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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逮捕措施改革对职务犯罪侦查的影响及应对
【英文标题】 The Reform of Arrest's Influence on Investigation to Abuse-of-power Criminal Cases and Corresponding Responses
【作者】 郭旭【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
【分类】 刑事侦察学【中文关键词】 逮捕;改革;职务犯罪;侦查
【英文关键词】 Arrest; Reform; Abuse-of-power crime; Investigation
【文章编码】 1008-7966(2013)02-0093-04【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3年【期号】 2
【页码】 93
【摘要】

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的出台,对逮捕这一强制措施进行了重大改革,以减少我国审前羁押率畸高的现状,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要求。这为以往主要通过逮捕讯问而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的侦查方式带来了冲击和挑战。同时,法律又规定了其他的侦查措施和方式,为惩罚职务犯罪行为提供了有力武器,体现了我国法律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

【英文摘要】

New Criminal Procedure Law and corresponding rules made by the Supreme People's Procuratorate, issued in 2012, both make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arrest, in order to decrease the rate of pretrial detention, which fell into the field of respecting and safeguarding the human rights. Thus’ it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traditional way of abuse-of-power criminal cases' investigation. Meanwhile, the statues also stipulated some other ways as powerful weapons to investigate the cases aforementioned. All of these could reveal that the criminal procedure is quite harmonious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punishment of criminals and safeguarding the human right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99468    
  
  逮捕措施作为司法实务中运用得最多的强制措施,通过暂时性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以保障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或者防止社会危险的再次出现。“重罪必捕”已经成为了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在实践中默认的规则,这也直接导致了我国审前羁押率畸高的现状。《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9条第三款明确指出“任何因刑事指控被逮捕或拘禁的人,应被迅速带见审判官或其他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力的官员,并有权在合理的时间内受审判或被释放。等候审判的人受监禁不应作为一般规则……”
  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对逮捕的适用条件进行了重大修改,并将监视居住明确规定为逮捕的替代措施,体现了立法在适用逮捕问题上的从严导向,11月22日通过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以下简称《高检规则》)也重申了此种要求。因此,以往通过逮捕讯问而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继而查明犯罪事实的侦查方式,亟须进行调整,以积极应对新法实施后给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带来的机遇和挑战[1]。
  一、宽严相济的刑事逮捕措施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党中央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形势下提出的一项重要政策,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2],其本质在于区别对待,确保宽有度、严有节,实现刑事诉讼活动中宽与严的相互体现、相互配合和相互统一{1}。在刑事强制措施,特别是对人身自由予以暂时性剥夺的逮捕措施适用就特别要求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一)新刑诉法修改前的刑事逮捕措施
  1996年《刑事诉讼法》中对逮捕措施的适用条件规定在60条:“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列举了采取逮捕措施的证据要件、刑罚要件和逮捕必要性要件。由于其条件的笼统性,在司法实务过程中侦查机关为了查明案件事实的方便,“重罪必捕”已经成为逮捕中的惯例,不仅浪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甚至还导致了许多的冤案、错案,这是对被追诉人人权的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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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统一逮捕标准和降低审前羁押率,200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了《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以下简称《逮捕标准》),其中第6条列出了七种无逮捕必要的情形:属于预备犯、中止犯,或者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的;主观恶性较小的初犯、偶犯,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犯罪后自首、有立功表现或者积极返赃、赔偿损失、确有悔罪表现的;过失犯罪的犯罪嫌疑人,犯罪后有悔罪表现,有效控制损失或者积极赔偿损失的;因邻里、亲友纠纷引发的伤害等案件,犯罪嫌疑人在犯罪后向被害人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取得被害人谅解的;犯罪嫌疑人系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或者在校学生,本人有悔罪表现,其家庭、学校或者所在社区以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具备监护、帮教条件的;犯罪嫌疑人系老年人或者残疾人,身体状况不适宜羁押的;不予羁押不致危害社会或者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其他无逮捕必要的情形。
  (二)新刑诉法中关于逮捕措施的规定
  本次刑诉法对逮捕措施的规定集中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对逮捕条件的修改上采用的是穷尽式列举的方式,只有在四种情况下才能批准或决定逮捕。
  情况一,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社会危险性的,应当予以逮捕。社会危险性包括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该社会危险性可以与最高检颁布《逮捕标准》中的无逮捕必要的情形性相结合,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需要逮捕予以综合判断,统一逮捕标准,减少逮捕批准或决定权中的自由裁量。
  情况二,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应当予以逮捕。这是从立法上对司法实践中“重罪必捕”现象的限制,体现了宽严相济政策之“宽”,意味着即使可能判处八年有期徒刑,只要犯罪嫌疑人并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社会危险性,就不应该予以逮捕。
  情况三,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应当予以逮捕。对于曾经故意犯罪、身份不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区别对待,体现了宽严相济政策中“严”的内容,曾经故意犯罪而再次犯罪(特别是再次故意犯罪)对社会的潜在危险较大;身份不明的原因通常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愿意对自己的详细情况予以交代,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公安侦查机关能够在得知真实姓名的情况下迅速找到该人的所有信息,身份不明人的有意隐瞒可能是出于掩饰曾经犯罪的需要,这类人对社会的危险性更大。
  情况四,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可以予以逮捕。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是对被追诉人的人身自由予以暂时性限制的强制措施,修改前的监视居住适用率较低[3],本次刑诉法对监视居住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革,将其作为逮捕的替代性措施,第72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符合逮捕条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监视居住”,体现了法律对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人,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等人特殊照顾;若是被取保候审人或监视居住人不能按照法律的规定切实履行法定义务,情节严重的可以直接逮捕,也可以根据情况变更强制措施,如第69条:“对违反取保候审规定,需要予以逮捕的,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现行拘留”,这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集中体现。
  二、逮捕措施改革对职务犯罪侦查的影响和挑战
  在以往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过程中,由于案件性质的相对秘密性,调查取证较为困难,导致在司法实务过程中侦查人员过度依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口供不仅是定案依据,而且还是获取其他书证、物证的线索。口供成为了侦破职务犯罪案件的突破口,犯罪嫌疑人身处羁押而心理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口供取得又较为容易,使得逮捕这一本来作为防止犯罪嫌疑人继续危害社会与逃避审判的措施,被异化成为一种主要在于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的强制措施{2}。我国立法者面对这一问题的态度甚是明确,早在1996年刑诉法第46条就规定了“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尽管如此,职务犯罪的侦查模式仍处于“口供中心主义”,在羁押受到限制的情况下,还伴随着一系列以维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为核心的制度和规则,给职务犯罪侦查活动来了一定的冲击和挑战。
  (一)逮捕与讯问
  1996年刑诉法对逮捕后的处所、讯问的地点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只在第71条中提到要将“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属或者他所在单位”。新刑诉法对此问题予以进一步阐释,“逮捕后应当立即将被逮捕人送看守所羁押”、“人民检察院决定逮捕的人必须在逮捕后的二十四小时以内进行讯问”,讯问应当在看守所中进行,不能在检察机关的办案场所或者其他羁押场所。
  对于不需要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法律保留了原来的规定根据第117条可以“传唤犯罪嫌疑人到所在市、县内的指定地点或者到他的住处进行讯问”,指定地点在此处可以理解为检察机关自侦部门的办案场所,为了遏制刑讯逼供现象、确保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不受非法侵害,最高人民检察院自2005年以来就发布了一系列的相关规定,要求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每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应当对讯问全过程实施不间断的录音录像;全国检察机关开始全面实行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并对相关的技术标准和要求进行了设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制订的相关规则要求,在检察机关直接受理侦查的职务犯罪中实现全程录音录像,在“应当”的范围上超过了新《刑事诉讼法》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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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樊崇义.走向正义——刑事司法改革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11.

{2}樊崇义,吴光升.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背景下侦查程序的改革方向[J].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1).

{3}陈光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释义与点评[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212.

{4}卞建林,刘玫.外国刑事诉讼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145.

{5}Wayne R. LaFave, Jerold H. Israel, Nancy J. King, Orin S. Kerr, Criminal Procedure (Fifth Edition)[M]. West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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