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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北法学》
合同中的印章问题
【英文标题】 Problem about the seal in Contracts【作者】 尹西明
【作者单位】 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分类】 合同法
【期刊年份】 1999年【期号】 1
【页码】 35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70935    
  
  

尽管不是所有的合同上都加盖印章,但盖印合同毕竟是多见的。对于出现在众多合同上的印章及由此而引发的多种印章问题,我国最高审判机关已经给予了慎重的注意,并作出了相应的司法解释[1]。令人遗憾的是,对于各种直接关系合同成立和效力的印章问题,我国法学界则始终缺乏必要的热情,长期将其置于被忽略的境地,使其成为法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空白点。这种状况,不仅使现行司法解释因缺乏应有的法理指导而显得效力苍白,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司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为引起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本文拟就印章问题的归纳分类、印章问题的法理评析及印章问题的法律补正等问题作一探究,以期抛砖引玉。

一、印章问题的归纳分类

所谓印章问题,本文泛指一切因印章因素引起的各种合同纠纷问题。一般认为,印章问题往往仅指印章使用问题,即因印章的使用而引起的合同纠纷问题。人们之间产生这种误解,是与我国现行立法规定和司法解释有关的。因为在现行立法和司法解释中,人们除了看到对印章使用问题的规范外,很难看到对其他印章问题的规范。应当说,相对其他印章问题而言,印章使用问题的确是一种经常发生的印章问题。因此,印章使用问题被人们视为仅有的印章问题而且被立法者和最高司法解释者予以重点关注,并不使人难以理解。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认真审视一下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印章问题,我们不难发现,除了印章使用问题外,还无疑存在着其他一些不能被印章使用问题所涵盖的印章问题。对于这些不能涵盖在印章使用问题中的其他印章问题,法学界有必要予以归纳整理,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出立法对策,借以预防和减少社会生活中的印章问题。

(一)印章种类问题

印章种类问题,是指因印章种类的效力不同所引起的合同纠纷问题。应当承认,印章种类问题作为一种印章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尽管这样一个客观存在的印章问题,还未引起我国立法界、司法界及法学界应有的注意,但不能因此而否认印章种类问题的客观存在。在有限的资料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些并不有限的实例,比如在保证合同中加盖财务专用章[2]。在法人签订的合同中加盖法人职能部门章[3]等等。如果抛开其他不易查明的法律因素(比如该章是何人在何种情况下加盖以及加盖者的法律身份等),单就合同的印章种类去评判合同的成立与效力,显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在已有判例中,我们发现司法机关并未敢贸然地仅凭印章的种类去评判合同的成立效力,而往往是想方设法寻找出其他一些法律因素去佐证自己关于合同成立与否及效力如何的观点。对于司法界这种谨慎的审判态度,我们没有理由予以抨击,因为审判观点的确立,的确需要(而且事实上也往往有)多个证据的支持,而且在立法者未规定印章种类与合同成立、效力关系的情况下,司法界也应持较为谨慎的审判态度。问题的关键在于,法学界在不具体决定社会主体合同命运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认真思考一下印章种类本身的效力呢?

无人会面对这样一个不争的观点提出异议:即不同的印章有着不同的效力;但却很少有人认真地总结一下,不同的印章到底有何不同的效力。我们认为,印章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尽管渊源流长,但发展到今天,就其种类而言,已不再是单一无二;就其效力而论,也不应简单等同。在我国,我们可以将印章的种类及效力概括如下:1.法人印章,即刻有法人法定名称且代表法人的印章。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所有的法人,包括企业法人、事业法人、机关法人和社团法人,无一不拥有一枚法人印章。在没有其他违法因素介入的情况下,法人印章的出现,无疑代表着该法人的出现。从此角度讲,法人印章实际上全方位地代表着法人。2.法人专用章,即刻有法人法定名称且刻明某些事项专用的印章。这类印章与法人印章不完全相同,这种不同不仅表现在印章本身所含有的字样不一,而且更主要地表现在效力范围有极大地差异。严格地讲,法人专用章只能在特定的方面或特定的范围内代表法人,而不能全方位地代表法人。比如说合同专用章,只能在签订合同的范围内代表法人,超出了签订合同的范围,则不能代表法人;同样道理,财务专用章也只能在财务的收支结算方面代表法人,而不能在其他方面代表法人。3.法人分支机构印章,即刻有法人法定名称且刻明分支机构名称的印章。这类印章不能代表法人,它只能代表法人的分支机构即使在法人因合同中出现其分支机构的印章而需承担责任的情况下,法人也只应承担管理不严的过错责任,而不应承担法人印章使用不当的责任。4.法人职能部门印章,即刻有法人法定名称并刻明职能部门名称的印章。应当指出的是,法人职能部门与法人分支机构并非同一概念,前者作为行使法人某些职能的部门,实际上属于法人本身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无法独立于法人而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民事活动;而法人的分支机构则不同,作为一个经济实体,分支机构原则上应依法登记,在此基础上,法人的分支机构可以依法独立于法人,并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民事活动。[4]正因为二者存在着上述差异,所以,法人职能部门印章也不能等同于法人分支机构印章。5.私人印章,即刻有某一自然人姓名的印章。私人印章尽管也代表着一个社会主体,但由于每一自然人的社会角色不断变化,因此,私人印章所包含的法律内容,则需从其界入的场合性质加以评判。比如说某一自然人是某法人的法定代表人,那么,该人的印章如果出现在该法人所订立的合同上,它就代表着该法人;反之,如果该人的私人印章出现在其他与法人无关的场合,则该私人印章只能代表该自然人自己。

综上可见,印章种类的不同,决定着印章效力的不同。而印章效力的不同,又必然会诱发下列各种印章种类问题:1.在法人签订的合同上加盖法人分支机构印章。也就是说,合同是法人签订的,合同的内容是法人的意思表示,但合同上却仅有法人分支机构印章。合同签订后,合同双方很容易产生认识上的分歧:一方会认为合同是法人分支机构所签订;而另一方会坚持合同是法人所签订。由此认识上的分歧,极易导致合同纠纷的产生。2.在法人签订的合同上加盖法人职能部门印章。在此情况下,合同当事人一方很可能出于利益的考虑而主张该合同不是本法人的意思表示,而另一方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则会竭力否定这种主张,此时的合同纠纷则是不可避免的。3.在法人分分支机构或法人职能部门签订的合同上加盖法人印章或合同专用章。这种情况也易引起合同双方发生争执,其争执的焦点依然在于:该合同是否为法人所签订的,其内容究竟是否为法人的意思表示?4.在法人签订的合同上加盖非法人印章、合同专用章或法定代表人印章等其他一些专用章或其他私人印章。比如说在合同上仅加盖财务专用章或仅仅加盖行政副职的印章等,均属此类情况。在此情况下,要想认定合同是法人所签,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应当承认,上列各种印章种类问题,在合同实践中均有发生。对此予以必要的总结,无疑有益于相应法律规范的确立。

(二)印章刻制问题

印章刻制问题,是指因印章刻制的程序不当所引起的合同纠纷问题。表面上看,印章的刻制仅属行政管理的范畴,其刻制程序的当与不当,也仅属行政管理问题。但如果将印章的刻制与合同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发现因印章的刻制程序不当,会引起合同当事人对合同成立、效力等不同认识,我们则没有必要去固守表面上的观点,而应勇敢地承认印章刻制问题的客观存在。

从公开披露的资料中,我们很难找到印章刻制问题的实例;倒是在司法实践中,我们能偶尔发现印章刻制问题的存在。例如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曾审理过一案:某部第十五工程局第四工程处(下称工程处)副处长李某,在负责该工程处上海工程公司工作期间,未经工程处法定代表人同意也未经有关部门批准,私自找人刻制一枚“某部第十五工程局第四工程处(沪)”字样的印章,并用此印章加盖在向他人担保的保证合同上。对此,一审法院认定该印章为工程处在上海使用的公章,[5]而工程处则认为:此章刻制程序非法,它不能代表工程处,人民法院不应因合同上加盖这种违法刻制的印章,就认定该合同的内容是工程处的意思表示。我们可以不去评判一审法院的认定是否正确,但通过此一事例,我们至少可以有根据地认为:印章刻制问题,并没有因为人们的忽略而销声匿迹。

我们并不否认,同印章种类问题相比较,印章刻制问题不仅表现形式单一,而且在合同实践中也不多见。但我们却没有理由据此认为印章刻制问题是一件很容易解决的事情。事实上,由于现行立法尚未明确规定相对人负有审查义务,因此,在相对人毫不知情或者不应当知情的情况下,司法机关到底是保护相对人的利益,还是保护所谓合同签订人的利益,实际上是司法界遇到的一个二难问题:如果保护相对人的利益,就无法让所谓合同签订人信服,因为它对印章的刻制可能是同样不知情或不应当知情的;如果保护所谓合同签订人的利益,则会导致相对人在无法律义务的情况下却要承担法律责任的结果出现,而这一结果,又同样无法让相对人信服。对于因印章刻制而引起的诸如此类的二难问题,立法者有责任给予重视,并通过立法规范予以解决。谁敢欺负我的人

(三)印章使用问题

诚如前述,印章使用问题是一种经常发生的印章问题。对于印章使用问题的客观存在,几乎无人提出异议。问题在于,人们对已经发生的印章使用问题并未给予必要的归纳,对于可能发生的印章使用问题也缺乏必要的预测,因此,我国最高司法机关关于印章使用问题的一些非个案效力的解释,并未很快地被司法界深刻地理解和熟练地掌握,同样或类似的案件并未得到同一的处理。这种状况的存在,无论是对于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还是对于司法的公正性评断,都显然是负效的。

从我们接触到的资料看,印章使用问题的主要表现形式有以下几种:1.当盖不盖,即本应在合同上加盖印章却没有加盖。应当说明的是,在我国现行立法中,关于印章的使用采用了两种立法形式:一是明示立法,即法律明确规定了合同应当加盖印章,例如,我国《技术合同法》第10条规定:“技术合同自当事人在合同上签名、盖章后成立。”二是隐示立法,即法律虽未明确规定合同上应加盖印章,但从条文中所隐示的内容看,法律仍然要求加盖印章。例如《担保法》第13条规定:“保证人与债权人应当以书而形式订立保证合同”。这里,尽管我们看不见加盖印章的内容,但如果书而保证合同不加盖印章,则很难证明该合同是当事人所签订。因此,该条文中隐示着要求加盖印章的内容,应当是毫无疑问的。无论是在明示立法的情况下,还是在隐示立法的情况下,合同当事人都应加盖印章,否则就极易产生合同纠纷。2.盖而不当,即虽然合同上加盖了印章,但加盖的印章却不是法律要求的印章。例如我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条例》第4条第1款规定:“工矿产品购销合同,除即时清结者外,必须采用书面形式,由当事人的法定代表或者凭法定代表授权证明的经办人签字(盖章),并加盖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这里,法律要求加盖的是单位公章(即法人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如果当事人未加盖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而是加盖了财务专用章或职能部门章,则同样可能引起合同纠纷。3.当而不全,即法律要求当事人在合同上加盖两种以上的印章,而当事人却仅加盖一种。例如《借款合同条例》第5条第3款规定:“借款合同必须由当事人双方的法定代表或者凭法定代表授权证明的经办人签章,并加盖单位公章。”这里,除允许法定代表或经办人以签名代替加盖其私人印章外,法律要求合同一方当事人需在合同加盖两种印章,即私人印章和法人公章。如果当事人仅加盖其中一种,而未加盖另一种,则会使合同当事人产生认识上的不一,从而导致合同纠纷的产生。4.全而无权,即合同上加盖的印章是齐全的,但加盖印章的人却是无权加盖者。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在若干司法解释中所列举的“合同签订人盗用本单位的合同专用章”[6],“企业职工利用本单位公章为自己实施的民事行为担保”[7]等情况,均是说印章加盖者没有权力在合同上加盖印章。加盖者在无权加盖的情况下所为的加盖行为,已经在合同中植入了发生纠纷的基因,因此,一旦发生合同纠纷,应当说不是意外的事情。上列各类印章使用问题的存在,不仅会直接涉及到当事人的切身利益,而且对公众的交易安全感也存在着潜在的威胁,对此进行必要的立法规范,应当说是立法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印章问题的法理评析

(一)印章问题与委托代理

委托代理“是指以被代理人的委托(委任)为根据而发生的代理”[8],在这种代理中,“被代理人以委托意思表示将代理权授与代理人。”[9]在合同实践中,法定代表人为本单位自订合同的情况固不鲜见,但委托代理人为法人代签合同的现象更比比皆是。应当说,在法定代表人亲自签订的情况下,几乎没有人怀疑合同签订人的权利能力;而在委托代理人代签合同的情况下,合同签订人的权利能力则往往会受到质疑。之所以出现这情况,主要是因为委托代理人本无代签合同的权利能力,他代签合同的权利能力来源于被代理人的委托授权。

被代理人对代理人进行委托授权,有三种基本形式:一是口头授权;二是签名授权;三是盖章(盖印)授权。在盖章授权的场合,从法理角度讲,至少有两个问题需要探讨:一是在立法上如何确定一个(或几个)盖章黄金分割线,也就是说,在立法上应当明确在什么情况下应当盖章;二是行为人实施模糊黄金分割线行为时,应对这种模糊行为给予何种法律评价?

笔者认为,对于第一个问题,应充分考法律是否要求当事人本身必须拥有印章这一国情,并在此基础上确定盖章的黄金分割线。在我国,法律并未要求(事实上也无必要要求)自然人必须拥有自己的印章,因此,在自然人委托他人代签合同时,自然不应存在必须盖章授权的情况。而在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是否应当拥有印章的问题上,尽管我国法律很少用强制性规范要求拥有,但事实上却很难寻找到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没有印章的事例。因此,在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委托授权时,立法上要求委托人在授权委托书上加盖印章,对当事人而言,并不是一件很难办到的事情。如果对这种并不难办到的事情都放弃立法规范,除了使人感到立法者的松懈外,并不能让人作出其他有利于立法者的理解。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们主张应在从证据学角度审视的基础上作出法律评价:如果相对人有证据证明代签合同人是基于委托人授权而签订合同,那么,即使未加盖印章,也应视为有权代理;反之,如果相对人无证据证明代签合同人是基于委托人授权而签订合同,则为无权代理。此法律评价的表面,似乎加重了相对人的举证责任,但这种加重实际上也暗示着相对人一种新的权利和义务:如果代签合同人未持加盖印章的授权委托书,相对人则完全可以不与之订立合同;既然相对人敢于在代签合同人未持加盖印章的授权委托书的情况下签订合同,则就应有勇气敢于承担由此而产生的风险。

(二)印章问题与合同成立

人们对合同成立这一概念的关注,并不是遥远的事情。在过去很长时间,“许多学者认为,合同的成立与合同的生效在性质上没有分别”。[10]据此,他们“干脆将合同的生效要件等同于合同的成立要件”。“与此相联系,在合同司法实践中,宣告合同无效的案例俯拾即是,而判决合同不成立的例子却如凤毛麟角”。[11]应当说,这种状况的存在无不与法学界的研究滞后有关。可喜的是,当有学者略加注意并指出“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12]后,这一观点迅速地得到了其他学者几乎是毫不犹豫地认同。由此,许多学者也认真地将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的条件区分开来。

当人们专题论述合同的成立条件时,很少有人将盖章这一环节忽略。这是因为,在有些场合,盖章不仅是合同成立的必备条件,而且还是证明合同成立的证据要素。然而,从我国现行的立法看,不难发现下列两个问题:一是在规定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时,却未规定书面合同上是否必须加盖印章?[13]二是在规定书而合同上应加盖印章时,却未规定应当加盖何种印章。[14]上列两个立法问题的存在,必然导致司法界对下列现象的困惑和棘手:第一,当合同上仅有法定代表人(行政负责人)或者委托代理人的签名,而无单位印章或合同专用章时,能否认定该单位就是该合同的当事人?第二,当合同上没有法定代表人(行政负责人)或者委托代理人签名,却加盖了财务专用章等非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时,能否判定合同已在该单位与他人之间成立?第三,当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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