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论中国公众人物隐私权的构建
【英文标题】 On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Persons'Privacy in China
【作者】 李新天郑鸣【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
【分类】 人身权【中文关键词】 公众人物 隐私权公共利益 比例原则
【期刊年份】 2005年【期号】 5
【页码】 93
【摘要】 自隐私权概念产生时起,人们就已经开始在把握隐私权设立目的的基础上区分不同主体所享有的隐私权。研究公众人物隐私权,应以权利属性为基础去判断权利的主体、客体等要件,并认真分析该项权利在法律制度中的形式和地位。公共利益是确定公众人物隐私权要件的根本标准,比例原则是建构公众人物隐私权制度的基本准则。
【英文摘要】 Since the appearance of the concept of“the Right to Privacy”,people began to distinguish the right to privacy of different subjects.There is a proper way to study the right to privacy of public figures that we should determine the subject and object on the base of the character of right,and analyze the form and position of the right in the legislation.Public interest is the basic standard of the important conditions and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is the cardinal criterion of legislat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17    
  
  隐私权的概念首先出现在塞缪尔·活伦(Samuel Warren)和路易斯.布兰代(Louis Brandeis)于1890年在《哈佛法律评论》上发表的《隐私权》(the Right to Privacy)一文中。这篇论文成为日后法院判决以及学说论文探讨隐私权的起点。[1]该文指出,隐私权的目的在于在“私人的”和“公共的”两种领域间作出明显的区隔,使个人在“私人的”领域中享有高度的自主。然而,“私人的”与“公共的”对于不同的主体具有不同的意义,相应地,这两个领域之间的区隔也会有不同的确定标准。既然一个信息对于某人来说是隐私,而对另外一个人来说却可能属于公共信息,那么,“披露相同事实的行为将完全取决于作为其对象的人”[2],我们不能用固定的、统一的模式来保护不同主体的隐私权。由此可见,《隐私权》一文在提出隐私权概念的同时,已经开始在把握隐私权设立目的的基础上区分不同主体所享有的隐私权。公众人物[3]在社会公共生活中扮演的社会角色比较重要、对社会的影响较大、与社会大众的交往较多,他的“私人领域”就会比较小,他在私人领域中的自主权——隐私权——就会受到更多的限制。
  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隐私权制度的确立和发展也同样遵循这样一个进路——在通过宪法和其他成文法明确规定隐私权、通过判例确认隐私权的同时,又通过大量的侵权行为判例不断地修正特殊主体(包括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制度。以美国为例,1967年联邦最高法院在“柯蒂斯出版公司诉巴茨案”与“联合公司诉沃克案”中提出了“公众人物”(public figure)的概念,并且在其后的一系列的判例中逐渐确立了公众人物隐私权的反向倾斜保护规则,[4]实际上也就在隐私权制度的整体框架中确立了特别保护公众人物隐私权的法律制度。
  我国现行民法尚未将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人格权加以规定,仅在相关司法解释中规定了对侵害隐私权的救济,[5]更不用说确立保护公众人物隐私权的特殊法律制度。法律规范的缺位必然带来司法实践的混乱。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在通过诉讼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遭遇了“公众人物”的尴尬。[6]如何保护公众人物隐私权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一、公众人物隐私权的理论解析
  自塞缪尔·沃伦和路易斯·布兰代斯的《隐私权》一文开始,关于隐私权的研究就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没有以隐私权的权利属性为基础去判断权利的性质以及制度所保护的权利的实质和内容,也没有认真分析该项权利在法律制度中的形式和地位。[7]因此,我们研究公众人物隐私权,不但应该探讨该项权利的概念、侵权的救济,而且更应该在重视其权利属性的基础上具体分析该项权利的要件。
  (一)公众人物隐私权的主体——公众人物
  就最一般的理解而言,公众人物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受到广泛关注的社会成员。他们或者拥有显赫身份,或者掌握重要职权,或者能够对公众产生重大影响,或者偶然介入某些重大事件而受广泛关注。无论何种原因,公众人物总是深入地介入公共领域,他们的言行对社会发生较大的作用,他们的许多事务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然而,对公众人物做出明确界定并非易事。正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布伦南在“时代诉希尔案”中所表示的,由于每个人都参与社会的事务,所以每个人都可说是“公共的人”,其言行难免受到他人或媒体的传播。[8]在这个意义上,公众人物和普通公众并非两个截然对立的概念,每个人随其社会参与程度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程度的公共色彩。要更好地理解公众人物的内涵,必须在探究公众人物概念发展史的基础上描述公众人物的共同特征,并尽可能多地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对公众人物的感性认识。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64年“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中首次提出了“公共官员(public official)”的概念。[9]虽然本案的核心是阐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主要内容——表达自由,但此案对公众人物隐私权的发展具有两大重要意义:一是美国最高法院已经开始引导人们注意公共官员的特殊身份,这成为公众人物这一概念形成的基础;二是法院在判决中认为为了保障公共利益(人民批评政府的权力)而应容忍人们对公共官员的一些错误陈述,即隐约的提出了倾斜保护的原则。两年后,美国最高法院在“罗森布拉特诉贝尔案”[10]中对“公共官员”作出了扩张性解释,提出了界定公共官员的重要因素,即公职(职权)、责任和控制力(影响力)。
  前述1967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柯蒂斯出版公司诉巴茨案”的过程中虽明确提出了“公众人物”(public figure)的概念,但法官们对公众人物的定性却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以首席大法官沃伦为代表,认为“公众人物是指其在关系到公共问题和公共事件的观点与行为上涉及公民的程度,常常与政府官员对于相同问题及事件的态度和行为上涉及公民的程度相当”;另一种观点以哈兰大法官为代表,认为“公众人物是卷入被证明为正当和重要的公共利益问题的人。”[11]。这两种观点的最大区别在于他们对公众人物认识的视角不同。第一种观点既想遵循先例,又要做出变通,所以就在公共官员的基础上来界定公众人物的概念。非公共官员的人要想成为公众人物,就必须与公共官员一样“涉及公民”,即对社会、对公众产生相同程度的影响。第二种观点则完全抛开公共官员的阴影,明确强调公共利益是确定公众人物的关键性因素。由此可见,这两种视角不同的观点都肯定了公众人物应当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对社会有重要的影响力。虽然此案中,界定公众人物的关键性因素已经被明确提出,但公众人物的内涵和范围似乎仍旧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因为公共利益这个概念本身就十分模糊和玄妙。
  197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格茨诉韦尔奇案”中将公众人物区分为完全性公众人物和有限性公众人物。所谓完全性公众人物,是指著名的、引起公众注意、具有说服力和影响大众的地位和能力,并且经常出现于大众媒体的人士;有限性公众人物是指解决有争议或者不同意见的问题时,自愿跻身于重要的公共辩论中希望影响舆论的人。[12]在该案中,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在对公众人物进行分类的同时,再次强调了决定公众人物的关键性因素——公共利益。完全性公众人物对公众有说服力和影响力,有限性公众人物也在特定事件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当然,联邦最高法院在本案中的贡献不是重复强调“公共利益”对公众人物这一概念的决定性意义,而是更加明确地指出公众人物对公众、对社会的影响力可以从多方面理解,这种影响力既可以是较为持久的、也可以是比较短暂的,公众人物既可以与公共利益全面接触,也可以是在某一个特定方面、特定事件、特定时间具有公共利益。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几十年的司法实践中对公众人物的考察,主要是从定性的角度明确指出公众人物与公共利益的紧密联系,并试图从公共事务、公众影响力的角度来分析公众人物这一概念。显然,为公众人物给出一个完整清晰、科学严谨的定义,或者明确列举所有的能够成为公众人物的主体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公共利益有明显的时空特征,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对公共事务、公众影响力和公众人物会有不同的认识。但是,我们对公众人物隐私权的研究又不能回避公众人物这个重要的概念。所以,在研究主要国家判例和立法例的基础上,我们将尽量给出公众人物概念和范围的大致轮廓。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公众人物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必须对社会意见的形成、社会成员的言行有重大影响力。至于这种影响力的来源则可能是比较多元的、作用领域是比较广泛的、作用形式和强度是差异化的。相应的,对公众人物的认识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观点认为公众人物是指“相当级别的国家公务员”,把影视明星、体育明星等排除在外[13],或者认为公众人物仅指除政府官员以外的,各行各业受人瞩目的精英[14];广义的观点则认为公众人物是指在一定范围内被大众所熟悉和关注的人物,包括政治人物、演艺人员、体育明星、企业主等等,并非特定对象,却为大家所熟知的人。[15]总的来说,广义的公众人物概念更有可采之处,具体说来,公众人物主要包括公共官员[16]、艺术家、影视明星、体育明星、社会活动家等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对社会公众有重要影响力的人。虽然公共官员和其他公众人物在产生方式、身份地位、对社会的影响力等方面有诸多不同,但是公众人物本意上就是指经常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较一般人更为积极地参与公共事务,更加深入地介入公共领域,在社会生活中被广大社会成员所广泛知晓和瞩目的人,这不仅包括一定级别的公共官员,也应该包括明星等,因为他们的行动或言论都能影响一定范围的社会公众。
  公共利益是认定公众人物的核心因素,但仅仅依据这个较为抽象的原则,却无法确定公众人物的外延。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认定公众人物还应考虑下列因素:
  第一,时间因素。一个人不可能永远生活在公众的视野中,当他们退出公共舞台后,就无法像以往一样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引起大众比较普遍的关注,其所担负的职务或从事的事业不再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他们就不再是公众人物,法律应给予他们私生活的安宁和自由。公共官员在卸任、退休,各界知名人士在退出职业领域后,若不再掌握公共权力、对公共事务产生直接、重大影响,就不应再被认为是公众人物。有限公众人物是因某一偶然事件引起公众关注,若事件结束、影响消除或时间消逝,则不应再被认为是公众人物。正如197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在审理沃尔斯顿案时提到的,“因为我相信16年时间的流逝使我们不必再考虑上诉人是个公众人物”。[17]由此可见,一旦公众人物退出公共舞台,对他的隐私应给予普通人同样的尊重。但是,“时间因素”仅仅强调某个人生阶段与公共利益的相关性,并不排斥某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多次成为公众人物。如果一个公众人物退出公共舞台多年后,他的个人品质、职位、事业或经历又与公共利益紧密相联,他完全可能重新成为公众人物。
  第二,事件因素。公众利益是确定公众人物的一个重要因素,只有一个人所从事的事业对公共利益能够产生重大影响,涉及的事件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他才能成为公众人物。这种考察的视角最明显的体现在美国时代公司诉费尔斯通案中,伦奎斯特大法官在阐述审判意见时指出,离婚属于私人事件,无法成为“公共争议问题”,不是公共事务,涉案当事人不是公众人物。[18]特别是对于有限性公众人物而言,卷入某一涉及公共利益的事件更是他们成为公众人物的起点。莱温斯基因为卷入了与克林顿的丑闻,使自己陷入公共争议的境地,就成为与“拉链门事件”相关的有限性公众人物。当然,有限性公众人物既然由于卷入特定问题而成为万众瞩目的对象,也就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和领域,即事件影响力的时间和范围内成为公众人物。当然,对事件的理解应严格把握。例如刑事案件受害人,尤其是那些强奸等性犯罪案件中的受害人因被迫卷入诉讼本身不能使其成为公众人物,其隐私利益应受到法律保护。
  第三,程度因素。公众人物是被社会大众比较普遍地熟悉的人,包括政治人物、演艺人员、体育明星等等,虽非特定对象,但一定是大家所熟知的人。仅仅在某个较为狭小的地域范围内或者特定行业内的影响力不能使某人成为公众人物。即使不能达到家喻户晓、众所周知的程度,也必须是多个媒体争相报道而使公众对其有基本认知。以涉嫌杀妻的佘祥林为例,原湖北荆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1994年10月30日作出一审判决,认定佘祥林杀害其妻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后经上诉,湖北省高级法院发回重审,在重审时改判15年有期徒刑。省高院二审期间,死者的亲属上访并组织200多名群众签名上书要求对“杀人犯”余祥林从速处决。[19]可见,10年前的佘祥林因为涉及到刑事诉讼而与公共利益有一定联系,200多名上访群众的联名上书则说明佘祥林本人及其案件在当地具有一定的影响,但就公众人物的内涵和影响力程度而言,佘祥林当时还不能成为被社会广泛瞩目的公众人物。10年后的2005年3月28日,因为此案的被害人、“被杀”的妻子突然回到京山县,一起冤假错案才浮出水面,各种媒体争相报道,不仅普通市民热烈谈论,而且众多专家学者对此引发深入思考。佘祥林没有因为当年法院的审判而成为公众人物,如今却因为众多媒体对这个错案的深入报道和转载而成为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对象,由此被投入到公众的聚光灯下成为公众人物。
  第四,主体因素。一般而言,与公众人物相关的人,例如其家属、助手、同事等不能因为其与公众人物在生活或者工作中的亲密联系而成为公众人物,他们的隐私也不能因为其与公众人物的关系而随意的被公布于众。当然,如果与公众人物相关的这些人自己主动走到公众面前,或者因为某些具有公共利益的事件而引起社会大众的普遍关注,那么他同样可以成为公众人物。例如,报纸可以发表公众人物的传记而无需经过他本人的同意,但传记中涉及的非公众人物的隐私应得到合法保护,不能公开犯罪嫌疑人和受害人的亲属和朋友的个人信息,除非完整、公正、准确的报道和随后的司法程序要求如此。
  (二)公众人物隐私权的客体——隐私
  公众人物隐私权的客体就是公众人物行使隐私权所涉及的对象,它说明公众人物在哪些方面可以对外在的客体作出某种行为或不作出某种行为。公众人物所能拥有的隐私、公众人物行使隐私权所及的隐私到底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要分两个层面来研究。首先要先明确什么是隐私,其次要根据公众人物的特点来界定公众人物隐私的范围。
  “隐私”这个概念既难懂又不易确定,学术界对隐私的定义也是五花八门。隐私可以是一种中性状态或是事物的状况,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期望的状态或事物状况,以及一种心理状态,一种请求,一项法律利益和一种道德主张。[20]在最一般的意义上,隐私是指不愿告人或不愿公开的个人的事。[21]严格按照法律的要求解释,隐私就是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私生活秘密,它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具体理解隐私的定义,则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为私,即包括个人的健康状况、宗教、人种、种族、氏族、政治信仰、生理缺陷和残疾、婚恋经历、家庭情况、财产状况、私人日记、信函、生活习惯等[22];二为隐,也就是说,隐私是一种在法律保护下不受干涉的状态,隐私并不是不受法律制约和调整的事实和社会关系,而是法律对社会公众私生活范围内某些活动给予的特别保护,使其得以在不受他人非法干涉的情况下按照自己的意志做出选择,并对各种选择的后果均自行负责且保留不让他人知道与过问的权利。[23]
  公众人物所处的地位或者从事的事务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其原先被视为隐私的个人信息就有一部分也相应地转化为公共信息,无法寻求法律在同一事项上对其给予与普通公众同等的保护。恩格斯曾经就公众人物隐私权提出一个原则:个人隐私一般应受到保护,但当个人私事甚至隐私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个人的私事就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私事,而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受隐私权的保护,应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24]
  因此,认定一条信息、一个空间、一项事务能否成为法律上受到保护的公众人物拥有的隐私,根本标准就是公共利益。具体说来,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公众人物享有隐私权,除此以外的信息、领域、活动、事件就不能成为公众人物合法拥有的隐私。例如,与公众人物职业、身份有关的家庭背景、社会关系、影响其性格的重大事件等不能成为公众人物的隐私,公众有知悉的权利。当然,公众人物隐私权的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2517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共引文献】
【相似文献】
【引用法规】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