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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评论》
中国古代“文字文化形态”政法秩序建构的历程与意义
【副标题】 媒介变迁视角【作者】 魏建国
【作者单位】 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分类】 中国法制史
【中文关键词】 中国古代;政法秩序;口语文化;文字文化;媒介变迁
【英文关键词】 Ancient China; Order of Politics and Law; Oral Culture; Literate Culture; Media Changes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5
【页码】 187
【摘要】

口语文化政法秩序向文字文化政法秩序的媒介形态变迁,构成了中国古代宗法制向官僚制转型发展的重要一环。中国古代文字文化形态政法秩序的建立与认同,是经由秦朝过渡,汉代奠基,隋唐发展,到宋朝时期才真正确立。文字文化形态政法秩序对传统中国影响深远,表现为传统中国的政治合法性一直依赖于文字文化叙事;传统中国的国家运转一直依赖文字文化组织;传统中国的国家认同一直依赖于文字文化建构。立基于口语文化向文字文化的媒介文化转型视角,不仅可以拓宽宗法制向官僚制转型发展的研究领域,也可以为我们认知宗法制向官僚制转型发展增加一种新的见解。

【英文摘要】

The media changes which was from oral culture to literate culture, have bee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artwhich the patriarchal system transformed into bureaucratic system in ancient China. The establishment and recognition on the order of politics and law which was based on the ancient Chinese literate culture, was converted in the Qin Dynasty, founded in the Han Dynasty, developed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and eventually established in the Song Dynasty. The form of liter-ate culture had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order of politics and law, and it revealed the political legitimacy always depended on the literary narration in the ancient China. Ruling ancient China relied on the literate cultural organizations all the time, andthe recognition on the ancient China always depend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iterate culture. The perspective of media chan-ges from oral culture to literate culture may not only broaden the field which the patriarchal system transformed into the bu-reaucratic system, but also provide a new understanding on relevant academic research.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7279    
  
  

近些年来,法史学界对于中国古代宗法制向官僚制转型的研究成果可谓丰硕,不过仍然存在可以探究的学术空间。我们知道,宗法制的社会规范主要表现为口语文化的“礼”,官僚制的社会规范主要表现为文字文化的“法”。由此,口语文化政法秩序向文字文化政法秩序的媒介形态变迁便构成了宗法制向官僚制转型发展的重要一环,也是理解宗法制向官僚制转型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本文拟对中国古代“文字文化形态”政法秩序建构的历程及意义进行考察,意在加深对中国古代宗法制向官僚制转型发展的深层文化理解。

一、秦朝在“文字文化形态”政法秩序建构中的过渡作用

周秦转型对理解中国古代宗法制向官僚制转型意义重大,可以说“探索秦至清两千年间中国社会结构的锁钥即是周秦之变。”[1]研究周秦转型,首先要认识周朝政法秩序的性质和特征。从媒介视角来看,周朝政法秩序是一种口语文化秩序。这是因为周朝时期的文字技术仍有很多局限性,商代后期和周朝时期人们把字铸刻在青铜器钟鼎上,这就形成了金文,但由于钟鼎一般体积重大,难以移动,一般不许长距离、长时间运输,很难系统地用于政务或法律活动之中。这就决定了周朝的政法秩序主要是口语文化秩序而不是文字文化秩序,周朝政法秩序是嵌入在口语文化的礼乐之中的,即在周公的主持下,对以往的宗法传统习惯进行整理、补充,厘定成一套与口语政治秩序相适应的典章、礼节仪式。

在此,世界观和媒介观受文字文化高度塑造的现代人需提醒自己注意,我们不能以文字文化的世界观和媒介观去研究和认知周朝口语文化的秩序与文化体系,这会遮蔽对周朝政法秩序及文化的深层认识。认识周朝政法秩序,关键是要清晰其口语文化特征或属性。可以说,认识到周朝政法秩序的口语文化特征或属性,实即认识到了礼乐秩序的特征或属性。礼乐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口语文化 政治形态的表现形式。“这是一个音乐、神话的世界和全身心浸染其间的世界。”[2]并主要通过“讲家史、神话、传说、唱歌等形式传播其相对稳定的社会价值观”。[3]由此,我们可以窥见出周朝政法秩序的深层口语文化特征:第一是现场性。声音会消亡,在古代社会让声音停止并得以保留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口语文化产生强烈的现场性,现场性不仅具有审美情趣,更是旨在制造文化认同,口语化的现场性是沟通(人与神之间,人与人之间)和强化秩序及整合社会的方式,即“口语交流使人实现群体团结”。[4]第二是位置性和等级性。在口语文化的交流形式中,“位置”的是很重要的。严格来讲,相对偏爱距离近的,因而会在口语文化中塑造出的社会等级和秩序的归属关系。“在传统社会中,由于传播以口头形式存在,……社群的形成来源于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互动,而社会生活存在的基础则是传统、等级制度以及阶级地位。”[5]第三是音乐性。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需要一些辅助记忆的手段,音乐组织方式是口语文化的必然。“口语社会的关键是记忆。记忆把诗歌—音乐朗诵和表演活动转化为创造和再造社会化自我的承载手段”。[6]第四是血缘性和家族性。口语在家族中学会的,政法秩序及共同体认同因而体现着一定的血缘性和家族性。第五是老人性。口头文化中,最受崇敬的是人的经验和记忆力,“知识来之不易、非常珍贵,所以社会就非常尊重阅历丰富的老人,他们对保存知识负有特殊的责任,他们熟悉并能讲述祖辈传下来的古老故事。”[7]

在周朝口语式政法秩序的全盛时期,礼乐秩序的治国观念被人们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参考架构,具有不证自明的构成性与合理性。然而,随着春秋以降,周朝口语文化政法秩序的不足逐渐暴露出来。首先,口语文化的政法秩序难以建立和维持大一统需要。传统中国有大一统需要:一是中国古代的农耕文明主要位于河水经常泛滥的黄河中下游,二是北方游牧民族给中原农耕民族带来了持续的威胁。[8]但周朝的口语政法秩序不足以构成大一统的制度条件。其次,随着统治疆域的扩大,口语化的政法秩序也日渐不敷应用。口语文化的周朝政法秩序强调通过“聚会”来强化人们对自己在世上位置的理解,以维持人与人的关系的情感场或伦理共同体,而随着统治疆域的扩大,经常性“聚会”变得日益困难,这便使得周朝口语式现场性政法秩序的权威性、有效性和合法性在下降,并日益遭到破坏,体现为“礼废乐坏”。[9]对此,孔子等人主张“正名”以维护周礼,进而结束这一“背礼”之世,但孔子鞍马劳顿之劳最终也是无疾而终,这也表明口语文化的失序无法以口语文化的方式解决。因此,周朝的“礼废乐坏”仅仅根据其政法秩序本身也许无法说明其实质,而是需要从口语文化媒介的不足来其探讨衰败原因。对此,笔者认为柳宗元的概括是非常准确的:“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10]

周朝口语文化政法秩序的不足暴露后,中国古代国家治理面临的最主要任务是如何通过文字媒介改造和重建一个新的政法秩序。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政法秩序已处在口头文化向文字文化的过渡之中。经过文字文化技术的发展和成熟,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文字的功能开始由祭祀文本向行政管理发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即是公元前536年郑国“铸刑书”和公元前513年晋国“铸刑鼎”,随后是邓析“竹刑”。当然,在这里最重要的文字技术突破,是竹简的出现。竹简是我们的祖先经过反复的比较和艰难的选择之后,确定的一种文字文化传播与保存载体:其一,竹简上的文字书写不再是刀刻的方式,而是用毛笔蘸墨书写,加快了书写的速度。其二,竹简是每片写字一行,将一篇文章的所有竹片编联起来,称为“简牍”,序列感增强了。同时,竹简承载的信息量也大,这就为人们的认知及法律制度由口语空间进入文字空间创造优越条件。其三,和青铜器相比,竹简是轻便的可跨越空间携带使用,书写材料从青铜器变为竹木简牍,文字文化传播的范围大为扩展。其四,春秋战国时,人们开始在竹简或缣帛上写字,但缣帛用蚕丝织成的价格昂贵,一般人是用不起的,竹简确较为普遍和便宜。史实表明,中国古代政法秩序因文竹简的出现而发生了重大变化。可以说,秦朝正是很好地利用了竹简而成就帝业,没有竹简媒介,秦建立“科层制国家”和统一中国是不可能完成的。我们知道,“商鞅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建立一个能够对其全部人口实施总体控制的中央集权的科层制国家”,[11]而其完成是离不开文字技术竹简的支持。

可以说,秦帝国是文字媒介——竹简的孩子,秦帝国凭借文字媒介——竹简,改变了政法秩序的组织形式增强了组织能力,这在军事、行政的组织到管理方式上均有反映,这也成为秦国战胜其他诸候列国的关键力量。在秦国统一中国前后,秦依然非常重视文字文化的整合作用与统治作用。秦国兼并六国后立即下令统一文字,即书同文。书同文主要是指在公文中全面废除使用青铜器文字的大篆,而是以秦国竹简所使用的隶书为基础,“秦王朝实际上是以隶书统一了全国文字。”[12]“秦始皇帝改革文字的更大功绩,是在采用了隶书。”[13]隶书一般分为秦隶和汉隶,秦隶是隶书的早期形式,隶书把小篆弯曲的线条改为平直的笔画,从无角变成有角,字体进一步简化以便于在竹简书写,进而使得书写速度大为提高,同时也增强了文字的易读性。在此,我们首先要清楚,书同文本质上是新政法秩序建构的一项关键措施,或者说是新政法秩序的一种标志。正像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书同文字’的文字学意义是有限的,我们不能根据字面含义一般性地地理解‘书同文字’,而应用历史的眼光透析其内涵。书同文字固然有着统一文字形体的内容,但更主要的是统一官府文书、法律文本的格式、程序、文体、称谓等。”[14]严格意义来讲,秦始皇是中国第一个文字文化王朝的皇帝,他废除了口语文化的礼乐秩序,开创了文字文化的成文法秩序,即“书写成为权力的媒介。”[15]这也表现在,秦王朝通过文字文化建立了新的政法组织形式和新的政法机构,尤其是通过便携式的竹简将秦中央的制度、法律和政策从权威中心传播到遥远的地方,形成一种帝国治理。《汉书·刑法志》就曾有载,说秦始皇每天披阅的公文重达一石(约合今120市斤)。另外,文字文化政法秩序的发展与统一,也需要相应的邮驿制度来支持,用文字文化进行交流的越多,越需要邮驿制度。秦统一之后,便开始修驰道、通水路、去险阻,建成了以“驰道”为干线的全国交通网,《汉书·贾山传》载:“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交通网络延伸的同时,邮驿系统也得到了建立与发展,秦王朝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套完整的邮驿系统。并且,秦王朝也制订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邮政法”——《秦邮律》,其中规定了有关文书、驿制、邮驿等各个方面的法律。秦帝国的邮驿系统成为文字文化政法秩序的大动脉,中央与边陲地区之间政治信息的流动是在一个高效的邮驿系统的帮助下进行的,帝国的邮驿系统在负担信息传播任务的同时,也成为帝国的象征。

事实上,在秦朝实现突破后,文字文化便成为中国古代各王朝组织和营造地域国家的基本方式。并且,从秦朝起,人们逐渐在法权思想上摆脱了口语文化的桎梏而进入到了地域国家和文字文化国家想像,这也是“百代皆行秦政法”的实质。或言之,秦王朝之后,其他王朝或是采用儒家或是采用法家,但是无论采用何家都要发展和鼓励文字文化,文字文化始终是王朝组织国家治理和建构国家认同的源泉。所以说,“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16]土豪我们做朋友好不好

二、汉朝在“文字文化形态”政法秩序建构中的奠基作用

文字文化形态政法秩序的观念建构与夯实,发生在汉朝。如果说,文字文化在秦朝是工具性的,那么在汉朝则是构成性的。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文字文化形态的政法秩序不仅仅是一套制度形态的东西,而更是一套观念形态的东西。受文字文化的影响,汉朝带来了国家和政治合法性的重塑与政法秩序观念模式的再造,先前周朝口语文化下的国家和政法秩序原理被颠覆。汉朝之所以成为中国不断回溯的文化源头,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于汉朝是中国文字文化形态政法秩序观念构成的开始。而从文字文化媒介来理会和研究汉朝的政法秩序,就会真切感受到文字文化问题并非只是单一的语言学问题,而是已经涉及到了新政法秩序建构与认同诸多方面。

1.文字文化使得国家认同呈现出一种非人格形态。

在口语文化和文字文化中,国家组织的形态及其认同方式是不同的。周朝的国家观和国家组织形态是生成于口语性秩序中,而在口语文化里国家常常是用君主来表征的,就有学者指出,“‘国家’一词,最早见于西周文献。在《今文尚书》19篇《周书》中,‘国家’一共出现过2次,分别出自成王和周公之口,均采取‘我国家’三字连用的方式,……都是商周最高统治者用来描述自己王国的用语,还不属于公共语言。”[17]并且,口语文化的国家和君主都缺乏抽象性、普适性和开放性,当然公共性也不足。另外,口语文化的国家认同也主要基础于“家国同构”。史实表明,“商周时,制度设计的最大特点就是家国同构,对王室来说,‘家’就是‘国’,‘国’就是‘家’,两者是一回事,用‘家’来指代‘国’,或用‘国’来指代‘家’,抑或干脆‘国’‘家’连用,所指在本质上都没有差别。”[18]

从汉朝开始,文字文化重构了国家组织形态和国家观。受文字文化形态话语的影响,汉朝国家观抛弃了口语文化的人格形态。在口语文化里,国家构成往往是以宗法制的族长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文字文化使得效忠对象从具体人格转变为抽象和文字文化合法性的国家观。也就是说,文字文化往往会使得一个说话的、活生生的君主制国家观,变成了一个文字化的,抽象的、制度化的国家观。在口语文化国家组织中常常谈及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在文字文化国家组织中这种逻辑显然是不严格的,事实上在文字文化国家组织中“齐家”并不一定能“治国”,能“治国”也不一定就会治家,因为二者的文化逻辑和媒介逻辑是不同的:“国”的媒介基础是文字文化,“家”的媒介基础是口语文化。也就是说,在文字文化国家中虽然“家”与“国”相互勾连,但实际上二者又各指向了不同的层面,“国”也不是由“家”自然而然可以推导出来的。由此也使得文字文化能够颠覆口语文化中君主的产生方式,使得皇帝的产生有了一定的开放性,而可不问出身。皇帝可不问出身,一方面是因为文字文化使得“家”与“国”在组织形态出现了分离。另一方面是因为新君主是用文字文化——而非血缘——构想出来的。事实上,《史记》里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还有彼可取而代之”,就反映了从司马迁这个时代开始,皇帝变得可不问出身。如,在刘邦之前,秦始皇是秦国的王族出身,刘邦之后,即皇帝不问出身。而到了明朝,集还俗和尚、流浪汉和乞丐等身份于一身的朱元璋做了皇帝。皇帝可不问出身也为了少数民族进入中原统治创造条件。

文字文化国家建构逻辑的进一步使然,便是使得出君主和王朝只是代表了国家固有秩序的一个符号和一个阶段,是可以换的,但国家是不可换的。就像欧洲的国王“双体论”一样,国家也有“双体”:自然体和政治体。在此意义上,自然体的君主和王朝可以死、可以换,但作为政治体的国家永存,这正是文字文化国家的特征所在。事实上,文字文化国家观也使得君主和王朝在角色和功能定位上,也一直存在着巨大的内在紧张:一方面,君主和王朝承担着国家管理与服务职能,其身份客观上包含公共性的品质和内在要求;另一方面,君主和王朝又是自然体的,这必然存在私心。这必然导致君主和王朝时时刻刻纠缠于私人利益与国家公共利益的矛盾之中。对此,董仲舒设计了君主治理天下必须遵循天而法古的法则,假如君主滥用权力,有悖天道,天就会给予责罚,这就是所谓“天谴”说。董仲舒说:“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19]这种认知思维定势累积深厚,形成了“革命”意识,即王朝的合法性仰赖于‘天命’(上天之授权),“这种天命在统治严重失误时能被收回,而统治失误的证据则为洪水、饥荒等等。”[20]但反抗方式不是重建国家而是通过暴力换君主和王朝,“革命”不是指向未来的某个目标,而是一种返回和恢复,这就是“汤武革命”的含义所在。造反、起义和革命统统被吸纳进秦汉以后传统中国政法传统的结构框架之中,构成了传统中国政法秩序的内在组成部分,甚至是保证传统中国政法秩序的重要手段。自汉以后到淸代每两三百年,中国社会便发生多次王朝变更,但每一次王朝变更和解体时,国家意识都会在失序的社会中巍然屹立,并成为修复和重建王朝的重要力量。换言之,古代中国虽然经历过无数次的朝代更替,君主和王朝一再被颠覆,但国家的权威结构、超越性的合法性渊源和非人格化象征却从不曾被动摇过。这也是文字文化国家观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2.文字文化使得政治合法性呈现为一种文字文化叙事与建构。

一般说来,当国家的构成由口语形态转变为文字文化形态后,文字文化便担负起建构和解释有关国家和政治的合法性问题。这是文字文化国家的产物,或言之,文字文化国家牵引出一种全新的合法性,即由文字文化所建构合法性。中国古代这种由文字文化建构合法性,并最终与历史叙事合为一体应该是由汉朝所奠基的。作为不争事实,《史记》打破了旧的国家口语化的合法性建构方式,而将合法性建构在历史叙事和文字文化之中。由是,文字文化的历史叙事开始成为合法性的建构者,可谓前无来者,后续有待。这对以后的中国政治合法性和王朝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建构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也即,“自秦汉开始,正史编纂成为一项政府职能。司马迁在《史记》中创建的历史叙述模式被作了一些改动后,成为后世朝代史志的范式。传统的中国编年史学关注宫廷发生的事件和统治者的想法,并带有一种有力的政治宣导和道德说教。”[21]汉以后合法性大体存在于各个王朝所建构的历史叙事中,或言之合法性活在历史叙事的典章史册之中,这既是一个合法性的建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合法性的不断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可以说,每部王朝所编撰的历史首先是一部如何书写自身合法性的历史。正因为传统中国,文字文化的历史叙事能够源源不断地产生意义和合法性,便不再需要宗教或超越现实世界之外的额外解释来建构政治合法性。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中国有个以历史为本的精神世界,或者说,历史乃中国精神世界之根基。这一点应为众多学人之共识(不排除有不同看法)。以历史为本的精神世界很少见,极可能唯此一例。”[22]“中国文化区别于各大‘文明’的一个独特面向,就是对历史的特别看重和史学长期具有特殊的地位(史为近道之学)。甚至可以说,如果不了解史学的独特性,就不能真正了解中国文化。”[23]

史实表明,口语文化政法秩序向文字文化政法秩序转型的重大成果,便是文字文化叙事与建构成为政治的合法性基础。这当然得益于文字文化的出现,文字文化可以实现合法性从社会组织中相对独立出来,不随王朝变更而解体,这种机制恰恰是文字文化所特有的。可以说,只有经过文字文化突破,政治合法性才不再局于某一王朝、某一时代的政治合法性,可以超越于具体时间和王朝认同。此后,文化中国因文字合法性的建构而获得肉身与灵魂,由此中国历史超越了地方性、王朝性而进入一个普遍的文化大一统时代。事实上,汉以后政治合法性大体存在于一个文字文化叙事与建构之中,文字文化的合法性既是中国政治合法性与根据的来源,也是设计王朝合法性的某种模板和构成。所谓“秦汉无古”所讲的,正是只有经秦汉后所形成的文字文化合法性。换言之,从秦汉延续至清朝的中华帝国是由承受天命的天子和由士大夫阶层主导的文化构成体来统治的,无论是农民起义所取得的政权,还是其他形式的改朝换代,都传承了这种合法性,而官僚队伍也是依靠这种合法性组织起来进而运转的。可以说,文字化叙事的二廿史就是中国的合法性,就是文化中国的宪法,王朝合法性是要受到这种合法性规制的。在文字文化叙事的合法性下,王朝更替后合法性的获得往往诉诸于历史传承或对这种历史传承的积极建构,这也许可称之为王朝合法性的“史授”。文字文化合法性其实是古代中国最为根本的宪制构成,它是不受改朝换代影响的,因而能成为中国政治结构超稳定的文化基础。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除了像五胡乱华、蒙元入主中原以外,中国国家及政治之所以保持连续性,就与这种合法性有关。

3.文字文化使得文官制度在汉朝开始形成。

与秦朝相比,汉朝官吏选拔制度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表现为“察举”和“征辟”取代了秦以来的军功爵位制度,尤其是将仕进制度与教育制度紧密结合,并以儒家学为指导,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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