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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试论环境法上的社会连带责任
【英文标题】 On the Social Joint Liability in Environmental Law
【作者】 郑少华
【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博士后流动站
【分类】 环境保护法【中文关键词】 环境法 社会连带责任 责任分配机制
【期刊年份】 2005年【期号】 2
【页码】 134
【摘要】

环境法领域中的连带责任——社会责任之归责原则、自己责任的社会化、证明责任的“客观化”都隐含了连带责任;复合污染共同侵权行为、企业污染损害赔偿基金与责任保险制度、社会安全体制,国家的连带责任、非政府组织(NGOs)的兴起,都凸显了连带责任的发达;调和社会连带责任——个别责任与连带责任、法定的连带责任与自愿的连带责任、扩大生产者责任与连带责任,使生产者、消费者、公众、国家(政府)间形成合理的既独立又连带的责任分配机制。

【英文摘要】

At first,the joint liability is discussed,which is included in the doctrine of liability fixation of social liability,socialization of own liability and the objectivity of proof liability.The flourishing of the joint liability is showed by many factors,such as 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 conduction of compound pollution, damages funds for enterprise pollution and liability insurance system,social safety system,country’s joint liability,the rise of NGOs.Secondly,the reas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joint liability are stated.Lastly,I probe into the liability mechanism in environmental law.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06    
  
  社会连带责任,其实广泛地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时期,[1]也就是说,任何社会治理结构模式均离不开“连带责任”这种责任形态。以环境法领域来说,严格责任、无过失责任、危险责任等归责原则在环境侵权法中的展开及运用;自己责任的社会化、证明责任之客观化、复合污染及责任之分配、社会分担机制之运用等,皆与连带责任紧密相连。但学者们少有从社会连带责任角度对环境法的责任形态进行描述与评论,在本文中,笔者将通过阐述环境法领域广泛存在的社会连带责任,并分析其存在的原因,然后论述环境法领域中社会连带责任之不足及改进的余地。
  一、环境法领域中的社会连带责任
  社会连带责任,是指从社会建构的角度上说,实因行为人所为,因其无力承担而转由其他人(广义上的社会)来负连带责任。而在环境法上,无论是环境污染的防治,还是自然之保护,由于环境的“公共品”性质,广泛存在着社会连带责任之运用。环境法领域的社会连带责任存在下述六种情形:
  (一)社会责任之归责原则的兴起,自己责任的社会化与证明责任的“客观化”过程促使责任由行为人向社会转移
  1.社会责任之归责原则,凸显社会连带责任形式
  严格责任、危险责任、无过失责任成为环境侵权法上的归责原则,这种责任状态,笔者将之称为社会责任,是相对于传统侵权法的自己责任而言的,在目前主要国家的环境侵权法中,形成多元归责体系。
  严格责任。如美国的《超级基金修正及再授权法》、《有毒物质控制法》、《资源保全与恢复法》、《联邦杀虫剂、杀菌剂和杀鼠剂法》、《安全饮用水法》、《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等有关有毒危险物的法律,[2]日本的《公害健康受害补偿法》等都体现了严格责任思想。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学者们多认为《环境保护法》第41条,是无过失责任的归责原则。[3]但笔者认为,无论是以我国《环境保护法》第41条,还是从《大气污染防治法》第46条、《水污染防治法》第5556条及《海洋环境保护法我不休息我还能学》第43条的具体规定来看,均规定了免责条件。[4]既然规定了免责条件,因此,不能认为属于无过失责任,而应是严格责任。
  无过失责任。奥地利《水权法》第26条规定,“水权人”,即根据官方许可有权使用耗水设备者,只对设备正常运行中导致的、官方在颁发许可时未预见的损害承担无过失责任;[5]1969年《蒙特利尔协议》规定,不管承运一方是否采取了一切必要措施或不可能采取措施以避免损失发生的,承运人都要对损失负责。[6]
  危险责任。德国《环境责任法》中特定设备的环境责任即属于危险责任。除了对因不可抗力导致的环境损害不必承担赔偿责任外,即使是合法营运,没有任何过失,设备所有人也应当对其设备所造成的损害负责。在赔偿数额上,基于同一环境影响所导致的人或物的损害,最多只能各赔偿1.6亿马克。换言之,就同一损害事件,最高的赔偿限额是3.2亿马克。[7]
  严格责任、无过失责任与危险责任作为现代环境侵权法的归责原则,是与连带责任在环境法中的体现与运用紧密相连的。首先,三者均不问行为人是否具有过失,也就是说,即使行为人没有过失,亦得为其危害行为负责。虽然严格责任与危险责任均规定免责条件,但在以过错责任为归责原则的自己责任和免责条件间的“中间地带”,均由行为人承担责任;其次,即使出现免责条件,行为人不负其责,但其损失则由社会分担,亦构成连带责任;最后,行为人对其行为虽有一定的控制力,但非其理性能完全控制之,为实现合理程度上的社会团结,而通过严格责任、无过失责任或危险责任之归责规则,促使行为人与社会为行为人分担非理性所能控制的危险损失。
  2.自己责任的社会化,形成社会连带责任机制
  现代环境法,一方面是确立了社会责任的归责原则,另一方面又使自己责任“社会化”——通过对传统侵权法上“过失”的重新诠释和调整,加重加害人的赔偿责任和强化对受害人的救济,如“过失的客观化”、“违法视为过失”和“过失推定”等加重的过失责任,是谓“过失责任本身的社会化”[8]。
  所谓“过失的客化”,即对于行为人造成的损害,不论其主观的个别特性如何、心理状态上能否预见该损害的发生、是否具有欠缺,只要违反了谨慎、明智的“理性人”(reasonable person)在社会生活中的注意义务这一客观的社会准则,除了法定的无责任能力者外,即认为其有过失。[9]
  所谓“违法视为过失”,是指在维持过失责任主义外形的前提之下,将过失的判断标准与加害行为的违法性的判断标准加以混同,违法性存在者,即认为过失亦同时成立。至于其具体的理论类型,则新忍受限度论、信赖责任论和利益衡量论均属之,而尤以新忍受限度论为典型。所谓新忍受限度论,是指因事业活动等引起损害的发生,综合受害人方面所受损害的性质(生命、身体、健康、财产、精神等)和轻重程度,加害人方面加害行为的社会评价(公共性、有用性)——防害设施状况,遵守行政法规情况以及工厂所在地的状况、场所的常规性、先住后住关系等客观情况,个别地具体地判定损害的忍受限度,如果认定损害超过了一般社会观念上的忍受限度,就认为加害具有违法性,并不问加害人在主观心理状态上是否具有预见或回避损害发生的可能,而直接认为过失成立,加害人应当负损害赔偿责任。[10]
  所谓“过失推定”,是适用过失责任原则的一种方式,通过将民事责任主观要件的举证负担以否定的形式分配给加害人一方,从而避免了受害人因不能证明对方的过失而无法获得赔偿。在该原则下,如果被告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失,法律上就推定其有过失并确认其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学说上亦称之为“中间责任”。而其具体形态,分为一般过失推定和特殊过失推定两种。前者是指在某些情况下,侵害他人人身、财产而造成损失的,应负民事赔偿责任,但如果加害人能够证明该损害不是由他的过失造成的,就可以免责;后者是指在某些特殊侵权行为中,法律规定加害人应对其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的行为负民事责任,加害人仅在能够证明存在法定的抗辩事由,表明自己没有过失时,才能对损害结果不负责任。
  自己责任的社会化,其实质是促使那些本来行为人并无过失却承担的风险与责任,由行为人与受害人、第三人共同承担,从而体现了一种连带责任思想。
  3.证明责任的“客观化”过程,建构社会连带责任体系
  在公害的场合下,一般来说受害者相比加害者,加害企业一方通常拥有厚实的经济力量和科学知识,而且企业者作为从事危险作业者,本来就负有防止危险的职责,所以构成公害原因的污染物质排放到外界的事实得到证明时,转换因果关系中证明责任的一般原则,企业者一方只要没有积极地证明其行为的无害性,就不能免除其对发生损害的赔偿责任。[11]由此实行证明责任的客观化,其主要理论有三:
  其一,盖然性因果关系说。指受害人只需证明侵害行为引起的损害可能性(盖然)达到一定程度,即可推定因果关系存在,或证明如果没有该行为,就不会发生该结果的盖然性,便可推定因果关系。[12]正如加藤一郎教授倡导的那样:“证明程度应视个案情形而定,刑事案件,关涉人权问题,必须以作出不容置疑的犯罪证明为必要。而民事案件,乃关涉使原告或被告胜诉的问题,判断双方当事人中何方的主张为真实,从数学角度看,只要有超过50%以上的盖然性,即可作出结论”。[13]
  其二,疫病学上因果关系说。所谓疫病学上的因果关系,通常是指在满足:(1)该因子从发病前已经开始发生作用;(2)该因子的作用程度越明显该疾病的罹患率越高;(3)该因子被消除或者减少的话,该疾病的罹患率或者程度就降低;(4)该因子作为疾病的原因其作用机制基本上可以得到生物学上合理的说明这样四个条件的时候,即使病理学上不能严密地加以说明,也可以肯定因果关系的存在。[14]
  其三,间接反证说。间接反证说乃源于德国民事证据法,在日本害骨痛病和新泻水俣病诉讼中得到运用[15]所谓间接反证,就是指当原告依据间接事实为间接证明时,被告负有间接反证之责。即如果原告能证明因果链中的部分事实,就推定其余事实之存在,除非被告反证其不存在。
  证明责任之客观化,其实质是通过对“法律真相”的构建,以替代“事实真相”,当“事实真相”与“法律真相”不一致时,就体现了一种连带责任思想:从“事实真相”来说,行为人之行为并无责任,而通过证明责任之客观化构造的“法律真相”,促使行为人与社会分担损失与责任。[16]
  (二)复合污染共同侵权行为,体现社会连带共同责任机制
  现代公害通常是以多个企业的事业活动为原因而发生的所谓复合公害。例如大气污染造成的哮喘病,就是从多个工厂烟囱排放的硫化物相互重合蓄积使大气遭到严重污染,从而成为呼吸器官疾患的原因。这种复合公害发生时,原则上受害者应搞清各工厂对损害发生的原因度,并按其作用度算定损害赔偿,但是,搞清复合公害中各企业对损害发生的作用度的工作,对于受害者来说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7]何况,限于科技水平带来的不确定性,复合污染与损害的关联度,本来就难以判断,因此,为使对复合公害的受害者的救济容易进行,要求较宽泛地适用共同侵权行为的规定。即要求灵活地运用日本民法第719条“数人因共同的侵权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时各自连带负担赔偿之责”的规定,尽量宽泛地认定对受害人的救济。当该条得到适用时,损害赔偿成为造成复合公害的全体事业者的连带债务,因此,受害者不必考虑各个事业者对损害发生的作用比例,而可以对任何一个事业者就损害的全额请求赔偿。共同侵权行为的成立得到认定时,受害者就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18]
  奥地利《森林法》第53条第2款规定:“倘若导致森林损害的是多个设备,则森林损害推定是源于设备的共同作用,多个设备的持有人仅根据导致损害的份额承担责任;无法确定份额时则平均承担责任”。[19]
  美国《综合环境回应、补偿和责任法》(1980年颁布,1986年修订,CERCLA)则针对复合污染,从两个方面建立了连带责任:其一,CERCLA通过评估被认为要对污染问题承担责任之工厂的追缴款项来建立一项清理基金,这包括一般公司,但对化学和石油工业额外收费,统一税收对基金亦有贡献;[20]其二,当然,CERCLA的责任体制本身是被设计为不是由纳税人,而是确保由有责任的污染方提供污染清理基金的主要部分,CERCLA区别了四类“潜在责任人”:(1)设施的现所有人和经营人;(2)当处置危险物质时,场所的所有者或经营者之任何一方;(3)被第三人安排来处置危险物质的任何一方;(4)任何运送危险物质至处置设施或场所的一方。尽管CERCLA未提到严格的共同的和分别责任(连带),但法院已经把施以的责任解释为严格的、连带的和溯及既往的。[21]这样一来,一个危险废物填埋场常常会有数个、甚至数十个、数百个“潜在责任人”,而连带责任意味着任何一个“潜在责任人”都有义务承担全部或部分清洁治理的责任。当一个危险废物填埋场所贮存的废物已经混合并且无法辨别是哪一种物质发生泄漏时,美国环保局有权向最具有经济实力的“潜在责任人”追究责任,虽然该“潜在责任人”可能只向该场地运送了极少量的危险物质。连带责任制度已成为美国环保局取得清洁治理受污染土地费用的有利武器,亦被广泛称之为“荷包”做法,即以荷包充足、经济状况良好的“潜在责任人”为目标进行诉讼。与连带责任同时存在的是责任分担权,即任何一个承担了全部清洁治理责任的“潜在责任人”都有权向其他“潜在责任人”进行追偿,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责任,当然,如果其他“潜在责任人”资不抵债或根本无法确认其他“潜在责任人”,这一责任分担权便只是徒有虚名而已。[22]
  (三)企业污染损害赔偿基金与责任保险制度,发展“互利”的连带责任机制
  企业污染损害赔偿基金,是指由各个具有同样危险的企业按照约定预先缴纳一定的金额,从而建立互助基金,当其中某一企业因环境侵权而被索赔时,首先由该互助基金支付赔偿金,其后再由被索赔的企业逐步将等额的基金返还给该互助基金。如依日本《油污责任油轮船车自愿协定》、《油轮油污责任临时补偿约定》建立的油污企
卡在了奇怪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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