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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适用
【作者】 程晓璐【作者单位】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
【分类】 诉讼法学
【中文关键词】 未成年人犯罪;暂缓起诉;相对不起诉;和解不起诉;社会支持体系
【文章编码】 1004-9428(2013)06-0022-0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3年【期号】 6
【页码】 22
【摘要】

新刑诉法规定的附条件不起诉的严格的适用条件是对过去相对不起诉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被普遍异化甚至滥用的立法规制。然而,社会支持体系不健全、附条件不起诉程序繁琐、同案均衡处理的顾虑、未成年人轻罪前科封存制度的冲击、和解不起诉的普遍适用等原因都导致附条件不起诉适用率较低,对此,检察机关未检部门应积极应对,促使该制度发挥应有的作用。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9983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作为新刑诉法规定的一项亮点制度,被写入第五编“特别程序”第一章“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中,专门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一般认为,附条件不起诉是指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对于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暂不作出最终处理决定,而是附有一定条件地暂时停止起诉程序,规定一定期限的考验期,待考验期满再根据犯罪嫌疑人在考验期内的表现情况,决定是否最终作出不起诉决定。附条件不起诉在检察实务中并不是一个全新的制度,在新刑事诉讼法修订之前,各地检察机关即以“暂缓起诉”、“诉中考察”等名义进行试验,以相对不起诉为制度依据进行操作,但这些实验常被批作“违法改革”。新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实质上是一定程度上对已经取得的实践成果进行吸收和肯定,认可其在诉讼经济、诉讼分流、教育矫治方面的价值,但与过去各地试行的暂缓起诉制度在适用范围、适用对象上存在较大区别。本文旨在以实证的视角对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现状以及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就附条件不起诉和相对不起诉之间的关系问题予以梳理,以期推动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充分、妥当地适用。
  一、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适用现状
  从新刑诉法规定的适用条件来看,附条件不起诉适用于犯罪主体为未成年人,涉嫌罪名为刑法分则第四、五、六章,可能宣告刑为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案件。在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内,由人民检察院对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监督考察。附条件不起诉的考验期为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从人民检察院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之日起计算。
  根据刑事诉讼法所设定的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条件,实践中符合附条件不起诉的案件数量的多少关系到检察机关在该制度上究竟有多大的作为空间。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各级未检部门2012年共受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审查起诉案件1608人,其中被判处1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刑法第四、五、六章罪名的案件人数共计735人,这735人中,具有悔罪表现的690人,也即符合附条件不起诉适用条件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占审查起诉的所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42.9%,换句话说,大约有四成的涉罪未成年人从理论上符合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条件。从适用罪名上看,主要以盗窃、寻衅滋事两类居多,占70%,此外还有妨害公务、抢劫、强奸、敲诈勒索、抢夺等性质的案件。可见,从实证数据分析来看,立法机关对于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在罪名、刑罚要件上的严格限制是基本准确和科学的,并不像某些学者所顾虑的,认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刑罚条件过于严苛,将会大大压缩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空间,在实践中也很难操作,”为数不多的可能达到刑罚要求的罪名,也“并非未成年人犯罪多发领域”。[1]
  对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大量适用附条件不起诉使之从刑事审判程序中分流出去,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景,但是在具体实践中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并非想象得那么乐观。从去年5月份北京市确立附条件不起诉试点院以来,截止到今年6月,北京市检察机关共16个区县院、2个分院对24件36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10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已被做出不起诉决定。其中13年上半年共18件26人,占上半年北京市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审查起诉总人数的4%左右,而26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中,外地籍未成年人仅占20%。这和北京高达70-80%的外来未成年人犯罪比例形成巨大的反差。且罪名集中在盗窃和寻衅滋事,犯罪情节也相对单一,本地少年结伙盗窃机动车的案件居多。也有一些基层院由于种种原因至今尚未做出一例附条件不起诉。然而,上半年北京市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相对不起诉99人,占上半年北京市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审查起诉总人数的17.1%。
  为什么理论上符合附条件不起诉适用条件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占四成左右,而在刑诉法生效后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北京市检察院作附条件不起诉处理的未年犯罪嫌疑人仅占上半年北京市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审查起诉总人数的4%左右,而其他经过短暂的诉中考察(一般不超过3个月)被做出相对不起诉的却高达99人。这里面涉及到如何准确把握附条件不起诉和相对不起诉的区别,以及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的困境等因素。
  二、附条件不起诉与相对不起诉的关系
  附条件不起诉和相对不起诉在理论基础、表现形式、价值内涵等方面上存在很多相似之处,尽管新刑诉法明确了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范围和条件,但司法实践中办案人员在具体操作时对究竟适用相对不起诉还是附条件不起诉,依然感到非常困惑和纠结。因此,准确理解和界定二者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新刑诉法出台前附条件不起诉和相对不起诉的关系
  新刑诉法出台前,各地检察机关曾一度推行附条件不起诉或暂缓起诉的改革探索,但由于没有立法依据,被附条件不起诉的犯罪嫌疑人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表现良好的,最终还是依据相对不起诉的法律条款作出处理,使得附条件不起诉成为相对不起诉的前置程序,依附于相对不起诉。
  朱孝清副检察长在2012年全国第一次未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要对照附条件不起诉的法定标准,反思过去我们在办案实践中对相对不起诉标准的把握是否存在过于宽松的问题,以便进一步规范。”笔者认为,从表面来看,附条件不起诉人法是对检察机关公权力的扩张,扩大了检察机关的起诉自由裁量权,但实际上,此次新刑诉法规定的附条件不起诉严格的适用条件是对过去相对不起诉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被普遍异化甚至滥用的立法规制,是立法机关对司法实务工作者发出的警示信号,这也使得实务工作者倍感不适。会让它误以为那是爱情
  原来司法实践中对附条件不起诉或暂缓起诉的适用对象和适用范围不限制或少限制,现在新刑诉法对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对象(未成年人)、适用罪名(刑法四、五、六章罪名)、预期刑罚(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嫌疑人主观态度(有悔罪表现)等均进行严格限制。如原来有的地方的附条件不起诉或暂缓起诉适用于未成年人和在校学生,有的地方还扩大到涉嫌职务犯罪、经济犯罪和其他普通刑事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单位)。[2]适用范围一般限定为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案件,但也有的地方甚至将适用范围扩大到没有任何法定从宽情节的三年以上的重罪案件。而有的地方则没有任何适用范围和适用对象的限制。[3]虽然有学者把暂缓起诉看作相对不起诉的延续,试图通过扩大对相对不起诉的立法解释来为暂缓起诉找到合理依存的空间,但不得不承认暂缓起诉是对公诉权的一种扩张和创设,它与相对不起诉无论是在适用范围、适用条件上,还是在法律效力上,均存在一定的差异,实际上很多暂缓起诉的案件都很难归属为“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处罚”的情形,造成了相对不起诉在司法实践中的异化甚至滥用。当然,这与当时提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大背景有关,也不得不承认一些案例中相对不起诉的“异化”适用确实也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4]
  但无论如何,这些自创制度往往借用相对不起诉中的裁量权,使得相对不起诉适用的法定条件在实践运作中实际上被架空了。一个最明显的体现就是检察机关在相对不起诉决定书上,刻意避免了“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的要件,只写明“被不起诉人XX实施了刑法规定的第XX条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XX情节,依法决定对XX不起诉。”相对不起诉的运用完全变成了检察机关对“犯罪情节轻微”的裁量,从而作出相对不起诉,或对有帮教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实行暂缓起诉。[5]正因为如此,高检院曾一度叫停暂缓起诉的改革试点工作,但考虑到司法实践中的良好效果,上海、北京等地检察机关不得不打擦边球,相继以对涉罪未成年人“诉中考察”的名义进行所谓机制创新,实质上仍相当于附条件不起诉。
  (二)新刑诉法下相对不起诉和附条件不起诉的关系
  经过学界、实务界的多年研究、探索和推动,附条件不起诉终于被立法机关采纳,上升为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法律制度。附条件不起诉作为以相对不起诉为原型、根据司法实务需要而“变异”的新制度,也具有了独立的程序价值,不再是相对不起诉制度的附属。尽管附条件不起诉和相对不起诉在基础理论和价值内涵上具有相似性,但具体的性质和适用却有着较大的区别。新刑事诉讼法只用了一个条文来规定相对不起诉的内容,却用了三个条文六百余字来设计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范围、考察条件以及法律后果,体现的是二者在性质和地位上的不同。从立法条文的所处位置来看,规定相对不起诉的第173条第2款与法定不起诉、存疑不起诉放在一起,共同组成传统意义上的不起诉制度。而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则是被单独安排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专章中,从法条援引来看,附条件不起诉考察期过后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也是依据《刑事诉讼法》273条第2款,而并是第173条第2款。
  关于新刑诉法下二者的关系问题,朱孝清副检察长在2012年全国第一次未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附条件不起诉与相对不起诉都是对已构成犯罪的案件作不起诉处理,但前者的不起诉是附条件的,它在犯罪事实和情节、主观恶性等方面一般要重于后者,在悔罪表现或被害人谅解程度、不起诉的放心程度方面一般不如后者。”陈卫东教授认为,“相对不起诉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可以不起诉,是不起诉制度。而附条件不起诉是本应当起诉但由于罪行轻,犯罪嫌疑人悔罪才作出有条件的不起诉,所以附条件不起诉本身就是一个起诉性质,不能把它作为一个不起诉。因为不起诉是经过了条件的实现之后才完成的,在条件还没有成熟之前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起诉的案件。这就是二者的最大不同”。[6]
  笔者认为,附条件不起诉实际上是在起诉和不起诉之间做了一个缓冲,看似是不起诉的一种特殊形式,但毕竟不同于一般的不起诉,其决定并不具有实质确定力,检察机关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并不意味着案件终结,只是附有一定条件的暂时停止起诉程序,规定一定期限的考验期,根据涉罪未成年人在考验期内的表现情况,决定是否最终作出不起诉决定。二者的区别还在于,对于相对不起诉而言,诉或者不诉并不是待定的,不需要通过长期考察来确定,其侧重的是对犯罪情节是否轻微,根据刑法规定是否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事处罚的考量。附条件不起诉适用的情形则是原本符合起诉条件应当提起公诉的案件,但是由于犯罪嫌疑人有悔罪表现,因此暂时决定不提起公诉,而规定一定期限的考察期,并根据考察期的表现情况来最终决定诉与不诉。换句话说,凡是需要通过长时间的考察来决定诉与不诉的案件原则上都应依法使用附条件不起诉,而不是相对不诉。也就是说,相对不起诉着重看行为人的客观行为,而附条件不起诉着重看行为人的主观方面,社会危害性并非首要考虑因素,在满足法律规定的刑罚要件和罪名要件基础上,只要有悔罪表现,即可予以附条件不起诉。
  然而,令人担忧的问题就在于,虽然立法者的目的在于对相对不起诉和附条件不起诉进行严格的区分和界定,但当相对不起诉的“异化”已经成为执法习惯,这势必会影响到附条件不起诉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空间。毕竟,和法律规定的附条件不起诉相比,相对不起诉程序相对简单、灵活、没有考察期限的规定,没有适用范围、适用对象的限制,也没有两汇报的繁琐程序。这样一来,可能造成实践中大量犯罪情节并不算轻微的、本应当附条件不起诉的案件仍然按照过去的执法习惯按相对不起诉处理,附条件不起诉则可能被搁置。
  三、附条件不起诉制度适用率低的原因及对策
  根据司法实践中的数据显示,理论上符合附条件不起诉的案件大约占全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四成左右,但在司法实践中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率却非常低,那么有哪些阻碍附条件不起诉适用的因素,实践部门又该如何应对呢?
  (一)社会支持体系不健全阻碍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
  新刑诉法规定的附条件不起诉最重要的特点在于设置了考察程序,被附条件不起诉对象在考验期内的表现情况是检察机关是否最终作出不起诉决定的重要依据。法律规定由人民检察院对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监督考察。然而,作为一种考察性的观护措施,仅凭检察机关一家之力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限。如何有效动员社会力量、运用专业方法参与到考察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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