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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南社会科学》
污染环境罪中故意的内涵
【作者】 姜文秀【作者单位】 清华大学
【分类】 刑法分则
【中文关键词】 污染环境罪;主观心态;实害故意;危险故意
【文章编码】 1007-905X(2015)08-0037-0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5年【期号】 8
【页码】 37
【摘要】 污染环境罪不属于“法律有规定”的过失犯罪,污染环境罪的条文属于仅描述客观构成要件而没有规定主观心态的犯罪,因此,污染环境罪的主观心态是故意。具体危险犯中的故意与实害犯中的故意内涵相同。故此,源于危险故意即实害故意,污染环境罪不可能是故意的具体危险犯,污染环境罪应该是故意的实害犯,并且,作为实害犯的污染环境罪的实害结果只能是刑法条文中表述的环境的严重污染,而不是人身伤亡与财产损失。同时,针对污染环境罪司法解释中的悖论,建议用对于基本犯罪持故意心态、对于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加重结果持过失心态的结果加重犯来进行修正。在立法修改之前,相关司法解释内容因与现行刑事立法相冲突而无法适用。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0026    
  
  污染环境罪不属于“法律有规定”的过失犯罪,污染环境罪的条文属于仅描述客观构成要件而没有规定主观心态的犯罪,因此,污染环境罪的主观心态是故意[1]。同时,法定刑的轻重固然是能够体现出犯罪行为严重程度的一个方面,但是绝不能仅仅根据法定刑的高低或者法条修改后法定刑没有变化等原因就草率得出污染环境罪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一样是过失犯罪的结论,并且,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七条关于污染环境罪存在共同犯罪的规定证明污染环境罪在司法上被认定为故意犯罪。故此,污染环境罪无论在立法上还是在司法上都是故意犯罪。那么,污染环境罪的主观心态——故意的内涵是什么呢?污染环境罪主观心态的探讨离不开污染环境罪到底是实害犯还是具体危险犯的认定,以下关于污染环境罪主观心态的讨论皆围绕实害犯与危险犯的相关问题展开。
  一、污染环境罪是故意的实害犯,不是故意的具体危险犯
  区分污染环境罪的故意犯和过失犯其实就是在区分污染环境罪的实害犯和危险犯。《刑法修正案(八)》将第三百三十八条的罪名由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变更为污染环境罪,将第三百三十八条的后果由“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的”。前者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行为后果是“造成污染事故,致使财产损失、人身伤亡”,这显然是实害犯,无论对于污染事故还是对于人身财产损失的实害后果,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行为人的主观心态都应该是过失。修改后的污染环境罪,其后果变更为“严重污染环境的”。笔者在《污染环境罪的主观心态》一文中的论述证明,污染环境罪的行为人对“严重污染环境的”后果所持有的应该是故意心态。那么,“严重污染环境的”表明污染环境罪是实害犯还是具体危险犯呢?有学者认为“严重污染环境”表明的是污染环境罪的危害程度而不是污染环境罪的危害结果,因此,认为污染环境罪是具体危险犯而不是实害犯[2]。有的学者是这样表述污染环境罪是危险犯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虽然规定了犯罪结果,但是此种结果却不是侵犯主要客体的结果,而是侵犯次要客体的结果,这样的一种错位在实质上表明国家设定环境犯罪的真实用意在于保护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而不关注或者不主要关注于环境本身的损害[3]。修订之后,取消了侵害次要客体的结果要求,代之为严重污染环境的程度要求,使得本罪从结果犯转变为危险犯,改变了上述主、次要客体错位的情形[4]。有的学者认为,《刑法修正案(八)》通过改变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结果要件,将该罪由实害犯变为危险犯,降低了入罪门槛,增强了可操作性,而该罪的罪名也由“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变成了“污染环境罪”[5]。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存在疑问。首先,“严重污染环境的”不符合危险犯在刑法法条上的一般表述惯例。污染环境罪的法条是:“……严重污染环境的,处……;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一般情况下,根据我国的立法惯例,危险犯,无论是抽象危险犯还是具体危险犯,罪刑梯度只有一档。例如《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放危险物质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一】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立法惯例,不区分程度一般的危险和程度严重的危险、不会对危险犯设置两个梯度的法定刑;我国现有的立法原理下,也无法在具体危险犯(或者抽象危险犯)的内部划分程度。一般,在我国的刑法法条中区分行为后果的严重程度设置不同梯度的法定刑的应该只限于实害结果犯[6]。除了在实害结果犯内部可能存在法定刑梯度外,另外一种区分法定刑梯度的情况是在抽象危险犯、具体危险犯、实害犯之间区分。比如可以在抽象危险犯的程度上设置实害犯、也可以在具体危险犯的程度上设置实害犯等。因此,根据污染环境罪的法条“……严重污染环境的,处……;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中的表述,如果认为前半段“严重污染环境的,处……”是具体危险犯(前半段当然不是抽象危险犯),那么后半段“后果特别严重的,处……”的表述不应该出现“特别”一词,根据立法惯例只表述为出现实害结果即可。“特别”一词表明程度比前半段严重,因此只能是一种情况,污染环境罪的法条是在实害犯内部划分的罪刑梯度[7]。综上,污染环境罪是实害犯。有学者在文章中是这样表述的:“提议通过刑法修正案对第三百三十八条污染环境罪进行修改。新的条文可以拟制为‘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引起严重污染环境的危险的,处……;造成严重污染环境的后果的,处……;后果特别严重的,处……’。”[8]这段表述建议将污染环境罪的后果在“严重污染环境的,处……”前面增加一项即“引起严重污染环境的危险的,处……”,这说明文章作者持污染环境罪是实害犯的态度,而建议增添的处罚后果才是污染环境罪的具体危险犯。
  其次,关于有学者认为的“危险犯一般不存在解决刑法因果关系问题,从而大大减轻了公诉机关指控犯罪的压力”的表述同样是存在疑问的。笔者认为持该种观点的学者混淆了危险犯和行为犯。通说认为,结果是对法益的侵害或者侵害的危险。因此,犯罪结果包括实害结果和危险结果,结果犯包括实害犯与危险犯。其中侵害结果并不是一切犯罪都必须具备的要素,侵害结果不是共同构成要件要素,因为危险犯的成立并不以发生侵害结果为要件。但是根据结果无价值论的观点,任何犯罪的成立至少必须发生危险结果,所以,危险结果是共同构成要件要素[9]。而“行为犯是行为与结果同时发生的犯罪,因果关系便不成为问题;结果犯是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时间间隔的犯罪,需要认定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10]。“在行为犯中,由于行为与结果同时发生,所以,只是不需要认定因果关系,而不意味着行为犯中不存在结果。在行为犯中,作为处罚根据的依然是行为的结果,而不是行为的样态本身。”[11]一般认为,危险犯包括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故此,危险犯并不是不存在解决刑法因果关系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2013年6月18日新闻发布会材料环境污染犯罪典型案例三——重庆云光化工有限公司等污染环境案的裁判结果中明确表述出污染环境罪是实害犯。最高院发布的该份典型案例的裁判结果表述如下:被告作为专业的化工危险废物处置企业,违反国家关于化工危险废物的处置规定,将工业污泥和工业废水交给不具有化工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被告人张必宾处置,导致环境严重污染,构成污染环境罪。被告人张必宾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倾倒危险废物,造成环境严重污染,且后果严重,构成污染环境罪。其中,“导致环境严重污染”和“造成环境严重污染”的表述证明污染环境罪是实害结果犯[12]。2013年《解释》第一条的(一)至(八),除(五)外和2013年《解释》第三条的(一)至(三)分别是对于“严重污染环境”和“后果特别严重”的实害结果的解读。
  2013年《解释》第一条的(五)为两年内曾因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实施前列行为的。这项解释规定受过二次行政处罚后再次实施相同行为的属于污染环境罪中的严重污染环境,有学者以此认定污染环境罪是抽象危险犯,然而此项解释是存在问题的。《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中的“严重污染环境的”,是一种结果要求,并不是对行为本身的要求。仅有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行为,并不能构成污染环境罪;只有这种行为造成严重污染环境的后果时,才能构成污染环境罪。2013年《解释》的上述规定,将受过二次行政处罚后再次实施相同行为的情形,直接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的结果。这不仅没有区分行为与结果,而且直接取消了结果要素,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第一,在刑法分则条文要求发生结果才构成犯罪时,不能因为结果难以认定,就直接取消结果要件。第二,二年内受到二次以上行政处罚后再实施污染环境的行为,也只是表明其多次实施了该行为,并不表明其行为造成了严重污染环境的结果。即使认为行为人主观恶性大,社会危害性严重,也不能说明其行为造成了严重污染环境的结果[13]。第三,《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关于“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规定不涉及偷逃税款的结果,立法机关也可以不将偷逃税款的结果规定为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构成要件要素。但是,《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明文要求发生严重污染环境的结果。因此,不能套用《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规定。综上,不能仅仅根据一条错误的司法解释来否认污染环境罪是实害结果犯的事实。
  二、危险故意与实害故意
  《刑法修正案(八)》将第三百三十八条的罪名由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变更为污染环境罪,将第三百三十八条的后果由“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的”。很多学者认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被修改为污染环境罪之后,因为在该罪名的犯罪后果中删去了“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表述,就相当于删去了该罪名的实害结果,由此“严重污染环境”成为一种危险结果,污染环境罪由原来的实害犯变成了具体危险犯,立法上提前了对污染环境罪的刑法规制,体现了风险社会的内在要求[14]。这样的规定类似于《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和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
  《刑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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