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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适用》
沟通与回应:网络民意在和谐司法中的实现机理
【作者】 季金华【作者单位】 南京师范大学
【分类】 诉讼制度【期刊年份】 2010年
【期号】 12【页码】 10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0780    
  
  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步入关键时期,社会转型时期中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日渐显现,引发大量新型的、疑难复杂的纠纷涌向法院,不断挑战法院的司法能力和司法功能。这就要求法院在倾听、回应民意的过程中实现司法过程本身的和谐以及司法效果的和谐,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正义。和谐司法倡导司法理念和诉讼程序从对立走向合作、从对抗走向协商,旨在通过公正、高效、权威、便民的新型纠纷解决机制,实现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平衡、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有机统一,用更和谐的方式在和谐的诉讼程序和和谐的司法环境下尽可能地和谐解决纠纷和矛盾,因而是对传统诉讼理念和诉讼哲学的超越,也是对现代司法理念精神的回应,同时更是对中国“以和为贵”文化传统的回归。因此,汇集民意、尊重民意、回应民意,倡导司法的过程民主,逼近司法的实质正义,实现司法的结果和谐,就是和谐司法生成的重要基因,也是能动司法、民主司法的根本基石。因此,有必要对和谐司法的民意基础问题、民意如何影响和谐司法的问题和司法如何回应民意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一、和谐司法的民意基础
  和谐司法是沟通理性的内在要求。法律是沟通之产物,是人们之间进行良性互动的权威工具。不仅立法过程及其成果的合法性立基于社会主体在立法程序中进行充分沟通,司法过程及其结果的合法性也是建立在法官与当事人、各种参与人之间通过沟通达成的理解与共识之上。[1]和谐司法意味着通过沟通理性实现司法过程本身的和谐以及司法效果的和谐,和谐司法旨在通过和谐诉讼模式、商谈对话机制、多元价值的协调追求纠纷解决的最佳效果。因此,和谐司法意味着司法权运作的一种理想状态,它应该是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的有机统一,司法权威和司法认同的有机统一,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有机统一,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2]和谐司法是法官的职业角色与社会角色的统一、司法专业性和司法民主性的有机统一,也是司法精英主义和平民主义有机结合;和谐司法是司法的能动性和司法的被动性的有机统一,权利救济和纠纷解决的有机统一。在审判规范的形成上,和谐司法是法律与道德的有机结合、是法律的科学性与司法的权威性的有机统一,是立法民意和司法民意的有机结合。和谐司法具有多方面的特质,有着深厚的民意基础。
  首先,和谐司法是司法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内在契合,是融司法民主于司法专业性之中的司法机制。司法追求法律效果乃是法律形式正义的内在要求,是法律的普遍性、平等性得以实现的价值基础。但是,这种法律效果不是独立的司法价值,它必须通过社会效果而获得正当性。法理不外乎人情,司法参与者及社会大众对司法裁决的认同是司法正义的重要指征,也是司法获取并维系公信力的心理支撑。背离公众朴素正义感的裁判,即使合乎所谓的法理,也必然侵蚀正义大厦的基础,不为公众所信服。司法者的每一裁决,都应自觉地与民意相比量,以检验裁决的适当性;而当司法者迷失在繁复法条的迷雾之中不知所往时,更应倾听民意,寻求正义的方向。善于倾听、吸纳和回应民意的司法体制,必然使司法参与者最大程度地体验正义实现的过程,认同、接受并履行最终的裁决,从根本上解决纠纷与争议。
  和谐司法旨在通过沟通和协调的程序机制,强化司法体制决策过程的协商民主机制,构建有利于公众参与、民主商谈的社会共同治理的司法机制。和谐司法运作的程序机制就是通过诉讼参与者之间的自主对话与交流、充分协商与沟通,实现司法专业性与民主性的融合。在这种和谐的程序架构中,司法听证制度和人民陪审员制度是不可或缺的民主商谈机制。听证制度充分肯定当事人的自治性和主体性,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尊重当事人的话语权,因而能够有效地保障法院和当事人围绕着事实及法律适用问题展开对话与交流;同样,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有效运作,也能够在司法决策过程中形成有效的人民参与和民主商谈机制,保障司法民主和司法公正。因此,和谐司法必然要充分运用民主的司法商谈机制来尊重民意、体现民意,以期实现司法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司法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平衡。
  其次,和谐司法是法律与道德的有机结合、是法律的科学性与司法的权威性的有机统一,是立法民意与司法民意的有机结合,因此和谐司法是促进法律的自治性与开放性相融合的权威机制。众所周知,法律自身是自治性与开放性的统一,自治性意味着法律已经对现实的利益关系,进行了拟制,把利益关系抽象成为公认的价值关系,固定为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而法律的开放性则意味着,某些法律条款本身要求法官从法律文本的外部注入实体价值,通过司法参与民主、辩论民主在解释程序和裁判过程取得共识,将其确定为司法判决上的权利。在黑格尔看来,立法权是规定和确立普遍物的权力,行政权是使各个特殊领域和个别事件从属于普遍物的权力,[3]司法权虽然属于政治权力的范畴,但却与市民社会中的特殊事物有更直接的联系,所以司法权应该促进和实现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相对独立的国家权力,并且是通过特殊性来实现普遍性的重要环节,因此和谐司法是解决规范与事实之间的冲突与紧张关系的权威机制。法律适用过程的自治性和开放性,意味着在司法程序中实现法律和道德的共识性整合与互动,要在司法立法、法律规范的解释、适用法律标准诸方面确立道德理论的指导地位,用体现社会正义的公共道德来制约司法自由裁量权,使法律判断的逻辑与道德判断、实际判断的逻辑变得紧密和谐起来。[4]在法律规范含糊不清的时候,法官必须从伦理的立场出发,判别几种可能解释的相关价值,做出合理的司法解释。[5]西方社会的司法历史表明,法律适用中的道德习惯因素从来都没有被排除司法裁决之外,公正审判大部分是依靠基于道德因素而确立的法律标准得以实现的。[6]诚然,司法解释的目的诉求和价值判断必须在严密的程序正义的保障下进行。程序的道德性决定了,法律的判断和道德的论证只有通过公正的程序才能获得合法性,进而形成社会接受的普遍伦理准则。[7]和谐司法要求法院运用和谐的方式,在法律解释、行为标准的判定和法律规范的适用上,认真体察和重视内涵在善良风俗习惯中的民意,识别和发掘民俗习惯中所蕴含的法律精神,并将之有机融合到基层司法中去,使民俗习惯的功效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8]进而通过司法民意和立法民意的结合保证法律的完整性和适应性。
  再次,和谐司法是司法基本原理与司法国情的有机结合,因而和谐司法也是司法能动性与司法被动性的有机统一。和谐司法的建构和运作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和谐司法需要和谐的社会文化、和谐的社会结构、和谐的立法体系、协调统一的执法体制来支撑。和谐司法机制应该是和谐司法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我们应该从和谐司法的基本要求出发,从司法为民的角度,针对当代中国司法不和谐的实际状况,通过对司法职权的优化配置、司法行为的有效规范、司法管理的强化、司法能力的提升、司法保障的落实、和谐司法环境的营造、诉讼主体的良性互动、多元价值的协调与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衔接来构建和谐司法的法律实现机制。当代中国的司法国情决定了和谐司法应该是司法能动性和司法被动性的有机结合。和谐司法应该坚持适度的司法能动主义原则,走能动司法的路径。其一,坚持能动司法是人民司法的政治性与人民性的必然要求。司法的政治性要求把司法审判放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加以考虑,必须把党的政策体现和实现于司法审判过程之中,必须把维护全局利益体现和实现于个案公正审判之中。司法的人民属性决定了司法机关必须通过积极主动的司法活动,加强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加强司法民主建设,加强司法领域内的群众工作,从而更好地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新需求新期待,因此必须走能动司法的路径。其二,坚持能动司法是我国司法国情条件与司法功能扩展趋势的必然要求。现阶段我国的司法领域仍然带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明显特征,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在司法领域也明显地表现出来,司法领域的基本矛盾依然表现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与司法机关司法能力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转型社会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要求政府广泛干预社会生活,也对司法提出了能动回应社会需要的要求。这就要求法官必须坚持能动司法,重视利益关系衡平,追求法律与情理互动,并且通过法官释法、漏洞补充、法律拟制等手段,加强对诉讼过程的能动干预,从而正确处理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关系,依法合理解决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司法悖论,更好地实现司法活动的公平与正义。[9]此外还必须认识到,当代中国的司法理念是建立在司法文化传统之上的,尊重民意的司法传统仍然有着巨大的影响,无时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诉讼参与人,尊重民意、回应民意乃是中国司法国情的组成部分,坚持能动司法也是这种司法传统观念的影响力决定的。同时,这种能动性也应该是有限度的,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不是通过能动司法就能解决的,有些重大社会利益分配原则,只能通过立法民主来解决,国家权力的合理配置则主要需要借助于政治体制改革来完成,权利体系的根本发展与完善最终也必须在立法民主的主导下实现。再者,司法能动性不能动摇司法的中立性和公正性,因此司法不可能失去被动性这一基本的特质。
  总而言之,现代法律是一种能够积极回应社会需要、体现反思理性的法律,因而也是一种回应民意的法律,所以需要借助于回应性司法来实现这种法的主旨。司法倾听民意,并积极地回应民意是和谐司法的应有之义,也是和谐司法的坚实基础。不接我们电话 也不给拒接原因
  二、网络民意影响司法的法律机理
  司法与立法的相互作用的历史表明,纠纷的解决、权利的救济和法律的发展离不开民意基础,民意一直借助于程序理性和沟通理性影响着司法过程和司法结果,因此在法律的适用过程中不断地发展法律、有效地解决纠纷、实现社会正义也就成为和谐司法的基本目标。“在法律实践中,法律不断地被创制、变通和发展,最显著的是由法官来完成这些工作的。”[10]那么如何使这些司法裁决合法化呢,“正如法律是在不断的法律实践中创制的一样,合法化也是不断地通过商议性沟通而获致的。”[11]而在商议性沟通中,民意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法官的判决造就了法律,而创造历史的常常正是民众对司法判决的看法。”[12]民众通过网络发表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法律适用的普遍看法深刻地影响着司法过程及其结果,“在审判尤其是刑事审判过程中,反应灵敏的网络界常常被视为有效司法的助手。”[13]也就是说,体现民意的司法民主决定了司法裁决的合法性,因此,“为了加强民主合法化,司法辩论必须向一般大众开放,而不是仅局限于转瞬即逝的当事人。”[14]在某种程度上,古希腊的衡平观念促进了司法与民意的互动,推动古希腊私法的发展;同样,古罗马的私法乃是司法与民意积极沟通的产物。[15]当西方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判例法仍然是调整社会生活的重要规范,仍然是正当程序保障下的民意与司法理性结合的产物。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刑事政策集中地体现了民意对司法的影响。在我国,民意对司法的影响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深受儒家伦理熏陶的行政官兼法官崇尚“法不外乎人情”,在审理案件过程中采取了大众化的思维逻辑、彰显了大众正义观念,迎合了民意,实现了法律与道德的有机结合。“那些受到称道、传至后世以为楷模者往往正是参酌情理而非仅仅是依据法律的条文的司法判决。”[16]中西法律发展的历史表明,民意与司法的沟通是司法发展法律的重要途径,“如果没有民众的风俗、习惯、信念等共同的基础,是不可能存在法律家之法或法官之法的。”[17]当然,民意对司法的影响都是同民意与司法的同一性与差异性、民意的影响与司法的价值取向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第一,民意通过其与司法的同一性影响司法过程和司法结果。民意就是一般民众针对某一具体案件,通过一定的方式与渠道对司法制度、司法行为、司法过程和司法结果表达出的一种普遍的看法,这种普遍的看法总是与一般的正义观念、风俗习惯、乡规民约、社会舆论、公德、公共利益于诉求、党的政策等密切联系一起,因而民意就是大众的心意。大众的看法也是通过个体的看法汇集起来的,这就使得民意难免具有混杂性、易变性和相对决定性,也就意味着民意也是可以通过某种机制加以引导的。另一方面,因为民意体现的是广大民众的普遍理性、代表的是某一时期广大民众的价值取向,民意的引导也是有限度的。以网络为载体表达出的大众对某一事件的看法就是网络民意。网络民意寓于网络舆论之中,网络舆论是言论表达网络化的产物,所谓网络舆论就是网络空间产生、传播的,通过对社会焦点问题的关注而产生的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共同意见或信息的总和。言论表达的网络化,打破了传统媒体的垄断格局,让更多的公民可能通过网络自由地发布信息,监督执政者和传统的新闻媒体。网络舆论因网络具有的自由、匿名、互动的性质,而具有传统媒体不具有的信息开放性、互动性和不稳定性的特点。司法是通过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法律的适用有效地解决纠纷、实现社会正义、发展法律的程序性活动,应该具有合法性、中立性、公开性、专业性、程序性、被动性、终局性、权威性等基本特性。同时,法律本质上是民主的产物,所以司法也离不开民主和民意。
  毋庸置疑,社会控制的基本方法是交换、权威和说服。交换是人们结成各种社会关系、满足自身需要,实现各种利益的基本方式,权威通常是依靠法律和其他约定俗成的普遍规则行动,政府以权威关系为基础,司法属于权威范畴,它通过裁判活动解决社会矛盾;传媒属于说服范畴,传媒向社会大众传递事实、分析和诉求为核心内容的信息,以弘扬道德、宣传主流价值观念,说服大众接受当下社会制度。[18]在当代中国,包括网络在内的传媒舆论监督与法院司法公正的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以体现公众意志、弘扬社会正义观念为其存在的主要理由的传媒与公正裁决纠纷、极力实现社会正义的法院有着共同的社会理念和价值观念,二者通过遵循公开与透明的原则实现社会正义,因而在对待人民的态度上是一致的。此外,司法之所以能够实现公平正义,是与司法的公信力分不开的。而司法公信力表征着司法的社会认同程度,因而司法公信力必然与网络民意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再者,民意与司法民主化、社会化、公开化也具有一致性。
  第二,民意通过其与司法的差异性影响司法过程和司法结果。由于民意和司法具有不同性质,二者不能相互代替。即使二者都把社会正义当作重要的价值目标,其表达的方式、实现途径与机制也不相同。此外,网络传媒与司法机关还存在着立场与视角的差异,道德思维与司法思维的差异,感性与理性的差异。司法要求的专业化、职业逻辑、国家意志、程序正义与网络民意体现的大众化、大众逻辑、民间意志、实体正义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分歧。虽然司法和立法相比,强调的是个案正义,因为更多地体现实质正义,但是由于司法的程序性特质,它也必须通过形式正义来体现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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