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人大法律评论》
质疑刑法“事后法”
【英文标题】 Doubts on “Criminal Law is of Post”【作者】 孙道萃
【作者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分类】 刑法学
【中文关键词】 刑法;性质;事后法【英文关键词】 Criminal law;nature;post
【期刊年份】 2011年【期号】 1(第1辑)
【总期号】 总第9辑【页码】 142
【摘要】 基于刑法调整范围的广泛性、制裁手段的严厉性、内容的特定性、处罚范围的不完整性和其他部门法的保障性等特点,传统理论认为刑法具有事后性,大陆法系也有类似观点。但是,从刑法立法的“超立法原理”与具体刑事立法活动相分离,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相分野,刑法与刑法规范相区别;从刑法的部门法地位,犯罪的二元论观念,刑罚权的契约性,刑法的谦抑性精神,自然犯与法定犯的区分,空白罪状的性质看,刑法“事后法”值得推敲,刑法事后性应慎用。
【英文摘要】 Based on characteristics as the broad scope of adjustment, the severity of sanction,the nature of specific content, the imperfection of the punishment and the function of protection of other branches of law system and so on, it is traditionally held that “criminal law is of post”,which is similarly viewed in continental law system. However, from the perspectives such as the separation between“super-legal theory” and specific criminal legislation actions,difference among criminal legislation and criminal justice,and distinction among criminal law and criminal norms;meanwhile,with regard to the rethinking of the statute of criminal law as a department of law system,the concept of dualism on crime, the contraction of penalty,the spirit of modesty in criminal law,an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nature crime and statutory crime,in addition to the nature of the blank stipulations,etc. In conclusion,“criminal law is of post”should be deliberated and used cautiousl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6742    
  一、刑法“事后法”的肇始与质疑
  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规范的总和。与其他部门法相比,刑法具有事后法的属性。所谓事后法(保障法等,以下简称事后法),目前理论上并没有统一的界定,也不是一个极为严格意义上的规范刑法学概念。一般认为,刑法应该在其他部门法先行调整之后再发挥作用,刑法是其他部门法的保障法,刑法不应该提前介入社会关系,否则会导致法律成本过高,影响法律治理和法律控制的效果。简言之,刑法的事后性是指“刑法所保护的范围最为广泛,刑法是其他部门法的保障法,其他部门法是第一道防线,刑法则是第二道防线,没有刑法做后盾与保障,其他部门法则难以得到有效的贯彻与实施”{1}。可见,传统理论认为刑法的法律性质决定了刑法是事后法,其理论依据主要有:
  一般认为,“刑法有两个显著特征:(1)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范围更为广泛;(2)刑法的强制性最为严厉。刑法的强制手段比其他法律的强制手段要严厉得多,且在一般情况下,犯罪人与被害人对刑事案件不得自行私了”。{2}有学者进一步补充为:“(1)规定内容的特定性。刑法是以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为内容的法律。(2)保护法益的后盾性。当某项法律规定的制裁手段不足以保护该法律规定的权益时,需要借助刑法的强制手段加以保护。”{3}还有学者总结为:“刑法的性质包括刑法的阶级性质和法律性质。其中,刑法的法律性质有:(1)规定内容的特定性。(2)保护社会关系范围的广泛性。(3)刑法后果的实现方式具有严厉性。”{4}总之,传统理论认为刑法因上述事由而具有“事后法”的属性。
  此外,即使主张不同于传统犯罪构成理论的学者也认为刑法是“事后性”,其理由为:“ (1)部门法的补充性,只有当一般部门法还不能充分保护某法益或还不足以抑制某种危害行为时,才由刑法加以保护。(2)其他法律的保障性。其他法律在不能充分保护法益时需要刑法保护,刑法的制裁方式又最为严厉,这使得刑法实际上成为其他法律的保障法”,{5}其理由有:(1)规制内容的特定性。刑法是规定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法律规范,而其他的法律规定的是一般违法行为及其法律后果。(2)制裁手段的严厉性。刑法规定的法律后果主要是刑罚,刑罚是最为严厉的,犯罪人与被害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得自行和解。(3)法益保护的广泛性。刑法调整人身的、经济的、财产的、婚姻家庭的社会秩序等诸方面的社会关系,一般部门法只是调整和保护某一方面的社会关系。(4)处罚范围的不完整性。刑法是保护法益的最后手段,基于刑事政策需要和成文法局限性而只处罚一些严重侵害法益的行为,无法囊括所有侵害法益的行为。总之,刑法的“事后法”属性很明显。
  与此同时,我国台湾地区的林山田教授也认为“刑法具有道德性与伦理性,痛苦性、强制性及杀伤性,不完整性,政治性与工具性,最后手段性”。{6}大陆法系国家一般也认为,“刑法具有独立性、从属性或补充性(辅助性)”。{7}可见,我国和大陆法系刑法理论都认为刑法具有事后法的性质,一般都是根据刑法调整范围的广泛性、制裁手段的严厉性、内容的特定性、处罚范围的不完整性和其他部门法的保障性等。此外,刑法的事后法也“与宪法视野下的刑法部门法定位、罪刑法定原则下的刑罚权的启动及刑法目的、刑法任务和机能等有密切的关系”。{8}
  总之,理论上基本一致认为刑法是“事后法”,但是,刑法“事后法”一说则值得推敲。首先,“事后法”这一概念的具体含义就不明确。其次,“事后法”的定位可能会导致刑法认识上的偏差和误导。最后,“事后法”提出的背景具有时代性。更为甚者,在刑法的使命与定位上,刑法事实上应该具有一定的“事先性”。简言之,刑法“事后法”这一传统观点应加以仔细推敲和反思。
  二、质疑刑法“事后法”的三大进路
  (一)进路之一:“超立法原理”与刑事立法的分离
  “刑事立法,即刑事立法者制定、修改或者补充刑法规范的行为,其表现形式就是全部的刑法规范。”{9}刑事立法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理论上,在刑事立法背后,应该有立法者进行权益衡量的博弈过程,而博弈的依据就是立法者依凭的立法原理,如宪法中的制宪权理论。在刑法中,也应该存在类似的超越国家刑事立法权的原理。换言之,刑事立法绝非一件如常所见的普通事件,在其后隐藏着复杂多变的“超立法原理”。贝卡里亚认为刑事立法的前提“即刑罚权,是基于社会契约而形成,立法者不能随意立法”。{10}。边沁提出了功利原理,认为“刑事立法应该考虑痛苦与幸福之间的关系,以确定刑法的范围以及刑法与民法等之间的区别”{11}因此,刑事立法不是单纯和朴素的立法活动与立法规范,而是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的。哈耶克则提出了一般立法权之上的“超立法原理”,即法后的规律,并区分了法律和立法,认为“自由是法律之下的自由,只有符合立法原理的实质意义上的法律才能获得自由,只有符合‘一般法律’的立法才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12}总之,不管对立法的“元原理”持何种态度及其内容究竟为何,但至少在理论上,从立法权(刑事立法权)的发生学看,其后必定有更为根本的理论作为支撑,且是实际运作中的立法权的逻辑起点,是对刑事立法权进行规制的实质依据,即刑事立法的“超立法原理”。
  立法权作为一种权力,不是平白无故地就产生的。理论上关于立法权的来源有“早期的主权说、理性立法说、实证主义说,以及现在的社会秩序化需求说”。{13}无论基于何种理论学说,都基本一致认为立法权背后存在“超立法原理”。因为立法权的来源理论,本身就说明立法来源不同于立法,立法要受立法渊源的限制。立法权表现为不同的部门法立法权力,刑事立法权、民事立法权和行政立法权基本上组成了部门法中的立法权总和。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各自的立法范围如何划分,以及划分的依据是什么。就刑事立法权而言,在立法者决定如何立法之前,就必须在观念上厘清刑法的调整范围,以及刑法与其他关联部门法之间的界限。也即刑事立法中存在一种隐藏于立法行为之外的立法性原理,这个原理决定了必须事先确定刑法的立法范围,以区别于其他的部门法,然后才是具体和实际的立法活动和结果。因为,刑法的调控范围是“事先”就已经确定好的。
  既然立法权背后存在一种“超立法原理”,部门法立法权为了协调各自的管辖范围和避免随意干涉其他关联部门法的现象,立法者会通过一定的程序事前公开这种方式,事先划分各自的管辖范围以示区分,进而实现部门法之间的协调运作与和谐共处。因此,刑法“事后法”这一通说就有待推敲了。因为,刑事立法不能简单理解为立法活动和立法成果,在其后还有“超立法原理”。该原理决定了刑事立法的可能范围是事先确定,而不是立法者随意决定或者任意添加而成。从这个角度看,笼统地说刑法是事后法,其合理性就显然不攻自破。既然,刑法管辖的范围事先已经确定,那么“事后法”从何而来呢?
  (二)进路之二: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分野
  如果对上述主张刑法“事后法”的理由进行分析,就可以发现其不自觉地混淆了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界限,如认为“在其他部门法不能有效调整时,才由刑法介入加以二次调整”,即其他部门法是第一次调整,刑法是第二次调整。这其实仅从调整的事实发生过程来加以论证。如果单纯以“时间先后”作为标准,在案件分流的顺序上似乎是如此的。在刑事司法层面上,刑法在形式上往往扮演着“事后法”的角色,其原因在于刑罚的制裁方式是最严厉的,国家往往慎用,刑事程序具有最后手段性。但是,这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刑事诉讼程序与其他部门法程序相比,对法律行为的调整是平行进行的,而不是“退居二线”或者“吃剩饭”。其实,传统观点是在刑事立法层面上来讲“第二次调整”,但又不自觉地运用于刑事司法。换言之,案件分流过程的“前后顺序”似乎给刑法蒙上了“事后调整法”的面纱而事实上刑法与其他部门法是同时启动管辖。
  显然,这存在明显的循环论证和混用概念之嫌,而且标准的形式化倾向严重。而其根源在于:不区分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把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对待,以刑事司法的某些外在特点来论证刑法“事后法”属性,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进而导致认识上的逻辑不周延。详言之:(1)尽管从调整顺序上看,刑法看似具有“事后性”。但刑事立法具有事先性,如对于一些自然犯,只可能由刑法加以调整,民法不会也不可能规制杀人罪,行政法也同样如此。因而,从刑事立法角度看,刑法具有“事先性”,有其特定的调整范围。(2)刑事立法贯穿于刑事司法,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刑事司法的范围是由刑法事先加以规定。“刑事诉讼法的首要目的是贯彻刑法实体法,实现国家刑罚权。”{14}因此,刑事司法范围的大小不取决于法官自由裁量权,刑事司法活动,从司法权限看具有“事先性”,刑罚权的启动受到限制。简言之,刑事司法的启动具有客观性。(3)犯罪现象本身就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发生时空。在这个过程中,法律不一定就可以在第一时间非常准确地确定应该适用何种部门法。而事实上,一般的程序应该是这样:在犯罪出现后,法律适用者并不会也很难事先区分不同的部门法的适用范围,反而是把所有的部门法都同时加以调适,经过筛选、分流后,才最终决定由何种部门法加以调整。这就说明,刑法与其他部门法一样,往往是同时在第一时间介入不法行为(犯罪行为)法律纠纷,而不是在其他部门法介入后才在第二时间进行规制。正如有论者指出,“不能将立法与司法调整的范围加以混淆,刑法调整的事后性主要是在立法层面上限制刑法介入的范围,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司法层面上刑法可以随意放弃追究刑事责任的义务”。{15}
  总之,刑法之“事后法”立足于刑法与其他部门法在管辖上的先后这一特性上,寄希望于调整法律行为的出现次序来认定刑法是“第二次调整”,即事后调整,这显然忽视了刑事司法的克制性与局限性、部门程序法的平等性。
  (三)进路之三:刑法与刑法规范的区分
  传统理论认为刑法是事后法,无论是基于保护范围的广泛性,抑或是规定内容的特定性,无非都是从刑法规范的产生看:作为刑法最为直观的载体即刑法规范(刑罚规范,下同),不仅来自刑法典,还来自刑法典以外的一般法律和规定,即附属刑法、特别刑法和部门法。因此,从刑罚规范的渊源看,刑法似乎有“事后法”的特征。因为,从外观看,在刑法分则的刑法规范中,有很大部分是直接将其他部门法的规范直接援引,只是附加了相应的责任和刑罚条款。因而,这种的刑法规范安排极易让人产生一种认识:刑法规定了其他部门法的内容,刑法是第二次调整,是保障法。显然,这种推断混淆了刑法与刑法规范。刑法“事后法”,显然是就刑法属性而言,而不能变换概念,反而以刑法规范的渊源来自于其他部门法而直接推导出刑法“事后性”,这在逻辑上是不科学的。刑法作为部门法,刑法规范作为刑法典的基本载体形式,二者不能混为一谈,刑法渊源的某些特点不能推导出刑法的事后性,而这早在百年之前就有人意识到了。
  德国学者宾丁认为,“犯罪的本质是破坏和平、法及规范,即犯罪是违反法律的应受处罚的行为。但是,行为所违反的刑罚规范是外在形式,实质上是违反了一定的法规范,即违反了刑法制定之前便已经存在的且成为刑法前提的规范,准确地讲,就是命令与禁止”。{16}因此,犯罪的本质在于蔑视法规范的要求,即违反法规范性,而不是刑法规范。与此同时,M. E.迈耶继承和发展了宾丁的“法规范”理论,认为“法规范只是对于国家机关才有意义,而一般的公民对其则完全不知。因而,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文化规范即宗教、道德、风俗、习惯、买卖规则、职业规则等决定人们行为的命令及禁止,而不是法规范”。{17}因此,“犯罪行为的可谴责性不是基于其违反了刑事法律规范即具有刑事违法性,而是侵害或违反了一定社会的普遍的价值观念或社会心理”。{18}犯罪违反了普遍的社会价值观念或社会心理,社会才有必要从法律上将这种行为上升为可谴责行为进而动用国家资源对其行为进行规制。总之,无论是法规范还是文化规范,都旨在于说明刑法规范背后有着更为本质的“规范”,并最终决定刑罚权的启动。从这个角度看,相对于刑法规范的刑法应该具有事先性,而非事后性。
  因而,刑法学的出发点不应仅仅是“刑罚法规”,而应是作为其前提而存在的“规范”或者“文化规范”,刑法学的任务首先应是研究存在与刑法分则中各个条款的规范及其含义。换言之,刑法与刑法规范是不同的范畴,应加以区分,二者之间存在本质的差异,并且存在一种时空先后和本质与现象的关系。尽管从刑民关系上看,刑法保护了“民法中的权利”,如财产权、人身权、知识产权等。但是,刑法的法益保护任务必然要保护各种社会关系、利益和权利等,这些刑法所保护的对象是整个法律体系,而不是民法或者行政法中的权利。因此,刑法保护部门法的权利是其任务的体现,是立足于整个法律体系而言,是作为部门法的特殊功能而存在,与刑法“事后性”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三、质疑刑法“事后法”的六大展开
  (一)展开之一:刑法的部门法地位
  刑法是部门法,和其他部门法一样是基本法,共同构筑了法律的社会调整体系。基于各部门法的生成机制及其功能,不同的部门法应该平和地分享调整范围。那么,部门法划分的标准及其合法性何在?“我国部门法划分的标准是以社会关系的性质为主,以法律的调整方法为辅。”{19}在此,以刑法、民法和行政法为例。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行政法是调整行政关系及监督行政关系。“刑法调整广泛的社会关系,凡是涉及统治阶级利益的重要关系都是。”{20}“刑法可以调整不同种类的社会关系,所有部门法所保护和调整的社会关系,也都同时借助于刑法的保护和调整。”{21}因此,在刑法理论界,基本上认为刑法调整其他所有部门法所对应的社会关系,是“全部法”和“口袋法”。在其他部门法看来,刑法就是在无法自我调整时可以援引和推向的后盾之法。因此,“全部法”下的刑法看起来好像是事后法。
  其实不然,刑法不可能调整各种社会关系,也不可能是所有部门法的保护法。刑法如果调整广义的社会关系,则与宪法的“母法地位”发生冲突,也与客观事实不符,同时更否定了刑法及其他部门法的独立性。刑法也不可能是各部门的保护法,民法无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可以交与行政法,如事实婚姻的法律效力。所谓民法不能调整的社会关系,其准确的理解是该社会关系本就不应该由其加以调整,而应由其他部门法调整。既然如此,由刑法来“第二次”调整就不应是保护民法的社会关系,而是“物归原主”!因为,调整时间的先后不应解释为理应由谁来调整和本就归属于哪个部门法调整,其唯一的合理解释应为:事先的部门法“进错了门、选错了事”,从而导致了再次调整的出现。换言之,刑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各部门法都有自己管辖的“领地”,并且是事先已经确定的,往往表现为法律规范。尤其是“民法与刑法之间,二者的制度基础不一,立足于公私法的分离理念,二者尽管在违法行为的界限上存在交叉”,{22}但这不说明刑法相比于民法是事后法。
  总之,从刑法与各部门法之间的关系来看,刑法“事后性”是一种误解。仅以其他部门法无法调整后交与刑法加以介入,无法得出刑法“事后法”,倒不如说刑法是在第一时间内“收回”了自己的调整对象。“刑法一经制定,除非由于法律的变动或者某些复杂疑难案件,司法者不再需要在刑法和其他部门法之间往返顾盼。”{23}刑法是独立的法律,刑法根据自身的评价、判断和规定进行评价和制裁,其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是平等的。因此,刑法的调整和评价不受其他部门法规定的限制。刑法有其独特的性格,作为独立的法律发挥着自己的机能。作为部门法的刑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是平等的,其最后性和谦抑性只是表明了形式上刑法出场顺序的先后和发生效力时间的早晚,是一种部门法运作的结果,不能说明刑法是其他部门法的“事后法”。
  (二)展开之二:犯罪二元论
  传统理论中对刑法事后法的认识,其立足点是规范刑法学中的犯罪,不是犯罪学中的犯罪现象。“刑法规范学以刑法规范(刑法典)为研究起点,是一种刑法解释学。”{24}以规范刑法学中的犯罪为视角,借助刑事司法程序启动的后期性,“刑法事后法”的论断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理论上的自足。但是,刑法中的犯罪源于犯罪学,没有犯罪学视野中的犯罪现象,犯罪在刑法规范学中就是无本之木。“犯罪作为一种病态的社会越轨行为,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犯罪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犯罪的定义及其种类也在不断地更新,没有一成不变的犯罪现象。”{25}刑法作为有组织反应犯罪的最重要手段,其反映的程度和范围完全呈被动态势,由犯罪学中的犯罪事先决定。从规范层面看,刑法中的犯罪是相对确定的。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容是罪刑确定,罪的确定就是犯罪必须事先规定在刑法典中以杜绝刑罚擅断。因此,刑法“事后法”就存在如下悖论:
  (1)规范刑法学对犯罪学中的犯罪量进行了剥离,经过刑事政策的筛选,缩小了作为法律现象的犯罪量,并纳入了刑法典中加以调整。在这个分流过程中,刑法的调整范围也同时确立,刑法典可以介入的社会关系已经事先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参考文献】 {1}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9页。
{2}同注1,第10页。
{3}马克昌主编:《刑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4}赵秉志主编:《刑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27页。
{5}张明楷:《刑法学》(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4~25页。
{6}参见林山田:《刑法通论》,作者自刊2000年10月版,第49 ~54页。
{7}马克昌:《外国刑法学总论》(大陆法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 ~6页。
{8}参见赵秉志:《刑法学总论研究述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1~94页。
{9}赵秉志:《刑法修改研究综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8~100页。
{10}[意]切萨雷·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9~11页。
{11}[英]边沁:《道理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46页。
{12}何信全:《哈耶克自由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8~96页。
{13}汤善鹏:“立法权发展史中的‘理论负载’:困境与出路”,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14}宋英辉主编:《刑事诉讼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
{15}刘宪权:“许霆案:中外对比并不都恰当”,载赵秉志主编:《许霆案件的法理争鸣》(中国疑难刑事名案法理研究·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3页。
{16}马克昌:《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略》,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228~229页。
{17}赵慧:“刑法规范的文化分析—兼评M. E.迈耶的文化规范思想”,载《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18}张明楷:《刑法的基本立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
{19}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72~173页。
{20}马克昌:《刑法学全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21}高铭暄:《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
{22}刘凤科:《刑法在现代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与特征》,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78、138页。
{23}同注16,第20页。
{24}陈兴良:《本体刑法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见代序。
{25}蔡道通:《刑事法治的基本立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2~76页。
{26}同注8,第8页。
{27}刘仁文:“当代中国刑法的九个转向”,载《暨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28}参见梁根林:《刑事制裁:方式与选择》,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见前言。
{29}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第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30}[意]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陈忠林译,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
{31}陈家林:《外国刑法学通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1~95页。
{32}李海东:《日本刑事法学者》(上),中国法律出版社、日本国成文堂联合出版1995年版,第273页。
{33}[日]大塚仁:《刑法概论(总论)》(第三版),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34}莫洪宪、王树茂:“刑法谦抑主义论纲”,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4年第1期。
{35}杨凯:“论刑法规范谦抑原则”,载《北方法学》2008年第3期。
{36}[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63页。
{37}[日]福田平:《行政刑法》(新版),有斐阁1978年版,第3页以下。
{38}林山田:《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修订第三版),三民书局1981年版,第112页。
{39}同18,第177~178页。
{40}同22,第171~172页。
{41}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第三版),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38页。
{42}张文、杜宇:“自然犯、法定犯分类的理论反思—以正当性为基点的展开”,载《法学评论》2002年第6期。
{43}张明楷:《刑法的基础观念》,中国检察出版社1995年版,第321页。
{44}杨建华:《刑法总则之比较与检讨》,三民书局1989年版,第13页。
{45}刘艳红:“空白刑法规范的罪刑法定机能—以现代法治国家为背景的分析”,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4期。
{46}刘艳红:《开放的犯罪构成要件理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8~381页。
{47}参见“第二讲:我国刑法的性质与任务”,载《人民司法》1979年第7期。
{48}高铭暄、赵秉志主编:《新中国形法学研究历程》,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194~195页。
{49}王学沛:“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刑法的地位和作用”,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6期。
{50}于改之:《刑民分界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0页。
{51}参见[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法]卡·斯特法尼等:《法国刑法总论精义》,罗结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意]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注评版),陈忠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52}同16,第33~34页。
{53}王世洲:“刑法的辅助原则与谦抑原则的概念”,载《河北法学》2008年第10期。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156742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引证文献】
  •  卷首语
     《人大法律评论》 2011年 第1期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