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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南京大学法律评论》
跨国诉讼追索流失文物的法律困境
【副标题】 基于查巴德诉俄罗斯政府案的分析
【英文标题】 The Legal Dilemma of Litigation to Recover the Lost Cultural Relics
【作者】 孙雯【作者单位】 南京大学法学院
【分类】 诉讼法学
【中文关键词】 流失文物;诉讼返还;国家主权豁免;执行
【英文关键词】 Lost Cultural Relics; Litigation to Recover; Immunity of State sovereignty; Enforcement
【期刊年份】 2014年【期号】 1(春季卷)
【总期号】 总第41卷【页码】 265
【摘要】

追索流失文化遗产的国际实践由来已久,其中通过诉讼的途径进行追索,但通常的诉讼途径为原文化财产来源国在文化市场国内对个人或团体提起诉讼,而在查巴德(Chabad)案中,俄罗斯作为文化财产的来源国却被迫参与到诉讼中,而其所依据的国有化法案却成为文化财产返还的障碍。诉讼结束后,俄罗斯拒绝对法院的判决予以执行,直接导致了两国在文化和外交上的冷战。本文以查巴德案为视角,分析在跨国追索流失文物案件中最突出的两个问题——国家的管辖权与判决的执行问题,并对诉讼以外的其他追索途径进行述评,以期为我国境外文物追索提供借鉴。

【英文摘要】

he international search for lost cultural treasures has been going on for a long time, many searches taking the path of litigation, but usually litigation process take is taken against a person or group by the originating country of the cultural property, but in the Chabad case Russia, as the originating country for of cultural property was forced to participate in litigation, during which evidence of 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property became on obstacle to the properties return. At the end of the litigation, Russia refused to enforce the decision, and directly caused a cultural and diplomatic cold war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is paper tries to use the Chabad case as an angle to analyze the most prominent problems in cross border lost cultural relic reclamation cases, national jurisdiction and decision enforcement, and evaluate avenues for cultural relic reclamation outside of litigation,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China reclam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abroad.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7650    
  一、查巴德案基本案情与背景分析
  原告查巴德(Agudas Chasidei Chabad, Chabad)是成立在美国纽约的非营利宗教实体,并且是一个世界性犹太教团体组织的后继者。这些团体是哈希德运动的一部分,并且追随哈希德派。自1773年起该组织的精神领袖拉比开始搜集“包括了稀有并无可替代的关于查巴德哈希德哲学、犹太宗教法律和传统的犹太书籍、文献和手稿的宗教著作”。“藏书”(Library)包含了12, 000本书和381份手稿,“档案”(Archive)是一套25, 000多页的手写教义,此收藏被拉比用作宗教教义的来源。
  在动荡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哈希德派丢失了两套历史和宗教的记录文献。这些文献包括了由哈希德运动的精神领袖保存的藏书和手稿的“藏书”(Library)——它在苏联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时期被苏联科学图书馆(Soviet Department ofScientific Libraries)占有,而由精神领袖拉比手写的25, 000多页的“档案”(Archive),则在1939年精神领袖拉比逃亡至美国时被留在了波兰,苏联战胜后从德军手中将其占有。
  “二战”结束后,Chabad针对这两套藏书的返还进行了一系列努力,其中包括求助于苏联的法院。尽管在20世纪中藏书多数时间在苏联的占有下,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法庭却作出一系列判决,认定“藏书”(Library)和“档案”(Archive)不是苏联的国家财产并且要求将这些收藏归还原告。1991年,苏联法院要求V. I列宁国家图书馆将“藏书”(Library)在一个月内归还Chabad,然而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拒绝遵循国家法院的判决。没有等到返还能够实现,苏联解体,新的俄罗斯联邦废除了之前的判决,因此这两份文化遗产仍处于俄罗斯的占领下。
  原告在2004年向美国法院寻求救济,在加州中央区法院对俄罗斯和其国家机构,包括俄罗斯文化部、俄罗斯国立图书馆(RSL)以及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RSMA)提起诉讼。2005年原告的诉讼被移交到加州联邦区法院,而被告俄罗斯则基于主权豁免、非方便法院原则和国家主权行为原则要求法院驳回诉讼。2006年加州联邦区法院就被告基于管辖权和非方便法院提出的驳回动议部分批准部分否决。法院驳回了原告就“藏书”部分提起的所有诉讼请求,认为其是国家主权行为,对与此部分相关的诉讼俄罗斯应享有豁免,但法院否决了俄罗斯就“文档”(Archive)部分的驳回动议。[1]其后双方同时向哥伦比亚区巡回上诉法院提起上诉。
  在双方其后四年的诉讼过程中,所有的被告都从此案中退出了,并解释为“俄罗斯联邦认为在该法院面前的任何继续辩护,或对此诉讼的继续参与都与其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权利不符。”[2]
  法院在此一年后,即2010年,确定“原告已经履行了表面举证责任并且提出令法院信服的证据证明其有权得到救济”[3]后对原告作出了缺席判决。哥伦比亚区法院查明申请人Chabad的宗教书籍和档案材料是被俄罗斯征收的,并同时命令被告“将现由被告的国家图书馆(RSL)和国家军事档案馆(RSMA)持有所有宗教藏书、手稿、文件以及‘藏书’和‘档案’所含的所有文物交还于莫斯科的美国使馆或者是由原告正式授权的代表”。[4]
  尽管法院已经作出了判决,但俄罗斯政府拒绝归还这批收藏,俄罗斯外交部认为此判决为“非法判决”并且规定声明相关文献从未属于Chabad。最重要的是,外交部声明“俄罗斯和美国之间没有互相承认与执行民事判决的协议”。[5]
  二、查巴德案的文化及政治影响分析
  作为对俄罗斯政府不履行判决的回应,据报道,Chabad的律师考虑请求法院扣押美国从俄罗斯暂借的艺术品“作为一种法律质押”。尽管美国的法律保护暂借的艺术品免受丢失和损坏,这种威胁还是迅速传播开,直到一位Chabad的律师最终介入,并声明不会通过扣押任何受保护的文化作品来寻求执行判决。
  尽管有这样的保证,俄罗斯的文化官员还是告诫本国的博物馆出借到美国的艺术品可能被扣押。2011年年初,俄罗斯博物馆取消了现有的对美国的文物出借并且决定冻结出借。受此影响美国的多家博物馆的长久展览计划都将落空,并且损失严重。俄罗斯的国际文化合作特使,Mikhail Shvydkoy则宣称Schneerson收藏不会离开莫斯科,而且与Chabad的冲突解决之前俄罗斯的文化财产将不再在美国展出。
  当美国的博物馆和机构对俄罗斯的取消行为回应时,似乎出现了一种文化冷战。在2011年5月,大都市艺术博物馆(the Met)警告俄罗斯的博物馆除非而且直到俄罗斯解除禁令,大都市艺术博物馆不会为计划中的巡回展览送展品。在大都市的带领下其他的出借机构也纷纷表示考虑暂停向俄罗斯的博物馆和其他文化机构出借自己的文化财产。土豪我们做朋友好不好
  为化解僵局,双方又回到法庭,Chabad指责俄罗斯的行为是“对该法庭的蔑视,是对国际法和美国法的公然违背,更不用说道德问题”。然而,在花费一年多试图执行判决的法律努力失败后Chabad临时放弃诉讼并又一次与俄罗斯在法庭外进行谈判。[6]
  不难看出,Chabad试图执行美国判决的努力从一场法律纠纷升级为两国之间的政治和文化公共关系的战争,造成了美国与俄罗斯之间外交关系的紧张,艺术品借贷市场的瘫疾,也因此减少了公众接触文化财产的机会。此案的判决后的冲突也揭示了文化财产法的一个不足:缺少针对执行的明确指导准则,现有的针对国际文化财产争议的执行机制亟待完善。
  如Chabad案件所揭示,文化财产并不超越法律——它与其他种类的财产一样,受到很多相关法律法规的制约。然而文化财产的特殊性质使其执行变得尤为困难。所有的文化财产案件从其固有属性而言需要实际履行的救济。实际履行是英美法中的衡平法救济手段。法院具有很大自由裁量权。如果法院认为金钱救济不足以补救损失,实际履行则会被采用。在任何案件中通过实际履行进行执行都是很困难的,文化财产案件的实际履行尤为困难。争议中的文化财产负荷着情感、历史文化的价值,而这些附随价值恰恰是执行的障碍。文化财产争议的证明方式,无论是通过双边协议、仲裁或者诉讼,都将决定未来案件执行的难度。
  尽管文化财产法或许确实应该着眼于争议的预防,但它同时必须为国际“文化冲突”的诉讼提供执行机制。只有这样,文化财产纠纷的当事双方才能在诉讼提起前依赖于公平的、非强制性的建议。
  三、查巴德案所涉法律问题一:国家及其财产豁免例外
  查巴德案中的一方诉讼主体为国家,因此是否存在国家主权豁免的情形是联邦法院管辖权的最终确立必须考虑的因素。一般来说,国家主权豁免的主体限于主权国家及其财产或行为,因此本案问题的核心在于俄罗斯的国家行为时否满足美国《国家主权豁免法案》(Foreign Sovereign Immunities Act, FSIA)第1605条中的“征收”豁免例外条款。[7]根据此豁免例外,一外国主权国家不能享受在美国联邦法院的诉讼豁免,如果:(a)违反国际法取得的财产,其财产权利尚有争议;并且(b)(1)该项财产或者用该项财产换得的任何财产现在美国境内且与该外国在美国进行的商业活动有关的;或者(2)该项财产或者用该项财产换得的任何财产是属于该外国在美国从事商业活动的某一机构所有或者属于该机构的经营者所有的。[8]
  (一)“商业活动”的界定
  哥伦比亚上诉巡回法院紧接着讨论的问题是:如果要使案件深入到适用《国家主权豁免法案》的征收例外条款阶段,在诉讼的管辖权确立阶段Chabad需要提供多少证据。上诉法院否认Chabad在管辖权阶段必须提供充分的证据,以证明存在适用征收例外条款的每一个要素。法院认为,原告只要证明其主张——被告(或者其前身)违反国际法侵犯了原告的财产权即可。然而,为了满足征收例外的(b)款中的“商业活动”的联系,原告必须用“充分的证据”[9]证明,拥有或者管理争议项下财产的机构或者部门——此案中的RSL和RSMA——在美国从事商业活动。上诉法院认为,Chabad在此诉讼阶段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了RSL和RSMA都在美国从事了大量的商业活动,从而满足了征收例外条款所规定的条件。
  根据《国家主权豁免法案》“征收”例外条款的b项规定,即拥有或者管理争议项下财产的机构或者部门在美国从事“商业活动”。而对于商业活动的定义,学理上存在“行为目的说”与“行为性质说”两种分野。目的说认为考察外国活动是否具有商业性的关键在于外国国家的行为是否是出于履行其政府职能的目的;如果行为的目的在于实现国家对外职能而非商业盈利,那么该行为就不具有商业性,而属于主权行为,享有国家主权豁免。性质说则只关注国家行为的性质,而不论其目的为何;如果国家行为采取商业手段,则构成商业活动,不享受国家主权。[10]美国是坚持主权行为说的国家,根据《国家主权豁免法案》的第1603条规定,“商业活动,是指某种正常做法的商业行为,或是指某种特殊的商业交易或行动。是否是商业性的活动,应当根据行为的做法的性质,或特殊的交易和行动的性质决定,而不是根据其目的”。“‘外国在美国进行的商业活动’是指该国所进行的与美国有实质交往的商业活动”。但哥伦比亚巡回法院认为,拥有或者管理争议项下财产的机构或者部门在美国从事“商业活动”——并不要求与美国有“实质”的联系。更为关键的是,法院认为该第二款并不要求争议中与在美国从事的商业活动相关的财产存在于美国。原告只要有充分证据证明外国政府的部门或机构(本案中的RSL和RSMA)在美国商业活动涉及某种在美国的商业交易或者行为即可。[11]
  (二)穷尽当地救济
  上诉法院认为,Chabad的主张,即“藏书”(Library)在1917年至1925年期间被苏联征收,后又在1992年被俄罗斯联邦再次征收,是实质的和有根据的。巡回法院注意到在Chabad于1991年从苏联法院获得了有利判决之后,其种种努力在苏联解体之后遭到俄罗斯官方的实际阻挠(RSL采取了反尤暴力行动),而且后来的政府法令和国家副首席仲裁的裁决都推翻了原来的国家首席仲裁的裁决。法院认为原告可以主张,继任的政府通过法外无法律根据的行为“重新”夺取财产构成对国际法的违背。
  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否决了俄罗斯的主张,即Chabad对索回“档案”(Archive)的主张应该被驳回是因为Chabad没有穷尽在俄罗斯可得到的救济。巡回法院认为,从第1605(a)(3)条分析,不能得出原告在美国的法院起诉之前必须穷尽当地救济的结论。法院认为根据国际法原则,只有一国代表其公民起诉另一国时,才需要满足穷尽当地救济的要求。同时法院还指出,即使Chabad对“档案”的主张应该满足穷尽当地救济的要求,1998年俄罗斯的《文化贵重物品保护法》所能提供的救济并不充分。根据该法第19(2)条的规定,受争议的文化财产只有在原告“支付其价值,加上对其鉴定、专家调查、保护、修复以及运输费用的补偿”才能返还,同时没有提供计算价值的具体规定。巡回法院认为,“俄罗斯将原告的财产出售给原告的打算不能够补救本案中的侵权行为。”[12]
  巡回法院同时考察了国家行为原则是否能够阻止美国法院受理Chabad对俄罗斯的诉讼,并认为国家行为原则并不能阻止Chabad在美国的法院索回“档案”和“藏书”。国家行为原则要求外国主权国家的行为是在其自己的领土范围内完成的。上诉法院注意到,尽管纳粹德国在波兰的奥特沃茨克(Otwock, Poland)的叶史瓦(Yeshiva)将“档案”(Archive)抢走,苏联的军队又将其从Lower SUesia的W?lfelsdorf城堡中抢走,Lower Silesia当时已经通过《波斯坦会议公约》变成了波兰的一部分。因此法院认为,国家行为原则不能适用于对“档案”(Achive)的主张。这是因为,征收的行为并不是发生在苏联境内。而对于Chabad的另一部分主张,即“藏书"(Library)在1992年被“重新征收”,上诉法院的三位法官依据另外一部美国联邦法律《希肯卢伯第二修正案》(the Second Hickenlooper Amendment)进行了裁判,这部法律禁止对发生在1959年1月以后的征收行为适用国家行为原则。
  最终,DC巡回法院驳回了俄罗斯的主张,即地区法院可能无法向Chabad提供其想要的救济,也就是对档案(Achive)和藏书(Library)的占有。地区法院认为此观点是对其的“冒犯”。根据《国家主权豁免法案》第1609条:“基于在本法制定时美国为其缔约国之一的某些现行国际协定,某一外国在美国的财产应当免于扣押和执行,但本章第1610条和第1611条所规定的除外。”Chabad援引了《国家主权豁免法案》第1610(a)(3)条的规定,即:
  “……外国在美国的财产用来在美国进行商业活动的,不得就本法生效以后联邦法院或者州法院所作的判决而在辅助执行的扣押问题上或者在执行问题上,在下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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