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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适用》
供证关系与事实认定探微
【作者】 方文军【作者单位】 最高人民法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期刊年份】 2010年
【期号】 12【页码】 62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0768    
  
  供证关系,即取得被告人供述与取得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等其他证据之间的时间先后顺序,以及口供与其他证据之间的契合程度。这是当前刑事司法实践中认定案件事实的重要考量因素。2010年6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其中,《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34条专门对供证关系作了规定,其他若干条文也涉及供证关系问题。鉴于供证关系在审查判断证据方面具有重要价值,本文结合司法实践,就该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供证关系价值的制度基础
  供证关系对事实认定产生影响,是以口供作为定案证据为基本前提的。如果赋予被告人沉默权,在法律规定和刑事诉讼制度设计上极大弱化口供的地位,甚至不把口供规定为证据种类,则供证关系对事实认定的影响就会大大降低。相反,如果法律上把口供规定为证据,实践中也把口供作为重要证据对待,则供证关系对事实认定的影响就会相应上升。是否赋予被告人沉默权,是否看重口供的证据价值,取决于刑事诉讼价值理念,与法律文化、司法传统密切相关。法治发达国家在“保障人权优于打击犯罪”观念的主导下,从制度上强化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防御权,被告人在面对司法人员的讯问时有权保持沉默,大大降低了口供的证据地位,迫使司法机关尤其是侦查机关转变取证观念,从“让被告人说话”转为让“犯罪现场说话”,不断提高刑事侦查工作的科技含量,对客观性证据的取证工作处于较高水平。我国自古有“罪从供定”、“无供不录案”的司法传统,法律文化中“重实体轻程序”积习很深,民众观念上也很难接受被告人有保持沉默的权利,故法律没有规定被告人享有沉默权,司法机关在办案中对口供也很倚重,普遍将口供作为重要证据对待。
  客观地说,口供确实有利于破案和定案。即使案件有相对充分的物证、书证和证人,口供尤其是稳定翔实的口供,总能令人对定案更加放心。实践中,相当一部分案件“先天不足”,被害人已死亡,又没有足够的证人或者物证,如果没有口供,则难以完整还原案件事实。即使定案,也会因缺少口供而让人感到不很放心。口供对事实认定所具有的直接的、完整的还原作用,是其他任何证据都不能取代的。特别是,一旦根据某种线索找到犯罪嫌疑人后,只要犯罪嫌疑人招供,并据此找到被害人尸体、作案工具或者赃物,则破案过程较之没有口供的情形,要高效得多。反之,如果允许被告人有沉默权,则会大大增加破案的司法成本,甚至有些原本可以侦破的案件也难以侦破。因此,赋予被告人沉默权,是以增加破案的司法成本和降低破案率为代价的。
  然而,口供的证据优势,也是其诱惑性和隐患之所在。一旦某人被认定为犯罪嫌疑人,而又不愿意供述,则为了获取口供,就很可能发生刑讯逼供现象。实践证明,近年来发生的冤错案件(如云南杜培武故意杀人案、河南赵作海故意杀人案)多与刑讯逼供有关。虽然现行刑事诉讼法、1998年制定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和1999年制定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均对禁止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证问题作了规定,但基本是宣言性的,缺乏可操作性。同时,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设计上存在缺陷,也不利于防止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现象。例如,犯罪嫌疑人被传唤到案后执行拘留前,无须立即送到看守所羁押,侦查人员可以在看守所之外的地点讯问犯罪嫌疑人,而这段时间往往成为取得口供的“黄金时段”;即使将犯罪嫌疑人送到看守所,侦查人员也可以履行简单的手续,以指认现场等名义将犯罪嫌疑人带出看守所,并在没有看守所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人员监督的情况下,在看守所之外的地点再次讯问犯罪嫌疑人;侦查人员在看守所讯问犯罪嫌疑人时不允许律师在场,也没有强制性要求同步录像的规定;等等。由此导致“司法实践中,很少有根据司法解释认定为非法言词证据并予以排除的情形,刑讯逼供现象难以遏制,因采用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取得的口供而定案的冤错案件时有发生。”[1]正是鉴于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的危害和屡禁不绝,这次最高人民法院等五部门联合制定的《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对审查、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证明责任和讯问人员出庭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可操作性强。这是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成果,如能得到切实有力地贯彻执行,则有利于减少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现象。
  当前,刑事诉讼是以侦查而非审判为中心展开的,庭审尚未完全落实直接、言词原则,刑事裁判的基础工作是阅读侦查案卷。在这种条件下,为确保案件质量,防止出现冤错案件,强调对供证关系的审查具有十分突出的现实意义。因为一旦可以确认根据被告人供述查获了对定案有较大价值的物证、书证等证据,则口供的真实性或者客观性会显著上升。可以说,审查供证关系是在当前刑事诉讼模式下的一种不得已而又较为有效的办案方法。在没有有效制度保证口供自愿性的情况下,通过分析供证关系来判断口供的真实性或者客观性,强化口供的证明力,可以较好协助解决定案问题。这便是供证关系在认定案件事实方面具有重要价值的制度条件。
  二、供证关系的类型及其对事实认定的影响小词儿都挺能整
  按照取得口供与取得其他证据在时间或者逻辑顺序上的先后,供证关系可以分为先供后证和先证后供两种类型;按照口供与其他证据之间的契合程度,供证关系可以分为供证一致和供证矛盾两种类型。不同类型的供证关系对于事实认定的影响有很大区别。
  (一)供证先后关系与事实认定
  1.先供后证有利于事实认定
  先供后证系侦查机关根据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取得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等其他证据。广义上,可以把先供后证中的“证”解释为“印证”,故凡是在犯罪嫌疑人供述之后,根据该供述取得其他证据,包括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甚至同案被告人的供述等,均属于先供后证。例如,犯罪嫌疑人到案后供述了侦查机关不掌握的其他作案人员或者包庇者,后者到案后作了有罪供述,印证了前者的供述。这种情形也属于先供后证。狭义上,可以把先供后证中的“证”解释为“口供以外的其他证据”,故先供后证是指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取得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等证据,不包括同案被告人的供述。实践中常见的先供后证是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取得物证、书证。
  先供后证对于事实认定有两方面的价值。首先,可以增强司法人员对口供真实性的确信,对口供的证明力有补强的效果。因为,根据生活常理和司法经验,如果非被告人本人作案,则基本不可能带领侦查人员找到作案后抛弃的作案工具、赃物等证据(听作案者转述获得该信息属于极罕见的情形)。即使口供的取得存在逼供、诱供等情形,但如果犯罪嫌疑人事先不掌握其他证据的所在,无论如何也难以供述出来。故先供后证对于供述的真实性有明显的补强作用。其次,根据犯罪嫌疑人供述取得的物证、书证等证据本身增加了案件的证据总量,完善了证据链。特别是物证、书证属于客观性证据,证明力很强,有利于案件事实认定。鉴于先供后证关系对事实认定具有这些积极价值,《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34条明确提出:“根据被告人的供述、指认提取到了隐蔽性很强的物证、书证,且与其他证明犯罪事实发生的证据互相印证,并排除串供、逼供、诱供等可能性的,可以认定有罪。”
  实践中,先供后证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例如,犯罪嫌疑人到案后带领侦查人员找到了被掩埋在沟壑、山洞、废弃矿井中的被害人尸体,或者被肢解后抛弃于不同地点的被害人尸块;找到了被抛弃的作案用的斧子、尖刀、绳索、作案时所穿衣物、被害人的手机、银行卡、身份证等物证;找到了收购被害人首饰、手机、汽车等赃物的地点和人员;等等。有些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因形迹可疑或者行为异常而到案,随即供认了所犯罪行,由于侦查机关当时尚不掌握有力证据,故先供后证的特征会表现得很典型。可以说,犯罪嫌疑人供述后带领侦查人员找到的证据越隐蔽、越重要,越能够起到增强口供真实性的效果,越有利于事实认定。在没有目击证人、也缺乏指向性明确的客观性证据的案件中,先供后证对于事实认定的价值尤为突出。
  例如,在一起故意杀人案中,被告人苟某因多次向与其有一定暧昧关系的被害人何某某(女)提出性要求遭拒,且发现何还与其他男子关系密切,遂于2006年9月13日凌晨1时许进咊何家,采取用砖头和铁棒击打、用刀片切割颈部的方法,将何某某及何的女儿杀死。当日下午,邻居发现何某某遇害后报案。公安机关经调查,获悉苟某与何某某平时关系暧昧,苟某曾警告何某某不得再与其他男子交往,否则就把何杀了,且发现苟某有作案时间,案发后行为反常,遂于当日下午传讯苟某,同月15日予以拘留。次日,苟某供认了杀害何某某母女的事实。本案没有目击证人,现场没有留下指向苟某作案的物证(如苟某的血迹、精液、指纹、足印等),抓获苟某时也没有从其身上或者住处查获指向其作案的物证、书证等证据(如沾有被害人血迹的衣服、被害人的个人物品),苟某到案初期否认作案,后做了数次有罪供述,但在侦查后期又翻供。这些特征都不利于定案。法院最终认定系苟某杀害何某某母女,除苟某有罪供述的内容(如作案动机、时间、作案工具、手段、被害人死因、现场环境、作案后清理现场等情况)与其他证据相印证外,至关重要的一项理由,就是公安人员根据苟某的供述找到了被害人何某某的手机和一个瓷盘。手机是公安人员根据苟某供述的地点,从一座大桥下的草丛中找到的,经串号比对以及何某某的丈夫与儿子的混合辨认,确认系何某某生前所用的手机。对于瓷盘,公安人员一开始并不知晓它的存在,直至苟某供称其因触摸过装梨的瓷盘,担心留下指纹,而将瓷盘从何某某的租住房带出丢弃时,才知道有此瓷盘。后公安人员根据苟某供述的地点,在一个公路边找到摔碎了的瓷盘碎片,经被害人租住房的房东和被害人儿子混合辨认,确认系何某某生前所用的瓷盘。对被害人手机和瓷盘的提取,属于先供后证,既增强了有罪供述的真实性,也使案件增加了客观性证据,完善了证据链。对于本案,最高人民法院复核后确认了一、二审法院认定的犯罪事实,并依法核准了被告人苟某死刑。可见,对于类似没有目击证人,并缺少指向性明确的客观性证据的案件,先供后证的取证特征会很有利于事实认定。
  2.先证后供对事实认定的影响
  与先供后证的情形相反,先证后供系侦查机关取得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等其他证据后才获得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实践中常见的先证后供,是案发后抓获犯罪嫌疑人之前,侦查机关从犯罪现场提取了犯罪嫌疑人遗留的作案工具、作案时受伤滴落的血迹、留下的指纹、足迹、毛发、唾液、精液,获得了曾目击犯罪嫌疑人进入或者离开现场的证人证言等证据,犯罪嫌疑人到案后所作供述与这些证据相印证。有的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到案后并没有完整供述作案过程,侦查机关通过侦查又获得了其他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等证据,再就此讯问犯罪嫌疑人获得印证,这种情形也属于先证后供。
  先证后供不能明显增强口供的真实性和客观性,相关供述内容的证明力较弱,对于认定案件事实的价值没有先供后证大。这是因为,在当前的工作机制下,虽然被告人的相关供述内容与已经查获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等证据内容相印证,但由于其他证据提取在先,侦查人员已经掌握相关证据情况,而犯罪嫌疑人供述在后,审判中单纯审查侦查案卷中的被告人供述,很难判断侦查阶段被告人所作的有罪供述是否出于自愿,从而也就难以确定供述的真实性。当然,这并不是说具有先证后供取证特征的案件不能认定案件事实,而是说,与先供后证的取证特征相比,先供后证更有利于事实认定。对于先证后供的案件,只要证据确实、充分,形成完整证据链,就完全可以定案。特别是,在有目击证人或者提取了指向性明确的客观性证据的案件中(如现场有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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