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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中国航空机票超售行为的合法性探讨
【英文标题】 Analysis on Legitimacy of Chinese Airlines’ Overbooking Practice
【作者】 于丹王乙伊【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
【分类】 合同法
【中文关键词】 机票超售;合法性;航空消费者;格式条款;提示义务;衡平超售规则
【英文关键词】 overbooking; legitimacy; passengers; principles of fairness and reasonableness; duty to call attention; fairness of overbooking policy
【文章编码】 1008-2204(2018)03-0084-07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766/j.bhsk.1008-2204.2017.0268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3
【页码】 84
【摘要】 机票超售在民航售票实践中广为采用,但由于可能导致已购票旅客被原定航班拒载,实践中常引发投诉和纠纷。法律上关于超售的争论主要在于其是否具有合法性,航空公司单方面制定的超售规定能否对航空消费者构成约束。在中国立法对超售尚处空白的情况下,航空公司的超售规定只有上升为航空运输合同的内容,才具备合法性基础。结合中国法律对于格式条款订入合同的条件要求,建议中国航空公司在横平超售规则内容和履行提示义务方式上同时做出改进。
【英文摘要】 Overbooking is widely accepted by airlines in the ticket sale practice. However, since overbooking may lead to denied boarding, there are always complaints and disputes caused by overbooking, which may harm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our civil air transportation. Arguments on overbooking, in the field of law, are mainly on its legitimacy. Since there are no statute stipulations on airline overbooking in China, it is only effective when airline’s overbooking policy is identified as terms of transportation contracts. Based on current law stipulation on standard terms of contract, a critical look should be taken at the policy and practice of overbooking by Chinese airline. It is strongly proposed that airlines make improvements both to the fairness of overbooking policy and to calling passenger’s attent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9972    
  一、引言
  2017年4月发生的美联航暴力驱赶乘客事件[1],使机票超售(oversales)这个低调运行的民航售票手段,瞬时聚焦大众的关注,立于舆论的风口浪尖。其实,国内理论界与民航业内对于机票超售法律问题的探讨,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2]讨论主要围绕着机票超售行为的性质展开,主流观点认为超售不构成欺诈[3],因超售导致的拒载构成承运人违约。也有少数观点站在航空承运人视角,支持其具有合法性。与欧美国家不同,机票超售行为在中国尚没有被纳入到立法中,其依据主要是各航空公司制定的“航空运输总条件”。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机票超售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在理论上存在争论,在实践中也引发不少矛盾。在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并竞争激烈的当下,探讨如何杜绝机票超售行为并不现实。相反,研究如何将之纳入法制的轨道、平衡航空承运人与旅客的利益,对于民航事业的发展更具现实意义。文章结合中国合同法的理论与民航实践,对比美欧国家的做法,对将机票超售行为纳入到法制轨道作出探讨。
  二、机票超售及其由来
  机票超售是指航空公司出售的机票数量,超过一架航班的实际座位数。航空客运的售票方式比较特殊,从旅客预订机票到最终成行普遍有一段相对长的时间[4],大部分客票允许旅客自由签转。再加上误机、取消行程等原因,部分旅客最终没有乘坐原预定的航班出行又没有及时办理改签、退票手续,造成航班座位虚耗的现象时有发生。座位虚耗不仅影响了航空公司的经济利益,也降低了其他旅客的出行机会。为了应对座位虚耗、减少资源浪费和提高收益,航空公司普遍在销售机票时采用超售策略。超售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或状态,从旅客购票到飞机起飞之前的整个阶段都属于机票超售的可能存在时段。{1}机票超售并不一定意味着已购票的旅客无法乘机,事实的情况是由于通常会有旅客改签、退票和误机等情况,超售的航班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能保证实际乘机的旅客正常出行。[5]超售,应该分成虚实两种情况区别对待。一种叫“虚超”,即航空公司虽然销售了超过客机实际座位数的机票,但有旅客不来乘机,实际值机旅客数等于或小于客机座位数,即尽管超售了机票却不会出现拒载旅客登机的结果。另一种叫“实超”,是指航空公司销售的座位数超过客机实际座位数,最终因为实际值机旅客人数超过了客机座位数,从而出现了有部分旅客不能登机的结果,而这些“被挤出航班(bumped)”的旅客不得不改签乘坐其它航班或直接放弃接受运输服务。{2}超售对于航空公司而言就像一场赌注,“虚超”是航空公司赌赢了,而“实超”则是航空公司赌输了。
  机票超售的实践最早来源于美国。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民航旅客运输中常出现购票旅客临登机前因退票、改签而造成航班座位虚耗的现象。一次由于售票系统操作人员的失误,造成销售的机票数超过航班的座位数,但这一意外之举却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于是这种机票销售模式迅速被航空业所采用。[6]超售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虚超”,即使是“实超”,航空公司也可以通过支付补偿来解决问题。与超售给航空公司带来的利益相比,向“被挤出航班”旅客支付的补偿只是“九牛一毛”。作为市场竞争者的航空公司都以追逐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机票超售这种能够带来显著经济利益的售卖策略因此在民航业广泛地扎下根来。况且,机票超售的做法也不仅只是惠及了航空承运人一方,对于旅客、社会利益都有一定的益处。{3}全球民航业最大的行业性组织——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就公开声明表示支持航空公司的机票超售行为。[7]
  1998年春运,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广州运输部靠经验保守超售了10个座位,自此开始了中国民航机票超售的历史。{4}截至目前,超售已经在中国民航售票实践中广泛采用,各家航空公司都存在超售现象。但是超售毕竟是对旅客利益的潜在威胁,为避免不利的社会舆论以及销售影响,航空公司普遍没有对之进行广泛的宣传。大部分旅客直到办理值机乃至被拒载时才获知超售的存在,经常由此引发争端。[8]部分旅客还采用了非理性的方式,如打骂机场工作人员、冲击登机口等,对航空运输的秩序造成恶劣影响。
  三、关于机票超售的境外立法实践
  根据上文分析,机票超售的做法有其合理性,对行业和社会利益也是整体上有利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机票超售的存在也是对旅客利益的潜在威胁损害。“实超”状态下实际乘机旅客数大于飞机的座位数,必然有部分旅客无法按计划出行。所以,机票超售实质上是以牺牲部分旅客利益来换取行业利益的行为,它应当受到监管或法律的约束。境外部分国家和地区,已经将机票超售以及其后续处置规则纳入法律的范畴。这其中,又以美国和欧盟的做法最具代表意义。
  (一)美国
  美国航空公司作为机票超售实践的先行者,在一开始对超售行为也持遮遮掩掩的态度,对无法按约运输的旅客处理简单粗暴,一度造成和旅客间极为紧张的关系。1953年,发生了一位因超售被拒绝登机的旅客爬上飞机前轮以示抗议的极端事件,让美国联邦航空局和美国民用航空委员会(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前身,以下简称CAB)一度向主要航空公司发出警告限制航班超售行为。[9]1976年,美国最高法院在Nader诉Allegheny Airlines一案中裁判:机票超售不构成欺诈,而应被视为一般行业实践,航空公司应对乘客披露超售信息。[10]该案也直接促使美国的民航管理部门将超售纳入到法规体系中。1977年,CAB出台有关超售政策。[11]后来超售的政策又经历几次增改,最终在超售的告知义务、超售拒载程序、拒载后续处理等方面形成了可操作性很强的一系列规范,纳入到《美国联邦法规》中形成了专门的一章(14 C. F. R.pt.250“Oversale”)。作为规范航空公司的机票超售行为的专门法,该法规适用于美国国内航班和起飞或目的地在美国境内机场的直飞国际航班。
  《美国联邦法规》的超售规则,为了尽可能保证因超售而被拒载的旅客利益,对承运人的拒载程序和补偿方案作出严格规定。其规定承运人在拒载前,必须首先征集自愿放弃本次登机机会的旅客,面向全体旅客说明可提供给自愿者的补偿方案。如果补偿是以“免费或优惠航程”而非现金或支票的形式兑现,则必须要书面或口头向旅客披露这种好处所对价的现值(不能小于现金或支票的补偿额度),以及该补偿形式的使用时限、手续费等限制规定,以供旅客自由选择接受何种补偿方式。在自愿者人数不足的情况下,承运人才可以违背旅客意愿进行强制拒载。但对于非自愿被拒载的旅客,承运人要及时并充分履行告知义务,向其出具解释说明超售中航空公司义务和乘客权利的书面文件,这类文件也可以在机票售票点以及登机口根据旅客的要求而提供。《美国联邦法规》超售规则的另外一项内容是规定了承运人的信息披露义务。承运人必须在自己以及其代理人的所有售票点的显眼位置,放置醒目清晰并且容易理解的超售声明,声明可以单独打印或打印于登机牌或机票信封上。对声明的具体内容以及使用的打印字号也同样要符合要求。[12]即使承运人为被拒载旅客改签至后续航班,如果后续航班比照原定航班到达时间晚于一小时以上,应当按照法规规定的标准对旅客提供经济补偿。对美国国内航班的补偿标准为:延后时间在一到两小时之间的,双倍补偿原单程票价,但最高不超过675美元;延误时间超过两小时的,四倍补偿原单程票价,但最高不超过1350美元。对美国国际航班的补偿标准为:延后时间在一到四小时之间的,双倍赔偿原单程票价,但最高不超过675美元;延误时间超过四小时的,四倍补偿原单程票价,但最高不超过1350美元。[13]
  (二)欧盟
  早在1991年,作为欧盟前身的欧共体(EEC)就颁布了关于超售的首部立法,即《欧共体关于定期航空运输拒载补偿制度的一般规定的第295/91号条例》(以下简称“295/91号条例”)。[14]该条例规定,因超售被拒载的旅客享有退票以及获得补偿的权利。295/91号条例后被2005年2月生效的欧盟《关于航班拒载、取消或长时间延误时对旅客补偿和协助的一般规定的第261/2004号条例》[15](以下简称“261/2004”条例)所取代。欧盟理事会采用“条例”的形式对机票超售及其后续处置进行规制。根据欧盟条约,“条例”的规定无需转化为国内法,在各成员国内具有“自动生效(self-executing)”的效力。[16]
  较之295/91号条例,261/2004号条例在对超售的规制方面主要有两个变化。一是拓展了条例的适用范围,不管旅客和承运人的国籍以及航班目的地所在,只要航班出发地位于欧盟成员国境内,旅客和承运人都要受261/2004号条例约束。[17]二是给承运人的拒载设置了明确的限定条件。规定当“实超”发生后,承运人应当首先征集自愿放弃登机的旅客,承诺给予自愿者利益(benifits)作为交换条件。在自愿者人数不足的前提下,才可强制拒载多于航班座位数的旅客。[18]无论是自愿还是非自愿被拒载的旅客,承运人都有义务提供退票、改签服务。而对非自愿被拒载的旅客还需提供补偿和相应食宿通讯等帮助[19],补偿和帮助不影响旅客的进一步求偿权。即非自愿被拒载旅客在得到帮助后仍可以提出损害补偿之诉,只是已获得的补偿要从索赔中扣除。[20]261/2004号条例第14条规定了承运人对旅客的告知义务,要求承运人在旅客值机时提供清楚可见的告知,对于失明或视力受损旅客,承运人要采取其他可行的告知方式。对于被拒载旅客的经济补偿,261/2004号条例也给出了比较严格的标准。按照航程的距离以及是否跨越欧盟,旅客可以得到从250至600欧元不等的补偿。[21]
  美国和欧盟通过将机票超售行为纳入到法律的规范领域,客观上实现了两个积极的效果。一是赋予了机票超售做法以合法性,使航空公司超售机票的行为获得了法律的依据;二是为航空公司的机票超售以及后续处置提供了边界,保障了航空旅客的利益。美国和欧盟的超售规范,不管是否在航空承运人与旅客利益之间寻求到了精确的平衡点[22]{5},都有助于减少因超售引起的纠纷。
  四、机票超售在中国的合法性论争
  尽管中国民航引入超售的机票销售政策已近20年,但在法律层面尚没有对超售的直接规定。作为中国民航运输基本法的《民用航空法》,调整运输合同法律关系的《合同法》乃至中国加入的相关国际条约中均没有提及“超售”一词。只是在民航行业管理部门的行政文件中,对机票超售行为做出了一定的规范。2007年民航局作出《关于规范客票超售有关问题的通知》[23],敦促国内航空公司应进行超售告知,制定超售拒载程序、登机优先规则,对被拒载旅客提供补偿和帮助。但《通知》只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政策性文件,内容也仅是原则性的敦促和号召,能否落实取决于各个航空公司。2015年,民航局出台《公共航空运输航班超售处置规范》,以更为细化的规则规范机票超售行为,维护旅客利益。[24]但该《处置规范》仍停留在“行业性、建议性标准”的性质,对于航空公司不具有强制执行力。而且,根据调查,《处置规范》在实践中仅是得到了部分的执行。[25]
  法律关于机票超售的规则空白,导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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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南景毓,杨中键,苟劲.论机票超售的法律风险防范[J].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0,18(4):36—38.
  {2}衡红军,杨珏.航班座位超售量的确定[J].计算机工程,2005,31(7):166—167.
  {3}张子川.“超售”问题中的法律关系分析和解决之道[J].中国民用航空,2008(12):34—37.
  {4}陈志刚.收益管理——航空业价格歧视的实现策略.管理现代化.2003(6):49—51.
  {5}罗俊玮.论欧盟关于航空旅客运送迟延规定之争议[M]//杨惠,郝秀辉.航空法评论:第3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115—120.
  {6}贺栩栩.机票“超售”之法律责任辨析[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9(1):36—41.
  {7}陈甦.民法总则评注[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75.
  {8}郝秀辉.论“航空运输总条件”的合同地位与规制[J].当代法学,2016,30(1):101—111.
  {9}赵劲松.航空运输总条件法律地位路在何方[J].中国民用航空,2013(5):66—68.
  {10}杜军.格式合同研究[M].北京:群众出版社,2011: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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