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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民事执行中追加被执行人问题探析
【英文标题】 Problem of Adding Executed in Civil Execution
【作者】 谭华霖徐春成贾建鹏
【作者单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杨凌区人民法院
【分类】 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追加被执行人;变更被执行人;协助执行人;减少讼累;案外人
【英文关键词】 adding the executed; change the executed; assist executor; reduce the tiredness of litigation; person other than involved in the case
【文章编码】 1008-2204(2018)03-0022-08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766/j.bhsk.1008-2204.2018.0120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3
【页码】 22
【摘要】 司法实践中对为什么追加被执行人、何时追加被执行人、追加被执行人与变更被执行人的区别、追加被执行人与通知案外人协助执行的界限等问题存在不同认识。以伦理分析、规范分析等方法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减少讼累、克制不诚信行为是追加被执行人的主要原因。在被执行人出现主体变更、以虚假行为规避执行或违法占有被执行人财产时可进行追加案外人作为被执行人。追加被执行人与变更被执行人存在重要区别,不能混同。随着中国信用体系的逐步完善,应当尽量减少将案外人纳入被执行人的情形,把通知案外人协助执行作为涉第三人执行的常规手段。
【英文摘要】 In judicial practice, there ar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why adding the executed, when to add the executed, the differentiations between adding and changing the executed, and the boundaries between adding the executed and informing outsiders for assistance in execution.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issues above in terms of ethical analysis and normative analysis, and regards that reducing the troubles and risks together with lawsuits and restraining dishonest behavior are the main reasons for adding the executed. In the cases where there are executed subject to be changed, evading execution with false behavior, or illegal possession of the property of the executed, an outsider may be added as the executed. There are important differences between changing and adding the executed, and cannot be confused. With the gradual improvement of credit system in China, the situation of adding outsiders as the executed should be minimized, and informing outsiders for assistance in execution should be a routine method when the execution involves a third part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9974    
  
  追加被执行人是法院通过裁定将案外人列为被执行人,责令其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法律义务的行为(为表述方便,文章中有时将“追加被执行人”简称为“追加”)。为什么要追加被执行人?在哪种情形下法院有权追加被执行人?追加被执行人与变更被执行人有无区别?追加被执行人与通知案外人协助执行的界限在哪里?这些问题经常困扰法院执行人员。虽然现行《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第232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471~475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最高法院变更追加当事人规定》)对追加、变更被执行人相关问题进行了规范,但面对复杂的司法实践,仍有不少疑问亟需人们深入思考并予以回答。以伦理分析、规范分析等方法对上述问题加以探讨,以期有助于中国执行工作的进步。
  一、为何追加被执行人?
  执行机构开展执行工作的依据是具有执行内容的生效法律文书。这个在理论上称为执行名义或者执行依据。它是一个法律决定。法律决定不同于法律。法律规定着不特定人的权利义务,是抽象的,它拘束可能的、抽象的某甲。法律决定规定着特定人的权利义务,是具体的,法律决定中必然记载着具体的、特定化的权利人、义务人,以及他们的具体权利、义务,它拘束着现实的某甲。这就是法律决定既判力的核心规则。
  通常,对于法律决定的执行,案外人仅具有尊重协助义务。法律决定的执行,是从具体到具体的过程,这不同于法律的适用。法律的适用是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过程。从抽象到具体的情形是法律适用。法律的适用,就争讼案件来说,需要根据事实进行裁判。裁判之后形成法律文书(即法律决定)才能进入执行。当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通过强制执行程序,由国家强力机构保障实现时,法律对社会秩序的调整才能真正实现。诚如有学者对强制执行制度所做的功能主义解释:“这种制度主要指特定的国家机关通过执行权的行使,保证具有执行力的法律文书中确认的财产权利得以实现、强制相关义务得以履行的一整套程序安排。”{1}就此而言,执行效果的好坏关系到法律控制社会功能的实现。将案外人纳入执行程序,最为直接的目的当是为了最大化实现法律对社会生活的调整。
  对案外人来说,法律文书中并没有记载他的名字,他不是那个具体的、被特定化的某甲,执行机构怎能对他实施强制执行呢?对此,有学者提供了既判力主观范围扩张{2}、执行力扩张{3}等理论给予回答。在文章看来,追加被执行人的原因或者目的主要有二:一是为了减少讼累,减少不必要的司法资源浪费,弥补裁判程序中已经存在的疏漏;二是为了克制被执行人通过“更换马甲”“新设马甲”“虚设马甲”等逃避法律追究、损害申请执行人利益的不诚信行为。
  第一,减少讼累,弥补裁判疏漏。
  这一点可以通过追加个人独资企业的开办人(投资人、业主)为被执行人的情形加以说明。个人独资企业以自己的名义对外作出民事行为,但行为的后果由个人独资企业及其开办人承担。实践中之所以出现需要追加开办人作为被执行人的情况,其原因必然是裁判程序中因各种原因未能将开办人列入被告并判他承担法律责任。这是裁判程序中存在的疏漏。在明白的、无可置疑的确定开办人要对被执行人(个人独资企业)承担无限责任的情况下,仍坚持要求申请执行人通过另行诉讼来追究开办人的责任,就显得不够便宜、不够经济,必然导致司法资源浪费。为了避免这样一种结果,法律才规定,在此种情形下,执行机构可以径直把开办人追加为被执行人,减轻法律执行的成本。在强制执行合伙企业、领取营业执照的法人分支机构时追加合伙人、法人作为被执行人的道理与前述情形应该是一样的。
  如果申请执行人在裁判程序中,将执行程序中可能被追加的人全部列为被告并请求其承担责任,法院在裁判文书中对他们的法律责任给予裁断,实践中需要追加被执行人的情形似会大幅减少。
  第二,随机应变,克制不诚信行为。
  在诚信体系逐步完善,社会信用还不够健全的背景下,司法应当挑起为社会提供正义的重担,这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
  但要关注实践中的正义困境。执行乏力现象出现极大地损害了司法权威、践踏法律尊严,并增加社会不稳定、不和谐因素,激发矛盾,令善良的人走向丛林法则。目前虽无公开统计数据可资确证执行乏力的程度。但是,执行率低确是不争的事实。执行率低原因众多,被执行人逃避、规避甚至抗拒执行是主要原因,它在已经执结的被执行人有财产案件中所占据的比例达到了七成以上(据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通报2008—2012执行统计数据)。最高人民法院在2016年提出两三年之内要基本解决执行难,将解决执行难的总目标分解为29项任务,分门别类地克服执行工作面临的困难。{4}面对如此众多且花样百出的逃避执行行为,法院如何面对?对非常之事,应以非常之法克之。例如:在被执行人通过新设、变更虚假公司妄图以法人制度为工具逃避法律义务时,法院应当刺破其面具,追加被执行人的变形体作为被执行人,只有这样才能保障申请执行人的利益,维护法治尊严,体现司法权威。再如,在被执行人通过签订虚假合同、放弃到期债权、贱卖财产等手段逃避执行时,法院亦应当适用债的保全规则,追加案外人作为被执行人,实现申请执行人的权利。
  综上所述,追加被执行人的原因虽多,但以上两条确实应当作为追加被执行人的核心理由。但是,通过前文可知,这两条理由本身存在巨大差别,因此,必然会导致不同原因下追加被执行人的情形、程序和条件等有所差别。
  二、何时追加被执行人?
  面对复杂的需要追加被执行人的实践,法律规定略显粗疏,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得以填补之。关于何时方可追加被执行人的法律规范,最早出现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中。此后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形成了一些习惯做法。《民诉法》(1991)第213条对实践中的一些做法加以肯认,规定:“被执行人的公民死亡的,以其遗产偿还债务。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的,由其权利义务承受人履行义务。”该条至今未变,即现行《民诉法》(2012)第232条。
  对于何谓“权利义务承受人”,实践中认识不一。为了统一认识,减少混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最高法院民诉法意见》)对发生权利义务承受人的两种情形做了明确:
  第一,执行中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分立、合并的,其民事权利义务由变更后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受;被撤销的,如果依有关实体法的规定有权利义务承受人的,可以裁定该权利义务承受人为被执行人。第二,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死亡,其遗产继承人没有放弃继承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变更被执行人,由该继承人在遗产的范围内偿还债务。
  与此同时,《最高法院民诉法意见》还根据司法实践之要求,超越《民诉法》(1991)第213条之文义扩张性地规定了两种情形:第一,被执行人在执行期间更名的,可以将更名后的主体作为被执行人。第二,执行不能独立承担责任的其他组织时,可以追加对该其他组织依法承担义务的法人或者公民个人作为被执行人。这种规定及其扩张解释被《最高法院变更追加当事人规定》所吸收,明确规定在该司法解释第10~16条、第27条。
  应当说,上述最高法院民诉法意见的前两个规定是对民诉法文本的阐明,将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主体资格终止的各种情形进行了细化和列举,使“权利义务承受人”的含义、发生情形更加明确,便于法律适用,有助于执行工作。但是,该意见的后两个规定则另有旨趣。后一规定纯粹是旨在应对实践中出现的被执行人为了逃避执行或者其他原因动辄更名的现实情况。在《最高法院变更追加当事人规定》第27条中,这一规则再次得到确认。中国法律允许法人、其他组织更名,更名是法人、其他组织的权利。但这一权利易被滥用。在被执行人更名的情形下,如果法院视而不见,将申请执行人推到另一诉讼中,势必会影响权利的实现,浪费司法资源,放纵被执行人。最高法院民诉法意见的这一规定正是随机应变的正确举措。后二规定的旨趣又有不同。它不是为了克制不诚信的被执行人,而是为了弥补裁判程序的疏漏。按照中国法律关于其他组织责任能力的实体法规则,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其他组织不能独立承担责任,其责任由其他组织的开办人、业主(负责人)、合伙人等成员承担。按理说,申请执行人(原告)应当在裁判程序中将这些可能承担责任的主体列为共同被告,诉请法院判其承担责任。但是,实践中往往会出现疏漏的现象。那怎么办呢?让当事人另行诉讼,还是授权法院直接裁定追加其他组织的责任人作为被执行人?显然,后者更加便利。最高人民法院选择了后者,允许执行机构直接裁定把对其他组织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主体作为被执行人。
  中国法律为公民从事商业活动提供了多种法律主体资格(法律面具),包括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全面所有制工业企业、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在实践中,如此令人眼花缭乱的商事主体资格给法律责任的确定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困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最高法院执行规定》)第76~81条关于变更或者追加被执行人的规定以及《最高法院变更追加当事人规定》多是为了应对此种商事主体资格混乱给交易活动及法律责任承担造成的困难。此等规定解决了一些问题,但也造成了某些问题。
  第一,执行程序中,可以追加私人独资企业业主、合伙组织(联营企业)的普通合伙人(参与联营的法人)、领有营业执照的法人分支机构所属法人为被执行人。
  这种情况应是为了弥补裁判程序的疏漏。这是因为个人独资企业与其业主,合伙人与合伙企业,领有营业执照的法人分支机构与所属法人,在法律人格上虽有不同,但在责任承担上则不作区分,都由业主、合伙人、所属法人承担。这类主体应当在裁判程序中被列入被告,但因为裁判程序参与者的疏忽,未能列入,如果由当事人另行诉讼,一则增加无谓的讼累,二则不利于社会关系的尽快了解和稳定。
  第二,执行程序中,被执行人发生组织变更,分立为多个主体时,可追加分立后的法人为被执行人,分立后的法人根据分立协议或者取得的财产比例承担相应责任。
  在企业组织体变动的情况下,怎样追加被执行人,确实是一个难题。实践中,既有被执行人正常的组织变更,也有被执行人为了逃避执行义务故意实施组织变更。在后者,其惯常手法往往是将优质资产剥离成立新法人,原来的法人继续存续,但已无财产可供执行。其目的是利用法人制度逃避法律追究。这种情形下,如果不把新法人作为被执行人,势必导致法律文书无法执行,申请执行人的利益遭受损害。基于克制逃避执行的目的,《最高法院执行规定》做了如下制度安排:
  被执行人按法定程序分立为两个或多个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分立后存续的企业按照分立协议确定的比例承担债务;不符合法定程序分立的,裁定由分立后存续的企业按照其从被执行企业分得的资产占原企业总资产的比例对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
  《最高法院变更追加当事人规定》第12条所做的制度安排另有不同:
  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分立,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分立后新设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为被执行人,对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被执行人在分立前与申请执行人就债务清偿达成的书面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
  文章认为,《最高法院执行规定》的制度安排并不合理。法人分立,主要有两种形式,即派生分立(也称存续分立,其符号形式为A-A, a)和新设分立(也称解散分立,其符号形式为A-a, b),不论采用何种分立形式及分立后的各个法人就其内部债务如何安排,分立后的法人应当对执行依据(法律决定)确定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被执行人通过组织体变更逃避执行义务。《最高法院执行规定》的制度安排事实上会放纵被执行人通过内部债务承担安排逃避执行,也与最高法院《民诉法》意见第271条的规定相冲突。正因如此,最高法院《民诉法》意见第472条改变了规则,该条规定:
  执行中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分立、合并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变更后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被执行人;被注销的,如果依照有关实体法的规定有权利义务承受人的,可以裁定该权利义务承受人为被执行人。
  这样才将最高法院执行规定设置的法律缺陷填补了。虽然《最高法院执行规定》仍然有效,但最高法院《民诉法》解释最后一条即第552条规定,凡是与其规定不一致的,不再适用。就此而言,《最高法院执行规定》的上述规定应当失去效力,执行中不能再作为依据。《最高法院变更追加当事人规定》第12条的规定再次确认了《最高法院执行规定》的不合理之处,明确了新设分立的法人应对分立前法人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这样处理才符合法理。
  第三,可以追加占有被执行人财产的主体为被执行人。
  实践中,被执行人的财产由案外人占有是较为常见的情形。此种情形下,得否直接追加占有被执行人财产的案外人作为被执行人,令人困惑。《最高法院执行规定》《最高法院变更追加当事人规定》明确,在两种情形下,可以追加占有人为被执行人:
  一是被执行人被撤销、注销或歇业后,上级主管部门或开办单位无偿接受被执行人的财产,致使被执行人无遗留财产清偿债务或遗留财产不足清偿的,可以裁定由上级主管部门或开办单位在所接受的财产范围内承担责任。二是被执行人无财产清偿债务,如果其开办单位对其开办时投入的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可以裁定变更或追加其开办单位为被执行人,在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的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
  上述两种情形的共同特征是案外人与被执行人存在特殊关系,且案外人非法占有被执行人的财产。此特殊关系实质上是投资、设立关系,即被执行人由案外人投资、设立。一般情况下,案外人对被执行人具有操控能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被执行人的命运。在第一种情形,作为案外人的上级主管单位或者开办单位通过清算、受让等行为占有了被执行人的财产,致使被执行人失去执行能力。此种行为严重损害申请执行人利益。在第二种情形,案外人往往是企业的出资人(原始股东)加实际控制人,他在向企业出资后又抽逃出资的行为本质上属于非法占有属于法人企业的财产,系非法占有人。对于未出履行出资义务的案外人(股东或者出资人),其实质上仍然是非法占有(以消极方式)被执行人的出民诉法资。与此类似的,是未放弃继承权的继承人占有被执行人的遗产情形。根据最高法院意见第475条之规定,法院应当裁定将继承人作为被执行人,由该继承人在遗产的范围内偿还债务。如果继承人不占有遗产,就不具备将继承人作为被执行人的条件。因此,最高法院《民诉法》意见第475条将未放弃继承的继承人作为被执行人的潜在条件是该继承人非法占有遗产。这一潜在条件是目前理论界未曾给予充分关注的。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司法实践的主流观点似乎认为,除了上述情形,案外人占有被执行人的财产的,法院似乎无权将占有人追加为被执行人。文章不同意这种观点。
  三、追加与变更有何区别?
  通常认为,两者有区别。但是,对于两者之区别点,学界则认识不一。有学者认为,追加与变更基于法律事实不同;产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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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王亚新.通过强制执行的权利实现——执行程序的实际操作及其功能[J].当代法学,2018(1):153—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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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百晓锋.中国民事执行年度观察报告:2016[J].当代法学,2017(3):31.
  {5}冯华生,彭欢燕.被执行主体的变更与追加[J].人民司法,1999(6):50—52.
  {6}刘道义,成延洲.变更与追加被执行主体问题研究[J].法学家,2002(2):81—82.
  {7}黄金龙.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实用解析[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230.
  {8}谭秋桂.民事执行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44—155.
  {9}佟柔.中国民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0:286.
  {10}杜云昌.变更被执行人之管见[J].法学,1996(7):30—31.
  {11}陈皓.关于追加债务人配偶为被执行人之法理思考[J].法律适用,2006(10):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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