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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4
对我国社会控制模式选择的法社会学思考
【英文标题】 Thinking on Our Choice of the Model of Social Control from the View of Sociology of Law
【作者】 蒋传光【作者单位】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
【分类】 法律经济学
【中文关键词】 社会控制模式 选择 法治 德治 法社会学思考 并重
【期刊年份】 1997年【期号】 5
【页码】 115
【摘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需要与之相应的法律机制加以规范和保障,而且也要求有与之相应的道德机制对社会加以控制。“法治”与“德治”并重应是当代中国社会控制模式的最佳选择。选择这一“模式”,既符合我国的法律文化传统,也是建立市场经济秩序的现实需要。法律侧重于外在控制,道德侧重于内在控制,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做到外在控制与内在控制统一,社会秩序才能得到有效维护,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向前发展。

关于“法治”与“德治”之相互关系,是法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就从法社会学理论层而对“法治”与“德治”及其并重这一社会控制模式进行了考察,并对这一模式的理论基础、实践及在实际操作中的设想作了多方面的论证。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057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自改革开放,尤其是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以来,整个社会正处于一个转型变动时期。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无论社会结构、组织和个人的观念与心理都经历了并仍在经受着空前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结果,一方面适应了市场经济的需要,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另方面,则对原有的各种社会控制机制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使其防范功能受到削弱。由于新的有效的各种社会控制机制还未建立健全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社会的无组织化,或出现无序、失范状态。这主要表现为:社会治安形势严峻,各种违法犯罪现象大量增加,特别是重大恶性案件不断上升;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谋取个人和小团体非法利益的各种消极腐败现象较为严重。在经济领域里,一方面表现为损公肥私,化公为私,鲸吞国家财产;另一方面,一些人为了牟取暴利,不择手段,不讲信用,不讲质量,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巧取豪夺,搀杂使假,给消费者的生命财产带来了严重的损失,[1]甚至败坏了国家的声誉。[2]这些现象已给我国社会的稳定和正常的社会秩序带来了严重的威胁,也一直是近年来人们关心的热点。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既需要革命变革,又需要有社会的稳定和正常的社会秩序。建立这种稳定和正常社会秩序,就必须要用各种社会规范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实行社会控制。针对上述影响稳定和破坏社会秩序的各种因素,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何种社会控制模式呢?对此,有不同的认识和看法。
  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是,法律在社会控制中的作用日益加强,是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总趋势。因此,建立完备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使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强化法律手段,应是我国社会控制模式的选择。应当说,吸取我国过去轻视法治的经验教训,加强法律在社会调整中的作用,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目前似乎有一种“法律万能”的趋势,认为一切社会问题的产生都归结为是法律制度不健全的结果,只要有了相应的法律,一切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完备的法律制度好象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法律不是万能的,目前社会上存在的各种问题,是由于一个时期来不重视思想教育和道德建设,致使社会“道德滑坡”的结果;依据一些国家的经验,强调要充分重视道德在社会控制中的作用。因此,市场经济是道德经济的议论不绝于耳。从现实来看,这种观点,也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笔者认为,凡事我们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对任何一件事物的评判不能非此即彼。前文所及各种无序、失范现象的存在,究其根源:一方面是由于当我们的社会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旧的社会规范在社会的变革中被打破了,而新的社会规范还未形成,或在新出现的些社会活动中,还没有形成一种普遍的规范;[3]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伴随着出现了社会道德观念的多元和分化,致使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及享乐主义等人生观、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盛行,集体主义观念相对削弱,一些优良的道德传统被认为过时。这种现状及我国市场经济的实践已充分证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必须要有完备的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和保障,高度重视法治的作用;同时,市场经济也需要建立完善的道德机制,充分发挥道德在社会控制中的作用,即重视“德治”。“法治”与“德治”并重,应是当代中国社会控制模式的选择。笔者想从法社会学的角度,并利用其相关知识,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此作一些探讨。
  本文所使用的“法治”与“德治”概念,主要是从治国的方式,即社会控制的意义上去使用的。所谓“法治”,主要立足于法社会学的角度,是指对社会实行法律控制。所谓“德治”,与古代儒家所提倡的“德治”也不完全等同,主要是指道德控制,除强制要重视发挥道德教育的功能外,还包括道德的制度建设等层面的内容。
  二、社会控制及我国社会控制模式的选择
  (一)社会控制概述
  社会控制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简单地说,社会控制就是社会秩序的确立和维护过程。我国一些学术著作中,对社会控制的概念,尽管有种种不同的理解,但一般认为,社会控制既指整个社会、或社会中的群众、组织对其成员行为的指导、约束或制裁,也指社会成员间的相互影响、相互监督、相互批评。概括说,就是通过社会力量保证人们遵守社会规范、确立和维护社会秩序的过程,笔者所使用的社会控制就是基于社会秩序的确立和维护这一含义。
  社会控制是通过保证人们遵守社会规范的各种手段实现的。这些手段主要包括经济利益、政治权力、教育机会、舆论工具和宗教组织等。社会控制在具体的运行过程中,社会规范如何作用于社会成员,亦即社会秩序生成、确立和维护的具体机制,从不同的角度看,它又可划分为积极控制与消极控制,正式控制与非正式控制,外在控制与内在控制等。
  综合社会控制的手段和具体运行机制,在社会控制中发挥作用的可归结为如庞德所说的三种主要手段:道德、宗教和法律。[4]他说在文明的最早阶段,宗教和道德是实行社会控制的基本手段。但是“从16世纪以来,法律已成为社会控制的首要工具”[5]而且在一个发达社会中,它是“社会控制的最终有效工具”。[6]但庞德在肯定法律是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的同时,并没有肯定其他社会控制手段的作用。他说:“当我们生活在地上世界里,如果法律在今天是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那末它就需要宗教、道德和教育的支持;而如果它不能再得到有组织的宗教和家庭的支持的话,那末它就更加需要这些方面的支持了。”[7]事实也是如此。可以说,为维护社会文明,对社会实行有效控制,道德、宗教、法律这三种主要手段,在社会控制中互相配合和补充,综合为治,通过正面引导、对偏离行为的限制、教育、舆论工具和宗教组织等各种方式,实现社会控制由外在控制向内在控制的转经,最终达到维护稳定的政治环境和良好的社会秩序的目的。
  (二)法律控制与道德控制相结合,或曰“法治”与“德治”并重,是当代中国社会控制模式的最佳选择
  任何社会的存在的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秩序,而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维持,都是社会控制的结果,没有控制就没有秩序。因此,任何国家的治理,总是把社会控制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我国当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迫切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那么,这种环境的建立,应选择什么样的社会控制手段模式呢?
  前文已经阐述,社会控制的手段主要有法律控制、道德控制和宗教控制。宗教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在文明史一段很长时期内,有组织的宗教担负了大部分的社会控制任务;很多早期的法律,都曾接受了各种宗教制度和宗教戒律的影响。宗教同法律之间至今仍有密切的关系。[8]在一些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宗教今天仍然是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从我国的情况来看,我国虽然是有多处宗教的国家,但在漫长的中国封建时代,未曾出现过类似西方的宗教法规和宗教法庭。特别是在解放后,对宗教进行了改革,既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又确立政教分离,不让宗教干涉国家政治生活,从而使宗教信仰问题仅仅成为公民个人自由选择的私事。宗教在社会中的影响也相对较弱。据此可见,宗教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在我国缺乏现实基础。
  相反,与西方国家小同,中国的法律是以道德为根基而不是以宗教为根基。以“德主刑辅”、“明刑弼教”为特征的儒家“德治”学说,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却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法律与道德也一直是社会控制的两个主要手段,而且直到今天,其影响仍在存在。因此,我国采用法律控制与道德控制相结合,或曰“法治”与“德治”并重的社会控制模式具有客观基础,也是一种必然选择。
  现在一提社会秩序的建立,人们首选的社会控制手段往往是“法治”,不仅轻视道德在社会控制的作用,而且认为现代社会,尤其是市场经济和道德是分离的,并视传统道德为阻碍我国向现代化迈进的历史包袱予以全盘否定。对法律在社会控制中的作用情有独钟,似乎只要有了所谓的完备的法律体系,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秩序也就建立了。在法社会学的研究中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法与其他社会控制之间存在看种此消彼长的关系。[9]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来看,毫无疑问,随着我国现代化的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法律的作用会越来越突出。但是,法律在社会控制中作用的加强是否意味着其他社会控制,尤其是道德控制的减弱呢?回答是完全否定的,两者并不一定成反比关系,也不表现为一种普遍规律。这已为一些国家的社会发展实践所证明。[10]我国目前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要求也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法律与道德之间并不必然表现为此消彼长的关系,我们应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需要,使它们协调发展。
  通过以上分析,我国选择“法治”和“德治”并重的社会控制模式,既符合我国的法律文化传统,也是建立市场经济秩序的现实需要,同时又有国外成功的经验可借鉴,因而,不仅是完全可行的,而且根据我国的国情,也是一种最佳模式选择。
  三、“法治”与“德治”并重模式选择的理论基础好饿但是不想动
  1.邓小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论述,是设计当代中国社会控制模式的指导思想。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反复强调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的这一思想为我国“法治”与“德治”并重这一社会控制模式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基础。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具体内容包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犯罪,惩治腐败;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前一手讲的是经济发展,物质文明;后一手讲的,就是社会控制的内容。简言之,就是在社会控制中,既要重视法律的作用,又要重视道德的作用。这一提法,为我们如何运用社会控制工具提出了简明有力的操作原则。为了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为其提供优良的发展条件,我们就必须重视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维护,必须实行“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抓好政权建设,抓好法制建设,抓好廉政建设,抓好以思想道德建设为核心的精神文明建设。
  2.法律与道德两者并不矛盾,而是并行不悖的。法律与道德同是调整社会关系的密切相关的有力工具,治理国家既依靠法律又依靠道德,任何类型的国家莫不如此。我国古代思想家孟子曾说过“徒善不足以为政,结法不足以自行。”[11]即是说,徒有好心,不足以处理政务;单用法律而不与“善政”、“仁政”、“德政”相结合,法也得不到贯彻执行。孟子这两句话,正好说明了法律与道德应相辅而行,不能偏废。
  用现代的观点来看,法律与道德是有严格区别的。它们毕竟是两种不同的社会控制力量,具有不同的质的规定性。在社会控制中,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两种重要手段,法律和道德在各自的领域里发挥着社会调整作用;两者的功能是互相不可替代的。
  法律与道德虽然有区别,但它们也绝非是不相融的。制定法律的目的在于使其能得到有效的遵守与实施。但如果人们都认为该法律是“完全不合理的或非正义的,那么这一目的就无法实现”。[12]也就是说,“当一条规则或一套规则的功效受到道德上的抵制的威胁时,它的效力就可能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外壳”。[13]任何法律体系的建立,都离不开一定的伦理道德基础,都必须获得道德的支持,否则,所制定的法律就会同社会价值背道而驰。就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往往会被废弃。道德,在黑格尔看来,也是法的一种,即“主观意志的法”。[14]而德国法学家耶利内克(1851-1911)则认为“法是道德的最小限度”。[15]尽管在理论上,这种观点有许多缺陷,但从实践的观点来看是正确的。
  从法律与道德的逻辑关系来看,两者是一种交叉关系,其控制范围在部分上是重迭的。有相当部分的法律规范实质上就是道德的提升。如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既是法律原则,也是道德规范的内容。婚姻法继承法收养法中的一些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也是重迭的。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和道德之间相互重迭的部分会越来越大。在交叉、重迭以外的领域,则由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着各自的调节作用。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法律与道德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应该说两者互为补充,不存在谁主谁次的问题。尽管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有时也会相迅或有相互冲突的部分,[16]但从总体上看,两者的根本目的则是一致的,都是今日治国治民治吏不可缺少的举措。
  3.社会控制的模式并不是单一的,而多种多样的。社会控制的模式如同市场经济的模式一样,并不是单一的,而表现出多样性。世界各国由于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在维护社会秩序,建立社会控制系统的过程中,所选择的社会控制模式也各小相同。例如,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特别强调法律控制的作用,赋予法律在社会规范体系中以极其重要的地位,建立了高度发达的法治社会,其他社会控制手段如宗教、道德则处于次要地位。而在信奉伊斯兰教的一些国家中,则非常重视宗教在社会控制中的作用,宗教教义同时也就是法律规范,违背了教义也就违背了法律。
  上述表明,世界各国社会控制系统的建立,并无固定的模式,也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任何一种社会控制模式的选择和建立,都有其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一种有效的、较为理想的社会控制模式的存在,都有其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一种有效的、较为理想的社会控制模式的选择和建立,必须立足于本国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外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但不能盲目照搬。孙中山先生在进行中西文化比较时,承认自近代以来,欧美种种文明都比中国进步得多,但他同时又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并非无是处,“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旧有文化而融贯之”,“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17]中国在社会控制模式的选择上亦应如此。我们应当借鉴西方重视法律在社会中的作用的长处,但也要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独有东西,把中西两种文化观融汇起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控制模式。
  4.加强以道德建设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我国宪法二十四条规定:“国家通过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通过在城乡不同范围的群众中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这些规定,为充分发挥道德在社会控制中的作用,选择“法治”与“德治”并重的模式,提供了宪法依据。
  5.“法治”与“德治”在社会控制中,其功能各有优劣,两者具有互补性。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其优于道德的范围主要表现为:①与道德相比,法律具有确定性和可预见性;②在防止有序社会免遭破坏和恢复良好社会秩序的有效、及时方面、法律优于道德;③在对人们外在行为的约束方面,法律比道德更为有效;④作为约束人们行为的规范,在强制程度方面,道德不及法律。但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一种重要手段,在作用于社会生活时,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J性,这种局限性归结起来主要表现在两个力面。首先,从法律规范自身来看,法律的局限性表现为其具有保守的倾向和其框架中固有的僵化呆板因素。换言之,即法律具有时间滞后性和缺乏灵活性的缺陷,对千姿百态、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的涵概性和适应性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限度。再者,法律制定得过多还会成灾,造成法律迷宫,有法难依。其次,法律的作用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法律是社会控制的一种重要手段。然而,单靠法律,还不能全面治国。法律是建立和维护整个社会秩序十分重要的方法,但不是唯一的方法。在某些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领域,法律也并不是主要方法。如人们的思想、信仰、道德习惯或一般私人生活方面的问题,法律就不应介入,采用法律手段也是不适宜的。在各种规范调整方法中,法律有时也不是成本最低的。此外,在实施法律所需人员条件(如法官、检察官等人员的素质)、精神条件(如公民法意识等)和物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法律也不可能充分发挥作用。
  道德在指导和规范人的行为,调节人们之间的关系,维护社会生活秩序,建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与法律相比,道德控制的优势表现为:(1)道德促人扬善抑恶;(2)对人的内心活动和动机的控制与引导,道德无疑优于法律;(3)道德调整的范围更广于法律。
  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道德与法律相比,也有其明显的不足之处。前文在论及法律与道德相比较所具有的优势时,对道德的局限性已作了分析,在此不赘。
  通过以上的分析、比较可以看出,法律与道德的功能各有其长,也各有其短,在社会控制中,又能简单地得出谁主谁辅、谁重谁轻、谁大谁小的结论。作为社会有序化不可或缺的两种手段,它们之间没有绝对主次地位。法律主要侧重于外在控制,道德则侧重于内在控制,把两者结合起来,做到外在控制与内在控制的统一,社会秩序就将能得到有效维护。
  四、“法治”与“德治”并重社会控制模式的实践考察
  (一)国外社会控制模式的考察
  1.日本与亚洲“四小龙”[18]的社会控制模式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它们不仅实现了经济的腾飞,而且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也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之处。在文化背景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历史上都受儒学的影响,属于儒家文化圈,因而同我们具有可比性。
  邓小平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曾指出“广东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风气、社会秩序也要搞好,两个文明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战后日本创造经济奇迹和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有诸多因素。但从法社会学的角度来看,选择“法治”、“德治”并重的社会控制模式,为其经济发展创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不能小说是根本原因之一。
  战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政治与法律制度都有了重大变革,多是仿照西方国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政治与法律制度,都称得上现代法治国家。在社会秩序建立的过程中,他们对法律的控制作用都非常重视。其保障社会秩序、规范行为准则、界定权利责任、调节经济活动、监督官员廉政、管理公共交通、维护安全卫生等,无不依法依规治理。重视法律在社会控制中作用的结果,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与繁荣及社会稳定秩序的建立,无疑起到了有力的保障作用。
  但这些国家和地区在重视“法治”的同时,也非常重视维护民族精神和国民素质的提高,重视儒家传统道德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诸多探讨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现代工业文明崛起原因的论著中,无不承认儒家伦理精神是重要因素之”。[20]美国哈佛大学的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杜维明选择在其《当代儒家的道德标准》一书中指出,东亚国家传统的儒家道德标准已和西方的基督教道德标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新儒家道德标准”。他认为,在新儒家道德标准已广泛传统的东亚国家,其国民经济呈现一派繁荣的景象,韩国、日本、台湾、香港和新加坡是主要的例证。[21]
  我们在学习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治国经验时,新加坡的经济尤其值得我们重视。1992年1月,邓小平在深圳考察时说:“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该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22]为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新加坡的经验就是采用了“法治”与“德治”并重的社会控制模式。可以说,新加坡把西方的法治同华人传统的“德治”精神较好地结合了起来,从而建立起了较为有效的社会秩序。当然,我们学习他们的经验,也不能简单地去模仿,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注重借鉴的效果,择其善者而从之。谁敢欺负我的人
  2.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控制情况概览
  当今一些市场经济发育较早的西方国家,也已开始重视社会道德的重建。在这些国家,法律在社会控制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相比较而言,其他社会控制手段如道德等,则显得相对较弱。在当代西方社会甚至已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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