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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应用法学》
论终身监禁制度入刑的重大意义
【作者】 王志祥
【作者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分类】 刑法学
【中文关键词】 终身监禁制度;死刑缓期执行;死刑立即执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限制死刑
【英文关键词】 life imprisonment system; death penalty with a suspension of execution; immediate execution of death penalty; the principle of compatibility of penalty and crime; the limit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death penalty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3
【页码】 18
【摘要】

虽然《刑法修正案(九)》所规定的终身监禁制度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其之所以被入刑,是因为其重大意义受到了立法机关的高度重视。在终身监禁制度已根植于我国刑法典并付诸实施的情况下,对其重大意义的充分讨论有利于深入挖掘其价值。终身监禁制度是基于强化死刑缓期执行的刑罚威慑力、加重“生刑”的立法意图而确立的。终身监禁制度入刑有利于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有利于解决贪污受贿犯罪的死刑内部的不同刑罚措施之间刑罚空当过大的问题,有利于限制死刑的适用。终身监禁的适用客观上替代了部分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

【英文摘要】

Some problems exist in the system of life imprisonment in the Criminal Law Amendment (IX), which make this system be put under much criticism. The great significance of life imprisonment is highly valued by the legislature, which makes this system into the the Criminal Law. Since the system of life imprisonment has been rooted in China's Criminal Law and put into practice, full discussion of its significance is deeply exploring its value. The system of life imprisonment is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the legislative intention of strengthening the deterrent power of death penalty with a suspension of execution and aggravating the imprisonment. The implementation of life imprisonment in the Criminal Law are conduciv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inciples that the penalty is compatible with the crimes and it is the solution of of excessive vacancy among different penalty measures in the death penalty of embezzlement and bribery crimeswhile limitating of the application of death penalty. The application of life imprisonment has objectively replaced the application of immediate execution of death penalty partiall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61959    
  
  由2015年8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九)》)修正后的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383条第4款、第386条规定,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由此,以犯有重特大贪污受贿犯罪的犯罪分子为专门适用对象的终身监禁制度在我国《刑法》中得以确立。毋庸讳言,终身监禁制度存在着一些使其备受诟病的问题,如一旦终身监禁得以执行,就意味着罪犯需要终生在监狱服刑,而不存在通过减刑、假释、监外执行等变通的途径提前走出监狱的可能性,这就使得终身监禁制度过于僵化和残酷,被宣告终身监禁罪犯的自新之路被堵塞。但是,《刑法修正案(九)》之所以将终身监禁制度纳入对犯有重特大贪污受贿犯罪的犯罪分子所规定的刑罚的范围,无疑是因为其积极意义受到了立法机关的高度重视。这就意味着,相对于终身监禁制度的弊端而言,立法机关更加看重的是其积极意义。
  一、强化死刑缓期执行的刑罚威慑力,更好地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1997年《刑法》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就是我国《刑法》所规定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为贯彻该原则中刑罚的轻重与犯罪分子所犯的罪行相适应的要求,在刑事立法的层面,就应当依据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的不同,以轻重有别的刑罚方法组成科学、严密的刑罚体系。
  而依据我国学者陈兴良教授的看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八)》)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1年2月25日通过以前,我国刑罚体系中存在一个结构性的缺陷,即“死刑过重、生刑过轻”。所谓“死刑过重”,是指我国在刑法上规定的死刑罪名过多,从而使我国刑法成为一部重刑法典。我国《刑法》中保留了68个死刑罪名,尤其是对大量非暴力犯罪保留了死刑。所谓“生刑过轻”,是指我国刑罚体系中除死刑立即执行以外的刑罚方法过于轻缓。根据陈兴良教授的分析,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被判处死缓的,一般服刑18年左右可以重获自由。被判处无期徒刑的,一般服刑15年左右可以重获自由。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的,一般服刑12年左右可重获自由。相比之下,外国刑法中的生刑比我国要重得多。[1]陈兴良教授的上述关于“生刑过轻”的看法在《刑法修正案(八)光宗耀祖支撑着我去教室》颁布之前的立法调研中得到了印证。根据《刑法修正案(八)》颁布之前所进行的立法调研的结果,近几年,全国监狱系统释放的原判死缓罪犯中,平均服刑期限为16年2个月,被假释的原判死缓罪犯平均服刑期限为15年9个月;全国监狱系统释放的原判无期徒刑罪犯中,平均服刑期限为14年9个月,被假释的原判无期徒刑罪犯平均服刑期限为13年10个月。据有关部门统计,2007—2009年,在各地报请核准死刑的案件中,被告人年龄在18—30周岁的约占1/2。这意味着,如果一个25周岁左右的人犯重罪,没有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按照目前的实际平均服刑期限,他大约在40岁尚处身强力壮之时就可重返社会。这不仅会给广大群众带来巨大的不安全感和恐惧感,对社会治安造成沉重压力,也难以安抚被害方,满足社会公众对刑罚正义的期盼。[2]
  “生刑过轻”,意味着刑罚的威慑力不够。这样,刑罚抗制犯罪的功能就不能得以有效发挥,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贯彻就会面临障碍。就死刑案件而言,由于除死刑立即执行以外的刑罚方法尤其是死刑缓期执行的威慑力不够,对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犯罪分子而言,如果对其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就存在对本不符合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降格判处刑罚的问题,而如果对其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则可能存在对本不符合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升格判处刑罚的问题。不仅如此,在死刑缓期执行的刑罚威慑力不够的情况下,司法实践中可能就会形成对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过度依赖的现象。这样,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目标就会落空。
  正是基于对“生刑过轻”导致刑罚的威慑力不够、不利于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考虑,《刑法修正案(八)》在废除13种非暴力犯罪的死刑规定的同时,采取了加重包括死刑缓期执行在内的生刑的刑罚力度的举措。具体就死刑缓期执行而言,一方面,《刑法修正案(八)》提高了死刑缓期执行减为有期徒刑的刑期,即把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因死刑缓期执行期间的重大立功表现而在2年期满后减为有期徒刑的刑期,由原来的“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改为“减为25年有期徒刑”。这显然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死刑缓期执行的刑罚威慑力,有利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实现。另一方面,增加了限制减刑的死刑缓期执行这一新的死刑缓期执行的类别。即“对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这样,在死刑缓期执行的内部,普通的死刑缓期执行与限制减刑的死刑缓期执行并存的格局就得以形成。对于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而言,一旦判处普通的死刑缓期执行不能够满足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需要,而犯罪分子又不符合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条件,对其判处限制减刑的死刑缓期执行就是一种恰当的选择。由此可见,限制减刑的死刑缓期执行的增设也强化了死刑缓期执行的刑罚力度,有利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贯彻。立法工作机构就限制减刑的死刑缓期执行的立法目的所进行的说明也印证了这一点。依据《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的说明》,根据《刑法》中的罪刑相适应原则,应当严格限制对某些判处死缓的罪行严重的罪犯的减刑,延长其实际服刑期。据此,建议对上述规定做出修改,将其中“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减刑幅度修改限定为“20年有期徒刑”。对其中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依法减为无期徒刑或者20年有期徒刑后,不得再减刑。[3]对此,有的部门提出,不得再减刑的规定不利于罪犯的改造和管理,建议保留《刑法》原来对这部分人可以减刑、不得假释的规定。法律委员会经同有关方面研究,建议将草案第4条规定的对部分罪行严重的死缓犯罪分子“不得再减刑”修改为“限制减刑”。[4]
  就《刑法修正案(八)》对死刑缓期执行所做的修改而言,死刑缓期执行减为有期徒刑的刑期对死刑缓期执行刑罚力度的提升是极为有限的;限制减刑的死刑缓期执行仅适用于“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这就使得其强化死刑缓期执行的刑罚力度的作用所能够发挥的范围极为有限。对于上述不属于九类限制减刑的死刑缓期执行适用对象范围的犯罪分子而言,死刑缓期执行的刑罚威慑力不够的问题依然存在。这一问题在对重、特大贪污受贿犯罪分子判处刑罚时表现得尤为突出。一方面,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工作受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加大对贪污、受贿犯罪的惩罚力度的呼声极为高涨。另一方面,贪污、受贿犯罪属于经济性的非暴力犯罪,与死刑所剥夺的生命权相比不具有对等性,因此对这类犯罪就亟须贯彻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刑事政策。这样,加大对贪污、受贿犯罪的惩罚力度的愿望就不可能通过对犯有严重贪污、受贿犯罪的犯罪分子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比例予以提升的途径得以实现。由此,在对重特大贪污受贿犯罪分子判处刑罚时,在不可能提升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比例的情况下,判处普通的死刑缓期执行可能并不会满足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实现的要求,但是,此时又往往不得不判处普通的死刑缓期执行。这样,就显然不利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贯彻,而且也难免让广大民众产生对重特大贪污受贿犯罪分子在判处刑罚上网开一面的误解。
  《刑法修正案(九)》所增设的终身监禁制度显然强化了死刑缓期执行的刑罚威慑力,回应了加大对贪污、受贿犯罪的惩罚力度的呼声,有利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贯彻。这样,在死刑缓期执行的内部,实际上就形成了普通的死刑缓期执行、限制减刑的死刑缓期执行和终身监禁型死刑缓期执行并存的格局。其中,普通的死刑缓期执行适用于所有的可以判处死刑的案件,限制减刑的死刑缓期执行适用于九类特定的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终身监禁型死刑缓期执行则仅适用于犯有重特大贪污受贿犯罪的犯罪分子。对于犯有重特大贪污受贿犯罪的犯罪分子而言,一旦判处普通的死刑缓期执行不能够满足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而犯罪分子又不符合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条件,对其判处终身监禁型死刑缓期执行就能够充分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在此,需要澄清的一个问题是,终身监禁制度是否属于死刑缓期执行制度的范畴。一方面,从不得减刑、假释的终身监禁的字面意思上看,其意味着对罪犯予以终身关押,无非属于不得减刑、假释的无期徒刑。另一方面,不得减刑、假释的终身监禁属于无期徒刑,这在美国关于终身监禁的立法和德国联邦法院的判决中也可以得到验证。在美国联邦和伊利诺伊州、艾奥瓦州、路易斯安那州、缅因州、宾夕法尼亚州、南达科他州的刑罚体系中,所有的无期徒刑都是不可假释的终身监禁。[5]1977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对终身监禁作出违宪判决,指出“保护人性尊严是德国宪法法院的主要准则。而设立除非获得特赦而终身不得假释的无期徒刑就是对人性尊严的攻击”。[6]但是,不能由此认为我国《刑法》中的终身监禁也属于无期徒刑的范畴。依据由《刑法修正案(九)》修正后的1997年《刑法》383条第4款、第386条的规定,终身监禁得以执行的前提是犯有重特大贪污受贿犯罪的犯罪分子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后依法减为无期徒刑,由此就似乎可以得出终身监禁属于无期徒刑的执行方式进而属于无期徒刑范畴的结论。但是,“依法减为无期徒刑”这一终身监禁的执行前提是死刑缓期执行依法予以变更的结果。正如普通的死刑缓期执行在依法变更为无期徒刑后不能认为普通的死刑缓期执行就属于无期徒刑范畴而不再属于死刑范畴一样,在终身监禁型死刑缓期执行依法变更为无期徒刑后,也不能认为终身监禁型死刑缓期执行就属于无期徒刑范畴而不再属于死刑范畴。认为我国《刑法》中的终身监禁属于无期徒刑的观点,实际上将死刑缓期执行与死刑缓期执行变更后的法律效果混为一谈。依此观点的逻辑,在因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于2年考验期内确有重大立功表现而在2年考验期满后减为25年有期徒刑的情况下,死刑缓期执行制度岂不也就变成了有期徒刑制度!推而广之,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在刑罚执行期间因符合减刑条件而在执行2年以上减为有期徒刑的场合,无期徒刑制度岂不也就变成了有期徒刑制度。事实上,终身监禁是在对犯有重特大贪污受贿犯罪的犯罪分子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同时予以宣告的,而并非是在死刑缓期执行依法变更为无期徒刑时才予以宣告的。这就意味着终身监禁是依附于死刑缓期执行制度而非依附于无期徒刑制度的。此外,从上述终身监禁制度得以增设的立法缘由来看,在《刑法修正案(九)》颁行以前,贪污、受贿犯罪的死刑存在结构性缺陷,即一方面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须受到极为严格的限制,另一方面普通的死刑缓期执行的刑罚威慑力不足。因而,从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角度看,需要强化死刑缓期执行的刑罚威慑力,增设重于普通的死刑缓期执行的终身监禁型死刑缓期执行。据此,对犯有重特大贪污受贿罪的犯罪分子增设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同时,根据犯罪情况等可以决定适用2年考验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予以终身监禁的刑罚措施,可以说是针对普通的死刑缓期执行对重特大贪污受贿犯罪惩治力度不够的现实困境而增加的补救举措。这样,从立法缘由的角度也就可以看出,终身监禁属于死刑缓期执行而非无期徒刑的范畴。
  此外,关于加重生刑的问题,在我国刑法理论中还存在不同的意见。如上所述,在《刑法修正案(八)》颁布之前,陈兴良教授即主张在废除部分死刑罪名的同时加重生刑。这种主张在《刑法修正案(八)》中得到了回应。《刑法修正案(九)》继续采取了加重生刑的立法举措。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终身监禁型死刑缓期执行的增设。对此,陈兴良教授指出,如果是一般性的加重生刑,当然是与刑罚轻缓化的潮流相背离的。但是,加重生刑是在作为减少死刑罪名的替代性措施这个意义上提出的,因而不同于一般性的加重生刑。而且,这里的加重生刑,也并不是对所有的生刑都加重,而是加重无期徒刑和长期徒刑。至于那些较轻犯罪的刑罚,不是应该加重,而是应该予以适当的降低。[7]但是,在《刑法修正案(八)》颁布之后,刘宪权教授则认为,生刑期限的提高必将导致诸多负面影响,因而限制或废除死刑并不必然要提高生刑期限。[8]而在《刑法修正案(八)》颁布之前,张明楷教授即反对将死刑的废止与终身刑的增设挂起钩来,主张我国在削减与废止死刑立即执行的同时,合理运用现行刑法规定的死刑缓期执行与无期徒刑。[9]
  就废除死刑能否与生刑加重挂钩的问题,从域外刑事立法的实践来看,实际上也存在不同的做法。在美国,终身监禁是广泛适用的刑罚措施。终身监禁成为美国广泛适用的刑罚措施缘起于1972年联邦最高法院关于死刑的一项判决(Furman v.Georgia案)。在这项判决中,联邦最高法院做出宣告,在此类案件中,死刑属于“残酷而非常的刑罚”,因而是违宪的。而后,在1974年的Schick v. R eed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又明确说明,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措施可以作为死刑替代措施予以适用。这导致美国全国范围内各个州对相关死刑规范的修订,并将终身监禁制度作为相应的替代措施。Furman v. Georgia案的判决生效后短短几十年间,先后有43个州颁布了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刑罚措施。到目前为止,除阿拉斯加州之外,终身监禁成为美国其他各州普遍适用的刑罚措施。[10]而欧洲对待终身监禁的态度则与美国有很大不同。在具体的刑罚制度上,英国和荷兰是欧洲仅有的两个仍可以判处被告人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的国家。除此之外,虽然多数欧洲国家都规定了无期徒刑制度,但是绝大部分国家都为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提供了除特赦之外的重获自由的可能。其中,奥地利、德国等国家的法律中明确规定,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在服刑15年之后,必须被考虑是否能够获得假释。即使是那些犯有最严重罪行的罪犯,一旦被宣告假释,也应该获得立即释放。此外,挪威、西班牙、葡萄牙三个国家更是直接废除了无期徒刑制度,而将一定期限的有期徒刑作为最为严重的刑罚加以规定。[11]其实,联邦德国在1949年决定废止死刑时,并没有考虑应否同时废止原本存在的终身自由刑。于是,终身刑得以保留,成为应对谋杀罪的刑罚。但是,联邦德国于1981年废除了终身刑。意大利1889年刑法典在废除死刑的同时,规定了一种可谓终身刑的徒役,但后来的意大利刑法典废除了终身刑。就其现行刑法规定的无期徒刑而言,可谓重无期徒刑。1981年9月10日,法国的法律委员会就废止死刑的法律草案举行会议。有的委员虽然赞成废止死刑,却提出了一项修正案,旨在表决在废止死刑的同时设置一种终身监禁刑罚。但是,这一修正案被驳回。[12]
  在美国与欧洲各国对终身监禁采取不同态度的背后,实际上是各有其原因的。在美国,终身监禁制度产生的背景也是试图改变“死刑过重,生刑过轻”的刑罚结构,其推广适用也与死刑的限制存在紧密关联。Furman案产生了一个联邦最高法院所始料未及的后果——最高法院对死刑的限制使得各州普遍寻找一种既能具有一般威慑效果又能够满足报应效果的严厉刑罚,终身监禁成为首要的替代措施。[13]这样,如果没有终身监禁这样的刑罚措施在死刑与除终身监禁以外的其他生刑之间充当过渡性的刑罚,如下所述,在死刑与除终身监禁以外的其他生刑之间就会存在过大的刑罚空当,这显然不利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实现。反过来说,对于判处终身监禁以外的其他生刑不能够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又不符合判处死刑条件的被告人而言,终身监禁就是一种罚当其罪的刑罚措施。而在普遍废止死刑的欧洲各国,由于其就废止死刑通常采取的是一次性废除所有死刑罪名的路径,所以,所谓的“死刑过重”问题实际上并不存在。在废止死刑的背景下,受刑罚轻缓化思潮的影响,即使不规定终身监禁的刑罚措施,而规定刑罚力度轻于该措施的其他刑罚措施,也不会影响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实现。
  就我国的情况而言,《刑法》中废除死刑的路径是逐步废除法。这就意味着所有的死刑罪名并非一步到位地全部予以废止,而是先行废除可以不保留死刑规定的死刑罪名。这样,就形成了我国《刑法》虽然走上了废除死刑之路,但《刑法哎哟不错哦》中仍然保留部分死刑罪名规定的局面。而在部分死刑罪名仍然存在于《刑法》之中的前提下,立法机关就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如果生刑的刑罚力度不够理想,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实现会面临障碍,司法实践中对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也可能形成过度的依赖,这就不利于“限制死刑适用”的刑事政策的有效贯彻。因此,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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