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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法哲学思考
【英文标题】 A Jurisprudential Consideration on the Legality of the Ruling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作者】 龚廷泰【作者单位】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分类】 宪法学
【中文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社会转型期 执政党 合法性
【期刊年份】 2005年【期号】 3
【页码】 33
【摘要】

加强党执政的合法性研究,对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意义重大。所谓合法性,其直接含义是一种合法律性,其第一要旨是社会公众对统治权力的一种认可、认同或赞同。中国共产党执政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具有实质的合法性,但是,无庸讳言,由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的凸现,党执政面临着合法性的种种挑战。因此,为了保持党执政的合法性,必须做到:维护宪法权威,保证党执政的合宪性与合法律性;坚持人民主权原则,保证党执政的实质合法性;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巩固党执政的价值合法性;完善程序性民主的制度性安排,保证党执政的形式合法性;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约束,有效地遏制腐败,消解党执政的合法性危机。

【英文摘要】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us to enhance the ruling ability and consolidate the ruling status of CPC. So.it also makes great sense for us to further the study of the legality of rule of CPC.The first element of the legality means the acceptance.support and approval to the governing authority by the public.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is the choice of the people and history and has substantial legality.However,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the rule of CPC is faced with challenges because of the contradictions arising out of the drastic social transformation.As a result.we should maintain the authority of the Constitution,guarantee the rule of CPC conform to the laws and Constitution;we should also stick to the principle of popular sovereignty and maintain the substantial legality of the rule of CPC:we should perfect the procedural democratic systematic arrangements and ensure the formal legality of the rule;we should stick to the principle of“three representatives”and consolidate the legality of the rule;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and constraint of the power,depress the corruption and eliminate the crisis of the ruling legalit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66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它涉及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核心问题是如何协调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和各社会集团的利益,保持经济增长、政治民主、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要实现这一目标,只有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执政党,科学运用国家权力才能做得到。在这方面,执政党的作用是一般政党、政治组织和社会集团都无法替代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既是我国宪法规定的领导党,又是人民选举产生的执政党。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必须加强党执政的合法性的研究。
  一、合法性的解读:从让一马克·夸克到哈贝马斯
  合法性范畴,是政治哲学、法哲学的重要范畴之一。由于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也是当代众多学者予以关注的前沿学术课题。因为在现代民主宪政的体制下,任何政治权力(权威)都可能面临合法性的问题。什么是合法性?法国学者让一马克·夸克指出,合法性的最初含义指与法律的一致性。“合法的”一词被用来指明那些与法律相一致的东西。当西塞罗在论及通过合乎法律的途径而获致的权力与法官之职时,他使用了合法的权力(legitimum imprium)与合法的法官(potestas legitima)的表达方式。合法性一词第一次在中世纪的文献中使用,其词义仍然保留着“与法律相一致”的这一理念。而同时,通过思考对权力授予是否合乎正义的证明,合法性概念的政治特质得到了加强。因而合法性被等同于统治资格的质,并被当作一种以法律途径而获得有效性的政治活动。[1]他认为,合法性有三大要求或三大要素:被统治者的首肯,是合法性的第一个要求;得到社会价值观念和社会认同,是合法性的第二个要求;与法律的性质与作用相关联,是合法性的第三个要求。[2]另外,合法性也“是对被统治者与统治者关系的评价。它是政治权力和其遵从者证明自身合法性的过程。它是对统治权力的认可。”[3]可见,在让一马克.夸克看来,合法性有四层意思:(1)合法性的最初含义是指与法律相一致的东西。[4](2)合法性是一种评价和认可或首肯,即对被统治者与统治者关系的评价,它是对统治权力的认可或首肯。(3)合法性是一个证明过程,它是政治权力和其遵从者证明自身合法性的过程。(4)合法性是秩序、效率和公正的统一,它“带来的将不仅仅是秩序和效率,还有司法公正。”[5]
  让一马克·夸克指出,对权力的赞同或认可十分重要,这是合法性的第一要旨。赞同或认可之所以在合法性的建立中起到重要作用,是因为它在构成普遍意义上的权利与构成特别意义上的政治权利的这种相互关系中处于基础地位。如果统治者尊重共同体成员的权利并完成他们的特别义务,那么个体就会为了政治机构的利益而放弃他们的部分行为能力。换句话说,他们承认政治机构的统治权利。如果这种赞同被收回,那么这将构成政治缺乏合法性的标志。[6]
  马克斯·韦伯则从统治类型的角度阐发了他对合法性的理解。他认为,合法统治有三种纯粹的类型。它们的合法性的适用可能首先具有下列性质:
  (1)合理的性质:建立在相信统治者的章程所规定的制度和指令权利的合法性之上,他们是合法授命进行统治的(合法型的统治);——或者,
  (2)传统的性质:建立在一般的相信历来适用的传统的神圣性和由传统授命实施权威的统治者的合法性之上(传统型的统治);——或者最后,
  (3)魅力的性质:(建立在)非凡的献身于一个人以及由他所默示和创立的制度的神圣性,或者英雄气概,或者楷模样板之上(魅力型的统治)。
  在依照章程进行统治的情况下,服从有合法章程的、事务的、非个人的制度和它所确认的上司——根据他的指令的正式合法性和在他的指令范围内服从他。在依据传统进行统治的情况下,在习惯的范围内,由于尊敬而服从传统授命进行统治并受传统(在其范围内)约束的统治者个人。在魅力型的统治情况下,服从具有魅力素质的领袖本人,在相信他的这种魅力的适用范围内,由于个人信赖默示、英雄主义和楷模榜样而服从他。[7]夫妻本是同林鸟
  马克斯·韦伯指出,一般说来,这三种类型,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种真正以“纯粹”的形式出现过,这当然像平常一样,并不影响以尽可能纯粹的形式来确定概念。[8]接着,他重点分析了合法型统治的基本特征[9]:(1)通过协议的或强加的任何法都可能以理性为取向,即目的合乎理性或价值合乎理性为取向(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并制定成章程,同时有权至少要求团体的成员必须尊重它,然而,一般也要求在这个团体的权力的范围内(倘若是区域团体,就是在区域之内),落入团体制度视为重要的社会关系或者采取社会行动的人们,必须尊重它;(2)任何法,按其本质都是一些抽象的、一般是有意制订成章程的规则的总体,司法就是把这些规则应用于具体的个案,行政管理就是在法律规则限制之内,并且根据一些得到团体制度许可的、甚至没有违迕团体制度的、可以普遍标明的原则,合理地维护团体制度所规定的利益;(3)因此,典型的合法型的统治者即“上级”,由于他发号施令,所以要服从个人的制度,他的号令是以这个制度为取向的;(4)服从者仅仅作为团体的成员,并且仅仅服从法——正如大多数情况下所说的那样。(5)团体的成员服从统治者,并非服从他个人,而是服从那些非个人的制度,因此仅仅在由制度赋予他的、有合理界限的事务管辖范围之内,有义务服从他。[10]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尤尔根·哈贝马斯则从晚期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增长给国际社会带来了诸多问题的角度分析了合法性的危机。他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增长,却带来了对生态平衡的破坏,对人格系统一贯要求的损害(异化),以及国际关系所造成的巨大压力。由于国际社会系统变得愈益复杂,其边界范围已经远远地推进到了其周围环境之中,以至于外部自然和内在自然都达到了承受的极限。生态平衡为增长规定了一个绝对的界限;不那么明显的人类学平衡则规定了另一个界限,如果逾越后一个界限,就会付出改变社会系统的文化认同的代价。最后,国际平衡中自我毁灭的危机是一个能够带来破坏性的生产力发展的后果。[11]他认为,一旦这些危机倾向爆发成为政治事件,就会使政治系统的合法性遭到否定。
  哈贝马斯说道,政治系统需要尽可能投入各种不同的大众忠诚,所产出的则是由权力机构贯彻的行政决定。产出危机表现为合理性危机,即行政系统不能成功地协调和履行从经济那里获得的控制命令。投入危机则表现为合法性危机,即合法性系统无法在贯彻来自经济系统的控制命令时把大众忠诚维持在必要的水平上。尽管这两种危机都产生于政治系统,但它们的表现形式不一样。……合法性危机是一种直接的认同危机。它是由下列事实造成的,即履行政府计划的各项任务使失去政治意义的公共领域的结构受到怀疑,从而使确保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形式民主受到质疑。[12]“公共行政在合理性方面的欠缺,意味着在既定的条件下,国家机器不可能充分地控制经济系统。合法性欠缺意味着,用行政手段无法维持或确立必要的合法性规范结构。”[13]哈贝马斯还特别强调党执政合法性问题的重要性,他指出,如果我们把合法的政权与政治统治等量齐观,那么,我们就必须说,任何一个政治系统,如果它不抓合法性,那么,它就不可能永久地保持住群众(对它所持有)的忠诚心,这也就是说,就无法永久地保持住它的成员们紧紧地跟随它前进。[14] 从以上学者对合法性的界说中,尽管我们看到他们的观点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但是,以下几点则是共同的:(1)合法性直接含义是一种合法律性;(2)合法性的第一要旨是社会公众对统治权力的一种认可、认同或赞同;(3)合法性的统治应当是“法的统治”,而这种法律应当是“合理”的;(4)社会政治权力的合理性一旦丧失,势必会引发其合法性的危机。
  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实质合法性: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对于实质合法性的理解,不同的思想家、不同的法学流派又有不同的解读:在自然法学派那里,实质合法性是指符合理性、正义、自然法的属性;在哲理法学派的学说中,实质合法性就是合乎某种先验的理念、原则和绝对精神;在功利主义法学派看来,实质合法性是指“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原则;在结构功能主义眼里,实质合法性是指法律应当以社会最高价值观为依据。在西方学者关于合法性的论述中,马克·夸克的观点尤其值得注意。让一马克·夸克认为,实质合法性是对价值的正义性的一种承认,政府通过法律来建立这种价值,它是政治利益的一种表达。因此,合法性也就成了统治权利以及任何以权利体系形式而组织的政治活动的基础。[15]从法律实施的角度来看,法律如果同广大社会成员所承认的价值不相适应,那么即便是它被制定颁布也无法获得人们的普遍遵守。所以,为了使共同体中的成员能够认为统治者的指挥地位是具有合法性的,那么就需要这种地位明确地表现出它所具有的公共福祉的活力。[16]他警告性地指出,如果统治者无视社会成员的观点,那么他所选择的这种统治方式,将会在或短或长的期限内,表现出不确定性。事实上,统治者只有将他们的根深植于他在其中承担活动的领导与协调职能的社会时,他们才会享有安全与稳定的情势。[17]
  马克思主义法哲学观认为,一个政党、一种政权、一种制度,其合法性总是与社会必然性和规律性相联系,它依赖于一定的社会主客观条件而存在。在这些众多的条件中,有两个条件是最重要的:一是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互动规律;二是人民群众的主体选择规律。任何政党、任何政权、任何制度,一旦违背了上述两大规律,就必然会丧失其合法性。因为这两大规律是一个政党执政的历史和现实合法性的最深刻的社会条件和基础。原苏联和东欧共产党之所以丧失其执政地位,无一不与它们违背了这两大规律有关。而中国共产党面对国际国内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和各种风险的考验,不仅没有丧失执政地位,而且其执政能力进一步加强,执政地位进一步巩固。西方政治家们所预言的在1999年通过“不战而胜”的和平演变战略来从地球上消灭社会主义的设想已经成为泡影,社会主义中国正在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在新世纪的征途上不断前进,其根本原因也就在于我们遵循了上述两大规律,因而中国共产党执政依然保持着其深刻的合法性。
  可见,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实质合法性渊源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历史的选择;二是人民的选择。从历史上看,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从晚清王朝到北洋政府,对民族独立、主权完整无能为力,国计民生、外患内忧问题无法解决,从而使其政治统治存在着严重的合法性危机。1927年,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执政后,长期实行独裁统治,不给人民任何民主权利,军、警、特对人民实行暴政,使近百年来屡受创伤的中国人民彻底绝望,同样使国民党执政的合法性彻底丧失。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后,高举“民主”、“科学”两面大旗,以救亡图存、人民翻身解放为己任,领导人民用武装斗争的手段,推翻“三座大山”的统治,从被统治者、被压迫者转变为统治者、执政者。这种武力斗争胜利的背后,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和人民大众的选择。因为“在漫长的有阶级社会中,这种选择的基本方式是暴力斗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社会集团和社会阶级为争夺统治权力而展开武装斗争。胜者成为统治者,败者即失去原来的统治地位或仍旧是被统治者。这在实质上是全社会对于统治、领导集团的一种选择,其机制潜存于胜败之机中。人们常说:对战争胜负起决定作用的是人心的向背。从根本上说,胜者必定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支持,而败者则失去大多数人的支持。所以,战争和暴力是战场上的‘投票’,尊奉的是‘多数制胜’的原则。这是一种无情的历史选择形式。”[18]可见,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是历史和人民选择的,具有深刻的历史合法性。
  56年来,中国共产党围绕中国的现代化、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行了艰难而又曲折的努力,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但也遭受了十年“文革”的严重失误,致使经济建设停滞不前,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国民经济几乎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其合法性出现危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确定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根本任务,通过改革发展、经济建设的绩效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来巩固党执政的实质合法性。
  应当说,这些手段是非常有效并且应当坚持下去的。因为检验执政党实质合法性的最高标准是生产力标准。诚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19]这就是说,凡是党能够解放和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路线和政策,就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认可,就具有实质的合法性。生产力标准对一切政党是否具有合法性这一点来说都是公正的、一视同仁的。邓小平则进一步发展了生产力标准的理论内涵,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一切工作成败得失的最终标准,当然也是衡量共产党执政是否具有实质合法性的最终标准。以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通过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证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因而其执政具有群众认同的合法性。
  三、社会转型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和面临的挑战
  法国学者让一马克·夸克在《合法性与政治》一书的中译本序言中明确谈到,合法性问题对中国也适用。他认为,这里至少有三个原因:首先,中国是一个拒绝用武力对待其人民的政权,政治的合法性在国内是人们关注的政治问题。其次,当代中国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实际上,中国自19世纪被迫向西方开放以来所经历的变革的深刻性赋予了合法性的特殊意义。第三,邓小平自70年代末进行的经济改革使中国进人了,一个过渡时期。它影响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当然对中国政治的未来提出了疑问:中国的政治形态的合法化和政治合法性程度将如何发展?[20]
  让一马克‘夸克认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是勿庸置疑的。根据让一马克·夸克的观点,“中国自19世纪被迫向西方开放以来所经历的变革的深刻性赋予了合法性特殊意义。这种变革或者被外力催生,或者由内力促成,抑或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21]因而中国共产党执政也就具有了历史的合法性。他还从现实的角度比较了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在渡过转型期和妥善解决与其相关的合法性问题的差异,指出:中国政府在过去20多年的改革导致的经济高速增长以及它对中国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是中国政权政治合法性的源泉。[22]
  但是,要获得更深层次的政治合法性,中国要认真对付面临的诸多挑战:首先是正在扩大的社会和经济的差距。中国的“经济增长在给国家带来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和经济上的不公。”“随着经济的不断放开,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其次是“体制的政治刚性,都会引发人们心理上的烦躁和不安从而影响政治稳定。”最后是“政府机构腐败的猖獗也许是最危险的挑战。对于现任的政治机构来说,制止腐败是在转型期维护信誉最保险的办法。”他强调,“现任的中国领导层和政治机构如果能更有效地遏制腐败的蔓延,中国的老百姓就会更有耐心并重新树立对政府的信任。”[23]另外,中国在寻求国内的合法性和国际认可时,不能回避西方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应当在信仰和实践上靠近民主的现代性。同时在接受民主的原则时不背叛自己的认同感和合法性,不在国际霸权势力的强力干预下贬损自己是个艰巨的任务。也就是说,中国需要在对外开放和保持特色方面寻找平衡。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在逐步调整和重新评价现行的政治格局。其中,反思目前的政治制度及政治合法性是当务之急。总而言之,在中国,建立什么样的合法性制度是要由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决定的。[24]
  笔者认为,作为一个西方学者,让一马克·夸克的观点是富有见地的。他既从历史的角度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又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如何“获得更深层次的政治合法性”谈到我们必须予以严肃面对并且切实加以解决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特别是在社会变革和转型时期,最容易发生合法性危机。因为“合法性危机产生于向新社会结构过渡的时期,新社会结构建立以后,如果新制度在足够长的时期内不能满足主要群体的期望以便在新基础上树立合法性,就会产生新的危机。”[25]
  这充分说明,在社会转型期,中国共产党必须面对和解决执政的合法性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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