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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南社会科学》
论恐怖主义犯罪案件的审判管辖
【作者】 罗海敏【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
【分类】 犯罪学
【中文关键词】 恐怖主义犯罪;审判管辖;美国;军事委员会
【文章编码】 1007-905X(2015)03-0046-0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5年【期号】 3
【页码】 46
【摘要】

美国专门设立军事委员会这一反恐特别军事法庭来管辖特定范围内的恐怖主义犯罪案件,其审判程序明显区别于普通刑事法庭,并在多个方面降低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障程度。与美国不同,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多数国家在恐怖主义犯罪案件审判管辖上选择了设立非军事性质的反恐专门法庭或由普通刑事法庭审理恐怖主义犯罪案件这两种更为正当、有效的途径。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0016    
恐怖主义犯罪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最严重犯罪之一,通过审判程序追究恐怖分子的刑事责任是打击、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最终手段。而具体由什么样的法庭管辖反恐案件、具体如何组织反恐审判,不仅关系到能否公正、有效地实现国家对恐怖主义犯罪的刑罚权,也关系到刑事诉讼法治与人权保障的实现程度。对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反恐审判管辖立法与实践情况的梳理与剖析,能为我国进一步完善反恐审判管辖制度提供启发与借鉴。
  一、美国反恐审判管辖的双轨制
  (一)美国反恐特别军事法庭的设立沿革
  在“9·11”事件之前的美国,不论是美国公民还是非美国公民涉嫌恐怖主义犯罪行为,均由普通刑事法庭管辖。这一局面在“9·11”事件后出现了转变。
  2001年11月13日,时任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第1号军事命令(Military Order No.1),规定凡是受该命令拘束的人,均应由特别军事法庭审判;特别军事法庭不受美国普通刑事法庭法律规则和证据规则的制约,并对此类案件具有专属管辖权,被告人无权向任何其他法院请求救济。其后,通过第1号军事委员会令和2006年《军事委员会法》的出台,明确规定了建立军事委员会以审判确定为“非法敌方战斗人员”的非美国公民的目的。军事委员会的设置,既不同于美国管辖普通刑事案件的法庭,也不同于其他管辖一般军事案件的军事法庭,而是依据普通法、由军事当局在战争或武装冲突时代以更方便地惩罚某种犯罪为目的而特别设定的裁判机构[1],因此亦被称为“反恐特别军事法庭”。
  由于军事委员会只对特定范围内的恐怖主义犯罪案件享有管辖权,美国国内的普通刑事法庭也享有部分恐怖主义犯罪案件特别是美国公民实施的恐怖主义犯罪案件的管辖权。因此,美国对恐怖主义犯罪案件事实上实行的是“双轨制”的审判管辖模式[2]。
  (二)美国反恐特别军事法庭的审判程序特点
  在审判程序上,军事委员会与普通刑事法庭有某些相近之处。例如:军事委员会审判恐怖主义犯罪案件亦适用无罪推定并要求有罪认定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被告人有权通过提出证人和其他证据为自己辩护;不论是控方还是辩方的证人都需要宣誓作证并接受交叉询问;被告人在审判中不被强迫作证并且受一事不再理原则的保护;被告人可以和控方达成认罪协议等[3]。但与此同时,军事委员会与普通刑事法庭之间也存在显著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4]:
  第一,委员会的组成与普通刑事法庭的审判组织截然不同。在普通刑事法庭,获得陪审团审判是被告人享有的一项宪法权利。为了防止有倾向、有偏见的陪审团成员影响公正审判,法律允许控辩双方附理由或不附理由地要求陪审团成员回避。在军事委员会审判的情况下,每一个军事委员会法庭由至少3名、至多7名成员组成。这些成员由国防部长从军官中选出,其中委员会主审官员必须具有军方律师的资格,其他成员可以没有律师资格。军事委员会法庭没有陪审团,所有事实和法律问题都由委员会成员决定,且并未赋予被告人明确的申请回避的权利。
  第二,被告人辩护权保障程度不同。在美国普通刑事法庭中,被告人有权获得律师辩护,在无力自己聘请律师时可获得国家免费提供的法律援助,而且既可以由公设律师也可以由私人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在军事委员会审判时,被告人虽然也有辩护律师并且是国家免费提供的,但这些辩护律师都隶属于根据《军事委员会法》专门设立、接受总统指示的“首席辩护律师办公室”,不能获得政府免费提供的私人律师援助。即使有私人律师愿意免费提供辩护服务,也要受到必须是美国公民、有在联邦或州法院承认的辩护经历以及有资格接触秘密级别以上的信息等诸多限制。而且,一旦案件审判中涉及某些敏感问题,私人律师就会被排除在该部分审判之外。
  第三,被告人获得公开审判的权利不同。在普通刑事法庭,除非法官听证后确认存在某些特定事由,对被告人的审判应当公开进行。《军事委员会法》虽然也规定其反恐审判对媒体和公众开放,但规定了诸多例外情形,例如出于保护机密或敏感信息的目的,出于保护证人、委员会成员、律师以及被告人安全的目的,出于保护情报来源、手段和活动的目的,或者出于保护国家安全利益的目的等,均可以停止对外公开审判。甚至被告人及其私人律师也有可能被排除在审判的某些秘密部分之外,只有来自“首席辩护律师办公室”的政府律师才能参加这部分审判。
  第四,适用的证据规则不同。美国普通刑事法庭需要遵循严格的证据规则,特别是其中有关传闻证据、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则。与此相反,只要军事委员会的主审官员判定某一证据是“普通正常人认为有证明价值的”,即使其收集或处理上有违法的地方也不会被排除。北京大学互联网法律中心
  第五,确定有罪的评议规则不同。在一般情况下,美国普通刑事法庭要求确认被告人有罪必须建立在12名陪审团成员一致同意的基础上。但在军事委员会审判恐怖主义犯罪案件时,只需2/3委员会成员同意即可形成有罪认定,只有在死刑判决的情况下才需要所有成员一致同意。
  第六,被告人享有的上诉权利不同。在普通刑事法庭,被判决有罪的被告人有权向更高级别的法庭提出上诉。在涉嫌严重犯罪等情况下,被告人还有权申请联邦最高法院或州最高法院复审案件。而军事委员作出的有罪判决并没有正常的上诉或复审途径,一旦总统批准就将发生法律效力。虽然总统也可以授权国防部组织一个复核小组对案件进行复核,但这种复核程序并不公开进行。
  从上述比较不难看出,在军事委员会审判之下,对被告人的权利保障明显让位于国家追诉恐怖主义犯罪的目的,甚至严重偏离平等对抗、审判公开以及人权保障等刑事审判程序基本理念。因此,同涉嫌恐怖主义犯罪的美国公民相比,由军事委员会审判的、涉嫌恐怖主义犯罪的非美国公民“明显处于更不利的境地”[5]。
  (三)美国反恐特别军事法庭面临的被动局面
  虽然美国政府反复强调设立反恐特别军事法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其设立伊始就招致美国学界、律师界、人权机构以及社会大众的广泛质疑与强烈反对。批评意见认为:首先,美国对涉嫌恐怖主义犯罪的美国公民和非美国公民适用不同的审判法庭及审判程序,而且两者在权利保障方面明显存在优劣之分,这种做法不仅违反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的平等保护原则,也违背了美国政府承担的国际公约义务。其次,对特定犯罪设立特别军事法庭的做法违反了司法权与行政权分立的理念,影响司法独立原则的实现。再次,军事委员会的审判不符合美国宪法以及国际习惯法所确认的审判保护原则。例如,军事委员会允许采用通过拷打、不人道手段获得的供述作为证据,允许对未成年人以及没有敌对嫌疑的人进行审判,这些做法显然不符合公正审判的要求。最后,军事委员会并没有达到高效审判恐怖主义案件的目的[6]。
  对于军事委员会,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也多次予以否定性评判。继2004年通过Rasul v. Bush[7]、 Hamdi v. Rumsfeld[8]肯定美国法院系统对关塔那摩涉嫌非法囚禁案件享有管辖权之后,联邦最高法院于2006年6月29日通过Hamdan v. Rumsfeld[9]一案的裁决,直接对军事委员会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2008年6月12日,在Boumediene v. Bush[10]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再次裁定被囚禁在关塔那摩监狱的恐怖主义嫌犯有权依据宪法向美国普通刑事法庭提出人身保护令申请,而美国2006年《军事委员会法》侵犯了这种宪法权利。这一裁决,再次否定了美国政府试图将恐怖主义嫌犯排除于普通刑事法庭管辖之外的意图。
  反恐特别军事法庭自设立以来就陷于各界争议之中,也使美国政府因为无法妥善解决该问题而数度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奥巴马曾在2008年总统竞选中明确反对设立特别军事法庭的做法,并在就任总统以后暂停了该法庭的运作,表示将在一年内关闭关塔那摩监狱。但在2009年5月15日,奥巴马政府宣布将重新启用反恐特别军事法庭以审判被关在关塔那摩监狱的部分囚犯。这一决定不仅使奥巴马政府招致社会大众对其无法兑现竞选承诺、失信于民的负面评价,其在反恐审判上的倒退做法也受到美国人权组织的强烈抨击与抗议。迫于各方压力,美国国会在2009年对《军事委员会法》进行了修改,用“无特权的外国敌对方交战人员”取代了过去“非法敌方战斗人员”的称谓,同时删除了2006年《军事委员会法》中的一些争议条款[11]。在审判程序方面,2009年《军事委员会法》排除了通过酷刑、残忍、不人道或危险方式取得陈述的证据资格,规定了任何人在军事委员会程序中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明确规定了采纳被告人陈述作为证据的必要条件以及采纳传闻证据的必要条件[12]。但是,该法仍强调:“军事委员会审判的无特权外国敌对方交战人员不能援引《日内瓦公约》作为个人的权利基础。”[13]同时,2009年《军事委员会法》继续允许采纳在捕获点或与交战密切相关的活动中获得的非自愿证言;并未修改军事委员会宽泛的审判对象,甚至将青少年和那些没有从事敌对活动嫌疑的人也纳入其中;允许对发生时并未规定为战争罪行的行为溯及既往地予以追究[14]。也因此,奥巴马政府修改军事委员会审判规则的举措,并没有消除社会各界对军事委员会的尖锐批评。在此之后,奥巴马政府又数次在该问题上出现举棋不定的尴尬局面,多次引发社会轩然大波。
  二、其他国家有关反恐审判管辖的做法
  从世界范围来看,多数国家并不认可以军事性质的特别法庭来审判恐怖主义犯罪案件这种做法:“当前大多数法系均认为,军事成员参与背离了司法机构所必备的独立,令人无法接受。”[15]排除设立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恐怖主义案件这一选择,多个国家的反恐立法与实践提供了以下两种更为正当的恐怖主义犯罪案件审判管辖路径,其一是设立非军事性质的反恐专门法庭,其二是由普通刑事法庭审理恐怖主义犯罪案件,但对具体管辖法院进行适当调整。
  (一)设立非军事性质的反恐专门法庭
  有不少国家选择在司法系统中设立专门审判恐怖主义犯罪案件的法庭,用以应对反恐审判的复杂性和较高的社会风险。这种专门法庭对恐怖主义犯罪具有专属管辖权,集中处理该国范围内所有的恐怖主义犯罪案件。在西班牙,从1977年开始,恐怖主义犯罪案件由国家高等法院专门负责审理。在印度,政府有权指定特别法庭审理恐怖主义犯罪案件。根据印度政府2001年颁布的《防止恐怖主义法》第23条第1款规定,中央政府或邦政府通过《官方公报》通告的形式,可以为某个或某几个地区、某一案件或某类、某组案件指定一个或多个特别法庭。根据该法第34条规定,对于特别法庭宣布的任何裁定、判决或决议——不包括在诉讼期间宣告的决议,都有权基于事实与法理向高等法院提起上诉[16]。此外,爱尔兰、哥伦比亚、摩洛哥、苏丹、巴基斯坦、阿富汗等也都设有专门管辖恐怖主义犯罪案件的刑事审判法庭。
  (二)由普通刑事法庭审理恐怖主义犯罪案件
  有些国家并未设立专门针对恐怖主义犯罪的特别法庭,而是选择由普通刑事法庭来管辖恐怖主义犯罪案件。在这些国家,审理恐怖主义犯罪的法庭并不是特别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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