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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中国刑事立法十年的回顾与展望
【英文标题】 Outlook and Review on the Criminal Legislation in the Past Ten Years
【作者】 高铭暄赵秉志王勇【分类】 中国法制史
【期刊年份】 1989年【期号】 2
【页码】 66
【摘要】

本文勾勒了我国刑事立法十年来发展的轨迹和主要成果,并将其概括为八个特点。关于我国刑事立法今后的发展与完善,文章指出,鉴于现行刑法同目前日益发展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以及逐步展开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已不能相适应,且刑法典与其他特别刑法规范和司法实践也有所脱节,因此,修改现行刑法是非常必要的,并且完善刑法也已具备了实践根据、理论根据,主体条件和形势条件。文章强调指出,完善刑法的指导思想,要以反映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需要为宗旨,为此,要实现“四个转变”。(1)打击锋芒应从反革命罪转向严重经济犯罪和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2)定罪量刑的基础,应从社会危害性中心论转向以社会危害性为主,兼顾罪犯的人身危险性;(3)刑罚制度上,应由较严厉和较封闭的刑罚,适当地向缓和与开放的刑罚转变;(4)在犯罪的范围上,应由只注重国内犯罪,向同时也注重国际犯罪与跨国,跨地区犯罪转变。此外,文章还就刑法八个方面的完善问题,具体进行了阐述。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432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重大战略决策,从而引导我国社会主义法制步入了复苏、发展和全面繁荣的轨道。作为国家至关重要的基本法律部门之一的我国刑事立法,迄今已走过了创制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逐步发展、不断完善的十年历程。十年来,我国立法机关在社会主义刑法基本原理的指导下,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同犯罪作斗争的实际情况和实际需要出发,逐渐探索和积累了一套较为切实可行的刑事立法经验,并付诸刑事立法实践,初步构建了我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刑法的体系和基本格局,从而对惩治犯罪、保护人民和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因于种种原因,我国刑事立法无论在内容上还是技术上,都还存在着某些缺陷与不足,有完善甚至亟需完善的必要。鉴此,对我国最近十年来的刑事立法进行深刻的反思回顾总结既往,探讨展望未来,便成为我国刑法理论工作者所面临的责无旁贷的重要任务。
  一
  新中国刑事立法工作的创始,并不是十年前的事,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根据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需要,立法机关就已制定颁布了《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条例》和《妨害国家货币治罪暂行条例》等单行刑事法规。这些法规在同反革命犯罪和贪污等刑事犯罪作斗争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是基于特殊形势的需要,这些法规不能不说是零散的、暂时的,它们与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套完整且相对稳定的刑法规定的要求,显然差距很大。我国刑法典的起草准备工作也在建国之初就已经着手,1954年冬开始正式起草,到1963年拟出刑法典的第33个稿本。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出于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及至后来的政治动乱,刑法的起草工作时上时下,建国后29年间始终于获得通过。正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刑事立法工作才全面展开,逐步走上系统,稳定地发展道路,先后制定了刑法典和其他一系列的法规规范。所以,我们有理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尤其是从刑法典的制定颁布起,来对我国的刑事立法作一番反思。
  刑法是我国的基本法律部门之一,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则是我国刑事法律体系中的核心法律。这部法典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于1979年7月1日通过、7月6日颁布并予1980年1月1日起施行的。它包括总则和分则两编,共13章192条,对定罪量刑的基本原则和具体犯罪的构成条件以及量刑幅度都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大体构筑了我国刑法体系的基本框架,为我国刑法规范的不断发展完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刑法典颁行以来,根据完善刑法的要求和同犯罪作斗争的实际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陆续颁布了一些特别刑法规范(包括单行刑事法律和非刑事法律中的刑法条款),对刑法典作了必要的修改、补充和配合,从而使刑法得到了丰富和加强。
  单行刑事法律,是我国刑事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刑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共制定颁布了7个单行刑事法律。即:1981年6月10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1981年6月10日通过的《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1982年3月8日通过的《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1983年9月2日通过的《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1988年1月21日通过的《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以及1998年9月5日通过的《关于惩治泄露国家秘密犯罪的补充规定》。这些单行刑事法律是对《刑法》作出的补充和修改。它们补充规定了一些新的罪名,修改了某些犯罪的构成要件,并使一些较为抽象的犯罪构成更趋明确化、具体化,调整了一些犯罪的法定刑,从而进一步协调了刑法中罪与罪、罪与刑以及刑与刑之间的关系,使刑法更加适应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同犯罪作斗争的需要。
  非刑事法律中的刑法规范,是我国刑事法律体系中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它散见于非刑事的各种单行的经济法律、行政法律、军事法律和其他法律之中。如我国《商标法》、《专利法》、《森林法》等法律中,都规定有刑事责任条款。这些条款虽然在形式上附属于非刑事法律,但从内容实质上讲,它们具有刑事法律的性质,是刑事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功能,是对《刑法》的规定作出修改、补充和解释,以使刑法更好的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同时,它们还兼具照应的功能,以使刑法与非刑事法律协调起来。可见,非刑事法律中的刑法规范对刑事法律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概览十年来我国刑事立法的基本情况,可以把我国刑事立法的主要特点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指导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一切工作当然也是刑事立法工作的指南。在刑事立法中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最首要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加以贯彻。例如,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和方法,这一观点和方法就充分反映到我国的刑事立法中。我国刑法无论是其制定的过程还是其所反映的内容,无不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其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运动规律的一些学说,也对我国的刑事立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例如,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关于国家和法的学说、关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互关系的学说等等,都成为我国刑事立法的理论基础,对我国刑法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再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刑法的一些理论的学说,更直接影响了我国的刑事立法。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犯罪实质概念的论述,在我国刑法10条的规定中得到了直接贯彻;而我国刑法中的“死缓”制度,正是毛泽东同志所直接倡导的。
  (二)立足于中国的国情
  立足于本国国情,这既是辩、正唯物主义对立法工作的一个原则要求,也是我国刑事立法的一个突出特点。这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我国刑法必须贯彻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体现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例如,保障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受侵犯,是社会主义不可动摇的原则之一,我国刑法体现了过一点,对有关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和侵犯公共财产的犯罪规定了严厉的刑罚。
  第二,立足于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社会情况复杂的社会条件。这一条件要求刑事立法不能搞一刀切。为此,刑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可以根据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和刑法的基本原则,制定对刑法的变通或者补充规定。而我国刑法的某些规定比较原则和灵活,也正是符合我旧社会情况比较复杂的这一条件的。至于刑法中的类推制度,当然也是这一社会条件下的特殊产物。
  第三,立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政策指导下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现阶段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其他一切工作都必须服务于这一中心任务。在此情况下,严惩严重经济犯罪和其他重大刑事犯罪分子,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顺利发展,也就成为现时刑事立法的一个重要方面。据此,立法机关通过的几个单行刑事法律,尤其是关于严惩严重经济罪犯的决定以及关于惩治走私罪和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两个补充规定,都反映了这一现实的需要。
  (三)总结了我国同犯罪作斗争行之有效的经验
  虽然我国只是在1979年才有了第一部刑法典,但我们党和国家同犯罪作斗争,却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早在新中因成立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党所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就在同犯罪作斗争方面积累了不少行之有效的经验。其中的一些精华,如严肃与谨慎相结合,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等,都在我国刑事立法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此外,在同犯罪的长期斗争中,我国还创制了不少本国历史上和外国刑法中未曾出现过的一些制度,如“死缓”、管制等。这些制度都在我国刑法中得到了体现。实践证明,这些制度对于打击罪犯、教育罪犯、保护人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吸收了刑法科学理论中正确的见解
  我国刑法典的起草工作,自始至终是在有刑法学专家和学者的参加下进行的,而且立法机关也比较注意研究刑法理论,因而刑法典的一些规定就必然体现了建国以来我国刑法学研究的成果。例如,《刑法》颁行前,尤其是在建国初期,刑法学界就曾经对我国刑法要不要把无期徒刑、管制、拘役作为一个刑种规定下来,有过意见不同的争论。从争论总的情况看,赞成保留的意见较为有理并得到多数人的肯定。为此,《刑法》采纳了保留的意见。《刑法》制定颁布以后,我国刑法学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又反过来对我国刑事立法的进一步发展完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近几年,挪用公款的情况大量出现,给公共财产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对此司法部门曾作出解释,要求对挪用公款的危害行为按贪污罪处理。刑法学界认为,对危害严重的挪用公款行为追究刑事责任是必要的,但以贪污罪论处却不妥当,因为挪用行为与贪污行为的主客观要件均不相同,导致二者性质有别,把挪用行为以贪污罪论处在理论上讲不通,在实践中也颇多弊端,因而不应以贪污罪论处,而应独立定罪。立法机关在制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的过程中,经过反复研究,便采纳了这种主张,把挪用公款规定为一个独立的罪名。
  (五)借鉴了国外刑事立法中的有益成分
  法律文化在世界各国都有相通之处。一个国家的法律不可能建立于一片空白之上。它不仅要受到本国法律历史传统的影响,而且还要受到国外法律制度的影响。我国刑事立法就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外国刑法中的某些有益的经验。首先,从我国《刑法》体系上虽然它具有自己的特点,但从中仍然可以看到苏联刑法的一些影响。如《苏俄刑法典》总则分别对刑法的任务、效力范围、犯罪、刑罚、刑罚的运用(处刑和免刑)等问题的规定,我国《刑法》总则的体系也基本是这样安排的。其次,在一些具体条文的规定我们也参照了国外刑法的有关规定。例如,我国刑法关于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的规定,就与苏联等国刑法的规定大体相同。再次,我国刑法在某些问题的规定上,采取了多数国家刑法所采用的通例。如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我国刑法就与大多数国家法一样采取了三分制。最后,对于大多数国家所没有规定的某些情况,我们也未予规定。例如,我国刑法没有规定通奸罪,立法时的理由之一就是现代多数国家刑法都未把通奸再规定为犯罪。
  (六)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既坚持原则,又有一定的灵活性,这是我国刑事立法的一大特点。例如,刑法对什么是犯罪,有哪些犯罪,各种犯罪的构成条件是什么,有哪些刑种,各个刑种怎样适用等都有较明确的规定,因此,我国刑法是实行罪行法定原则的。但这不是绝对的,我国刑法中还规定了有严格限制的类推制度。在现行立法条件下,类推便是对罪行法定原则的必要补充,是刑法灵活性的一种表现。在一些罪与非罪的界限标准上,我国刑法也采取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方法。例如,盗窃罪只有达到“数额较大”才能成立犯罪,这是一个原则,但至于什么数额才算“较大”,刑法则采取了灵活性的态度,没有作硬性规定,这便有利于司法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案件的情况作出正确的选择确定。
  (七)及时与谨慎相结合
  我国的刑事立法大都是适应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面创制的,比较及时。例如,《刑法》颁布实旋后的一段时期内,经济犯罪十分猖獗,给我国的经济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在此情况下,立法机关果断制定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对某些经济犯罪规定了较为严厉的刑罚,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有效的惩处和预防经济犯罪的效果。当然,在及时的同时,我国立法机关对刑事立法也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刑法与公民的利益紧密相关,立法上稍有疏忽,就有可能给千万个公民的利益带来损害,尤其还可能影响到社会秩序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事业。因此,我国立法机关在进行立法时是严而又严,慎之又慎的。对于一些一时拿不准、缺乏立法经验的情况,就没有在刑法上勉强作出规定。例如,在制定《刑法》时,有人曾提出规定污染环境、侵犯著作权和发明权等犯罪,但立法机关考虑到这类情况比较复杂,我们处理此类问题还缺乏足够的经验,因而就未在刑法典中规定,而是留交单行的非刑事法律先行规定,准备条件成熟时再补充到刑法典中去。
  (一)立法方式,程序和技术有所发展
  从立法方式上看,除了刑法典外,立法机关还采取了多种形式进行刑事立法,如单行刑事法律和非刑事法律中的刑法规范等。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有些单行刑事法律实际上就相当于我国的刑事立法中的刑法修正案,而以这种方式对刑法进行修正,具有及时性和针对性很强的特点,因而是十分可取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曾于1983年9月5日通过《关于惩治泄露国家秘密犯罪的补充规定》,这一刑法修正案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对泄密罪犯予以惩治,而且对将来刑事立法的方式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从立法程序上看,刑事立法工作也日趋民主化,例如,立法机关在进行刑事立法时总要事先广泛征求各界人士和群众的意见,进行反复的修改。在进行法律审议时,立法机关现在也开始不再是一提出草案即予通过,而是予以认真的审议,提出修改意见,草案吸收了合理意见后,才予通过。例如,对关于惩治走私罪和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两个补充规定,立法机关通过前就曾对草案的一些内容作出过修改。
  从立法技术上看,立法机关对刑事法律采取了逐步完善的方法。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刑法典在制定过程中曾遇到过挫折,几度中断,这就影响到立法经验的积累。立法机关不可能在第一部刑法典中把所有情况都规定得十分完美、具体和明确,而要借助于以后的各种立法形式逐渐地把有关情况明确化、具体化、完整化。例如,《刑法》对走私罪、贪污罪、贿赂罪的规定比较系统和原则,但一旦时机成熟,立法机关就颁布了两个补充规定,对此作出了较为具体和明确的规定。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我国现行的刑事法律还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刑事立法还不能完全适应当前改革开放的形势需要。这都有待予立法机关进一步地予以发展和完善。
  二
  最近一个时期,刑法界要求修改刑法的呼声日见高涨,许多专家学者就这个问题在一些报刊上发表了各自的看法,立法机关的有关机构也正在为解决这个问题作各方面的准备。本文在对新中国最近十年刑事立法回顾的基础上,也就刑法的修改和完善问题谈一谈看法,对我国刑事立法的未来发展前景予以概略的展望。
  (一)关于完善刑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完善现行刑法的必要性何在?我们认为,从宏观上加以考察,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现行刑法同日益发展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已经不能相适应。从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关系上看,除公有制继续占主导地位外,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还要求存在大量的私有经济等所有制形式。它们是社会主义公有利的必要补充。但是,我国现行刑法并没有把保护公有制以外的经济形式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加以规定,也没有设立相关的规范性条款,以致我们目前在这方面处于无法可依的局面。再从社会主义的商品流通领域来看,商品经济要求我们千方百计地开拓各种流通渠道,促进商品交换,这就要求放宽这方面的各种法律上的限制。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现行刑法的不完善,一些在买卖双方之间牵头拉线,居间中介。收取一定报酬的人,往往还会被定以投机倒把罪或受贿罪。而实际上,他们的行为对于促进商品流通大多是有益的。此外,在商品经济的其他许多领域和方面,也都存在着刑法不能与之相适应的情况。这个问题并不是修改几条刑法条文就可以解决的,而要求从整体上对刑法作适当的修改。
  其次,现行刑法同近年来已逐步展开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同社会主义民主的日益发展,也是不相适应的。我们目前所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一样,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政治体制改革所要铲除的就是官僚主义、家长制,权力过分集中、领导职务终身制和世袭铷、特权主义等这些存在于我国政治生活中的种种弊端,使我们的政治制度更趋民主化和科学化。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看到,由于刑法的不完善,对许多滥用职权、亵渎职务而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的危害行为,我们除了以官僚主义予以斥责,批评或给予行政上的处理以外,还无力追究其应负的刑事责任。如对于严重破坏国家财经制度,大肆挥霍浪费公共财产的行为;滥用职权,谋取私利,严重损害国家机关威信的行为等等,我们都还无法使之受到刑法的制裁。这种状况,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损害了刑法的公正性和科学性。在现实中,往往偷窃几百元就可定罪判刑,而有关领导因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浪费几万、甚至几十万、几百万元,却可以以“官僚主义”为挡箭牌而不受刑罚制裁。可见,刑法不修改,就不足以保障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就不可能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
  最后,现行《刑法》同其颁行以后的其他特别刑法规范以及刑事司法实践也显得有些脱节。从刑事立法上来讲,我国最近几年相继制定、颁布了一些单行刑事法律,并在一些非刑事法律中规定了刑法规范以适应新情况、新问题的需要。这些特别刑法规范迫切需要与刑法典协调。例如,这些特别刑法规范补充了刑法典中没有的挪用公款罪、假冒专利罪等新罪名,修改或补充了一些犯罪的构成要件,提高了一些严重经济犯罪和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的法定刑,其中有些经过实践检验较为成熟的内容就应当被刑法典所吸收,有些与刑法典的基本原则不相协调或立法技术上存在明显缺陷的内容,则需要废除或修改。这些问题,都要通过修改刑法来解决。从刑事司法上讲,大量的情况证明,近年来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许多不能为现行刑法所解决的问题,从而影响了司法工作的顺利进行以及司法的效能。因此可以说,现行刑法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到了亟需修改完善的地步。
  修改和完善现行刑法不仅需要,而且各方面的条件也已基本具有备和成熟:
  第一,现行刑法规范已经经过一定时间的付诸实践,作为其核心内容的刑法典已施行了近九年,通过这些年司法实践的反复检验,属于立法缺陷与不足的问题及其症结所在已经有了较为充分的显露,司法对立法完善的要求也日臻明确和具体。这就为立法的完善提供了实践根据。
  第二,近年来,我国刑法理论开始注意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逐步开展对刑法修改与完善的研究,在宏观和微观问题上都提出了一些完善刑法的见解,其中不乏合理之处,而且这方面的研究还正在更加富于创造性地深入展开。这些研究,无疑为刑事立法的完善提供了理论方面的根据和参考意见。
  第三,十年来,我国立法机关逐步摸索和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刑事立法经验,而且也注意调查研究,收集与整理了理论界与实际部门关于修改、完善刑事立法的不少意见材料。这就为刑法的完善提供了主体条件和资料准备。
  最后,党的十三大明确了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强调要坚定不移地继续实行改革和开放的基本国策,提出了继续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要求,各项立法科学化的任务已逐步提出并将分批上马。这些情况,也为开始着手完善我国刑事立法提供了形势和氛围方面的条件。
  (二)关于完善刑法的指导思想
  要使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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