颁行后,自2011年至2014年,河南全省检察环节非羁押诉讼率则分别为32.87%、39.39%、45.82%和45.26%。[28]而未决羁押率的降低也衍生出多重效果:[29]动摇了“构罪即捕”、“以捕代侦”观念,非羁押案件的轻刑率占提起公诉案件的近八成,而捕后轻刑率则明显下降,违法羁押、不当羁押现象显著减少;提高了悔罪率和刑事和解率,减少了对立面,促进了刑事矛盾解决方式的多元化;多名犯罪嫌疑人在政策的感召和家属的动员下,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数百名未成年被追诉人,由于未被羁押而完成了学业,而非羁押诉讼也避免了交叉感染,未成年人犯罪现象也有所下降;适用了非羁押诉讼的案件“无一错案”,并且,据说还实现了“零信访”、“无脱逃”、“无重新犯罪”。
  (二)法律支撑:强制措施和认罪案件诉讼程序的调整
  2012年《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已经做了许多有利于认罪案件非羁押化实现的制度调整,具体包括:
  新《刑诉法》构建的强制措施制度更加强调对逮捕的审查和控制。首先,逮捕条件的设计体现了比例性原则,并且将“社会危险性”细化规定为五种情形,进而也细化了逮捕与取保候审的“必要性”分界。其次,重新定位监视居住,将“符合逮捕条件”规定为适用一般监视居住的前提,明确了监视居住作为羁押替代措施的性质。再次,针对实践中长期羁押、“一捕到底”现象,建立了捕后羁押必要性的持续审查机制,强化了对未决羁押的法律监督。第四,为了防止错捕、烂捕,增加了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时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等诉讼参与人、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规定。最后,将辩方申请解除超期强制措施的权利扩展为内容更加充实的申请变更强制措施权,并且还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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