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论侦查阶段撤销案件的监督和制约机制
【英文标题】 Supervision and Restriction on Case Withdrawing at Investigation Stage
【作者】 陈炬【作者单位】 江苏省吴江市人民检察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撤销案件 监督 权力制衡 权利制约
【期刊年份】 2009年【期号】 2
【页码】 74
【摘要】

侦查阶段撤销案件缺乏监督和制约,存在着撤案权滥用和撤案程序异化的严重问题,应当予以重视。撤案程序的实质是解决程序纠纷,平衡撤案程序参与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应当将检察机关引入撤案程序,充当中立裁判者,发挥监督和权力制衡作用,并赋予其他撤案程序参与主体相应的程序权利,以权利制约权力。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41594    
  侦查阶段撤销案件,简称撤案,是指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那些经过侦查后发现不应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所作出的一种终止诉讼的程序处理决定。1996年我国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时,对侦查程序并未作大的变革,因此,现行侦查程序在司法运行过程中沿袭着“超职权主义”的特征,侦查权的超强势,程序运作的单方性、秘密性、不受监督和制约性等特点非常突出,也深受诟病。这些特点在侦查阶段撤销案件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侦查阶段撤销案件在司法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
  “法律是一种实践理性”,法学理论的研究也应当时刻关注司法实践中所提出的问题。[1]近两年来,中国所发生的重大法治事件中经常出现撤案的情形,如重庆“彭水诗案”、[2]湖北“钟祥特大投毒案”。[3]但仔细分析上述以撤案终结诉讼的案件,我们却会发现这些撤案实践普遍存在着权力滥用、程序异化的问题。
  第一,撤案权滥用。发生在2006年下半年的“彭水诗案”,一经媒体披露之后立刻引起舆论哗然,被称为是“当代文字狱”和滥用公权力的典型。其实,从司法程序运行的角度,特别对作为最终处理结果的撤案决定进行考察,我们也可以从中发现司法权力滥用的阴影。从引述的报道来看,“彭水诗案”的撤案决定是由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退回公安机关后,由公安机关作出的。如果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时认为需要终止诉讼,依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但在“彭水诗案”中检察机关不但不主动作出不起诉决定,还将案件退回到公安机关作撤案处理,从刑事诉讼的理论来看,这显然是一种“程序倒流”的程序违法行为。
  与“彭水诗案”一样,湖北“钟祥特大投毒案”最终也是撤案处理。从相关报道来看,对此案的实体处理无疑还是贯彻了“疑罪从无”的基本原则,但最终的撤案决定,在程序上不仅和“彭水诗案”一样存在着“程序倒流”现象,而且是从审判程序一直倒流回到侦查程序后才作出的,问题更为严重。
  另外,该案的撤案实践还存在另外两个更加严重的问题。一是不能及时撤案。该案中,由于证据不足导致对疑案的久侦不撤,三年时间都不能终止诉讼,并且将4名认定有犯罪嫌疑的教师关押了603天。二是撤案后缺乏救济。该案的嫌犯在撤案释放后迟迟不能恢复工作,也未得到任何赔偿和补偿。英美法国家有句家喻户晓的法律格言:“无救济则无权利”,如果人们关注权利的实现,就必须关注权利的救济。[4]侦查机关在作出撤案决定时却不提供救济,显然是违反法治精神的。
  第二,撤案程序异化。如果说,透过“彭水诗案”和“钟祥特大投毒案”这样的个案,我们所观察到的撤案问题虽然引人注意,但未必具有普遍性,那么从侦查机关日常办案中所反映出来的撤案问题,则更具说服力。
  其一,程序规避。在司法实践中,有大量的普通刑事案件久侦不结,停滞在侦查程序之中,既不移送起诉,也不作撤案处理,而是所谓的“挂起来”。这一现象,在基层的检警机构中尤为突出。
  例如,中国公安部网站曾发布统计数据,2003年全国刑事立案4393624起;而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2003年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764776人,决定不批准逮捕58872人。[5]从这两组数据的对比来看,每年公安机关向检察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不足立案人数的20%。200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也指出,2003年至2007年,检察机关对违法插手民事经济纠纷等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督促侦查机关撤案18266件。[6]
  这显示了检察机关在规范监督侦查权行使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一方面从监督环节看,这仅是对立案监督的一种延伸处理,另一方面,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使用“督促”这样缺乏刚性的措词来看,撤案监督机制仍然不是很顺畅。同时,排除检察机关督促撤案的案件、部分无需经过提请逮捕程序而直接起诉的案件后,至少有80%的刑事案件在立案后,除公安机关的内部控制外,不受检察机关的监督和其他形式的制约,而是由公安机关自行决定撤案或不予撤案。
  另外,对于属于检察机关管辖的职务犯罪案件,由检察机关自行立案侦查、自行决定撤案,也不受任何外部监督。而且考虑到撤案会对检察机关自侦部门的考核带来不利后果,检察机关往往采用了不破不立、立后必诉的立案策略,以初查代替侦查,自行提高立案标准,积极规避撤案的适用。爬数据可耻
  其二,隐形程序危机。公诉阶段建议撤案,本来于法无据,但在基层办案实践中却成了检警机构欣然接受的一种结案方式,并且其适用量还远远超过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7]建议撤案反而代替正式的诉讼程序,成为一种实际在司法过程中起作用的隐形程序。从一份对北京市2002年至2004年检察机关建议公安机关撤案状况的分析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8]几乎绝大多数公诉阶段公安机关撤案都是检察机关主动发起。这既反映了检察机关内部对起诉自由裁量权的审慎态度,又反映了检察系统限制不起诉率的内部考核机制对司法实践的巨大影响。这种考核机制在检察系统内部实际已转变为刑事司法政策发挥作用,从而也导致利用撤案来规避不起诉程序,并进一步造成了“程序倒流”现象的泛滥。实际上,利用建议撤案来规避不起诉的适用,是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在正式的诉讼程序外自我授权、自我创造的一种游离于法律之外的“隐形程序”。[9]其效果是规避正式程序的依法适用,为“程序倒流”创造条件。
  二、撤案的性质
  侦查阶段撤销案件在司法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从表面上可以找出很多原因,如撤案条件规定得不充分、不具体,对疑案能否撤案未作规定,或撤案的具体程序规定很少或基本没有规定等等。但问题的核心是对撤案的性质缺乏准确的把握。
  第一,撤案权的实质是一种实体上的“定罪的否定权”,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具体体现。在侦查程序中,如果经过反复侦查,仍不能查明和证实犯罪,犯罪嫌疑无法通过查明的事实和证据转化为犯罪确信,达不到指控犯罪的标准,那么,在实体上就应当推定被追诉人无罪,而在程序上就应当表现为终止侦查程序,予以撤案。从无罪推定的角度说,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虽然定罪权统一归属于法院,但定罪的否定权各司法机关均能享有。[10]因此,在实体层面上,撤案实质是反映了定罪的否定权。
  第二,撤案程序的实质是解决纠纷。侦查程序的目的不仅在于查明案件事实真相,还在于通过筛选和分流机制,将这些无法进入下一诉讼阶段的案件及其内在的利益纠纷及时在程序上予以解决。撤案体现了这种以程序性手段解决纠纷的精神。撤案程序首要解决的问题不是查清事实真相,而是调和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及时终止双方的诉讼纷争。撤案的重点是对各方程序参与主体之间诉讼利益纠纷的解决,实质是在侦查程序中对多元化的诉讼价值和侦查机关、被害人、犯罪嫌疑人各方的诉讼利益进行选择和平衡。
  第三,撤案程序属于一种阻断性程序。“阻断性程序”是相对于“推进性程序”而言的,指刑事诉讼中的某些程序设置,其作用是“保证当某一阶段的证明要求没有达到时,不使诉讼继续进行下去”。[11]“阻断性程序”和“推进性程序”体现了现代刑事诉讼程序的双向性。撤案制度就是典型的“阻断性程序”设置。从程序属性上来分析,撤案的目的在于及时终结侦查活动,终止刑事追究,使犯罪嫌疑人能及时摆脱与国家之间的诉争,恢复自由。因此,事实上在撤案过程中并不针对案件实体内容进行裁判,目的也不仅仅在于获取真实。当然能获取真实,通过侦查查清案件真相固然可喜,但无法查清案件真相时,也需要撤案能够发挥作用,及时作出终止刑事诉讼的程序性决定。
  第四,撤案程序表现为对立案程序的否定。作为侦查程序的一个子程序,撤案程序依据经侦查后所确定的法定事由,将之前的立案程序所作出的立案决定予以推翻。一般说来,经过立案程序而作出的决定应当被赋予既定力,除非通过后继的或者是高阶的程序才能被修改或推翻。撤案作为在侦查程序中加以设置的诉讼装置,功能就是在法定条件下推翻前程序(立案程序)所作出的程序结论。通过撤案,可以实现解除国家对个人的指控和追诉,终止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重要诉讼职能。
  三、侦查阶段撤销案件的监督机制
  诉讼程序中的监督,并不意味着来自于程序之外的主体以一种绝对的权力居高临下作出决定并强制执行其决定,而是指一种“权力之间的制衡”。通过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以限制权力的滥用。在侦查阶段撤销案件过程中,撤案决定不应是侦查机关单方主导和垄断,撤案程序也不应当只呈现为一种侦查机关简单的“命令——服从”式的权力行使流水线。应当将检察机关引入到撤案权行使过程之间,以中立的裁判者的身份介入撤案程序,破除侦查主体在撤案程序中对撤案权力的垄断,发挥侦查监督和权力制衡作用。
  检察机关得作为撤案程序中的裁判者,主要基于以下五个因素。
  第一,在撤案程序中,由检察机关充当裁判者,能对是否继续推进程序进行有效控制。在程序正义理论上,一般认为,如果属于认知冲突,目的是为了获得真实,那么在法律程序上应给裁判者更多的决定控制权和一定的程序控制权;如果属于利益冲突,目的是为了实现正义,那么相应在程序上应把程序控制权更多地移交给当事人。[12]作为整个刑事诉讼的一方当事人,针对利益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卡在了奇怪的地方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141594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