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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法律语言研究应当强化立法语言的审校服务
【英文标题】 Proofreading Service Be Strengthened in Legal Language Study
【作者】 汤啸天【作者单位】 上海政法学院
【分类】 法理学【中文关键词】 立法语言 法律语言规范库 审校服务系统
【期刊年份】 2009年【期号】 5
【页码】 133
【摘要】 法律语言研究应当以立法语言为重点,数据库的建设应当以直接服务于立法活动为主要功能。法律术语产生的规则以及术语界定应当包括创设新的法律术语、吸纳改造其他行业术语、借用民间现成的日常语三种情况。立法语言的条款句式规范应当侧重于明确规范的对象、确定主体的资格、设定权利义务、规定救济手段与罚则四个方面的应用研究。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41608    
  目前,法律语言研究者正在着手建立“法律语言规范库”。笔者认为,建立法律语言规范库的倡议的确具有实用价值,但当前最为紧迫的研究课题之一是明确该项工作的理论定位,找到实现其社会服务功能的路径。
  一、“法律语言规范库”抑或“立法规范技术服务”
  《2008年全国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学术会议研讨内容及论文要求》告诉我们:“法律语言规范库是指经过规范化了的法律语言数据库。”那么,建设“经过规范化了的法律语言数据库”的标准是什么?实现这个“规范化”的主体是谁?“规范化”的规范是什么?如何使法律语言“经过规范化”?经过“规范化了”的法律语言就一定规范吗?诸如此类问题,笔者作为法律语言学的“票友”,建议不采用“法律语言规范库”的提法,而应称之为:立法语言规范技术服务系统建设,简称为“立法规范技术服务”。主要理由有以下四点。
  (一)法律语言研究应当以立法语言为重点
  法律语言本身具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学界的通识是:“狭义的法律语言专指立法语言,是规范性法律文件所使用的语言”。“广义的法律语言则包括立法语言、执法与司法语言、法律理论语言,是法律行业主要构成者所使用语言的全部”。[1]法律语言包括立法、司法、执法以及在各种与法律有关的活动中的语言现象,在法律活动中使用的法律语言显然是以立法所确定的语言为基准的。法律语言的研究应当以立法语言为重点,立法语言规范化的程度较高必然会带动司法、执法语言的规范化。立法语言的失当意味着调节社会生活的工具失准或者出现不应有的“出厂误差”。立志于法律语言研究的学者与其在法律语言广义说的范围内勉强“统吃”,不如在法律语言狭义说的范围内做一点自己能做、也能够做好的“小事”,为立法语言的规范化提供导引、审校等实实在在的服务。既然有人说“语法学,无法学;语用学,无用学”,那么,法律语言研究者就更应当志存高远、脚踏实地,让语言研究在规范立法语言等实践核心环节取得突破。
  (二)法律语言研究应当以服务立法活动为主要功能
  胡范铸教授曾指出:“任何言语行为都是有一定规则的。这种规则有两类,一是构成性的规则,一是选择性的规则。传统修辞学研究的,比较多的可以归为选择性的问题。如修辞格,一种言语行为用不用比喻,用哪一种比喻,是可以选择的。但首先需要考虑的是构成性的规则。”[2]就立法时的语言应用而言,主要和首先考虑的不是修辞格,而是任何严格遵循构成性规则,以避免立法宗旨被扭曲、条文的含义被误解。我国目前的立法活动尚处在绝大多数立法草案由行政管理部门起草的阶段,未来的趋势是委托立法的比例还将逐步增加。但是,无论是部门起草还是专家起草,绝大多数法律草案的起草人都是法学专业人员,其语言学知识都是不够充分的。法律语言学者的优势在于粗通法律、精于语言,如果能够建立立法草案送交法律语言学者审校的制度,法律语言学者又掌握以软件形式编制的立法语言规范导引审校服务系统,其工作效率和质量一定会明显提高。按照以直接服务于立法活动的社会功能,确定立法语言规范导引审校服务系统的建设原则和建设方案,实属当务之急。
  (三)“规范库”的提法有待商榷
  数据库是存储在某种存储介质上的相关数据的有组织的集合,这些数据能够为多种应用提供服务。数据库不仅仅是存储数据的空间,其根本功能是要能够利用按照一定规则组织、贮存的数据为社会提供服务。笔者认为,法律语言规范库就是指数据库。既然打算投入人力、资金、时间建立数据库,那么首先就要明确建库的目的以及该数据库的功能定位。《2008年全国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学术会议研讨内容及论文要求》指出:“现行法律语言可以分为‘正确’、‘错误’、‘瑕疵’这三种类型,‘瑕疵’是指有争议、暂时难以判断对错的法律语言。”瑕疵的公认含义是:微小的缺点。且不说将现行法律语言按照正确、错误、瑕疵这三种类型划分的科学性如何,将瑕疵界定为“是指有争议、暂时难以判断对错的法律语言”也颇有武断之感。
  此外,法律语言规范库的提法容易发生歧义。所谓“库”,是指存储某种物质或者信息的空间。令人不解的是:法律语言规范库是用以规范法律语言的所有规范工具的“工具库”,还是已经规范化了的法律语言“素材库”,或是使法律语言得以规范的神奇之“库”?再说“规范”一词,通说有两个义项:一是约定俗成或明文规定的标准;二是合乎规范。如果按照“法律语言规范库是指经过规范化了的法律语言数据库”的说法,似乎采用了第一义项,那么,就不应当包括有错误、有瑕疵的法律语言数据。用规范一词描述“库”的功能,的确可以给外界造成该库是集规范之大成的印象,但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国至今还没有法律名词术语的审定规则,没有法律条款的构成性规则,也没有立法技术的具体要求。在如此重大的难点尚未攻克之前何以能够“集大成”?
  (四)规范应当包括对规范制定者本身的规范
  无数经验告诉我们:学者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整体上强于一般民众,但是,学者依然会遇到认识自己比认识世界更困难这一挑战。在涉及“我是谁”或者“我们是谁”的问题的时候,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分歧往往很难通过价值立场的澄清和调整来弥合,强求统一思想的结果往往是“统而不一”。如果采用“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进行妥协,暂时可以有效,但是,一旦涉及到具体问题就会出现争执不休的局面。一般而言,在处理自我认知的认同分歧时有三种层次性的目标可供追求:一是构成共同遵循的规则;二是达成共同的认识;三是形成共同的妥协。以上目标的实现难度不一,相比较而言,形成共同的妥协较为容易,达成共识次之,构成共同的规则最难。从民主角度考量,“决定规范者”和“被规范规范者”应当是同一批人,规范应当包括对规范制定者本身的规范。规范与创新是法律语言的永恒主题,鉴于法律的特性,应当允许立法语言在吸纳新词汇时保持“慢半拍”的稳健姿态。[3]面对纷繁复杂的语言现象,语言规范总是滞后的,只要制定了规范就应当一体遵循。但是,一开始被视为“不规范”的用词造句,在历经时日之后也可能约定俗成,语言的规范又应当具有一定的“宽容度”。即便是这同一批学者,在研究具体问题时一定也会常常因为价值观和认同标准的不同而产生分歧意见,并分为不同群体。面对立法中的具体问题,法律语言学者提供的意见也会有分歧,在一时不能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协商妥协也是必要的。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计算机互联网已经消弭了空间距离的障碍,多元的文化与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互动交流也对传统的语言规则提出了挑战。规范本身需要不断更新,规范的制定者也需要与时俱进。
  二、立法语言规范导引审校服务系统的功能
  法律语言是一门学问,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再深入地问一句“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法律语言”,也许回答会是多种多样的。笔者认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法律必须以表意准确、含义确定、逻辑严谨的形式加以表达,法律的权威性就在于其所使用的语言能够达到准确、明晰、庄重、稳定。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在立法方面所表现出的语言应用水平是法制建设成熟程度的缩影。不能想象一个法制完备的国家,其立法却可以是逻辑混乱、语句晦涩、词不达意的。近三十年来,我国的法制建设一直处于快速推进的状态,在既有的立法中并不难找到语言瑕疵现象。这虽然属于发展中的问题,但也不得不予以高度重视。我国目前的立法语言规范化服务还处于分散状态,对立法语言运用的指导作用还远未成型。即便是立法机关,也没有将法律草案送交法律语言工作者审校的程序。这种程序上的缺失虽然反映了立法机关对语言工作者的重视程度不够,但是,“有为才能有位”,法律语言学者在立法活动中缺少一家之言、一席之地、一票之权,也折射出法律语言工作者自身的能力不足。我国当下的法律语言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还处于法律与语言“两张皮”的初级阶段,研究语言出身的学者对法律的研究不深入,而研究法律起家的学者对语言的钻研欠火候,各自的研究成果都存在缺乏交流互动、实用性差的通病。法律语言的绝大多数研究成果还未转化为正确使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力”,法律语言的研究成果的非实用化加剧了法律语言研究社会贡献率低下的局面。通俗地说,法律语言必须摆脱“卡拉OK式”的研究——“自己点歌自己唱,唱完自己拍巴掌”。
  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政府工作有两个趋势是既定的:就决策模式而言,政府将更多、更加主动地让民众有序地参与立法活动与政府决策;就服务模式而言,政府将更多地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使得各种专业化的服务转变为公共服务。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原则上要公开听取意见。”这无疑为法律语言学者更多、更早、更加深入地参与立法打开了大门,同时也向法律语言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质言之,“我们拿什么为立法提供服务”是法律语言学者必须回答的问题。服务能力决定了法律语言工作者能够参与服务的层次和服务所能够达到的质量,无论群体或者个体,其实践意义上的服务能力必定高于学术能力。质言之,服务能力是学术能力与解决问题能力的结合,服务能力是学术能力的升华,法律语言学者应当努力实现由学术能力向服务能力的提升。
  法律语言学者应当把自己视为现代服务业的一员,用实实在在的服务技能开拓市场、赢得市场。现代服务业是指那些不生产商品和货物的产业,主要有信息、物流、金融、会计、咨询、法律服务等行业。一般认为,现代服务业大体相当于现代第三产业,分为四个层次。[4]法律语言学者能够提供的是第四层次的服务,即为社会公共决策和具体设计服务。当前,翻译文献资料、建立数学模型、进行数理统计分析都已经成为利用不同“语言工具”为决策服务的手段,而法律语言研究的成果由于其自身的不成熟,尚未登上服务平台。从宏观而言,我国立法质量提高的受制因素有四:一是立法机关对立法需求、原则、时机的把握;二是法律草案起草者的专业水平;三是法律语言工作者的服务水平;四是法律草案审议者、批准者的素养。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法律法规的立、改、废等任务十分繁重,包括各种学会在内的社会组织的作用将得到进一步发挥,这是法律语言学研究从书斋走向实践的重大机遇。
  客观地说,立法或者制定行政法规、部门规章都是为实施公共服务提供依据或标准。立法的质量不仅受制于对立法目的、立法依据以及具体尺度的把握,还涉及到语言表达的准确性、明确性、一致性。我国立法质量不高,其中的语言瑕疵也并不少见。有的立法语言瑕疵所导致的不仅是歧义丛生,而且直接影响了法律的实施。以上海为例,为了治理“群租”现象,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在2006年11月30日发布了《关于加强居住房屋租赁管理的若干规定(试行)》。但是,这一规定的部分内容很快遭到质疑。[5]
  笔者认为,关于内容的质疑不是法律语言研究的范围,而文字上的错误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关于加强居住房屋租赁管理的若干规定(试行)》第3条规定:“居住房屋不得分割搭建若干小间,按间或按床位出(转)租。”显然,“分割搭建”是该规定起草者特意创制的新术语,但是《现代汉语词典》对分割的解释是:“把整体或有联系的东西分开”;而分隔是:“在中间隔断:夫妻两地上垒了一道墙,把一间房子分成两间。”赵微博士认为,“分割”强调的是将一个整体或有密切联系的两个事物强行分开,着重的是“分”(由一变二),而“分隔”强调的是在一个整体内部进行隔断,着重的是“隔”(一仍是一,只是内部有隔断)。由于分割与分隔两者的词义区别十分明显,因而笔者认为“分割搭建”应为“分隔搭建”。特意为治理“群租”制定的《关于加强居住房屋租赁管理的若干规定(试行)》在如此关键的词语上出现差错,执行时遭遇的尴尬可想而知。
  众所周知,科学技术的迅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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