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当代金融研究》
税收征管、法制环境与企业投融资活动
【英文标题】 Tax Enforcement, Legal Environment and the Firms’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Activities
【作者】 于文超王小丹万清玉
【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分类】 税收法
【中文关键词】 税收征管;投资效率;融资约束;法律环境
【英文关键词】 Tax Enforcement; Investment Efficiency; Financing Constraint; Legal Environment
【文章编码】 2096-4153(2018)03-0060-11【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3
【页码】 60
【摘要】

已有多篇文献强调税收征管的“治理效应”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却忽视了税收征管可能存在的“征税效应”。本文立足于中国政企关系现实状况,着眼于系统评估税收征管的“征税效应”对企业投融资活动的影响。基于2007-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研究发现:严格的税收征管提高了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性,降低了公司投资-托宾Q敏感性,且上述效应对国有上市公司而言更显著。这意味着,税收征管会加剧上市公司尤其是国有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损害其投资效率。本文还证实法制环境的改善有助于缓解公司融资约束,提升公司投资效率。本文不仅为理解税收征管活动的“征税效应”提供了有益视角,更为改善企业投融资环境提供了政策启示。

【英文摘要】

Previous literatures focus on testing the impact of the “governance effect” of tax enforcement on the firms’ behaviors, but neglect the possible “tax effect” of tax enforcement.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government-enterprise relationship,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the “tax effect” of tax enforcement on the firms’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activities. Using Chinese A-share listed firms from 2007 to 2013 as sample, we find that stricter tax enforcement increases the investment-cash flow sensitivity, reduces the investment tobin Q sensitivity and these impacts are more significant for state-owned listed firms. The findings imply that stricter tax enforcement i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strong financing constraint and lower investment efficiency. Meanwhile, this paper verifies the positive effect of the improvement of legal environment on easing financing constraint and improving investment efficiency. This paper provides not only the useful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tax effect” of tax enforcement, but also the policy suggestions to perfect the environment of the firms’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activitie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9730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而激发企业这一微观市场主体的经营活力无疑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之一。高效的投资活动是企业发展壮大的前提基础,然而,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融资约束往往成为企业正常投资决策中面临的制约因素之一,尤其是当企业发现前景良好的投资项目时,可能因为缺乏足够资金支持而最终放弃好的投资机会。

政府治理是企业决策及价值创造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更是政府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有效路径。政府不仅通过制定宏观政策构建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而且通过征税、行政审批、监管等手段直接干预企业决策(陈德球等,2012)。纳税环境是政府治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税负高低、纳税便利程度、征税规范性等因素往往决定着企业投资、劳动雇佣、融资等活动。近年来,各级政府将改善企业纳税环境作为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放管服”改革的重要切入点,在创新监管方式、优化纳税服务、改进税收执法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切实举措[1]。

税收征管产生的经济效应一直是国内外理论界关心的热点话题。现有文献证实,强有力的税收征管将显著增加企业逃避税的风险和成本,增加财务报告质量,减轻管理层和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改善企业融资环境和投资效率,进而产生“治理效应”(Xu等,2011;叶康涛和刘行,2011;潘越等,2013;蔡宏标和饶品贵,2015;张玲和朱婷婷,2015)。但不容忽视的是,税收征管活动还有可能产生“征税效应”,给企业融资活动带来不利影响。这是因为,强有力的税收征管意味着企业留存利润的强制性转移,在面临较强税收压力时,税务机关会强化税收征管,甚至向企业征收“过头税”、“预缴税”;同时,企业为应对税收征管还需要支付时间成本和各类隐性“费用”。上述影响会减少企业内部现金流,增加企业外部融资需求和融资约束。

由此可见,税收征管活动可能通过“征税效应”对企业投融资活动产生显著影响,令人遗憾的是,现有文献并未对此展开系统实证研究。同时,现有文献还从法与金融角度出发,证实了法制环境改善对提升企业投资效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积极意义(万良勇等,2013;肖珉,2008;李延喜等,2015)。法制环境和税收征管都是企业外部经营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制环境对企业投融资活动的影响同样值得关注。

基于此,本文利用2007-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展开实证研究,文章发现,税收征管将增加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企业投资效率,且这一效应对国有上市公司而言更为显著。同时,法制环境的改善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了企业投资效率。相比于已有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如下两方面:第一,不同于现有文献多关注税收征管的“治理效应”,本文立足于中国特殊的政商环境,以企业投融资活动作为切入点评估了税收征管的“征税效应”,为理解税收影响经济的具体机制提供了来自转型国家的全新证据;第二,本文为比较税收征管活动的“收益”和“成本”提供了新视角,证实了减少税收征管“自由裁量权”的积极意义,从而为推进税收征管体制改革、塑造良好营商环境提供了政策启示。

文章的后续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包括数据来源、方程设定、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分析,反映税收征管对企业投资效率和融资约束的影响;最后一部分为研究结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在现行的税收制度下,税种及法定税率由中央政府统一确定,但在税收征管环节,地方政府和税务机关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这为地方政府通过调节税收征管强度影响企业行为和绩效提供了可行途径。投融资活动作为企业筹集资源和配置资源的集中体现,也会受到税收征管环境的影响。首先,税收征管产生的“征税效应”会通过如下机制影响企业融资活动:第一,在中国金融体系发展不甚完善的背景下,诸多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或多或少面临着融资约束(Allen等,2005),通过逃避税活动增加企业留存利润和内源融资可得性成为企业的“策略性选择”(刘行和叶康涛,2014),此时,严格的税收征管将有效压缩企业逃避税“空间”,可能加剧融资约束。第二,在经济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的背景下,政府部门对企业经营活动存在较多干预和管制(陈刚,2015)。由于税收征管环节存在较大“自由裁量权”,各地区税收征管强度存在明显差异,税收征管成为政府干预企业经营活动的重要途径(陈晓光,2013)。企业在纳税过程中,除了缴纳显性的“税”之外,还需要支付隐性的“费”,如摊派、罚款、应对税收检查的时间成本以及税务人员可能存在的“吃拿卡要”等等。更为重要的是,企业可能还需要缴纳“过头税”或“预缴税”,这将打乱企业正常经营计划,给企业经营带来不利影响(于文超等,2018)。基于上述两方面影响,我们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1:严格的税收征管会加剧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

如果税收征管能通过“征税效应”加剧企业融资约束,那么,税收征管产生的“征税效应”也会显著影响企业投资效率。这是因为,如果税收征管产生的“征税效应”挤占了企业留存利润和内部现金流,那么,企业融资约束将导致企业在面临好的投资机会时,无法筹集到足够外部融资开展投资活动,进而使企业投资支出无法根据投资机会变化及时做出调整,导致企业实际投资显著低于最优投资水平,降低企业投资效率。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光宗耀祖支撑着我去教室

假说2:严格的税收征管会降低企业投资效率。

税收征管对企业投融资活动的影响可能存在产权异质性。充足的税收是政府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优化投资环境的重要保障,国有企业由于其特殊产权背景,其纳税决策更容易受到政府干预的影响;同时,国有企业经营目标更加多元化,且政府部门主导国有企业高管的考核和任命,这导致国有企业更愿意“迎合”政府部门偏好,缴纳税款的意愿更强,税收规避的动机更弱(刘行和李小荣,2012)。比较之下,民营企业经营决策有着明显的市场导向,其最终目标往往是利润或产值最大化,政府主观意愿对民营企业决策的实际影响相对有限。现有文献证实,在经济下行期,国有企业避税程度明显降低,表现出明显的逆周期“支持效应”(陈冬等,2016);同时,国有企业在地方新任官员就任时会主动减少避税,以迎合新任官员筹集税收,发展地方经济的需求,但这种影响对民营企业而言并不显著(Chen等,2015)。进一步地,相比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更容易受到政府干预和管制,税收征管过程产生的隐性“费用”以及“过头税”、“预缴税”对国有企业影响更明显。结合前文假说1、假说2的理论分析,文章提出如下两个待检验假说:

假说3:相比于民营企业,税收征管加剧企业融资约束这一效应对国有企业而言更强;假说4:相比于民营企业,税收征管降低企业投资效率这一效应对国有企业而言更强。

法制环境改善将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投资效率。这是源于,随着法制环境的改善,中小股东合法权益能得到有效保护,企业内部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将被有效监督和遏制,这有助于提升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率;同时,这些地区的合同执行效率更高,金融市场中的违约行为会受到惩戒并被强制要求做出相应补偿,这有助于提升资金持有者的出借意愿;另外,法制环境改善还能提升企业财务信息质量和公司治理水平,减少企业内部人和外部金融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缓解外部融资约束,进而使企业投资支出能根据投资机会的变化而迅速做出调整,提高整体投资效率(Biddle等,2009;Mclean等,2012;于文超和何勤英,2013)。综上,我们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5:法制环境的改善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投资效率。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数据为2007-2013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剔除掉金融保险类、样本考察期内被PT或ST处理、资料数据缺失的公司样本。投资支出、托宾Q等公司财务指标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锐思(RESSET)数据库。税收收入、产业结构等地区层面数据来源于对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为克服异常值可能带来的回归偏误,我们对公司层面的连续变量(如投资支出、托宾Q、现金流水平等)进行了前后各1%水平的Winsorize缩尾处理。

(二)方程设定

借鉴Mclean等(2012)、于文超和何勤英(2013)的研究,本文将通过方程(1)考察税收征管对企业投融资活动的影响,使用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衡量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使用投资-托宾Q敏感性衡量企业投资效率。如果企业投资支出越依赖于内部现金流,即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越大,说明企业外部融资可得性越差,面临较强融资约束;如果企业投资支出对托宾Q变化越敏感,表明企业投资活动能根据投资机会变化迅速做出调整,表示企业投资效率越高。

方程被解释变量invest为企业投资支出,使用“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其他长期资产的支出”项目减去“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除以当期总资产衡量。关键解释变量tm代表地区税收征管强度,借鉴叶康涛和刘行(2011)、陈德球等(2016)的研究,我们使用各地区实际税收收入与预期税收收入之比衡量税收征管强度,比值越大表示税收征管强度越大。现金流水平cfo使用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除以总资产衡量;tobin代表滞后一期的托宾Q值[2],等于股权市值与净债务市值之和除以期末总资产,其中非流通股的价值使用每股净资产衡量。方程(1)控制变量包括:管理费用率manafee,使用管理费用除以营业总收入之比衡量;企业成立年限的自然对数lnage; 资产负债率lev,等于负债总额除以总资产;企业总资产自然对数lnasset。另外,本文还控制企业所处行业和年份虚拟变量INDUS、YEAR等。交叉项tm×cfo、tm×tobin的系数是我们的关注重点,如果交叉项tm×cfo系数显著为正,则意味着税收征管加强会增加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即加剧上市公司融资约束;如果交叉项tm×tobin系数显著为负,则意味着税收征管会减少投资-托宾Q敏感性,即降低上市公司投资效率。

(公式略)(1)

为测度各地区税收征管强度,我们通过方程(2)评估各地区预期税收收入。其中,被解释变量tax代表实际税收收入除以地区GDP; 解释变量first、second分别代表地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占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open表示地区进出口总额除以GDP。本文首先针对方程(2)展开OLS估计,得到方程估计系数,计算出地区预期税收收入taxpre,使用实际税收tax与预期税收taxpre之比衡量地区税收征管强度。

(公式略)(2)

(三)描述性统计

表1给出了方程(1)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量。可以看出,变量invest、cfo离散系数分别为0.93、1.76,表明不同样本公司投资支出与现金流水平具有明显差异。变量tm最大值、最小值分别为1.6779、0.0013,说明地区税收征管强度最大值和最小值差异明显,这可能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法制环境、财政压力等因素密切相关。变量manafee最大值、最小值分别为38.8560、0.8672,可见不同样本公司的运营成本存在较大差异。另外,样本公司在年龄、资产负债率、资产规模等方面也存在差异。

表1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
├───────┼─────┼─────┼─────┼─────┼───────┤
│invest    │10753   │0.0607  │0.0564  │-0.0138  │0.2628    │
├───────┼─────┼─────┼─────┼─────┼───────┤
│tm      │10953   │0.9459  │0.2217  │0.0013  │1.6779    │
├───────┼─────┼─────┼─────┼─────┼───────┤
│tobin     │10048   │1.8977  │1.5962  │0.2283  │8.9772    │
├───────┼─────┼─────┼─────┼─────┼───────┤
│cfo      │10945   │0.0472  │0.0830  │-0.2059  │0.2913    │
├───────┼─────┼─────┼─────┼─────┼───────┤
│manafee    │10953   │8.1363  │6.2026  │0.8672  │38.8560    │
├───────┼─────┼─────┼─────┼─────┼───────┤
│lnage     │10953   │2.5631  │0.4343  │0.0000  │3.5264    │
├───────┼─────┼─────┼─────┼─────┼───────┤
│lev      │10953   │47.1386  │20.2993  │5.1927  │88.1208    │
├───────┼─────┼─────┼─────┼─────┼───────┤
│lnasset    │10953   │21.8892  │1.2805  │17.8227  │28.4820    │
└───────┴─────┴─────┴─────┴─────┴───────┘

表2给出了主要变量相关性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上市公司投资支出与税收征管强度显著负相关,这意味着税收征管强度增加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投资。上市公司投资支出与托宾Q值、现金流水平、资产规模显著正相关,而与管理费用率、成立年限、资产负债率显著负相关。另外,大多数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小于0.3,这说明变量之间的共线性问题并不严重。然而,相关性分析并未考虑其他因素,准确结论仍有赖于后文多元回归分析。

表2主要变量相关性分析

┌────┬────┬────┬────┬────┬────┬────┬────┬────┐
│    │invest │tm   │tobin  │cfo   │manafee │lnage  │lev   │lnasset │
├────┼────┼────┼────┼────┼────┼────┼────┼────┤
│invest │1.000  │    │    │    │    │    │    │    │
├────┼────┼────┼────┼────┼────┼────┼────┼────┤
│tm   │-0.0281*│1.000  │    │    │    │    │    │    │
│    │**   │    │    │    │    │    │    │    │
├────┼────┼────┼────┼────┼────┼────┼────┼────┤
│tobin  │0.1105**│-0.0211*│1.000  │    │    │    │    │    │
│    │*    │*    │    │    │    │    │    │    │
├────┼────┼────┼────┼────┼────┼────┼────┼────┤
│cfo   │0.1509**│0.004  │0.1190**│1.000  │    │    │    │    │
│    │*    │    │*    │    │    │    │    │    │
├────┼────┼────┼────┼────┼────┼────┼────┼────┤
│manafee │-0.0524*│0.0356**│0.2670**│-0.0337*│1.000  │    │    │    │
│    │**   │*    │*    │**   │    │    │    │    │
├────┼────┼────┼────┼────┼────┼────┼────┼────┤
│lnage  │-0.2166*│0.1170**│-0.1570*│0.002  │0.0272**│1.000  │    │    │
│    │**   │*    │**   │    │*    │    │    │    │
├────┼────┼────┼────┼────┼────┼────┼────┼────┤
│lev   │-0.0898*│0.0630**│-0.4414*│-0.1329*│-0.2842*│0.2288**│1.000  │    │
│    │**   │*    │**   │**   │**   │*    │    │    │
├────┼────┼────┼────┼────┼────┼────┼────┼────┤
│lnasset │0.0451**│0.1050**│-0.3738*│0.008  │-0.3370*│0.1153**│0.4227**│1.000  │
│    │*    │*    │**   │    │**   │*    │*    │    │
└────┴────┴────┴────┴────┴────┴────┴────┴────┘

注:***、**、*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性水平。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税收征管与企业投融资活动:基准回归

如前文所述,本文将通过估计投资-托宾Q敏感、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分别衡量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和融资约束。考虑到样本数据截面个体较多,但时间跨度较短,我们使用面板GLS估计以有效减少截面异方差可能造成的估计偏误。表3结果表明,无论是分别加入还是同时加入,税收征管与托宾Q值交叉项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税收征管与现金流水平交叉项至少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在税收征管强度越大的地区,上市公司投资对投资机会(托宾Q值)敏感性将降低,而对内部融资(现金流水平)的依赖性将增加,初步说明严格的税收征管会加剧上市公司融资约束,进而降低其投资效率,这与前文理论分析相一致,假说1和假说2成立。

进一步关注控制变量系数。管理费用率manafee对企业投资支出存在显著负向影响,这可能源于,管理费用率较低的公司往往代表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能有效缓解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这有助于抑制上市公司过度投资冲动。企业年龄lnage对企业投资支出也有显著负向影响,这是因为成立年限较长的企业已处于“成熟期”,逐渐从外延式的发展模式转向内涵式的发展模式。另外,资产负债率对投资支出有负向影响,而企业规模对投资支出有正向影响,这一发现与于文超和何勤英(2013)、陈德球等(2012)的研究相一致,说明公司负债会有效约束公司支出水平,而规模越大的公司出于日常运行和业务扩展的需要会进一步追加投资。

表3税收征管、征税效应与企业投融资活动(面板GLS)

┌─────────┬────────┬─────────┬──────────┐
│         │(1)       │(2)        │(3)         │
├─────────
来自北大法宝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参考文献】

{1} Allen, F., Qian, J., Qian, M. Law, Fi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5, 77(1):57-116.  {2} Biddle, G. C., Hilary, G., Verdi, R. S. How Does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 Relate to Investment Efficiency?[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9, 48(2-3):112-131.  {3} Chen, H., Tang, S., Wu, D., Yang, D. The Political Dynamics of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The Chinese Experience[R]. SSRN Working Paper, 2015.  {4} Mclean, R. D., Zhang, T., Zhao, M. Why Does the Law Matter? Investor Protection and Its Effects on Investment, Finance, and Growth[J]. Journal of Finance, 2012, 67(1):313-350.  {5} Xu, W. C., Zeng, Y. Z., Zhang, J. S. Tax Enforcement as a Corporate Governance Mechanism: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J]. Corporate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2011, 19(1):1-16.  {6}陈德球,陈运森,董志勇.政策不确定性、税收征管强度与企业税收规避[J].管理世界,2016(5):151-162.  {7}陈德球,李思飞,钟昀珈.政府质量、投资与资本配置效率[J].世界经济,2012(3):89-110.  {8}陈冬,孔墨奇,王红建.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经济周期与国企避税[J].管理世界,2016(5):46-63.  {9}陈刚.管制与创业——来自中国的微观证据[J].管理世界,2015(5):89-98.  {10}蔡宏标,饶品贵.机构投资者、税收征管与企业避税[J].会计研究,2015(10):59-64.  {11}陈晓光.增值税有效税率差异与效率损失——兼议对“营改增”的启示[J].中国社会科学,2013(8):67-83.  {12}刘行,李小荣.金字塔结构、税收负担与企业价值:基于地方国有企业的证据[J].管理世界,2012(8):93-104.  {13}刘行,叶康涛.金融发展、产权与企业税负[J].管理世界,2014(3):41-51.  {14}李延喜,曾伟强,马壮,陈克兢.外部治理环境、产权性质与上市公司投资效率[J].南开管理评论,2015(1):25-35.  {15}潘越,王宇光,戴亦一.税收征管、政企关系与上市公司债务融资[J].中国工业经济,2013(8):109-120.{16}万良勇.法治环境与企业投资效率——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13(12):154-164.{17}王小鲁,樊纲,余静文.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18}肖珉.法的建立、法的实施与权益资本成本[J].中国工业经济,2008(3):41-47.{19}叶康涛,刘行.税收征管、所得税成本与盈余管理[J].管理世界,2011(5):140-147.  {20}于文超,何勤英.投资者保护、政治联系与资本配置效率[J].金融研究,2013(5):152-164.  {21}于文超,殷华,梁平汉.税收征管、财政压力与企业融资约束[J].中国工业经济,2018(1):100-118.{22}张玲,朱婷婷.税收征管、企业避税与企业投资效率[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5(2):83-92.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279730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相似文献】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