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法律适用》
宽待企业犯罪的经济学分析
【作者】 苟鹏【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
【分类】 犯罪学【期刊年份】 2010年
【期号】 12【页码】 54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0775    
  
  2009年1月6日,广东省检察院对外公布帮助企业解困促进企业发展的“十条意见”以及“以受理涉及企业举报线索的六不准”,意见明确规定,查办企业经营管理者和关键岗位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检察机关要及时与主管部门或企业领导沟通,慎重选择办案时机,犯罪情节轻微的,酌情暂缓办理。对涉嫌犯罪的企业特别是目前仍在营运的困难企业,要慎用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对企业法定代表人、生产经营负责人和技术业务骨干,涉嫌一般犯罪的,在确保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前提下,可不采用拘留、逮捕措施”;“不准随意冻结企业账号,不准随意查封企业账册,不准堵塞企业流通渠道,不准随意发表影响企业声誉的报道,不准随意抓走企业技术业务骨干,不准因执法办案直接影响企业洽谈重大项目和完成生产任务,给企业生产经营造成负面影响。”[1]广东检察院出台的这个办案规定,其目的是在经济危机升级的情况下,尽可能保护企业正常经营,但其对企业犯罪网开一面、给予宽待的作法却引起掀然大波,引发广泛争议。笔者试图通过广东检察院宽待企业犯罪的作法进行经济学分析,揭示该办案规定可能导致的法律和经济后果。
  一、用经济分析方法看刑罚目的
  “经济分析法学是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法律问题的边缘学科,主要是立足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基础上,运用微观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及其他有关实证和规范方法考察、研究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过程、效果、效率、创新及未来发展。” [2]该学科是法学研究中最重要的跨学科法学,是20世纪西方法学界也是经济学界发展最快、非常重要的法学研究方法。
  运用经济分析方法,从非价值观角度能有效分析犯罪中的关键问题。美国法学家波斯纳认为:“由于犯罪对他的预期收益超过其预期成本,所以某人才实施犯罪。其收益是来自行为的各种不同的有形或无形的满足”。[3]按照法经济学成本—收益分析的方法,罪犯在决策时也是具有理性的,会尽可能计算犯罪成本与收益。由于犯罪产生的预期收益超过其预期成本,所以才实施犯罪。犯罪收益,是犯罪行为各种不同的有形或无形的满足;而犯罪成本,包括各种不同的现金支出、罪犯的机会成本以及刑事处罚的预期成本。在机会成本方面,包括显性成本(如现金支出)和隐性成本。隐性成本既包括犯罪所花时间内应创造的价值,更包括犯罪人必须承担可能由逮捕而导致的失去自由的权利以及因犯罪名誉受损、社会地位降低的成本。虽然被逮捕的成本难以估计,但被逮捕后面临被判处徒刑或死刑的成本却是明显高于金钱成本。因此,如被逮捕的风险大,则犯罪隐性成本也会增大,相反,如果被逮捕的风险小或不存在,则隐性成本低。
  为了控制犯罪,也必须依靠经济学原理,以效率为导向,以最优刑罚效率为核心,建立一种新型的刑事控制模式,将犯罪控制在社会可容忍的限度内。波斯纳认为,刑罚是社会对罪行的要价,加重刑罚或增加判刑的可能性将提高犯罪价格而减少犯罪。威慑犯罪,必须使犯罪活动的成本大于犯罪的收益。为了打击和威慑犯罪,国家和社会必须要投入,但并不可能为了消灭犯罪而无限投入,包括不断提高刑罚力度、增加警察和监狱、增加税收,加之刑罚过重又会增加罪犯对社会的对抗力,国家刑事司法力量会过度消耗。而如投入不足,不仅起不到威慑作用,反而影响人们公正观念,认为刑罚不公,不能保护公民合法权益。边沁认为:“一个不足的刑罚比严厉的刑罚更坏,因为一个不足的刑罚是一个应该彻底抛弃的恶,从中得不到任何好处,对公众如此,因为这样的刑罚似乎意味着他们喜欢罪行;对罪犯如此,因为刑罚未使其变得更好”。[4]
  因此,国家刑罚政策制定者必须找准一个公正与效率的最佳临界点,实现刑罚投入最低、产出最高、刑罚资源配置最优化、威慑效应最优化。从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角度分析,投入刑罚量的边际成本等于其边际收益时,该投入量是最恰当的。就刑事诉讼活动而言,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侦查、起诉活动、法院审判活动,都是一个需要支付成本、能够产生收益的活动。司法机关付出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诉讼制度运行成本)、错误成本(司法错误的成本)、伦理成本(国家机关、当事人精神利益损失)。而取得的收益,包括财产方面的收益(如罚金、没收财产、收缴赃款),也包括非经济性的社会秩序、司法正义、公民自由等伦理性价值。因此,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司法机关都必须考虑在侦查、起诉、审判各环节,如何正确履行职责,使成本与收益处于恰当位置,发挥最优威慑犯罪效应。
  二、企业犯罪是否适用经济分析方法
  运用经济方法分析法学,有一个基本假设,人都是“理性人”、理性最大化者,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如果应用于刑罚领域,并非所有的犯罪都会追求成本与收益的平衡,一些非经济性和突发性、偶然性、过失性犯罪就可能是例外,但企业犯罪主要还是为了谋取“额外”的不法利益。
  单位犯罪,通常称为法人犯罪,指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单位所实施的具有刑事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不同,虽然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出现了现在各种组织与团体的雏形,但实际上自古罗马时代起,立法者一直是长期将法人犯罪加以排除。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中世纪封建领主与自耕农的单一经济已经崩溃,取而代之的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复杂商品经济,各种经济与社会组织蓬勃发展,各种经济活动日趋频繁。一些经济组织在相互交往活动中,出于利益的驱动,常会做出某些危害社会及其他成员合法利益的行为,必须通过刑事立法予以打击和遏制,维护经济秩序。西方各主要国家相继在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对法人犯罪做出规定。1842年,英国最早在伯明翰与格劳赛斯特一案中,因法人因未履行法定义务而被确定有罪。大陆法系国家中,法国则于1994年第一次在刑法典中明确规定了法人犯罪。下跌你应该笑还是哭
  单位犯罪之所以日益被世界各国所重视,正是由于单位犯罪的特殊性。葡萄牙经济学家努诺·加罗帕分析认为:“商业犯罪是完全不同于个体犯罪的。一是公司更易腐蚀执法者、监管者和法官。它们较有组织性,资金更加充裕,并且能从腐败的规模经济性中得益。二是公司在操纵政客和媒体方面处于有利地位,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向有利于自己从事非法活动的方向推动法律的修改或司法改革。三是公司更易于找到善于寻找法律漏洞的律师和法律顾问。高明的法律咨询可以帮助公司逃脱惩罚,因此它降低了犯罪的预期成本。四是在许多案件中,公司制造和控制着那些执法者和监管者必须借以探察非法活动的信息。执法监管者可能会发现,信息和专业知识的缺乏使得对公司的定罪比较困难。五是公司比自然人更能从全球化和资本自由流动中得益,因为它们可以更好地借机掩藏其非法活动。”[5]单位犯罪上述特点在我们国家同样非常明显,必须借助刑法予以打击和预防。
  1997年以来,国家司法机关依照职责,依法惩治了一批单位犯罪,为国家和社会挽回了损失,维护了社会公平与正义,但近年来一些企业置法律于不顾,危害食品安全、危害生产安全、商业贿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犯罪严重,影响社会秩序和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如比较突出的非法采矿,企业认钱不认人,导致重特大生产事故频发,矿工死伤人数惊人;如三鹿集团生产、销售毒奶粉,致全国近30万人受害,至今仍在处置之中;如在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资源开发和经销等领域中贿赂高度集中,商业贿赂成为企业运行的潜规则;如发生多起企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最高犯罪数额竟达38亿,群众蒙受巨额经济损失。由于企业具有很强的组织性和扩张性,因此企业犯罪较自然人而言,涉及被害人更多、更广,社会影响也大,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由于企业犯罪主要是谋取非法利益,故运用经济学方法进行分析,能更好揭示企业犯罪的动机,如何更好地控制和威慑犯罪。
  三、企业犯罪是否应得到宽待
  广东检察院规定,对企业法定代表人、生产经营负责人和技术业务骨干,涉嫌一般犯罪的,在确保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前提下,可不采用拘留、逮捕措施;不准随意抓走企业技术业务骨干,不准因执法办案直接影响企业洽谈重大项目和完成生产任务,给企业生产经营造成负面影响。这些规定的实质,就是在经济危机特殊条件下,为防止企业因犯罪而倒闭影响经济发展和就业,而给予犯罪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以特殊处理,特别对待。这种刑罚区别对待,根据刑罚成本一收益模式、搏弈模式和效用模式,分析宽待企业犯罪所产生的法律和社会效果。
  就犯罪构成而言,企业犯罪的主观方面,指单位对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它反映了犯罪单位主观上的罪过,有故意和过失两种形式。如前所述,根据经济学理论,单位犯罪决策者在故意犯罪时,都是有理性的,其预期犯罪收益超过其预期成本,故才实施犯罪。
  企业在决策犯罪时,主要考虑的成本因素有:一是为实施犯罪的经济投入,包括必要的生产、经营成本、购置犯罪工具费用、实施犯罪后贿赂司法官员、贿赂证人、贿赂媒体、掩盖犯罪事实的费用,还包括心理上对犯罪责任的恐惧(心理成本);二是机会成本,即刑事案件破案率的高低;三是案件侦破后,单位及法定代表人、直接责任人员受到经济制裁多少、被逮捕、被投入监狱服刑的时间长短;四是被法院认定有罪后社会地位的降低、名誉受损(伦理成本)。而主要考虑的收益因素有:获取的市场垄断效益、获取非法交易机会、获取的其他不法暴利。尽管犯罪成本付出也是高昂的,但企业在谋划并实施犯罪时,必然是认为犯罪收益大大高于成本,才会置刑法于不顾,铤而走险。
  国家在控制单位犯罪时,也必然会考虑成本与收益问题。国家在打击和防范单位犯罪时,主要考虑的成本包括:一是对司法力量的投入,包括司法机关的设置、人员的增加、办案经费的增加、监狱等关押场所的增加;二是对行政执法力量的投入,行政执法机关日常监督管理是发现犯罪的重要途径;三是社会监督力量的投入,包括法制教育、企业财务规范管理、群众举报奖励、新闻媒介的投入。由于打击和控制犯罪的投入是巨大的,司法程序也非常复杂,而司法资源也非常有限,故国家必然会将成本投入控制在一个可接受的范围内。而考虑的收益包括:一是对单位犯罪的经济制裁收入;二是为被害单位和个人挽回的经济损失;三是追究刑事犯罪的效率;四是维护法律尊严和权威,维护了公平与正义,使法律保持其最大的稳定和威慑。
  广东检察院对企业犯罪予以宽待,就犯罪企业来言,有几点会导致犯罪成本下降,收益上升:一是犯罪案件被侦破的概率下降。广东检察院规定了“一般犯罪”、“几个不准随意”,其前提和核心是“不准”。因为,检察院机关查办案件,肯定有犯罪线索或已经立案侦查,“一般犯罪”、“随意”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而“不准”却是一个非常清晰、准备的概念。司法机关在面对单位犯罪线索时,必然会考虑侦办案件是否为属“一般犯罪”、侦办行为是否为“随意”。而刑事侦查活动中收集犯罪证据本身就是一项艰苦而漫长的活动,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打遮阳伞就显得很娘)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160775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共引文献】
【引用法规】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