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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适用》
网络舆情之于审判权:助推还是阻碍
【副标题】 以经济分析法为视角论法院网络舆情应对机制的完善
【作者】 张海玲【作者单位】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分类】 法院【期刊年份】 2010年
【期号】 12【页码】 22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0784    
  若是没有公众舆论的支持,法律是丝毫没有力量的。[1]—文德尔·菲力普斯
  网络舆情指的是通过互联网表达和传播的各种情绪、态度和意见的总和。[2]作为民意表达的一种方式,网络舆情正在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司法审判权也不例外。
  近三年来,北京市有将近一半的基层法院建立了专门的网络舆情应对机制。其中,除顺义区法院运用制定规定的形式外,其他法院都是采取编发舆情专刊、报告的形式,由调研宣传部门专人负责利用搜索引擎、各大门户网站和论坛,汇集信息、评论,经研判分析后编制成文,报院领导决策参考。舆情收集的范围主要是与本院相关内容,有的还扩大到收集其他法院的做法乃至全国的法治舆论动向。应对措施普遍较多关注负面舆情的技术消除,在针对网络舆情查找问题,促进审判权正确、有效行使上未尽人意。诚然,网络舆情应对机制的建立是可喜的现象,然而由于建立时间尚短,在各方面仍存在不成熟的地方,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网络舆情反映的主要问题
  任何机制的完善都不能不正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正面的网络舆情无疑有助于塑造法院的良好形象,形成法院工作和社会舆论的良性互动,达到内强素质、外树形象的效果。问题的关键在于负面网络舆情对法院审判权的影响。以北京市某基层法院为例,迄今共编发舆情专刊5期,除正面网络舆情外,负面网络舆情涵盖网民评论94条,按照反映内容分类:质疑审判公正的40条,对个案判决结果持异议的35条,反映立案难、执行难、诉讼不方便的6条,对工作态度不满的6条,程序违法的3条,其他4条。
  可见,相对于司法程序,网络舆情的着眼点更多地落在审判公正和个案的判决结果上,这两项加起来占全部反映问题的79.8%,也就是有约4/5的网络舆情关注的是实体公正而非程序正义。这有别于强调程序正义的司法实践,[3]也有别于英美法系国家更重视正当程序的法律传统。[4]中国网民对于司法实体公正的关注,可能与中国长期以来“重实体轻程序”的法律传统有关,也可能与普通民众对法律专业化的疏离有关,还可能与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冲突凸显、不同社会群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有关,但它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审判权的最基本、最主要的要求—司法公正。法院作为行使国家审判权的机关,不能不对这一情况有所掌握。那么,法院如何主动改善网络舆情对司法的评价,如何达到审判权和网络舆情之间的良性互动,又应该构建怎样的网络舆情应对机制,正是我们要讨论的议题,本文试图从经济分析法的视角来探索问题的答案。
  二、宏观应对:改善网络舆情的信息不完全
  (一)视角:信息不完全和逆向选择
  在经济学中,信息不完全指的是由于认识能力的限制,人们不可能知道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发生的任何情况,以及市场经济本身不能够生产出足够的信息并有效地配置它们。[5]信息不完全的一种情况是信息不对称,用来描述市场交易的双方所掌握的产品信息不一致而影响市场有效运转的现象。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市场失灵,使交易出现偏差,产生劣质产品驱逐优质产品的逆向选择。
  普通民众无论在法律专业的知识结构上,还是在对司法程序的理解上,都与专业法律人士存在很大的差距。若不是发生诉讼纠纷走进法院,老百姓可能一辈子都不了解法院如何运用审判权。这种天然的隔阂,使得普通民众对审判权产生神秘感。当有人因为对判决不满而抱怨时,或者一些媒体发出质疑审判权的声音时,不知情者往往容易受负面言论的影响,对法院审判权持有保留的态度。这种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不了解而产生的逆向选择。而当这种选择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就形成了负面舆论的“一边倒”,甚至演变为不理智的情绪化宣泄和愤懑,湮没了理智的声音。所以,人民法院必须致力于改善信息不完全的现状,使更多人了解审判权的运行状况。
  (二)启示:“阳光司法”主动公开
  网络实现了民意的便捷表达,近年来的一些案件引起了网民的热议,如刘涌案、“周老虎”事件、机场女工梁丽案、杭州飙车案等。但法院在网络舆情中的缺位和失语,既不利于信息的完全,也有损形象的树立。据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舆情(口碑)研究所2010年3月18日发布的《2009中国网络舆情指数年度报告》指出:应对网络舆情的不同态度带来的结果迥异,如果回应欲盖弥彰则较事件本身更易引爆舆论,而消极回避与回应不当将使刻板印象被强化。[6]
  在这种情况下,与其受网络舆情所迫被动公开,不如由法院实行“阳光司法”主动公开,这对于促进信息完全,减少逆向选择是最具实效的。2009年12月8日,最高法院出台了《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和《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爱法律,有未来》,主动接受舆论监督。在第1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3次会议上,最高法院的工作报告显示,人民群众的感受已成为司法改革的风向标。[7]有鉴于此,笔者结合最高法院的相关规定,认为法院应采取主动公开从宏观层面积极应对。
  三、微观应对:发挥网络舆情对审判权的正边际效用
  (一)视角: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效用表示满足,可以将效用理解成一个人从消费一种物品或服务中得到的主观上的享受或者称有用性。当每多消费一单位的物品或服务时,你就会得到新增的效用或满足,效用的这一增加量就是边际效用。[8]根据著名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当某物品的消费量增加时,该物品的边际效用趋于递减。例如,消费第1单位的糖果,给你带来了一定水平的满足或效用,推想一下,消费第2单位会带来新增的效用,进而,增加同一物品的第3单位和第4单位又会有什么影响呢?最后,当你消费掉足够多的糖果后,它将不再能够增加你的满意程度或者效用,相反,会使你感到难受。这一规律产生的原因在于当你消费某种物品时,总效用会趋于增加,但增加速度却会减缓,你所得到的边际效用,即消费某物品的最后1单位后所新增的效用,会随着该物品消费量的增加而减少。边际效用递减就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你从某物品中得到的享受随着对该物品消费的增多而下降。[9]
  在探讨网络舆情和审判权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将审判权的公正性视为总效用。随着网络舆情关注度的增加,对审判权的公正性产生影响,每增加一份关注度,就对审判权公正性产生一定的作用,两者之间的关系也符合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如图1所示,一开始,随着网络舆情对审判权的关注度增加,会对审判权的正确行使形成有效地监督,从而有助于推动审判公正,在相当范围内,网络舆情的关注度和审判权的公正性是成正比关系的。当网络舆情的关注度达到一定量时,审判权公正性的总效用达到最高(P点),它对审判权的作用不再增长,也就是边际效用为零(P'点)。再之后,网络舆情关注度的增加不仅不会有利于审判权的公正性,反而会对审判权造成干扰和阻碍,影响了审判权的独立行使,从而不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
  (二)启示:在个案的审判权运行中把握与网络舆情的互动
  1.受理前—网络舆情是否对审判权存在影响
  在一个案件发生以后,法院受理以前,网络舆情对审判权而言未必不会发生作用。案件的发生首先引发公众关注,对大众产生信息刺激。在此基础上引发社会议论,这里存在两种路径。
  第一种路径是由互联网始发的,当社会事件在网络上披露后,网民持续不断地在有影响力的网站上通过发贴、跟贴表达意见,激烈讨论,网络的反应接着引起了传统媒体的注意并介入其中进行采访与深度报道。[10]例如,在2009年2月的“躲猫猫”事件中,李荞明在云南省晋宁县看守所死亡,警方称其系与狱友玩“躲猫猫”受伤致死,这种说法引起了网民热议,进而引起了媒体对此事的热切关注。
  第二种路径相反,先由传统媒体报道,接着引发广泛的网络讨论。例如在杭州飙车案中,在事发第二天2009年5月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对记者提问,警方的回答是肇事车辆时速在“70码”左右。[11]这一说法引起了网民的强烈质疑,迅速在网上掀起了讨论热潮。
  随着信息的传递和反馈,网络舆情和媒体报道两者之间也存在着交互影响,在各种议论中,能够代表民意的观点从模糊到清晰,逐渐凸显出来,形成主流舆论,继而产生作用于司法机关。在“躲猫猫”事件中,网民亲身参与调查,推动有关部门的工作,最终检察机关查明李的死亡系遭牢头狱霸虐待和体罚所致。杭州飙车案中“70码”的说法经网民质疑,公安机关在一周后即公布了肇事车辆存在违法超速行为的鉴定结果,并表达了歉意。
  可见,在案件被法院受理之前,网络舆情的作用主要表现在积极推动司法机关的介入,有助于督促司法机关进一步查清事实,从而最终推动问题的解决。因此可以说在这个阶段,网络舆情对审判权存在潜在的作用,法院有必要关注网络舆情的动向。
  2.审理中—怎样平衡网络舆情对审判权的作用
  当案件尚处于审理中时,网络舆情对审判权的影响要以两分法的目光来审视。
  一方面,网络舆情正作用于审判权,产生符合民意的裁判,这时,网络舆情对审判权的边际效用是呈上升趋势的。如邓玉娇案就是网络舆情影响审判结果的一个典型范例。2009年5月10日晚,宾馆服务员邓玉娇因拒绝提供异性洗浴服务,在争执中用水果刀将邓贵大刺死、黄德智刺伤,其后主动报警,被刑拘。6月5日,检察院将邓玉娇以故意伤害罪起诉至法院。事发后,网民纷纷声援邓玉娇,形成了其行为属于正当防卫过当的主流舆论。6月16日,巴东县人民法院一审宣判:邓玉娇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但属于防卫过当,且邓玉娇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又有自首情节,对其免除处罚。[12]
  另一方面,主流舆论一旦形成,来自网络的强大声音将是对审判独立的一种考验。网络舆情超过一定的限度,对审判权的边际效用会成为负数,减损审判权公正性的总效用。“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从众的倾向会随着群体规模的增大而增大,而网络舆情规模之大,足以对法官形成强大的群体规模压力,导致其产生从众心理。”[13]这时候,审判权不再独立,变成了“网络舆情审判”。
  要平衡网络舆情之于审判权的作用,除了对网络进行必要的规制外,需要法官在审判个案时把握好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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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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