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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浙江社会科学》
核心价值观的司法适用实证研究
【副标题】 以276份民事裁判文书为分析样本【作者】 周尚君邵珠同
【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政法大学地方立法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助理研究员}
【中文关键词】 核心价值观;民事裁判;说理;双向塑造【文献标识码】 DOI:10.14167/j.zjss.2019.03.005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3
【页码】 39
【摘要】 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转化为法律语词,构成了民法的基础规范。对裁判文书统计分析表明,核心价值观在民事裁判说理中的适用呈现逐年递增、区域级差、层级下移以及简易程序适用、独任制适用、家事案例适用等特点。通过类型化分析发现,适用方式有单独适用和复合适用,适用功能有价值宣示、教育说教、补强说理和说理依据。规范缺失导致适用方式混乱、功能定位不清,甚至出现裁判说理向核心价值观这类一般条款逃逸的问题。核心价值观适用的正当性源于法律与政治的双向塑造、核心价值观的法律规范转化以及裁判说理中凝聚价值共识的客观需求。在适用过程中,只有坚持依据次序化、目的解释明晰化和语言修辞通俗化,通过裁判说理将核心价值观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才能使核心价值观条款助益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5278    
  引言
  2017年3月1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与民事主体、关系、秩序和社会发展要求并列的立法目的列入《民法总则》一条。2018年4月2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以下简称《英雄烈士保护法》)对《民法总则》185条“英烈保护条款”进行了精细化规定,并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立法目的列入第1条。2018年,“医生电梯内劝阻吸烟案”首次直接适用《民法总则》核心价值观条款进行裁判说理。该案二审判决书明确提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民法的立法宗旨,司法裁判对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应当依法予以支持和鼓励,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关于核心价值观融入民事裁判说理,有学者认为可以通过解释、论证、修辞等方法融入或者通过民事诉讼文书样式实例评注这类有形载体平台推动,[2]这些观点从宏观层面和法律方法论角度提出了融入的基本路径,对于在民事裁判说理中恰当适用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有益借鉴。然而,既有研究对核心价值观的分析局限于规范和政治解读,缺少政策适用性分析和经验实证研究。鉴于此,我们力图通过对276份裁判文书进行量化分析,深入探究核心价值观在民事裁判说理中的适用样态,论证其适用类型、特征与逻辑,进而针对适用方式和适用功能混乱的问题,提出机制优化对策。
  一、核心价值观的适用样态
  为展现核心价值观在民事司法裁判中适用的具体样态和基本分布,我们选取的判决书在说理部分均含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词,经筛选后获得有效文书276篇。[3]
  (一)时空分布:逐年递增,区域级差
  数据显示,判决书在时间上呈现逐年递增的总体趋势。利用统计软件分析现有数据,可以得出明显递增的裁判年份线性分布样态(如图1所示)。从案号年份的增长情况来看,2015年判决书相较于2014年的增幅为245%,2016年文书相较上一年度的增幅为355%。为了在人民法院工作中加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高人民法院出台法发〔2015〕14号文件,从坚持平等保护、捍卫公平正义、弘扬法治精神、鼓励诚实守信、维护公序良俗等十一个方面提出指导意见。[4]2016年3月和8月,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公布弘扬核心价值观的典型案例,强调充分发挥司法裁判对社会价值的重要示范引领作用,促进诚信经营、诚实守法、诚信诉讼,弘扬家庭美德、社会公德、公序良俗。[5]上述文书巨幅增长的时间节点与最高人民法院的发文时间相吻合。这表明了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出台指导意见、发布典型案例等方式推动了核心价值观在民事裁判说理中的适用。
  在空间分布方面,样本文书总体呈现地域性集中的特征。四个地区的判决书数量相比较,中部地区数量(123篇)明显多于东部地区数量(74篇)、西部地区数量(49篇)、东北地区数量(30篇)。统计数据表明,样本判决书的地区分布与全国民事案件的地区分布不存在相关关系。其中,湖南省相关判决书数量为74篇,占比达26.8%,而北京市、天津市和广东省共有17篇相关判决书,上海市的文书数量为0篇。核心价值观适用于民事裁判说理不具有强制性要求,并且缺少相应的具体适用规则。这导致各地法院适用核心价值观的态度不一,具体适用方式也迥然不同。个别法院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词呈现模板化的倾向,比如在不予支持离婚请求时,湖南省宁乡县人民法院统一适用以下内容进行说理:为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传递正能量,促进家风建设,维护和谐、美满的家庭关系。[6]目前,核心价值观在民事裁判说理中适用的统一规则尚未制定,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指导性文件也较为原则、宏观。各个法院适用核心价值观的样态体现了审判法官个人的说理风格,呈现了地方法院的裁判特色。综上所述,适用核心价值观文书的地区分布差异较大。
  (二)类型分布:层级下移与简易、独任、家事案例适用
  (图略)
  图1时间分布情况
  从法院层级、审理程序、审判组织和受理案由等方面来看,适用核心价值观的判决书集中分布在基层法院受理的较为简单的家事案件。基层人民法院做出的判决书占比80.1%,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占比53.6%,由独任审判员审理的案件占比59.1%,婚姻家庭纠纷、继承纠纷等家事案件占比达40.6%(如表1所示)。
  在民事裁判说理中,适用核心价值观的主要践行者是基层法官。一方面,基层法院受理案件的基数大;另一方面,基层法官是司法系统参与基层治理的主力。审理案件时,基层法官需要直接接触当事人和相关证据,需要直接查明的事实更加广泛,并且一审法官需要直接回应的诉求更加多样和迫切。这便产生了一审裁判说理适用核心价值观的客观需要。基层法院通过判断个案纠纷是非对错,能动地将核心价值观融入诉讼程序和裁判结论之中,[7]发挥着促进家庭邻里友善、辅助基层组织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功能。
  当前,独任制与简易程序形成了强制性的捆绑关系,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是采用独任制之审判组织形式的惟一前提。[8]简易程序是司法服务大众化、普惠化的重要制度之一,其设立的目的和理论基础就是让更多的人能接近司法、接近正义。[9]法院适用独任制和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积极开展以案释法、以案说理,将核心价值观充分融入其中。此外,合议制与独任制符合群体决策与个体决策的一般性规律,即个体决策受群体思维(GroupThink)影响较小、创造性较大。[10]具体而言,独任制法官能够将核心价值观更加灵活地适用到裁判说理中,展现其个人的行文风格。
  家事案件是核心价值观适用于民事裁判说理的重要领域。相较于一般财产纠纷,家事纠纷的性质较为特殊:主体之间具有亲属关系,诉讼争议关涉伦理道德、社会习俗,裁判结果影响家庭和谐、社会秩序。所以,家事案件的处理机制、审判思维不当,将引起极大的社会道德风险。在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司法审判的应有之义。[11]保护未成年人、妇女、老年人等家庭中的弱势群体是法律规范的基本要求,与核心价值观内容相一致。法官审理家事纠纷,不仅要在事理上定纷止争,更担负着在情理上疏导情绪、指引行为的责任。法官将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说理之中,将其与传统习俗、中华美德、家庭伦理等结合论述,并针对个案具体阐释法律规范和价值准则,从而通过司法裁判来引导家庭伦理、道德风尚。
  (三)内容分布:阐释粗略,个体适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包括“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共24个字),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基本遵循。[12]样本文书对核心价值观的阐释较为粗略,未对“24个字”基本内容进行严格区分、适用。统计数据显示,仅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词、没有指明任何基本内容的判决书占比达71.7%。其中,指明“诚信”、“友善”子内容的文书共96篇,占比34.8%,大幅超过涉及其他子内容的文书(如表2所示)。这表明,核心价值观在民事裁判说理中的适用较为简单,缺少细致深入的阐述说理。在核心价值观适用于民事裁判说理的过程中,法官将这一政治语词转义解释为法律话语,其主要依据是政治观念,而非核心价值观调整民事法律关系的正当性。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是民法规范的调整对象,其基本要求是诚信、友善、和谐、文明。法律是外在规范,道德是内在规范,法律和道德的终极目的是实现人的尊严。《民法总则》等民事法律法规维护社会秩序,构建起个体行为自由的边界。作为市民法的准则,民事规范将人的尊严、幸福定为价值取向,尤其体现为诚实信用原则、善意取得制度
  表1类型分布情况

┌────┬───────────────────────────────┐
│类别  │具体内容                           │
├────┼───────────────────────────────┤
│法院层级│①基层人民法院(221)②中级人民法院(52)③高级人民法院(3)④最高人│
│    │民法院(0)                           │
├────┼───────────────────────────────┤
│审理程序│①普通的简易程序(147)②普通程序一审(70)③普通程序二审(51)④小 │
│    │额诉讼的简易程序(1)⑤再审(4)⑥特别程序(0)⑦未涉及(3)     │
├────┼───────────────────────────────┤
│审判组织│①独任审判员(163)②合议庭(110)③未涉及(3)           │
├────┼───────────────────────────────┤
│受理案由│①婚姻家庭纠纷(106)②合同纠纷(70)③人格权纠纷(45)④物权纠纷(21│
│    │)⑤侵权责任纠纷(18)⑥劳动争议纠纷(9)⑦继承纠纷(6)⑧不当得利纠 │
│    │纷(1)                             │
└────┴───────────────────────────────┘

  注:1.省份括号内数字为文书数量,下同。2.未涉及指仅能从二审判决书中获取一审判决书中的内容。
  表2内容分布情况

┌──────┬──────┬────────────────────────┐
│指向层面  │文书数量  │指向具体子内容                 │
├──────┼──────┼────────────────────────┤
│未涉及   │198篇    │                        │
├──────┼──────┼────────────────────────┤
│国家层面  │30篇    │①富强(3) ②民主(3) ③文明(10) ④和谐(14 │
│      │      │)                       │
├──────┼──────┼────────────────────────┤
│社会层面  │12篇    │①自由(1) ②平等(2) ③公正(4) ④法治(5) │
├──────┼──────┼────────────────────────┤
│个体层面  │98篇    │①爱国(1) ②敬业(1) ③诚信(61) ④友善(35 │
│      │      │)                       │
└──────┴──────┴────────────────────────┘

  表3适用方式情况

┌───────────────────────┬───────┬───────┐
│适用方式                   │数量     │占比     │
├───────────────────────┼───────┼───────┤
│单独适用                   │54篇     │19.6%     │
├────┬──────────────────┼───────┼───────┤
│复合适用│与“传统美德”或“优良传统”相结合 │112篇     │40.6%     │
│    ├──────────────────┼───────┼───────┤
│    │与法律规则相结合          │94篇     │34.1%     │
│    ├──────────────────┼───────┼───────┤
│    │与法律原则相结合          │58篇     │21.0%     │
│    ├──────────────────┼───────┼───────┤
│    │与法律价值相结合          │6篇      │2.2%     │
│    ├──────────────────┼───────┼───────┤
│    │与“公序良俗”相结合        │18篇     │6.5%     │
│    ├──────────────────┼───────┼───────┤
│    │与法律精神相结合          │6篇      │2.2%     │
│    ├──────────────────┼───────┼───────┤
│    │与国家政策相结合          │5篇      │1.8%     │
│    ├──────────────────┼───────┼───────┤
│    │与“商业道德”相结合        │1篇      │0.4%     │
└────┴──────────────────┴───────┴───────┘

  注:存在同一判决书适用多种方式的情况。
  等。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的“帝王原则”,保护善意之人是民法总则的重要制度,而诚信、友善是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之一,故民法制度与公民层面基本内容具有价值取向的一致性。因此,样本文书所涉内容主要集中于个体层面。
  二、适用方式与适用功能的类型分析
  上述时空分布、类型分布和内容分布仅是对样本文书要素的统计分析结论。通过类型分析,能够进一步探究核心价值观适用于民事裁判说理的方式与功能,并发现当前适用核心价值观的基本问题。
  (一)单独适用与复合适用
  根据文书说理依据的具体内容,可将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词的方式分为单独适用与复合适用。单独适用指说理部分所表明的唯一依据是核心价值观。张某亮、张某印相邻通行纠纷二审判决书认为,邻里之间不应采用只强调个人利益而损害他人利益的做法,致使矛盾升级,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13]该文书强调邻里和谐相处是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准则,但没有明确相邻权关系所涉及的法律规范。其说理的重点着眼于行为的社会效果,忽略了对法律关系的阐释。因此,单独适用核心价值观展开裁判说理,较为通俗易懂,但缺少法律规范分析的严谨性、法言法语修辞的严肃性。
  复合适用的裁判文书所占比例远超过单独适用的文书,与核心价值观结合适用的依据或者语词有八个小类,可谓纷繁复杂(如表3所示)。结合孝敬父母、邻里友善、诚实守信等中华优秀传统美德或优良传统的文书占比最高,与上述“基层、简易、独任、家事”的类型分布相一致。样本文书涉及的法律原则较为多样,包括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公平原则、社会经济原则、过失相抵原则、婚姻自由原则等,并未限于《民法总则》列举的基本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7条规定社会公德、社会公共利益、社会经济秩序,而没有直接规定“公序良俗”或者“公序良俗原则”。其中,仅2篇判决书适用“公序良俗原则”,18篇判决书只指明“公序良俗”,后者并未具体阐明“公序良俗”的属性——属于学说理论、民法原则还是道德风俗。从法律渊源和适用位阶来看,法律规则、法律原则以及法学理论有着严格的界定。在复合适用的情况下,对说理依据的模糊处理反映了法官说理思维的混乱。因此,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说理考验着法官的裁判技术、说理思维。
  适用核心价值观的同时,判决书说理直接引用或者间接阐释法律规则,构成“与法律规则相结合”的适用方式。与之相比,文书说理将法律精神或者国家政策与核心价值观相结合,表明裁判者享有充分的自由裁量权。比如,契约精神是当代公民商事交易遵循的基本原则;劳动者的违规行为有违《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精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家事审判工作的通知精神”等作出裁判结果。[14]固然,裁判者将核心价值观与法律原则、法律精神、传统美德、国家政策等结合适用,将价值分析与法律分析、政治分析等结合论证,说理更为清晰。但是,裁判文书适用核心价值观方式的不统一,尤其是说理过于模糊、粗略,已经严重影响裁判文书的规范性、准确性,并进一步损害法律的稳定性、裁判的可预期性,有碍司法公信力的建立。
  (二)价值宣示、教育说教、补强说理与说理依据
  核心价值观适用于民事裁判说理的功能分为价值宣示、教育说教、补强说理、说理依据四个层次,并且核心价值观对司法裁判的影响依序增强。其中,价值宣示类文书共118篇,占比43%;教育说教类文书有43篇,占比16%;补强说理类文书有92篇,占比33%;说理依据类文书共23篇,占比8%。
  承载价值宣示功能的判决书,其适用核心价值观语词的目的只是宣扬价值,不涉及具体法律问题的分析。在这种情况下,宣示核心价值观与法律分析泾渭分明,裁判文书仅是简单引用政治话语。文书说理适用核心价值观进行价值宣示,主要为了借助政治话语增强文书的说服力,提升各方当事人对裁判结果的可接受性。区分价值宣示与教育说教功能的关键在于把握裁判者的行文目的。法官以裁判文书为载体,发挥核心价值观价值引导、情绪疏导的作用,对文书受众做出明确的行为指引,构成教育说教功能。当然,文书受众不限于纠纷当事人,还包括庭审旁听人员、文书阅读人员等。适用核心价值观展开教育说教,体现了裁判说理凝聚社会价值共识的责任。
  补强说理功能是裁判者使用核心价值观话语,达到补充、强化法律论证的目的,使说理更加符合事理逻辑。若文书将核心价值观作为论证的唯一依据,则构成说理依据功能。核心价值观作为说理依据分为以下三种情形。第一,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形下,将核心价值观作为法律例外的说理依据。于某与沙某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二审判决书认为,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村民购买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房屋的,应以确认合同无效为原则;但本案可以作为此规定之例外,有益于居民生活和谐稳定,有益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5]相较于该案一审文书,二审法官说理更侧重于事理,但是缺少对“原则之例外”的法理论证。第二,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形下,裁判者未引用该法律规则,而将核心价值观作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以下简称《老年人权益保障法》)18条规定了“常回家看看”条款——赡养人应当关心被赡养人精神需求,并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被赡养人。陈某与向某等赡养纠纷一审判决书支持原告的看望请求,因为看望父母是法律要求,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现。针对同样的诉讼请求,卢某等与李某等赡养纠纷一审判决书仅以“符合事实、也符合营造和谐社会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而予以支持,其引用的法律法规和说理依据都没有涉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16]第三,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将核心价值观作为说理依据。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形,一是此类社会关系无需法律调整,如被告自愿补偿原告的行为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法院不予干涉;二是因规定滞后、立法疏忽、不便文本化等存在的法律漏洞,如“做法事”迷信活动的支出有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法院不予支持。[17]在法律规则缺位情况下,民事裁判者越过法律原则、法律价值等,直接适用核心价值观作为说理依据,论证过于粗疏。
  综上所述,通过类型化分析方法,我们可以将适用方式分为单独适用和复合适用,将适用功能分为价值宣示、教育说教、补强说理和说理依据。适用方式与适用功能具有一定的关联性,说理依据功能的判决书均采用单独适用方式,补强说理功能的判决书均采用复合适用方式。适用方式和适用功能的类型多样表明,裁判者适用核心价值观享有充分的自由裁判余地。同时,由于缺少统一、明确的适用规则和指导制度,一方面规则缺失导致法官适用核心价值观的恣意,另一方面适用风险使得法官难以适用、不敢适用核心价值观。适用方式与功能定位构成当前民事裁判说理适用核心价值观症结的表里,即形式上表现为适用方式混乱,实质上是功能定位不清。尤其在个案之中,甚至出现裁判说理向核心价值观条款这类一般条款逃逸的困境。
  三、核心价值观适用的正当性证成
  民事裁判说理适用核心价值观的根本目的,在于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我国法院系统裁判文书水平不高,很难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重要原因在于其“语言游戏”的参与性、互动性、对话性和公开性不足。[18]裁判文书利用核心价值观语词或者核心价值观条款加强论证说理,能够有效提高文书的说服力。
  (一)法律与政治的双向塑造
  民事裁判说理适用核心价值观,不单单是政治话语对法律话语的渗入,更是法律与政治的互动交融,形成相互嵌入的态势。从历时性考察,法律史的各个经典时期,对价值准则的论证、批判或合乎逻辑的适用,都曾是法学家们的主要活动。[19]法律与政治业已形成的亲和力,不足以被“司法独立”、“价值中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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