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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北法学》
改革开放40年:民事审判程序的变迁
【英文标题】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Transition of Civil Trail Procedure
【作者】 任重【作者单位】 清华大学法学院
【分类】 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审判程序;诉讼模式;立案登记;证明责任;举证时限;证据交换;审限
【英文关键词】 judicial procedure; litigation mode; registration system; burden of proof; proof limitation system; evidence exchange; institution of time limitation
【文章编码】 1002-3933(2018)12-0011-31【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12
【页码】 11
【摘要】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民事审判程序改革集中体现为从职权干预型向当事人主导型诉讼体制或模式的转型。改革的初衷是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驾护航。转型的逻辑体现为“商品经济—私有财产—私法自治—当事人主义”的内在关联。不过,我国民事审判程序改革的初衷是解决“案多人少”,诉讼效率是最重要指标。当事人主义是手段,而非目的,《证据规定》制定和实施后的犹豫、徘徊与反复均是集中体现。民事诉讼的社会化或协同主义并不构成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之外的第三条路径,对当事人主义的修正与补充并不意味着对其的背离甚至抛弃。总体而言,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民事审判程序改革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依旧在路上。
【英文摘要】 After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mode of power intervention to the litigant-riented litigation is the concentrated embodiment of the reform of civil trial procedure in china. The primary purpose of reform is to protect our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odity-economy, private-property, private-law-autonomy, adversary-system” is the logical embodiment of transformation. However, the problem of “people with less in the court” is the original purpose of the reform of civil trial procedure in china, and the efficiency of litiga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indicator. The hesitation and repetition after the enactment of “The Provisions of Evidence” embodies that adversary-system is a means rather than an end. The socialization civil litigation or Kooperationsmaxime do not constitute the third alternative to adversary system and inquisitorial system. Revising or supplementation of adversary system does not mean violation or even abandoning it. In general, after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 s civil trial procedure reform has made brilliant achievements, but still need to continue to move forward.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7295    
  一、改革开放与民事审判程序
  以1978年为起点,我国民事审判程序的现代化改革走过了40年[1]。这40年有高歌猛进,有犹豫徘徊,也有砥砺前行[2]。始于1978年的经济体制改革领先于我国民事审判程序的现代化改革。民事审判程序的现代化真正被提上日程要到上世纪80年代。这也决定了,我国民事审判方式现代化改革的初衷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驾护航[3],以商品经济的内在规律和我国的发展现状为导向,革新我国传统的民事审判程序[4]。随着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民事纠纷在质和量上都发生了巨变{1}。在质上,随着民营经济的比重逐渐增大,政府和单位在纠纷解决方面的作用逐渐弱化。在量上,随着经济发展逐渐加速,民事纠纷的数量激增[5]。司法机关面对民事纠纷在质和量上的巨变,显得应接不暇。为了及时和有效的化解民事纠纷,在总体上助力市场经济发展,我国民事诉讼进行了诸多方面的努力。例如,面对“诉讼爆炸”,我国在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中创造性的规定了民事审限制度[6],以一刀切的方式原则上要求所有一审普通程序要在6个月内审结,简易程序在3个月内审结,上诉案件在3个月内审结[7]。而应对“诉讼爆炸”,好钢用在刀刃上也逐渐成为我国民事审判程序改革的出发点。法官“大包大揽”的传统民事审判方式已经愈发难以满足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在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法院承担了过重的责任,这也使当事人的主人翁意识迟迟难以生成。是故,我国民事审判程序的现代化改革体现为逐步弱化法院的作用,让当事人真正成为程序的主人翁[8]。
  受到“诉讼爆炸”的影响,法院的应激反应是给自己卸担子,给当事人压担子。虽然这在形式上与当事人主义审判模式一致,并且在现代化改革的初期能够形成合力,但毕竟审判程序改革最初的动力来源是卸担子和压担子,而并非是在实质上尊重和加强当事人的程序权利,换句话说,当事人主义是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因此,这一时期的改革虽然方向明确且步伐有力,但却存在着不小的隐忧。这并非杞人忧天,而是在2001年前后集中凸显出来。在弱化法官作用和加强当事人主人翁意识的改革导向下,我国审判程序的现代化改革迎来了快速发展期{2}。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其中的举证时限和证明责任都是当事人主义审判程序改革的重要成果,具有特别重要的进步意义{3}。不过,或许也是因为《证据规定》的步子迈的比较大,因此受到了社会的质疑。以“莫兆军事件”为导火索,社会舆论逐渐开始质疑现代化的审判程序是否能适应我国国情{4}。例如,“莫兆军事件”中的老夫妇是否能够理解证明责任的意义?面对举证能力不足的老夫妇,法官不依职权全面搜集和调查证据是否会造成当事人之间的实质不平等?老夫妇自杀的悲剧结果是否是以证明责任为代表的现代民事审判方式在我国水土不服的缩影[9]?以上种种质疑和批评都伴随着“莫兆军事件”而发酵[10]。在民众看来,民事审判程序的现代化改革是否只是法官踢皮球的一个幌子呢?改革对其自身利益究竟有何影响?这种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证据规定》因“莫兆军事件”而引发的社会质疑其实并不令人奇怪。我国民事审判程序改革的第一推动是卸担子和压担子,从而使法院尽可能多的解决民事纠纷。在此过程中,当事人只是被动的接受更多的责任,而并未在思想上真正认同这是自己应有的程序权利,并且要正确和充分的行使自己的程序权利才能获得国家提供的法律保护。
  除了以“莫兆军事件”为导火索的社会反弹,卸担子和压担子的改革思路还直接影响到民众是否可以进入民事诉讼。让当事人成为程序的主人翁,是因为法官无暇事无巨细的审理所有民事纠纷。当法官的审判压力和当事人的主人翁地位发生冲突时,后者往往要让位于前者。“两便”精神中,法院的方便要优于当事人的方便。对此,突出的例证是立案审查制。虽然我国民事审判程序历经近40年的现代化改革,但立案审查制这一顽疾却迟迟无法得到根治。虽然2015年之后,我国在名义上建立起立案登记制,不过,因为《民诉法》第119条和第124条为代表的起诉条件并未有任何变化,因此,起诉条件“高阶化”问题在我国依旧存在。让当事人成为主人翁,首先应当保障当事人真正能够通过起诉启动程序,这是现代民事审判程序的应有之义{5}。然而,通过起诉就能够启动民事审判程序,显然又会进一步导致案件数量的激增,这与解决“案多人少”的现实目标背道而驰[11]。因此,虽然学者不断呼吁,并且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依法治国决定》)明确要求由“立案审查制”变为“立案登记制”,但起诉条件的高阶化在我国却“屹立不倒”[12]。
  1978年以后,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全面建立和蓬勃发展,民事审判程序改革逐渐成为社会的共识,并且经历了跨越式发展。但进入21世纪,对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犹豫和彷徨,却也凸显出我国过往功利性民事审判程序改革的问题[13]。为了继续深化改革,民事诉讼体制或模式转型论或许是无法绕开的重大理论问题。“莫兆军事件”所引发的社会连锁反应也让我们反思,民事审判程序改革的最终成功,不仅需要在制度层面的努力,更需要在思想认识上的加强,特别是立法者和司法者。民事审判程序改革的目标并不是在制度上给法官减负,而是要在思想认识上树立绝对尊重和全面保障当事人民事程序权利的红线[14]。也只有法官在思想认识上真正重视当事人的民事程序权利,当事人才会相信民事程序权利真的有用,认同自己真的是程序的主人翁,而不再仅仅是法官减负的幌子或口号。
  (一)改革的逻辑
  对于我国民事审判程序改革波澜壮阔的40年,民事诉讼体制或模式论不再满足于流水账式的简单罗列和梳理,而是真正构建起科学与公正的理论模型和分析框架,并为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了明确、具体和有可操作性的蓝图[15]。
  1.我国为何需要民事审判程序改革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是否必然伴随着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模式论认为,这是历史的必然。张卫平教授认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在最短的时期内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迅速、广泛、巨大的变化。在法律领域,以至于改革开放初期制定的几乎所有法律,现在看来都显得落后和陈旧。原因在于,法律只是计划经济时代环境的需要,是那时候环境的反映。因此,在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民事审判方式面临的改革是从体现计划经济的职权干预型诉讼模式转换为符合商品经济发展的当事人主导型诉讼模式。社会意识的变化也直接推动了民事诉讼体制的转型。除了经济和社会发展为民事诉讼体制转型所提供的原动力,民事诉讼审判方式改革还受到了民事实体法的影响。可以说,有体现商品经济的民事实体法就必然要求同样有体现市场经济的民事诉讼法。不可想象,建立在商品经济发展要求基础上的民事实体权利能够通过反映计划经济环境的民事诉讼得以实现。不仅如此,我国长期存在的重实体轻程序倾向也在逐步得到缓解。现代民事诉讼法学建立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二元结构基础之上,与民事实体权利相对,独立存在着民事程序权利。现代法律也特别强调当事人的民事程序权利[16]。同样,重新认识程序、发现程序对于中国法治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6}。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以当事人主义为关键词的民事审判程序现代化改革逐渐成为学界和全社会的共识[17]。
  2.我国是否已经完成民事审判程序转型
  经过40年的持续推进,我国已经确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改革方向。体现市场经济根本要求和固定改革开放成果的民法典也正在按部就班的制定当中,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已于2017年颁布实施。民法典分编草案也已提请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可以说,我国经济体制和实体法都已经基本完成了体制转型。那么,我国民事诉讼体制或模式是否同样完成了转型?我国民事审判程序改革是否已经基本完成?这是个需要仔细研判的问题,也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需要达成的基础性共识。经过下述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尚未真正建立起当事人主导型诉讼模式。中国民事诉讼现代化并未彻底实现,它依旧在改革的路上。现行诉讼法律规范、司法解释和审判实践虽然呈现出当事人主义的改革趋向,但仍在总体上以职权干预型诉讼模式为内核{7}。
  民事诉讼模式论认为,体制的转型有赖于民事诉讼基本原则重建,特别是从非约束性辩论原则转换为约束性辩论原则以及处分原则的重塑。因此,体制转型成功与否最为直接的标准就是逐一检验我国是否已经实现对上述两项基本原则的重建。
  (图略)
  图1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规则和理论体系图
  辩论原则、处分原则与以诉讼目的和诉权为代表的民事诉讼本原问题是一道撑起当事人主导型民事诉讼理论和规范体系的脊梁,如图1所示[18]。较早结合基本理论探讨我国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是张卫平教授,其分别在1996年和2001年对辩论原则与处分原则进行了重述[19]。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虽然与1991年版本相比已有诸多修正,但对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的表述却无一字之差。《民诉法》第1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时,当事人有权进行辩论”。第13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尽管如此,我国却尚未彻底确立两项基本原则的应有之义。《民诉法》第64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依申请和依职权收集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94条、第95条和第96条又对依申请和依职权收集证据的情形作出了限定。这些规定直接对应辩论原则第三要义。与第二要义相对的是《民诉法解释》第92条。其在《证据规定》第8条的基础上重申了自认制度。因此,辩论原则第二要义在我国得到了部分认可。而对于第一要义,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中并无明确规定。由于法官可以依职权搜集和调查证据,因此,存在通过证据资料补充诉讼资料的可能,进而违背第一要义。特别是在《民诉法》第7条“以事实为依据”的客观真实要求下,当事人的事实主张难以对抗法官通过证据调查充实的诉讼资料。可见,第一要义实为辩论原则的试金石。虽然在裁判文书中存在原告诉称和被告辩称的结构,但经审理查明的内容却并不受上述两部分事实主张的严格限定。因此,张卫平教授将《民诉法》第12条界定为非约束性辩论原则,将能够体现第一和第二要义的诉讼基本原则被称为约束性辩论原则。
  由此可见,我国民事诉讼法律规范并未确立约束性辩论原则。改革的深水区集中在第一要义的构建,即克服司法实践中通过证据资料填充诉讼资料的做法。与此相比,处分原则的情形稍有改善。一方面,我国民事诉讼坚持“不告不理”原则,只有当事人才能启动诉讼程序;另一方面,虽然我国起诉制度存在高阶化的顽疾,但当事人却享有无条件上诉的权利,这也可以作为处分原则的体现。即便如此,却依旧无法认定我国已经建立起处分原则。违背处分原则的诉讼法律制度依旧较为广泛的散见于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中。以起诉制度为例,除了诉讼要件和起诉条件的混淆以及对当事人诉权的不当限制,其还引发处分原则的贬损。仅凭当事人的起诉并不能确立诉讼标的,也无法开启诉讼程序。这还有赖于法院依据《民诉法》第119条和第124条的实质性审查以及立案程序。再如撤诉制度,《民诉法》第145条规定撤诉需要得到法院的准许,却无需对方当事人的同意。虽然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征求当事人意见的做法,但这还难谓对处分原则的贯彻。此外还有再审制度。再审的对象无疑仍旧是原诉讼标的。而再审程序的开启却不限于当事人的申请。根据《民诉法》第198条、第208条,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都可以在不存在当事人处分的前提下开启再审程序,这与再审之诉的失位一并构成了在我国真正建立起处分原则的制度障碍。
  (二)改革的三个阶段
  在经济和社会体制转型的大格局之下,我国民事审判程序也经历了剧烈的变迁。所谓民事审判程序改革,并没有一个确切的含义,大体上是指法院对过去审理、裁判民事案件的习惯程式和操作方式的较大或结构性变动。民事审判程序改革的对象是过去的习惯程式和操作方式,即传统的民事审判方式。民事审判程序改革不仅存在定义不确定的问题,其具体的改革举措也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目标。第一阶段:落实民事诉讼法。在改革初期,民事审判程序改革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不过是落实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纠正传统民事审判过程中的习惯做法,其实质是贯彻现行民事诉讼法。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事审判程序的改革并不具有真正的改革意义{6}。第二阶段:完善民事诉讼法。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在某些领域具有了改革意义,开始触动现行民事诉讼法,尤其是证据方面。这种改革主要是因为民事诉讼法过于简陋,以至于无法满足民事诉讼实践的需要。第三阶段:司法改革措施。随着人们对司法改革合法性的强调,司法机构开始弱化对民事审判程序的改革,而是推进更为实际的改革措施,特别是法院体制改革和法官体制改革。
  一般认为,民事审判程序改革至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第二个阶段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第三个阶段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6}。
  第一阶段以1988年第十四次全国法院工作会议为开端。会议强调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调整调解与判决的相互关系。1991年《民诉法》相比《民诉法(试行)》进行了较大的修改,最主要的特点是弱化法院的职权,减少法院干预,更强调当事人的主动性和处分自由。不过,1991年《民诉法》因为理论准备的不足,对理论和实践中的问题也缺少足够的回应,因此在颁布实施时起就显现出不适应性,这为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留下了较大的作用余地。总结上世纪90年代初全国法院民事审判改革举措,主要有以下内容:1.强化当事人的举证责任;2.强化庭审功能,变“四步曲”为“一步到庭”;3.强调公开审判;4.实行当事人当庭质证、法院当庭认证。
  第二阶段的集中体现是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审判方式改革规定》),将民事审判改革以来比较成熟、成型的改革措施以司法解释的形式予以规范化和制度化。结合《审判方式改革规定》和一些地方法院民事审理方式的新举措,改革措施具有以下几点:1.实施庭前证据交换制度;2.实行查审分离制度;3.施行证据失权制度;4.进一步强化当事人举证,使当事人举证制度化、规范化;5.进一步规定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职权范围;6.进一步改进庭审方式;7.试行证据调查令制度。
  第三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主要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法院改革的五年纲要》作为根据。具体举措包括:1.为了回应社会对司法腐败的质疑,这一阶段将审判方式改革的外延扩展到审判人员的内部组织监督和审判权力的制约。在制约审判人员的权限方面,主要做法是使审判规则更加细化,进一步限制审判人员的自由裁量权;2.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在这一阶段更多转向证据制度,因为司法不公的现象集中发生于此;3.重视审前程序,特别是证据交换制度和举证时限制度;4.立审分立、审执分立、审监分立;5.案件审理流程管理;6.助理审判员制度和法官职业化;7.判决书改革;8.民事诉讼的简易化。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新阶段的改革基本延续了第三阶段内容,是在此基础上对法院体制和法院组织监督体制的细化和深入。与民事诉讼有关的改革举措包括以下内容:1.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如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跨行政区划的法院、知识产权法院、公益诉讼管辖制度;2.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例如完善民事诉讼证明规则、建立庭审全程录音录像机制、规范处理涉案财物的司法程序;3.优化人民法院内部职权配置,如改革案件受理制度、完善分案制度、完善审级制度、强化审级监督、完善案件质量评估体系、深化司法统计改革、完善法律统一适用机制、推动完善司法救助制度、深化司法领域区际国际合作;4.健全审判权力运行机制,如健全主审法官和合议庭办案机制与责任机制、健全院庭长审判管理机制和监督机制、健全审判管理制度、改革审判委员会工作机制、推动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推动裁判文书说理改革;5.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包括完善庭审公开制度、完善审判流程公开平台、完善裁判文书公开平台、完善执行信息公开平台;6.推进法院人员的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如推动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建立法官员额制、改革法官选任制度、完善法官业绩评价体系、完善法官工资;7.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开行使审判权,包括推动省级以下法院人员统一管理改革、建立防止干预司法活动的工作机制、健全法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完善司法权威保障机制、强化诉讼诚信保障机制、推动人民法院财物管理体制改革、推动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改革。
  (三)改革的局限
  1978年以来,我国民事审判程序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其成绩应当被充分肯定,但是,其局限也不能被视而不见,这些限制因素也成为我国民事审判程序进一步改革和最终实现体制转型的重点和难点。在改革开放40年辉煌成就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改革,也应当着力解决和克服以下问题和局限。
  1.改革的主体是司法机关
  由于我国《民诉法》法律文本并没有频繁和根本性的修订,在1991年颁布实施后,直到2007年才迎来首次修订,这导致在将近20年时间里,立法者对民事审判程序改革是失语的,司法机关是绝对的主导。司法机关主导改革虽然有积极意义,例如其作为裁判者最熟悉和了解民事审判程序,对其中的问题及其出路也有更形象生动与更深刻的解读和把握,但是,其消极作用同样不容小视:一方面,司法机关主导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只会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在潜意识里以自己的利益为根据{6}。这其实是改革时快时慢的根本原因。在减轻法院负担的举证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改革的步子相当大。但在可能增加法院负担的立案登记制改革方面,却存在踏步不前的问题。
  2.改革的主线是诉讼效率
  虽然诉讼公正也是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重要目标,但从已有的改革举措看来,诉讼效率[20]居于更加突出和优先的地位。民事审判程序改革的社会和经济背景是商品经济发展引起的纠纷质变和量变。面对大量涌来的案件,法院的应激反应是给自己卸担子,给当事人压担子。“案多人少”其实是民事审判程序改革的真正动因。很多符合民事诉讼发展规律和满足诉讼公正要求的改革建议,都因为“案多人少”而被搁置下来。很多在实质上损害当事人程序权利的改革举措,也都在“案多人少”的借口下被推进。
  3.改革在真正树立当事人主人翁意识方面贡献不多
  由于改革的推动者是司法机关,其改革必然考虑自身利益。改革的主线是诉讼效率,诉讼公正并未成为不可撼动的首要目标。这导致民事审判程序改革中,当事人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虽然改革强调树立当事人的主人翁地位,但这在实质上是要求当事人承担更多的责任。而在诉讼权利和审判权的关系上,前者往往处于弱势地位。
  4.改革对民事诉讼自身规律的尊重不足
  强调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制约法院的裁判权力,这是民事诉讼发展的主线。受制于改革的推进者是司法机关,以保障当事人程序权利为主要内容的民事诉讼自身规律并未得到坚决贯彻,如既判力相对性与纠纷一次性解决之间的紧张关系[21]。虽然2015年《民诉法解释》第247条具体细化了重复诉讼的标准,但对于诉讼标的和诉讼请求的关系,以及何谓“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都还有待理论的进一步厘清{8}。目前来看,这给司法机关留下了相当大的裁量空间,并可能因此滋生司法腐败。
  5.改革导致民事审判程序在全国范围内的不统一
  改革的推动者不仅是最高司法机关,而且也包括各级人民法院。从上述三个阶段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内容来看,其中相当部分是源于地方法院的创新。地方法院的新思路、新办法和新经验,经过总结归纳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虽然能降低改革可能带来的社会成本,是较为审慎稳妥的方案,但这也在相当时期内造成了全国民事审判程序的不统一[22]。不仅如此,由于地方创新经验被全国采纳也被看作是地方法院的重要政绩,这又进一步刺激各级各地法院勇于创新和善于创新,民事审判程序不统一的问题越演越烈。这一问题直到今天也并未得到根本解决。仅仅通过了解法律、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并无法掌握全国范围内的具体做法。这也是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实践和理论相互脱节的重要成因,是理论“内卷化”[23]这一错觉的根本原因。
  (四)社会化风险及其反思
  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民事审判程序体制转型也开始受到反思和批判[24]。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民事诉讼的社会化主张{9},也被称为协同或协动主义(德文:Kooperationsmaxime)[25]以及和谐主义诉讼模式{10}。相对于我国既有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民事诉讼的社会化更强调对当事人处分权的尊重和当事人主体地位的维护,这方面的积极意义应当得到肯定。不过,民事诉讼的社会化是否可能在我国生根发芽,这尚需要较长的观察和检视[26]。例如,作为民事诉讼社会化集中体现的释明制度在我国是否已经被正确和科学的建立和运用起来[27]?尽管如此,作为民事诉讼社会化主张的理论来源,德国民事诉讼协同主义的发展或许能为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必要的风险提示{11}。在德国,协动主义希望描绘一条有别于当事人辩论主义和职权探知主义的中间道路,它不仅不会陷入职权探知主义,而且能够有效克服辩论主义的缺陷。自1933年引入真实义务以及释明义务的实在化以降,纯粹辩论主义逐渐被打破,但协动主义所畅想的另一种诉讼模式却并未到来。不仅如此,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斯图加特模式以及以此为基础进行的1976年民事诉讼简化和加快改革也始终恪守辩论主义的基本价值判断和根本要求。就此而言,协动主义从未取代辩论主义的地位。如果说当代德国法学依旧存在协动主义这一概念的话,它也正像贝特曼所主张的一样,是作为辩论主义的修正形式存在的[28]。而对于此种意义上的协动主义,即便民事诉讼社会化的旗手瓦瑟曼也认为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叫法的不同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危险的[29]。当代德国民事诉讼的基本走向就事实探知而言依旧坚守辩论主义。对于民事诉讼普通程序而言,案件事实的重构一如既往是当事人的事情。法官不能主动依职权进行真实性审查,当事人的事实主张和在此基础上的证据调查是法官认知的唯一来源[30]。不仅如此,当代德国民事诉讼的根本转向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会到来。辩论主义的基本走向同样是社会法治国家原则、公平程序及法定法官等宪法原则的题中之义和根本要求。这些基本认识划定了具体法律制度解释与适用的界限,其同样是当代德国民事诉讼的底色和基调。从比较民事诉讼角度观察,这些基本认识也是正确理解德国民事诉讼具体法律制度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制度比较与建构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障。民事诉讼社会化理论在德国的冷遇,或许也应该引起我国民事审判程序改革的足够警惕和重视。
  二、民事审判程序改革的重要举措
  我国原有民事诉讼模式是在继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司法传统和借鉴苏联民事诉讼体制的基础上形成的[31]。新中国成立后的30多年间,我国一直没有制定一部民事诉讼法。1950年12月31日,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草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程序通则(草案)》,要求根除反动司法机关压迫人民的、繁琐迟缓的、形式主义的诉讼程序,实行便利人民、建议迅速、实事求是的诉讼程序。法院审判案件应当深入群众,就地调查,就地审判。这部通则是新中国第一部诉讼草案,也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制建设的开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部通则最后没能颁布实施,但它所确定的一些内容,则为此后的有关民事诉讼法律规范所吸收。就体例结构方面来说,这部通则也是比较完整的,它除了规定总则外,还对民事诉讼管辖、起诉、受理、代理、调解、审判、判决、上诉、抗告、再审、执行、监督审判等制度作了规定,为以后的民事诉讼法律规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51年9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暂行组织条例》和《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组织通则》,确立了公开审判、巡回审判、陪审制等审判原则和制度,对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提出了要求。1954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同时还颁布了《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这些法律,对民事诉讼的原则和制度又有了进一步的推动{12}。
  1956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各级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审判程序总结》(以下简称《程序总结》)。为了提供国家立法机关草拟刑、民事诉讼法的实际资料,督促各地人民法院贯彻人民法院组织法,总结各地人民法院审判程序的实践经验用以改进审判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在1955年上半年内,总结了北京、天津、上海等14个大城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的刑、民事案件审判程序的经验,在此基础上经过意见的反馈形成了《程序总结》。1957年,最高人民法院又将《程序总结》的基本内容条文化,更全面地制定了《民事案件审判程序》,共84条{13}。主要内容有:对于有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重要民事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起诉讼;在上诉方面,上诉法院应当就上诉或者抗诉的请求进行审理,对未经提起上诉或者抗诉的部分及未提起上诉的当事人有关的部分,如果发现原裁判适用政策、法律、法令有错误时,也应当进行全面审理;再审只能按照审判监督程序进行,由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提起。总体而言,《程序总结》较为全面系统的规定了民事审判程序,它对纠正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错误,提高法院的办案质量,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总结虽然包括了案件的接受、案件审理前的准备工作、审理、裁判、上诉、再审、执行,但不足之处在于没有对诉讼管辖作出规定,这说明这个时期,我国民事诉讼法制的建设已经逐步建立起来,但还不够全面{12}。
  1949年起至1957年上半年,我国民事诉讼法制已经逐步建立了起来,特别是1957年《程序总结》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民事诉讼法制从建立阶段向发展阶段过渡。但1957年下半年开始,“左”的思潮在全国开始泛滥,刚刚起步的民事诉讼法制不仅没能进一步发展,而且还遭到了相当程度的破坏,表现之一是1957年最高人民法院草拟的《民事案件审判程序(草案)》没能通过,已经在全国引发的《程序总结》也没得到认真的执行。1962年,全国开始重新抓司法建设{12}。1963年,最高人民法院召开第一次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民事审判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要求民事审判应当贯彻“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的十二字方针。1964年,民事审判工作又进一步发展出“依靠群众,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的十六字方针。但好景不长,1966年下半年开始,国家法制建设在十年间遭受了极大破坏,民事诉讼法制建设也没能幸免于难{12}。
  1979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了第二次民事审判工作会议,制定了《人民法院审判民事案件程序制度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制度规定》),在民事诉讼法公布之前试行。《制度规定》与前述《程序总结》内容基本相同,只是增加了关于案件管辖、案件回访制度和法院办事细则规定。
  这些在《民事诉讼法》出台之前的司法解释和司法文件奠定了我国民事诉讼审判程序的基础。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以下简称《民诉法(试行)》)将我国民事诉讼体制或模式以立法的方式固定了下来。《民诉法(试行)》的颁布和实施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制建设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我国民事诉讼法制建设的全面恢复和发展。1984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引发了《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诉讼法(试行)〉若干问题的意见》,对民事诉讼法中的某些具体制度作了详细的说明,并通知各级法院参照执行。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还通过了《民事诉讼收费办法(试行)》。为了进一步满足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1991年,我国出台了新中国第一部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1991年《民诉法》与1982年《民诉法(试行)》相比,法院在民事诉讼中的职权干预被弱化,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处分权得到增强。不过,1991年《民诉法》在法院的程序事项决定权与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的配置关系上,基本沿袭了1982年《民诉法(试行)》,几乎没有体现辩论主义的理念。法官在程序的推进上拥有绝对的诉讼指挥权,当事人几乎不能参与决定程序实务,更未对法院的诉讼指挥权构成任何制约{2}。此后的一系列司法解释和司法文件也都体现出加强当事人主导地位的努力方向,例如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诉意见》)、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审经济纠纷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开庭审理的若干规定》、199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
  囿于篇幅限制,笔者不得不对三个阶段的重要改革举措进行必要的限缩。
  首先,对于经过第三阶段扩展后的广义民事审判程序改革措施,本文原则上不再进行详细论述。涉及司法体制改革和法院内部监督管理的举措,虽然也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民事审判程序,但这些举措更多涉及法官选任和内部管理问题,而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事诉讼审判程序范畴。
  其次,狭义意义上的民事审判程序改革中的部分内容,经过几十年来的不断努力已经成为了法律甚至是社会的常识,特别是公开审判和质证认证的要求,故这些内容也不再作为讨论的重点。
  最后,诸多当前正在集中讨论和加快改革的内容,由于还未取得实质性进展,抑或是其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观察,而同样未被列入本文讨论的内容,前者如裁判文书说理改革{14},后者如小额程序[32]。基于上述考虑,虽然这些内容是改革的重点,但还有待更长观察时间的观察才能作出客观的描述和公允的评价。
  综上,本文拟对以下问题进行分析与讨论,它们是案件受理制度、证明责任(包含搜集调查证据)、举证时限和证据交换以及审限制度。选择以上内容的逻辑在于,我国立案审查制的建立以解决“案多人少”为内在动力,这突出反映出我国民事审判程序改革的初衷及其局限。在此背景下,“起诉难”问题日益突出,并最终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依法治国决定》中被明确要求建立立案登记制。2015年颁布实施的《民诉法解释》第208条是否落实了这一要求?在“案多人少”的背景下,真正意义上的立案登记制又应该如何被具体落实?这些问题都深刻反映出我国民事审判程序改革所面临的错综复杂的考量因素和现实变量。以立案登记制改革为样本提取出的改革规律,也深刻制约着下述具体问题的基本走向,如举证责任最初的高歌猛进和近年来的“现代化”反思,再如举证时限和证据交换改革举措中呈现出的民事诉讼体制转型所要求贯彻的诉讼规律、司法机关推行改革所谋求的诉讼效率以及以“以事实为依据”为代表的传统诉讼观念之间的掣肘。同样,审限制度是在“案多人少”背景下的“东方发明”,但“一刀切”的方式体现出改革的决心与诉讼规律之间的矛盾冲突,且审限的作用机制并不依赖于诉讼权利,而是以行政手段“快刀斩乱麻”。如何充分尊重诉讼规律,以诉讼权利为作用机制实现迟延裁判的治理转型,这是我们在总结审判程序40年来的改革成果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具体体现。本文希望上述讨论能够以点带面,使读者对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民事审判程序改革获得深入且全面的理解与认识,并对下一阶段的深化改革形成若干基础性共识。
  三、案件受理制度
  1956年《程序总结》的开篇内容是“案件的接受”。但是,在“案件的接受”部分只是总结了口头和书面起诉方式,以及起诉状的格式和内容要求,并未对实质起诉条件进行规定。实质起诉条件内容出现在“审理案件前的准备工作”部分,其规定“(一)审查案件应否受理,起诉手续是否完备。在接受案件的时候,应当审查原告人有无诉讼请求权,案件是否应归人民法院处理和应否归本法院管辖。原告人没有诉讼请求权的,应当用裁定驳回,并将裁定书送达原告人;对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或者不属于本法院管辖的案件,应当分别移送有关机关或者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处理,移送案件的裁定书应当送达原告人。案件决定受理后,应当审查起诉手续是否完备,如原告人是否已经在诉状上签名或者盖章、双方当事人的住址是否明确、是否已经按对方人数提出诉状副本、所交的证物、附件的种类和件数是否与诉状所载相符等等。如有欠缺或不符,应当告知原告人补正。”这可以被看作是我国立案审查制度的雏形,初步形成了积极和消极起诉条件的构造。其中,积极起诉条件包括:1.起诉手续完备;2.原告人有诉讼请求权;3.案件归人民法院处理和本法院管辖。消极起诉条件包括:不属于行政机关处理的案件。1957年《民事案件审判程序(草稿)》基本是《程序总结》的条文化,其在“一、起诉(总结成为案件的接受)”中的第1条规定:“请求保护自己权利,或者请求保护依法由他保护的人的权利,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检察院对于有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主要民事案件,也可以提起诉讼(第1款)。原告人没有诉讼请求权的应当用裁定驳回(第2款)。”
  相比1956年《程序总结》,1979年《制度规定》在案件受理条件方面进行了微调,其规定“凡有明确的原告、被告和具体的诉讼要求,应由人民法院调查处理的民事纠纷,均应立案处理。人民法院不得把基层组织、有关单位的调解和介绍信作为受理案件的必要条件。凡立案处理的,应有当事人的起诉书或口诉笔录。对简易纠纷和一般信、访可不予立案,但处理后要登记备查。”仅从规范层面出发,1979年《制度规定》的起诉门槛更低,其只要求:1.有明确的原告;2.有明确的被告;3.有具体的诉讼要求;4.应由人民法院调查处理的民事纠纷。只要满足这四项起诉条件均应由法院立案处理。不仅如此,《制度规定》还特别强调不得把基层组织和有关单位的调解和介绍信作为受理案件的必要条件。
  1982年《民诉法(试行)》第81条第1款第1项与《制度规定》的起诉条件有较大不同,而是更接近1956年《程序总结》的表述,其中,“原告有诉讼请求权”被进一步界定为“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个人、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第1款第2项吸收了《制度规定》的表述,即“有明确的被告、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第3项规定“属于人民法院管辖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在消极起诉条件方面,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规定的更为详尽具体,其84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于下列起诉,分别情况,予以处理:(一)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案件,告知原告向公安机关申请解决;(二)依法应当由其他行政机关处理的争议,告知原告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解决;(三)对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按申诉处理;(四)依法在一定时期内不得起诉的案件,在不得起诉的期限内起诉的,不予受理;(五)判决不准离婚的案件,没有新情况、新理由,在六个月内又起诉的,不予受理。”
  1991年颁布实施的《民诉法》基本延续了1982年《民诉法(试行)》关于起诉条件的规定。其第108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相比《民诉法(试行)》第81条,只是在第1款将“个人、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修改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与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概念表述保持一致。第3款将“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调整为“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在消极起诉条件方面,第111条规定:“人民法院对符合本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起诉,必须受理;对下列起诉,分别情形,予以处理:(一)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告知原告提起行政诉讼;(二)依照法律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合同纠纷自愿达成书面仲裁协议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不得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告知原告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三)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由其他机关处理的争议,告知原告向有关机关申请解决;(四)对不属于本院管辖的案件,告知原告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五)对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按照申诉处理,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六)依照法律规定,在一定期限内不得起诉的案件,在不得起诉的期限内起诉的,不予受理;(七)判决不准离婚和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判决、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没有新情况、新理由,原告在六个月内又起诉的,不予受理。”与1982年《民诉法(试行)》第84条相比,其第1款第1项在原84条第1款第1项和第2项的基础上进行总结和调整,以适应198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项为新增加内容,将书面仲裁协议作为消极起诉条件。第3项为兜底条款。第4项规定,对不属于本院管辖的案件,告知原告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这不同于《程序总结》的处理方式,即“对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或者不属于本法院管辖的案件,应当分别移送有关机关或者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处理,移送案件的裁定书应当送达原告人。”第5项到第7项则基本与1982年《民诉法(试行)》保持一致。尽管如此,对于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处理方式,分别针对《民诉法(试行)》和《民诉法》的前后两个司法解释却有较为不同的态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诉讼法(试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6条规定:“人民法院收到原告起诉状,经认真审查,认为不符合民诉法规定的受理条件的,通知原告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原告仍坚持起诉的,可以立案受理,经进一步查明起诉确实不符合受理条件的,以书面裁定驳回起诉。”因此,虽然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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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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