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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适用》
论转化抢劫罪适用中的几个问题
【英文标题】 Some Issues in Application of Invert Robbery Crime
【作者】 竹莹莹【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
【分类】 刑法分则【期刊年份】 2005年
【期号】 8【页码】 67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12878    
  转化抢劫罪是抢劫罪的一种特殊形式,在刑法理论上也称事后抢劫罪,一般认为这是指行为人在非法夺取财物时没有当场使用暴力、胁迫等手段,之后出于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湮灭罪证等特定目的而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而构成的犯罪。因为普通抢劫罪要求行为人当场使用暴力等手段来夺取财物,所以转化抢劫罪与普通抢劫罪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也可以说转化抢劫罪是对普通抢劫罪的扩展性适用。因此,正确把握转化抢劫罪的立法意图、适用条件和适用中的特殊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以求对转化抢劫罪的适用有所帮助。
  一、对转化抢劫罪适用条件的思考
  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我们当根据《刑法》第269条的规定适用转化抢劫罪,此规定为:“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逮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263条定罪处罚”而执行此条规定必须具备法定的条件,主要是前提条件(即什么情况可以转化)和客观条件(即怎样转化)。笔者认为只有掌握好这两个条件才能使此罪的适用符合设立转化抢劫罪的立法意图,然而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对于前提条件和客观条件的理解上还存在一些分歧,下面是笔者对这两个适用条件的思考。
  第一个条件是适用转化抢劫罪的前提条件:刑法规定为“行为人实施了盗窃、诈骗、抢夺犯罪”。在这个条件中,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首要的一个问题是,“盗窃、诈骗、抢夺”的程度问题,即前三种行为是否要构成犯罪,才能成为转化抢劫罪的前提,理论界有人认为前提行为必须是构成犯罪;[1]有人认为尽管刑法的表述是“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但并不意味着行为事实上已经构成盗窃、诈骗、抢夺罪,而是意味着行为人有犯盗窃、诈骗、抢夺罪的故意和行为。[2]笔者认为如果严格遵照罪行法定原则,只能理解为三种前行为必须构成犯罪,也即前行为数额不大没有构成犯罪的,不能适用转化抢劫罪。但是如作此理解,就与转化犯的处罚精神不相一致,因为第263条规定的普通抢劫罪没有数额的限制,而在转化抢劫罪中却作严格的限制,这种限制的标准是盗窃罪、诈骗罪和抢夺罪的数额标准,显然这里存在一部分行为(未达到前三罪构罪标准的行为)无法转化,导致定罪处罚的重大差异,而这种差异仅仅因为暴力或以暴力相胁迫的时间有先后差别,而非社会危害性或人身危险性的本质差别,这样就带来罪刑不相均衡的矛盾。司法审判中对转化型抢劫的认定若要以盗窃、诈骗、抢夺的定罪为前提,然后才能对暴力、胁迫行为进行评价,就不契合转化抢劫犯罪的特征,而且有轻纵犯罪之嫌,是不可取的。因此笔者认为前三种行为不需要构成犯罪,上述观点中的第二种是合理的。
  另外一个问题是,在转化抢劫罪适用的前提条件中,对前罪的罪种是否有扩大解释的必要。这里的扩大解释分两种情况,一种是除盗窃、诈骗、抢夺罪之外的其他侵犯财产罪是否可以作为适用转化抢劫罪的前罪;另一种是盗窃、诈骗、抢夺罪应理解为个概念还是类概念。没有必要的扩大解释有违刑法对人权的保障效用,而应当扩大解释却不作扩大解释就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不利于刑法保护机能的实现,因此,对前罪扩大解释问题的探讨是具有实际意义的。首先,实施了其他侵犯财产罪(如敲诈勒索罪、侵占罪)之后为了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可否适用转化抢劫罪的规定?笔者认为从转化抢劫罪的立法意图出发,什么样的犯罪行为可以作为转化抢劫罪的前罪行为,是考虑前罪行为所侵犯的客体与普通抢劫罪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的客体相同,侵犯的行为和普通抢劫罪的侵犯行为相似,以及前行为与为特定目的而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之间能否紧密衔接,如果没有这些前提就无法转化。因此,在敲诈勒索罪的情况下,行为人实行敲诈勒索的行为和取得财物的结果之间有时间间隔,和普通抢劫罪的当场使用暴力或胁迫行为是不同的,在侵占等罪的情况下,即使为了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使用暴力或胁迫,但往往前行为已经实行完毕,与暴力、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失去了紧密关联性。所以我国刑法规定的三种前罪种类是合适的,没有必要扩大范围。
  其次,对于前三个罪种的行为应该理解为个概念还是类概念?个概念即指法条规定的普通盗窃、诈骗和抢夺,类概念指刑法分则中规定的包括普通盗窃、诈骗、抢夺和特殊盗窃、诈骗、抢夺在内的一类犯罪。个概念还是类概念的理解关键在于盗窃、诈骗、抢夺特定物品罪是否可以适用转化抢劫罪。刑法中规定了犯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的可以转化为抢劫罪,而未规定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罪以及集资诈骗罪、票据诈骗罪等盗窃、诈骗或抢夺特定物品罪是否可以适用于转化型抢劫。如果按照严格的罪刑法定主义,那么显然盗窃、诈骗、抢夺特定物品罪是区别与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的另外一个罪名,这样的话,就不能在这些特殊罪名上适用转化抢劫。笔者认为考虑这个问题还是要从转化抢劫的立法意图出发,这些特殊盗窃、诈骗、抢夺虽在名义上有所区别,侵犯的对象有所区别,而其本质上是一样的,都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公开抢夺公私财物,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因此,从理论上讲,普通的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可以转化为抢劫罪,那么,特殊的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更可以转化为抢劫罪。如果因为刑法将特殊的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从普通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种分离出来规定,反而使得这些特殊罪不能转化为抢劫罪,这显然破坏了罪刑相适应的原则,违背了立法特别规定转化抢劫罪的原意。因此,笔者认为盗窃、诈骗、抢夺特定物品罪可以适用转化抢劫罪,前三个罪种应该理解为类概念,而不是个概念,这一点也有待于立法的明确,以指导司法实践中的适用。
  在这些特殊的转化中,有的情况比较明了,如盗窃信用卡、增殖税专用发票,刑法已经明确了信用卡、增殖税专用发票等也可以成为盗窃罪的对象,所以实行这些行为后出现转化行为,那么转化抢劫罪也同样适用。而有的情况就比较复杂,如盗窃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和电力设备行为转化为抢劫罪,行为人的行为可能构成破坏类犯罪,有可能构成盗窃罪,有可能两者竞合,有可能两者都不构成。但是,上述任何情况中行为人的行为具有盗窃性质的特征并无不同,只是罪名、罪数形态有可能各异,因此,这些复杂的情况都不影响《刑法》第269条的适用。又如,某些特殊的诈骗罪,如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合同诈骗罪等虽从理论上具备《刑法》第269条的法定条件的情况下,都可以转化为抢劫罪,但是这些罪不像普通罪那样在犯罪当时或之后立即容易发现,而具有较大的隐蔽性,由其性质决定一般不存在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毁灭罪证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情形,[3]因此,在对特殊的盗窃、诈骗和抢夺罪适用转化抢劫罪的时候,虽然理论上是成立的,但在司法实践中应视不同的情况而具体分析。
  第二个条件是适用转化抢劫罪的客观条件:刑法规定为“行为人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理论界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对“当场”的理解上,即行为人在什么样的时间和地点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才能成立转化抢劫罪。德国刑法规定必须是“于行为时”,巴西刑法规定必须是“立即”,日本刑法没有作出明文规定,但在理论上有“机会延长”一说,认为必须做到能够将行为人实施的暴力、胁迫评价为夺取财物的手段,而要成立这种评价,就要求暴力、胁迫行为必须是在盗窃行为之后或者放弃盗窃犯意后很短时间内实施,使得在社会观念上(不是在刑法上)认为盗窃还没有终了,只有在盗窃现场以及与现场连接的追还财物或逮捕犯人的状态下,才能使社会观念上认为盗窃行为尚未终了,如果在相隔很远的时间和场所实施暴力与胁迫,则不成立转化抢劫。[4]笔者认为机会延长理论关于场所的连接性(盗窃现场)和时间的连续性(必须是着手盗窃后或既遂后很短时间内)的理解是合理的,对“当场”的认定不能离开设定转化抢劫的立法意图,刑法业已规定盗窃罪、诈骗罪和抢夺罪,也已规定了普通抢劫罪,之所以还要规定处于中间状态的转化型抢劫罪,是出于罪刑相适应原则以及定罪处刑之方便。考虑转化型抢劫的特殊构成,把“当场”局限于前罪的现场,就忽视了侵犯财产权利向侵犯人身权利的转化余地,因为为了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毁灭罪证势必伴随着现场的延伸。但如果作案时或者在逃离作案现场时没有被及时发现,而隔了很长的时间,在其他地点被发现而对他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这种情况之下的暴力或胁迫行为与前行为已不存在紧密的连接性,已失去了与普通抢劫罪相同性质的特征,这种当场的认定不但没有达到简化方便法律适用的目的,反而使转化抢劫的适用范围更加复杂。因此当场应该是实施盗窃、诈骗或抢夺的现场或者刚一逃离现场即被人发现和追捕的过程中,对于前述情况不宜认定转化的成立,其暴力行为构成犯罪的,以原有的犯罪同行凶拒捕构成的罪,实行数罪并罚。
  二、适用转化抢劫罪的几个特殊问题
  关于转化抢劫的具体适用,笔者认为还有几个特殊问题值得研究,主要是适用此罪的主体条件,既、未遂标准,转化型加重抢劫罪是否成立的问题以及在余罪自首中的有关问题,这些问题也直接关系到转化抢劫罪的认定和量刑轻重。
  (一)转化抢劫罪适用的主体条件[5]理论界对主体条件讨论得较少,笔者认为主体条件对于正确适用此罪也是至关重要的。转化型抢劫的主体必须是前三罪的主体,如果不是基本犯罪的行为人,即使是为了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使用暴力或暴力相威胁,也不构成转化抢劫,因此笔者认为转化抢劫的主体是“身份犯”,这是明确转化抢劫主体的基本前提。
  首先,对于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实施的转化抢劫,能否按照抢劫罪处理。对于这个问题存在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由于269条是一个完全的准用性条款,其本身并不构成独立的罪名,因此构成该条规定的犯罪之主体应依照被准用条款对犯罪主体要件的规定,故而适用269条定罪处罚时犯罪主体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应为14周岁;[6]有人认为刑法规定转化抢劫的前提条件是“犯盗窃、诈骗、抢夺罪”,而这三种罪的成立要求主体是已满16周岁的人,对于14周岁到16周岁的人实施盗窃、诈骗、抢夺罪是不负刑事责任的,这种观点是对于转化抢劫的前提条件界定为前三罪必须构成犯罪而自然而然得出的结论。[7]
  笔者认为已满14周岁而不满16周岁的人实施的转化抢劫行为,不应定为抢劫罪。理由之一是,刑法总则第17条规定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人只对抢劫等8种罪名负刑事责任,这是基于这8种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考虑行为人在实施这8种罪时的主观恶性以及这个年龄段的人应该有的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刑法立法在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对失足青少年一贯采取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考虑。理由之二是,转化抢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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