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财经法学》
股东会授权董事会的底线:权利配置基础结构维持原则
【英文标题】 How to Treat the Fundamental Structure of Right Allocation between the Shareholders'' Meeting and the Board of Directors
【作者】 曹兴权黄超颖
【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西南政法大学{2014级民商法学硕士研究生}
【分类】 公司法
【中文关键词】 股东会中心主义、董事会中心主义、董事会职权、董事信义义务、控股股东信义义务
【英文关键词】 Shareholders' meeting centralism The board of directors centralism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uthority The fiduciary duty of directors The fiduciary duty of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文章编码】 2095-9206(2017)03-0092-1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3
【页码】 92
【摘要】

《公司法》关于股东会与董事会之间权利配置基础结构的规定是股东之间交易合作的基础,也是股东会授权董事会行使职权的自治边界。在理解适用《公司法》第46条董事会职权第11项“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时,应将该权利基础结构维持原则作为判断股东会授权董事会是否合理的底线。股东权利行使方式的变革、董事会中心主义的公司治理发展趋势以及对公司经营效率的追求等均不得成为损害该底线的理由。为妥善处理公司自治与中小股东投资预期保护之间的矛盾关系,应在界分股东会内部基础性权利与经营性权利的基础上,构建以正当程序机制和信义义务机制为核心的股东会授权董事会行使职权的授权机制。在评判授权是否正当时应理性对待公司经营效率原则,宜将其定位为辅助标准而非基础标准。

【英文摘要】

The regulations of Company Law on the fundamental structure of right allocation between the shareholders' meeting and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re not only the foundation of the deal and collaboration between shareholders, but also the self-governing boundary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bligations and rights authorized by the shareholder's meeting. When understanding the applying of 11thitem of the article 46in Company Law, maintaining the fundamental structure of right allocation should be regarded as the baseline for judging the rationality of the right the shareholders' meeting authorizes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ll those can never be the reasons to violate the baseline including the reform of the way shareholders exercise rights, the managerial and development tendency of companies advocating the centralism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nd the pursuit of the corporation's operational efficiency. In order to properly deal with the conflicts between corporation autonomy and the protection of middle and small shareholders' investment expectations, the authorized system that the shareholders' meeting authorizes the board of directors, whose cores are legitimate procedures and fiduciary duties, should be built based on distinguishing the internal fundamental rights and operational rights of the shareholders' meeting. The principle of the corporation operational efficiency should be treated rationally as an auxiliary standard rather than a fundamental one while judging the legitimacy of the authorizat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7634    
  一、问题的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37条第1款明确规定了有限公司股东会的职权,第46条规定了有限公司董事会之于股东会的法律地位以及股东会的具体职权。在司法实务中,如何理解公司董事会所享有的“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的范围一直存在争议。[1]诸如:公司股东会能否将修改章程的职权、批准董事与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可以利用公司商业机会或者是否可以同公司竞业的职权、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的职权通过公司章程的方式授权给董事会?[2]当然,司法实务争议直接针对的不是能否授权的问题,而是董事会依据这些授权而做出的董事会决议是否有效的问题。比如,发生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的张鸿诉上海申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侵权纠纷中,董事会依据公司章程关于“股东大会闭会期间,董事人选有必要变动时,由董事会决定,但所增补的董事人数不得超过董事总数的三分之一”的规定做出更换董事的决议,诉争的焦点就在于,原告认为申华公司章程的上述条款违反了法律规定而无效,董事会决议因此也无效。[3]
  此类争议如何理性界定涉及股东会与董事会职权之间关系这一公司治理中的基础性命题。股东会权利的行使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直接行使权利,另一种是间接行使权利,即所谓的“授权”。问题在于,股东会间接行使权利即授权董事会行使本应属于自己的权利的正当性边界在哪里。我们或许会有担忧,在公司中普遍存在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的情况下,授权董事会行使部分股东会权利无疑会强化大股东对公司的控制,此结果可能与我国当前公司治理环境所提倡的保护中小投资者、发挥小股东积极作用的“股东积极主义”理念背道而驰。当然,我们也可能从公司自治与公司效率的角度予以宽容甚至支持。因为股东会作为一个相对庞大的机构(尤其是在上市公司),无论是召开还是决议都会产生大量的成本,由股东会直接行使权利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公司决策效率,增加决策成本;而公司自治意味着公司有权通过章程的方式授权董事会行使某些职权。所以,股东会与董事会之间职权配置命题的核心问题在于,理性协调平衡小股东利益保护和提高公司效率之间的矛盾以构建股东会授权董事会职权的边界。
  对此,可能存在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立法论与解释论等不同解释路径,并且在解释中又不可避免地受到股东积极主义、董事会中心主义、公司社会责任、公司经营效率等多种思潮的影响。或许我们会认为,从股东会中心主义转向董事会中心主义是公司内部权限配置的发展趋势,为了公司治理的效率,为了追求公司之于社会的整体价值,为了实现公司的社会责任,应基于公司自治原理而允许公司股东会基于公司章程修改规则而授权董事会以各种决策权,董事会基于此类授权而形成的决议应当有效。这是一种浪漫主义的立场,也是对待法律制度的向前看思维。但是,如果我们将公司章程授权董事会行使股东会的权利作为一种交易并且考虑该交易中中小股东的决策,那么《公司法》现有规定以及公司章程在修改前既有规定肯定作为中小股东交易决策的一个重要前提而存在,如果授权董事会以各种决策权的决议可能损害某些股东对现有公司章程的特定预期,此类授权事实上会损害股东的利益甚至危及公司立法者设置特定规则时预设的特定价值选择。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立场,可以说是对待法律制度的向后看思维。如果我们是立法者,采用浪漫主义的立场无可厚非,因为法律已经授权我们以全面设计法律规则的充分自由;如果我们是裁判者,采用现实主义立场去解释法律或许是理性选择,因为我们必须正视既有规则并且尊重市场参与主体在既有规则体系中形成的交易预期。
  《公司法》关于股东会、董事会法律地位以及各自职权的既有规定是讨论的前提。为此,本文主要从解释论的理论立场对股东会授权董事会的边界问题展开分析。同时,也将关注《公司法》关于股东会职权配置的其他规定,例如第16条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决策,第121条关于上市公司一年内重大资产交易或担保的决策,第148条关于公司董事与高级管理人员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利用公司机会或者与本公司竞业的决策,第166条关于提取任意公积金的决策及第169条关于聘任会计师的决策。
  二、股东会与董事会之间的权利配置基础结构
  (一)作为交易基础的权利配置基础结构
  1.作为投资者合作基础的权利配置基础结构
  股东投资于公司或者股东充当某个公司的股东,可以被看作一项与其他投资者之间进行的交易安排。投资者协商合作的基础可以是投资协议、公司章程,也可以是公司法的既有规定;其中,投资协议、公司章程是当事人交易磋商后安排的结果,公司法的既有规定可作为投资协议、公司章程的补充性甚至强制边界规定而存在。
  股东为保护自己的投资收益,会围绕表决权、分配权等关键问题就公司内部决策与监督等事项在投资协议以及公司章程中进行系统安排。基于《公司法》、公司章程示范文本以及自己对于公司制度的常识理解,投资人会将股东会作为聚合众多股东意志的公司权力机构。这其中,股东会董事会职权结构就是一个关键性事项。投资协议以及公司章程会对此关键事项做出明确界定。根据《公司法》第23条规定,在有限责任公司中,由股东共同制定公司章程;第76条规定,在股份有限公司中,由发起人制订公司章程,采取募集方式的必须由创立大会通过。无论是有限责任公司,还是股份有限公司,在公司成立之初,章程都是由发起人共同制订完成的,是所有发起人共同意志的体现。虽然在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设立的过程中,章程只需要经过出席创立大会的认股人所持表决权过半数即可通过,但是对于所有参与募集设立的股东来说,他们都已经通过招股说明书了解到章程草案的内容,[4]所以如果他们参加了创立大会,选择购买公司股权,实质上就是认同了章程中有关权利配置的规定。因此,在章程生效之时,公司股东会和董事会的基本权利结构就已经得到确立,而这种初始的权利配置基础结构就是所有股东合意的结果。即便是后来通过增资扩股或者股权转让加入公司的股东,同样可以通过章程了解公司的权利配置的基础结构,对公司的治理制度和未来发展产生相应的心理预期,从而成为其购买股权、成为公司新股东的重要交易条件。
  对于公司股东会和董事会的基本权利结构这类股东设立或加入公司时必须考虑的重大价格因素,所有股东都应在交易后予以尊重;否则,轻易地将这些初始配置中股东会基本权利转授给其他主体的做法将严重破坏股东的投资预期。当然,基于公司自治原理与股东会决策机制,将股东会的基础性权利授予董事会从而改变这一权利配置基础结构未尝不可,其前提是在形式上不危及股东的投资预期或者在危及预期后对那些预期受到严重影响的股东进行利益救济。
  2.作为公司制度基础的权利配置基础结构
  私法的基本原则是私法自治,作为交易当事人交易的示范文本或者填补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内容是私法发挥作用的基础性路径。公司法属于私法,其作用路径也如此。投资者可以参照公司法文本起草投资协议与公司章程;投资协议与章程约定不明确或者没有作明确约定的,公司法的规定起到补充当事人意思的作用。对此,关于公司法契约分析的理论已经有全面的分析。[5]
  回到公司制度的运行实践。公司治理的终极目标是通过设计和运行各种公司治理机制降低公司经营的代理成本,维护股东利益。[6]股东会与董事会之间权利配置基础结构的设置是公司法中公司治理机制的一个重要内容。当然,基于对董事会地位认识的差异,各国公司法的规定可能不一致。在美国,可以强调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的意愿,甚至对董事会的职权进行法定化,[7]股东会的很多权利可以授予董事会行使。其他国家的公司法遵循股东会至上的原则,股东会将权利授予董事会行使时可能存在是否合法的判断。基于董事会的权利源于股东们的授权、股东们通过公司章程的修改对授权范围保持最终的控制权的判断,对于股东会可能享有的一些专属性权利,不能授予董事会行使。
  即使面临“两权分离”的发展趋势,[8]为了平衡股东会和董事会的关系,各国和地区的公司法也明确地为股东会设置了固有的权利。台湾“公司法”第202条明确规定:“既为公司法明定股东会决议之事项,自不得由董事会决议变更之。”[9]日本2005年《公司法》第295条③也规定,股东大会的法定权限不得以章程委托其他机关行使,否则无效。[10]当然,由于公司法上规定的股东会权利是多元的,哪些权利是其专属性权利则需要进行判断。
  我国《公司法》坚持的是股东会中心主义原则,《公司法》第36条明确规定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第37条明确规定股东会享有“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的职权,第46条明确规定“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虽然第46条规定董事会可以享有“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但股东会应当享有一些不能授予给董事会行使的专属性权利。此点,是公司法界定的作为公司制度基础的权利配置基础结构。
  投资协议与章程约定不明确或者没有作明确约定的,公司法关于股东会与董事会之间的权利配置基础结构的规定应当起到补充当事人意思的作用,从而构成投资者或者股东进行交易的基础。对该权利配置基础结构的任何随意改变都可能构成对投资者或者股东交易预期的破坏。
  3.作为授权主体自治边界的权利配置基础结构
  公司法的私法属性意味着公司法规范的任意性色彩相对浓厚,但这是否意味着作为公司制度基础的权利配置基础结构都可以通过股东会决议的方式来改变呢?该问题涉及权利配置基础结构方面授权主体的自治边界。
  在理论上讲,私法自治将受制于弱者保护、公共利益保护的政策目的。公司权利配置的基础结构是在对权利主体行使能力和资格的择优选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主体的权利行使能力上,“股东会中心主义”的观点认为,在公司基础性问题上,相较董事会而言股东会是更好的权利行使主体,董事会往往面临着重大利益冲突,此时董事会的决议可以取代股东会的决议更好地代表全体股东的利益,这是存在重大疑问的。股东作为公司的出资人和公司的所有者,承担着公司运营的最后风险,可以说,没有人能比股东对自身的利益作出更好的判断。虽然股东会可以将一部分经营权转移给董事会行使,但是这种非基础性权利的转授并不能动摇股东会在“股东会中心主义”理念下最高权力机构的地位,对于公司根本性问题的决策仍然必须属于股东会的核心权利范围。[11]在我国,《公司法》坚持“股东会中心主义”模式,将董事会的角色定位为战略管理。[12]在该模式中,立法者特别强调体现股东整体意志的股东会权利,使得董事会成为股东会决议下机械的、消极的执行者。[13]董事会不仅仅要对大股东负责,还应当对全体股东负责。也就是说,对全体股东特别是大股东之外其他股东利益的保护,是董事会的当然职责,也是判断股东会授权董事会行使权利是否正当的基础。如果该类授权将危及中小股东利益,作为中小股东投资预期保护基础的股东会与董事会之间的权利基础结构就不得随意改变。
  对我国而言,有必要继续坚持“股东会中心主义”的公司治理模式。因为,“股东会中心主义”始终坚持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作为公司的价值取向和司法原则,强调保护股东特别是小股东的利益,即使在“利益相关者”理论盛行的今天,仍然没有被真正颠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仲继银就曾在《商务周刊》中肯定“股东会中心主义”对于股东和资本市场的意义:“被实践检验了几百年的,还是‘股东利益至上’原则,它不完美,但至少是有效的、次优的。‘股东利益第一’原则和‘管家精神’背后,是资本主义社会对创造一个企业所需的创新、冒险精神的尊崇,和对私有财产权的尊重,是历史上一系列经验教训换来的。”[14]为强化中小股东利益保护政策,在坚持“股东会中心主义”的公司治理模式的同时,也应将股东会与董事会在基础权利配置上的基本结构作为股东会授权董事会的自治边界。当然,此种边界效力程度则是另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二)股东会与董事会职权分配中的基础性权利与经营性权利
  1.从公司法规范双重属性看股东会基础性权利的判定
  从实证角度考察,公司法规范具有双重性。一是技术层面的组织属性。公司法首先是作为商事组织法而存在的,表现为公司设立的条件和程序、组织机构、权利配置等,目的在于建立并完善公司的法人组织,赋予公司独立性人格,以便其能够有效参与市场行为。虽然各国立法对于公司的组织设置各有差异,包括在独立董事制度、监事制度上存在不同的选择,但大体上是一致的,股东会和董事会都是公司中最基础的机构,分别掌握着公司的所有权和控制权。20世纪以来“两权分离”的发展趋势,验证了公司制度是有效率的,也反映了公司鲜明的组织属性。[15]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为平衡股东会和董事会的关系、稳定公司的组织结构,各国公司法将公司的权利分为基础性权利和经营性权利,而分类的基础主要是股东的所有权和董事的控制权,因此在分类方式上基本相同。例如绝大多数国家的公司法都会把公司兼并和新设合并的权利归属于股东会。我国《公司法》也要求公司合并、分立必须经过股东特别多数决议;《英国公司法》强制规定在对于公司兼并、分立及相关行为上需要获得75%以上参会股东表决权的股东同意。[16]即便在倡导“董事会中心主义”的美国,绝大多数州(包括特拉华州和采用《修正商事公司示范法》的州)也要求由发行在外股份总数的简单多数批准公司兼并或者其他组织变更。[17]
  其二是政策属性。任何立法都是立法者基于特定立场选择的结果,以技术属性表现出的公司法规范只不过是备选的方案而已。由于立法政策定位不一致,权利配置上的最终选择立场也会不一致。结果是,某个国家或者地区公司法中的基础性权利可能被另外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界定为经营性权利,某个国家或者地区公司法中的经营性权利可能被另外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界定为基础性权利。这就导致了在不同的国家,股东会决策权中的基础性权利和经营性权利的范围会有所不同。因此,在界分基础性权利与经营性权利时,我们应重点关注各国特殊的立法偏好。
  以崇尚“董事会中心主义”的美国为例,《示范公司法》第8.01条(b)款规定:“所有公司权力都需要由董事会行使或由董事会授权行使,公司的事务也得在董事会的指导下经营管理,但董事会的这些权力受到公司章程明示限制的约束或受由7.32条认可的股东协议的约束。”[18]《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141条(a)款规定:“除非本法或公司设立章程另有规定,公司的业务和事务应由董事会管理或在其指导下进行管理。”《法国公司法典》规定,董事会享有在任何场合代表公司活动的广泛权力;除了法律明文规定属于股东大会的权力,董事会在公司目的范围内行使这些权力。1950年日本修改商法,重新配置公司机构之间的权利,废除了股东会有权决定公司一切事务的内容,将其权利限制在法律明定和章程约定的范围内,而公司其他所有的经营管理权都属于董事会。[19]
  从上述各国法条可以看出,在“董事会中心主义”的国家,坚持的理念就是“法(章程)无禁止即有权”,股东会只享有在章程和协议上明示列举的权利,除此之外法律将公司所有的“剩余控制权”都交由董事会行使,股东会权利的终点就是董事会权利的起点,[20]这大大扩张了董事会的权利,缩小了股东会的基础性权利。
  鉴于我国《公司法》坚持的“股东会中心主义”模式,同时大多数公司的股权比例高度集中,加之《公司法》对于控股股东信义义务规定上的缺失和董事信义义务在实践中的忽视,我国小股东的利益难以得到很好的保障。因此,在股东会基础性权利的判定上,应当向作为弱者的小股东利益进行倾斜,适当扩大此类权利的范围,做出有利于保护中小股东的解释,以保护好股东会的专属权利。
  2.我国股东会决策权中的基础性权利与经营性权利
  公司兼并、分立、董事选举、章程变更、关联交易等涉及公司结构形态改变的攸关股东根本利益的基本事务决策权,反映了股东利益的核心地位和股东作为出资人对公司的最终控制权。基于“股东会中心主义”以及强化中小股东保护的政策理念,我国《公司法》直接将这些权利界定为股东会的基础性权利。这些规定,一方面体现了对股东倾斜性的保护,另一方面是基于信义义务特别是大股东信义义务的考量。
  需要注意的是,在《公司法》第37条以及其他条款规定的股东会多项权利中,除上述基础性权利外,还存在其他的权利。这些其他权利是否都不属于基础性权利呢?该如何判断是否属于股东会基础性权利?
  比如,《公司法》第37条第1款第1项“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该权利在某种意义上属于股东会的基础性权利,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可能不一定是。2004年6月,某集团公司在股东会上经96.92%表决权同意修改了公司章程,将股东会职权从“决定投资计划”修改为“决定重大投资计划、单项重大投资(达公司净资产15%以上的)”,从而将部分投资决策权间接授权董事会行使。作为公司股东,周某认为这种间接授权行为违反《公司法》规定,侵犯了股东权利,要求认定该章程修改行为无效,故提起诉讼。一、二审法院都认为,该公司修改公司章程的行为并不违反《公司法》,属于公司的自治范围,也没有侵害周某的股东权,据此认定章程修改有效,驳回了周某的起诉。[21]《公司法》第37条第1项规定,股东会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第46条第3项又规定董事会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然而,“经营方针”和“经营计划”,“投资计划”和“投资方案”的区别又在哪里?“经营方针”、“投资计划”相对“经营计划”、“投资方案”而言,更加宏观和抽象,经营活动中一般只有涉及公司根本性利益时,才是指“经营方针”,属于股东会的基础性权利,而其他的经营行为应当都被认定为“经营计划”,属于董事会经营性的权利;而“投资计划”相比“投资方案”的主要区别在于投资的数额上,《公司法》上的模糊规定为股东会授权提供了一定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本案将股东会的基础性权利限定在达到公司净资产15%以上的投资计划,实际上是将公司净资产15%以下的投资计划间接地授权给董事会行使,相对而言,公司净资产15%以下的投资计划,不会对公司的基础权利结构产生重大的影响,处于股东会基础性权利和经营性权利的边缘。
  再例如,出售公司重大资产的权利。一般而言,资产出售属于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行为。但在特殊情况下,资产出售的性质将会发生变化。此时就需要结合大股东的信义义务对权利的性质进行重新界定。对公司而言,一旦实质性或者关键性资产被出售,对大多数股东而言,分配资产出售收益、等待解散几乎成了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如果资产购买者继受了资产出售者的债务,那么这种伴随着公司解散的资产出售行为就几乎与公司并购行为具有相同的法律效果。同时,小股东在公司重大资产出售事项的信息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称性,他们无法具体清晰地了解公司的所有资产,更不可能进入到资产出售的实质谈判,而大股东在公司重大资产的出售中存在着巨大的利害关系,并且能够利用手中的控制权操纵公司的资产购买与出售,一旦将出售重大资产的权利授予董事会行使,大股东就可以轻易地通过低价收购公司股权,再以高价向控股公司转移不良资产。草原兴发案就是一例典型。[22]
  因此,许多国家将出售公司全部或者实质性资产界定为必须经过股东会批准的公司重大行为。例如,美国特拉华州要求特别大宗的公司资产出售获得股东会批准。[23]我国立法也有所体现,《公司法》第104条规定,如果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的金额超过上市公司资产总额百分之三十的,必须由股东大会决议,并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可见,公司重大资产出售事项,其性质已经涉及了公司的结构性变化,而且大股东和董事在该事项中又存在严重的机会主义风险,为了维持权利配置的基础结构,应当将公司的重大资产出售与购买纳入到股东的基础性权利中来。此外,我国《上市公司章程指引》还特别将一些权利界定为上市公司股东会的基础性权利,并且明确要求不得由股东会授权给董事会行使。根据该《指引》第40条,聘用、解聘会计师事务所作出决议、审批较大数额以及存在关联关系的担保、审批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审议股权激励计划等权利由股东会行使,并在注释中禁止这些事项的股东会授权。虽然《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并非正式的法律文件,但在其成为上市公司治理习惯的场合,我们或许可以作为判断上市公司股东会基础性权利的法源依据。
  因此,我国股东会基础性权利的范围不应当仅限于《公司法》第37条,基于我国“股东会中心主义”和信义义务的考量,建议将重大资产的购买与出售、聘用和解聘会计师事务所、审批较大数额的担保、审批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审议股权激励计划等权利纳入到股东会的基础性权利中。
  当然,这并非意味着经营性的权利就能够随意地授权给董事会行使。首先,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只有在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享有这些职权时董事会才能够行使。也就是说,授权应通过变动公司章程的决议的方式来做出,而不能够通过一般的决议来做出。显然,即使是一般性经营性职权的授予,也要求经由股东会的绝对多数决表决机制来实现。其次,对于涉及利益冲突的职权授予,可能需要特别机制予以保障,比如董事忠实义务豁免审批职权的授予,需要遵守《公司法》在特别立法政策背景下的特别规定。其三,由于股东会与董事会之间职权配置基础结构涉及合同法与公司法两大法域,应同时解决变动涉及的两类法律问题。比如,涉及股东交易基础合意变动的,需要根据合同原理处理,而非简单的公司法上的一致决议。如果合同有特别约定的,还要遵守合同的特别约定。这些内容,涉及股东会与董事会权利配置基础结构的正当变动问题,我们将在下一个部分再行讨论。
  三、股东会与董事会权利配置基础结构的正当变动
  维持权利配置基础结构是股东会授权董事会职权的基础性原则,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公司不得通过股东会决议特别是修改章程决议的方式将股东会的职权授权给董事会行使。在这里,我们只是强调思考涉及变动正当性的诸多问题。股东会的基础性权利在通常情况下是不能授权的,但在例外情况下也是可以授权的,那么这样的例外情况是什么?需要哪些程序性机制来配套实施?与非基础性权利结构的程序要求有何不同?股东会基础性权利和非基础性权利的区分规则是什么?对于非基础性权利,是否一概都可以授权?这些问题,归纳起来不外乎正当程序机制和信义义务机制两个方面。
  (一)正当程序机制
  除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之外,股东会将其他权利授予给董事会行使是可能的。当然,为保证公司的基础权利结构不受侵害,确保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得到有效保护,基础性权利和非基础性权利的授权程序应当有所不同。因此,权利配置基础结构维持原则的运用不仅需要实体上的判断和选择,也需要相应程序机制的配套实施。虽然授权的效果满足实体性的要求,但是违反了程序上的规定,这种授权效力是有瑕疵的,至少是可撤销的。换言之,超出了程序正当性边界要求的授权也是有问题的。我们在运用权利配置基础结构维持原则的过程中,需要结合程序正当规则,作为授权有效性的前提性标准。程序正当规则主要包括授权方式、表决比例以及退出机制三方面。
  1.授权方式
  根据我国《公司法》第46条规定,董事会享有公司绝大部分事项的经营权;同时,根据该条第11项的兜底性规定,董事会还享有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从程序上看,我国《公司法》对于股东会授权董事会该采取何种程序并没有明确规定,只是间接地表明,董事会享有的其他权利来源于章程规定。从严格的文义解释看,董事会根据兜底性授权而享有的职权应当由公司章程明确规定的方式来体现。
  但是,《公司法》的该规定是否得到有效遵守尚存疑问。中国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颁布的《证券公司治理准则》就规定,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可以通过公司决议或者章程规定两种方式来实施。对照《公司法》第46条的立法本意似乎可以认定,《证券公司治理准则》的该规定有明显违背上位法的嫌疑。有意思的是,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则严格地遵守了《公司法》第46条的立法本意。《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7条明确规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对于董事会的授权应当规定在公司章程中,并且将授权内容明确具体化。
  在现实中,非上市公司特别是有限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行使基础权利存在较多的随意性。诸如,股东会常通过一般决议而非修改章程的方式授权董事会决定是否分红、是否增资扩股、甚至决定是否修改公司章程等。对此,应当从程序正义的角度保持警惕。
  当然,我们也不能将股东会通过非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的方式授予董事会行使职权的做法都认为是违背程序正当性的。例如,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在2016年对董事会授予了有关投融资事项、管理事项等方面的权利,紫光学大在2016年通过股东大会决议授权董事会办理非公开发行A股的相关事宜。从操作实际看,这些事务实质上是具体的管理性事务,不属于基础权利配置结构中的权利涉及的事务。股东大会批准了公司的融资决策后,具体事宜的经办当然由董事会领导经理去落实,本不需要再对董事会做出授权。即使要授权,最快的授权方式就是股东会决议,如果对于任何一项经营性权利的授权都要通过章程来修改通过,那么将浪费大量的时间、人力和物力,与授权董事会追求效益的初衷背道而驰。即使是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参考文献】

{1}罗培新.公司法的合同路径与公司法规则的正当性[J].法学研究,2004(2).

{2}甘功仁,史树林.公司治理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邓峰.中国法上董事会的角色、职能及思想渊源:实证法的考察[J].中国法学,2013(3).

{4}钱玉林.股东大会中心主义与董事会中心主义——公司权力结构的变迁及其评价[J].学术交流,2002(1).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227634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共引文献】
【引用法规】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