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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江西社会科学》
论居住权权利框架体系的构建
【作者】 王者洁【作者单位】 天津工业大学人文与法学院{副教授}
【中文关键词】 居住权;物权属性;法定化;权利架构【文章编码】 1004-518X(2016)02-0164-07
【文献标识码】 A【期刊年份】 2016年
【期号】 2【页码】 164
【摘要】

居住权作为一项集合物权、人权、民生权等多项权利基因的综合性权利,乃是法律保障居住权益和实现房屋效用价值的重要权利体现,其具体权利的规范性设置是明确居住权纠纷案件适用标准、解决居住权纠纷的基本要求。鉴于其权利的可诉性与规范的可操作性,当在明确居住权的物权属性基础上以居住权的法理基础和司法裁判为考量依据,规定居住权为一种法定权利,构建以《物权法》为核心的居住权权利框架体系,从而维护权利人的居住利益,实现居住权的法律保护。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8143    
  
  居住权(Right of Habitation)系居住权人对他人享有所有权的住房及其附属设施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1]在我国《物权法》法律体系中,立法者针对居住权的设立与否曾存在激烈争论,[2]居住权最终未能纳入《物权法》体系。然而,在司法实务中以居住权为争议焦点的类型案件却并不因此消弭,居住权通过诉诸法院而表达出来,又经由法院裁判生成一种新型权利[3]。然而仅依靠司法裁判尚不足以合法有效地维护居住权益,况且我国属于成文法系国家,司法实践中的判例虽具有事实上的约束力,但不具备法律权威性。权利的体系并非静态而固定,而是与社会发展同步,许多法律规范事实上是借助裁判才成为现行法的一部分。{1}(P20)
  当下,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考量,居住权的法定化面临诸多障碍:第一,居住权的法律性质如何?对居住权如何定性是居住权法定化之根本。第二,居住权的法理依据如何?其法理依据是居住权法定化的理论基础。第三,居住权的法律结构如何以及怎样去设计居住权权利架构?以下分别予以论述。
  一、居住权的理论解说
  居住权起源于私法之中,自权利产生伊始其性质即为物权。从私法、公法以及社会法各自不同的维度对居住权予以不同的定性,我们可以发现,居住权集合了用益物权、基本人权、民生权等多项权利基因。
  (一)居住权的权利渊源
  居住权起源于罗马法人役权制度并植根于“用益权—使用权—居住权”的权利架构之中,是在家长制和概括继承制的基础上为解决生活困难、无独立财产的弱势群体的居住问题而创设的权利。优士丁尼在《法学阶梯》中明确提到居住权(Habitation)制度,{2}(P398-400)传统居住权作为人役权的下位概念主要基于身份关系而创设,由于时代的变迁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大陆法系各主要国家在继承罗马法居住权制度传统救助功能的同时,以用益权的发展来突破传统居住权的人役权限制,延伸出不同于传统类型上的现代收益性居住权,由此居住权也由一种人身依附性权利演变为一种契约性权利。
  最具典型性的是德国居住权立法,德国法上存在两种居住权:一种是《德国民法典》中的传统居住权[4],严格遵循物权法定原则,权利内容相对保守,不得转让继承。{3}(P653-658)另一种是德国《住宅所有权法》中的长期居住权,以双方当事人合意为权利基础,强调契约自由,突破身份关系限制,不仅可以转让、出租和继承,同时还能约定对价。与此相似,《法国民法典》以契约为居住权设定的主要方式,通过契约自由发展居住权,可以转让和继承以及进行任何合理的用益,突破传统居住权的人身专属性和不可转让性。{4}(P306)
  英美法系国家在继受居住权时并不过于注重物权与债权的区分,更没有物权法定主义之限制,居住权相关规定主要通过婚姻家庭领域的立法及判例形式表现出来。例如《英国家庭法案》中,婚姻住宅权是指一方当事人如果正当占有住宅,其配偶在取得法院指令的情形下有权居住并占有该住宅,其权利系在该住宅的所有权或收益权上设定负担,保障不享有所有权或者收益权的一方实现其居住权。[5]美国的居住权规定主要体现在婚姻住宅分割的相关立法和判例中,且根据子女的监护权而决定是否拥有婚姻住宅的居住权。[6]
  《世界人权宣言》中亦规定了居住权,指公民享有国家应当保障其拥有居住地的权利,此乃一项基本人权,是一种与生俱来且不可被剥夺的权利。[7]《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要求缔约国承认和保护基本人权,一个文明社会的政府应当从本质上保障人人有其屋的实现,满足人类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8]为此,各国在宪法中大都规定居住权以调整国家和公民之间居住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保障公民的居住权利不受侵犯。此外,一些国家的行政法中亦有居住权的相关规定,如《英国住宅法案》[9]与美国《住宅法》。[10]
  (二)居住权的性质厘定
  无论是罗马法人役权制度,还是《德国民法典》、《法国民法典》乃至我国《物权法(草案)》,居住权均以物权的性质出现。这主要是从私法中民事权利的角度去考量,强调其为非所有权人因居住需求而使用他人房屋或其附属设施的一种权利。{5}(P105)故居住权乃他物权中用益物权之一种,属于特定关系人因居住需要而对他人房屋所享有的用益物权。传统居住权作为一种人役权,强调伦理性质,具有人身专属性,不可继承或转让,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居住权的功能出现了由救助性功能向兼具保障性与流通性功能的综合发展趋势,现代居住权的物权属性日益凸显。
  从公法视角分析,居住权一般意义上被认为是住宅权或住房权(The 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是全体社会成员取得住宅和逐步改善住宅的权利。居住权是一种生存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具有普遍人权的含义。其法律保护通常体现为以义务性条款的方式规定国家为满足公民居住需求而必须履行的保障公民住房的义务。例如《日本宪法》将居住权作为人权予以保护。[11]但人权本身即为一个概括性、抽象性权利,是对权利的一种纲领性宣誓,即使从法律中的人权条款推导出公民居住权的保障,但相对于具体权利而言不具现实可操作性。{6}
  以社会法维度视之,居住权实质上是一种保障弱势群体居住利益的民生权。民生权系以确保生命得以延续并有尊严地幸福生活为目的,而要求国家、社会提供条件、给予帮助、实行保障的权利。{6}(P11)社会法对居住权的保护强调政府的积极作为,{7}我国的《住房保障法》已列入立法规划,其草案中亦曾明确规定保障居民的居住权。然而民生权其核心虽是一种请求权,但学理上不具有可裁判性,无法获得有效的法律救济。
  笔者认为,居住权乃集合用益物权、基本人权、民生权等多项权利基因的综合性权利。然基于具体化和私法化的法律逻辑预设,居住权不仅是一种法律理念,更是一种具体可操作性的法律规范,唯有通过具体的规范制度才能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居住权。
  二、居住权法定化的实证主义证成卧槽不见了
  司法实务中,居住权纠纷频出且案件类型日益分化,居住权的法定化已成为维护居住权益、解决居住权纠纷、实现居住权法律保护的迫切需求。
  (一)居住权纠纷层出不迭
  当下,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土地稀缺、房价暴涨以及房屋利用方式的多元化,离婚案件中无房居住一方和未成年子女,婚姻家庭关系中老人、为家庭服务人员等弱势群体以及投资性房产中的利害关系人的居住问题日益凸显。相关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涉及居住权纠纷的案件数量为4219件,而2013年案件数量则为1213件,2012年为211件,居住权纠纷的案件数量急剧增加、层出不迭。[12]尤其是离婚诉讼中,房屋成为离婚所涉及的财产中近乎最重要的部分,离婚后无房可居的一方以及未成年子女的居住问题成为权利纠纷的争议焦点。
  居住权纠纷数量的急剧增加不利于保障权利人的居住利益,亦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仅以宪法或住房保障等方式维护中低收入者的住房权利以及解决其家庭成员的住房问题,由公法和社会法调整并由国家以有偿的方式提供保障,在具体实施上缺乏可操作性,且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居住权纠纷层出不迭的问题,故必须从《物权法》角度创设居住权这一具体权利,以实现对权利人居住权利的真正保护,使居住权权利纠纷处理合法化、高效化和规范化。
  (二)居住权纠纷类型日益分化
  实务中涉及居住权的案件不仅数量递增,且案件类型日益分化。以湖南省居住权纠纷案件数据分析为例(见表1),居住权纠纷数量呈现递增趋势,其中,离婚和继承关系中的居住权纠纷所占比例较大,居住权纠纷的类型化日益明显。居住权纠纷案件集中在婚姻家庭关系和社会保障关系,此外,虽然投资性住房的居住权纠纷数量所占比例不大,但相关案件的数量仍然每年呈现上升的发展趋势。
  在居住权纠纷案件中,婚姻关系中的居住权纠纷主要表现在离婚后无住房一方及其未成年子女的居住权问题;继承关系中的居住权纠纷则因订立遗嘱或遗赠人对房屋的处分意愿与居住权人的住房需求产生冲突而引发;赡养关系中的居住权纠纷往往是因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导致老年人无房可居而产生权利纠纷;公房居住权纠纷主要是由于居住权人的权利与义务划分不明而引发的矛盾与纠纷。而投资性居住权纠纷则体现为将居住权作为投资方式进入市场流通而引发的相关权利争议,如合资建房或购房的居住权纠纷等。居住权纠纷案件类型化日益明显,为居住权的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样本支撑。
  (三)居住权纠纷裁判适用标准模糊
  在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中,仅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一)》使用了居住权一词,明确规定了离婚时弱势一方的房屋居住权。《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关于审理离婚案件中公房使用、承租若干问题的解答》等司法解释中虽有对居住权的相应规定,但是用词模糊、语焉不详。此外,《老年人权益保障法》16条亦规定了老年人住房质量以及房屋产权关系或租赁关系应受法律保护,虽然相关法律条文隐含居住权保护,但没有直接规定保障权利人居住的权利,缺乏对权利的细化规定以及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居住权的法律规制仍缺乏系统性、明确性、规范性。{8}居住权适用的法律依据模糊,不利于有效解决居住权纠纷以及司法裁判的援引。
  司法实践中居住权纠纷的处理既缺乏相关法律条文的立法指引,又缺乏具体裁判规制的实务经验。根据上海市某区法院对涉及居住权问题的司法判决书的调查显示,在87份判决书所援引的法律法规中,涉及居住权的规定占10.3%,其中援引《民法通则》中的基本原则占65.5%,《合同法》占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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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M].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周枏.罗马法原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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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李冰.浅析居住权[J].法制与社会,2014,(12).

{15}胡建.新时期居住权立法问题探讨[J].理论月刊,2012,(8).

{16}谢晖.论新型权利生成的习惯基础[J].法商研究,2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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