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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评论》
法教义学观念的源流
【作者】 雷磊【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分类】 法理学
【中文关键词】 教义;法教义学;权威;一般性规则;公理体系
【英文关键词】 Dogmas; Legal Dogmatics; Authority; General Rules; Axiomatic System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2
【页码】 42
【摘要】 从历史上看,教义学观念首先起源于古希腊医学,随后古希腊哲学和古罗马的“规则法学”继受了相关观点并予以创新。法教义学经中世纪注释法学与人文主义法学奠定雏形,并由理性自然法学说提供方法论基础。源流时期的法教义学观念保持了大体一致:在基本观念上,法教义被认为是用以表述法律的一般性规则或命题,具有权威性;在方法论上,法教义学被认为是公理演绎方法(几何学方法)构造出的概念-命题体系。这使得作为知识形态之法教义学有别于研究型思维、决疑术和论题学。澄清这一源流可以为当下的法教义学研究提供更为扎实的“历史的向度”。
【英文摘要】 In history, the opinion about dogmatics originated from medicine in ancient Greek, then the Greek philosophy and Roman Regulae Iuris adopted them, while brought forth new ideas too. Legal dogmatics had its embryonic form from the Bolognese Glossators and humanitarian jurisprudence, and was provided methodological basis by natural law theory. The opinion about legal dogmatics kept its own consistency by large in the origin period: in its basic idea, legal dogmas are thought as general rules or propositions expressing law, and had authority; on the level of methodology, legal dogmatics was taken as a system of concepts and propositions following axiomatic deduction method (geometrical method). Therefore, legal dogmatics as a form of knowledge is different from research-oriented thinking, casuistry and topics. Clarification of its origin can provide a more solid "dimension of history" to studies on legal dogmatics toda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4269    
  
  法教义学(Rechtsdogmatik)已成为当今中国法学界的主流研究范式之一。但对于什么是法教义学,学者们并未达成统一的见解。论者们大体都只是了解这一范式主要是德国法学传统的产物,尤其是孕育成熟于19世纪的历史法学和概念法学时期。因为正是从这一时期起,“法学”的称呼正式由jurisprudentia(法的实践智慧)转变为Rechtswissenschaft(法律科学),开始走向理论化和科学化,成为“大学的法学”。[1]而此后大学法学教育的主流,才开始转变为法教义学(也被称为狭义上的“法律科学”)。但事实上,法教义学的观念源远流长,其基本观念与方法论基础的形成要远早于19世纪。遗憾的是,对于法教义学观念的起源,国内学者知之甚少。既有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要么只是非常粗略地提及教义观念源于哲学或神学,[2]要么单一地将其归为源于对古罗马法这一“神圣”法律文本的解释。[3]对历史基础的漠视也造成了一些理解上的似是而非和不必要的争论。基于这一考虑,本文旨在通过澄清法教义学观念的源流,正本清源地为当下的法教义学研究提供“历史的向度”。
  一、发轫:从古希腊到古罗马
  (一)古希腊时期教义观念的缘起
  德语“教义”(Dogma)一词来自古希腊文δογμα'(δσγμα)。[4]在希腊语中,“教义”一词具有多种含义,如“固定的想法”、“指示”、“有拘束力的原理”等。[5]按照旧有观念,在学术史上教义的概念源于神学而波及法学。[6]这种观点至少从莱布尼茨(Leibniz)之后就广为人知。莱布尼茨认为,法学与神学在前提之效力基础方面具有令人惊讶的相似性,因为两者都以某种公认意志的权威为基础,因而对于必须适用它们的人来说是无需证明的。而这种相似性的原因在于神学对于法学的影响,因为在西方的文化中,“教义首先是教会的学说”。[7]但这种将教义学溯源于神学的观点,忽视了里彻尔(Ritschl)在上个世纪20年代对于“医学教义学”的研究。[8]论者们同样忽视了莱布尼茨在考察神学教义学和法教义学之外,同样承认医学教义学,并力图在科学理论领域定位医学教义学的渊源。[9]
  据当代德国学者赫尔贝格(Herberger)的考证,δογμα’其实最早出现于医学文献。[10]第一部使用“教义”一词的医学文献究竟为何至今已无可考,有明确记载的是《希波克拉底全书》(Corpus Hippocraticum)中的两篇文章《规诫篇》(Παραγγελιαι)[11]和《法则篇》(Νομσ)。《规诫篇》一文谈及了医学内部存在已久的“实践学派”与“理论学派”之争,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对一般命题(allgemeine S?tze)的态度。“实践学派”否认医学能得出任何一般命题,认为有的只是一个个特定的病例,而“理论学派”则认为可以从最一般的原则出发演绎推导出一般命题(假定)。但随后,有一部分“实践学者”开始寻求具体病例之间的共性,而这些共性只能以涵盖多种情形的一般命题形式来表述。同时许多“理论学者”也开始意识到,他们所主张的命题因缺乏与现实的联系而无法适用于实际病例,故而有必要通过归纳来对病例的具体观察作一般化总结。这样,到了大约公元前400年左右时,就出现了包括希波克拉底在内的走第三条道路的学者。这些学者被称为“教义学者”(Dogmatiker),他们秉持以经验科学为导向的理论构造,试图通过归纳来确认一般法则或命题。这种一般命题介于理论(假定)与实践(经验)之间,因为它们一方面以实践经验为基础,另一方面也离不开理论反思。因为实践提供的只是供观察的材料,必须通过总结和一般化才能获得一般原理。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术语尝试之后,这种类型的一般原理或命题最终被命名为“教义”。[12]将各个教义无矛盾地关联在一起就构成了某种学说(Lehre)。在《法则篇》中,希波克拉底借用一个比喻来对此加以说明:学习医术就好比植物的生长,而传授的教义就仿佛是它的种子,[13]因此,医术来自于可以被传授的教义。
  古希腊哲学对于“教义”的探讨既继受了医学的有关观点,又有自己的创新。应当承认,当时的哲学家并没有对“教义”一词进行专门的厘定和界分,对这一概念的讨论是与对“科学/技术”以及“知识/意见”的区分关联在一起的。柏拉图承接了医学关于教义的阐释,将教义理解为以经验为基础的“技术”(techne)的组成部分(医学被认为是经验技术的模型)。技术有其目的,而教义就取向于这种目的。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它必须同时指涉未来的事件,肩负起对未来进行“预测”或“诊断”的功能,而这属于似真性的领域。所以教义只具有似真的性质,它是关于被观察到之规律性的似真的原理。这使得柏拉图得出了与医学教义学者不同的观点:教义并不是绝对正确的知识(科学),反而更接近意见。因为意见与观察和想法相关,与“教义”一词所包含的意义相同。[14]但在柏拉图看来,教义还可以从另一个层面,即言说者的视角出发,被界定为一种被认为是正确的原理,它可能包含着价值判断或者规定。也就是说,教义大多表达了教义拥护者关于行动或行为方式的价值判断,同时也表达出了(在拥护者眼中)必须做之事的内容,所以具有规定性。教义是被某人信奉为真的原理(命题)。所以,教义既是被观察到的命题(perceptiones),又是规定(praeceptiones)。[15]这就使得将这一术语转用于法学领域变得容易。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认为,法律就是民众集会所采纳的教义。[16]法律要满足两个特征,一是基于确信的决定(即教义),二是集会行为,因而法律属于教义的下位情形。换言之,被民众“认为是正确的事物”将被“决议”为法律。柏拉图学派的门徒们发扬了这种观点,他们将法律视为“民众的政治教义”、[17] “城邦的教义”、[18] “明智之众人的教义”[19]或“人群或某个有威望之人的政治教义”。[20]如此就建立起了从“(对经验资料的一般化)归纳”到“认为是正确的事物”再到“法律”的链条。这一链条后来经由古希腊雄辩家德莫斯蒂尼(Demosthenes),被古罗马法学家引入了《学说汇纂》之中。[21]
  亚里士多德继受了柏拉图前一层面的观点,将教义理解为基于特定数量之同类观察的一般性命题,与事物的整体相关,[22]并在同等意义上使用“教义”与“意见”。这又导致他将教义界定为论题学论证之可容许的前提(辩证性前提)。所以,在他看来,教义就是有关观察到之规律性的一般原理,它由合格的判断者所表述,因而能够以其似真性宣称被用作辩证推理的前提。为了与真命题相区别,这些前提也被称为“意见命题”(doxa-Aussagen)。如果说有关真命题的论证由分析学来处理,那么涉及“意见命题”的推理就属于论题学的对象了。[23] “合乎真理”与“合乎意见”的前提与推理是两回事,前者属于科学,后者属于技术。因为科学处理的是必然存在者和不变的事物,而技术涉及的则是偶然的事物,并建立在对观察资料进行一般化后获得的一般原理(教义)的基础上,根据论题学即辩证法规则(意见性规则)来工作。这些规则包括了三段论推理、归纳、定义(Definieren)和区分(Diairesis)。伊壁鸠鲁同样认为教义可以“回溯到对意义的观察能力”,但与亚里士多德强调教义与论题学的关联不同,他更重视以观察为基础的无矛盾之教义的体系,并通过具体的教义建构来达成与现象的一致性。[24]
  (二)古罗马时期的“规则法学”
  在古罗马时期,教义观念开始与体系思想相结合。不过一开始,罗马法学并非后世所想象的那种法教义学或法律科学意义上的法学研究,[25]罗马法学家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法律解答、撰拟契据和协助诉讼等实务活动。罗马法学家所创制的“市民法”(ius civile)在早期毋宁是决疑术式的、个案取向的。[26]只是到了公元前2世纪共和国晚期,罗马法学家受古希腊辩证法的影响,致力于从个案裁判中抽象出一般的法理,形成规则或原理,才确立了“规则(原理)法学”(Regularjurisprudenz)的传统。[27]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西塞罗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西塞罗的《论题学》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并首次将“分种”(Divisio/Diairesis)与“分部”(Partitio/Merismos)作为辩证法的两种具体方法。这两种划分为法学的体系化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因为通过对法的材料的层级划分,列出每个属所包含的全部种或整体包含的部分,然后找出统辖每一个种或部分的规则,一个自足的法的体系就呈现出来了。[28]例如盖尤斯《法学阶梯》中对债法的三层次划分就属于分种,而其关于人法、物法和诉讼法的划分则是分部方法的运用。虽然两种方法存在很大差异,但它们都旨在构造一个建立在基本的区分、定义和规则之上的市民法体系。尽管如此,西塞罗并没有用“教义”来称呼这些统辖种或部分的规则,而是使用了“规定”(praeceptum)一词,并且,他关于教义的定位一直在被观察到的命题(描述)与规定(规范)之间摇摆不定。[29]
  总体而言,古罗马时期教义观念的发展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教义和定理(Theoremen)被区分开来。这一区分是公元1世纪时由斯多葛学派(stoics)学者提出的,并为古罗马犹太哲学家、神学家斐洛(Philo von Alexanderien)及哲学家塞内加(Seneca)所发扬。斐洛依传统区分了技术与科学,认为“确定和可靠的理解”属于科学并导致教义的创立,而“中等水平的经验技术”只包含似真的定理。科学与技术之间具有上位与下位的关系,前者将为后者创设确定的基础。可见,斐洛的观点颠覆了传统的见解,他没有将技术原理命名为“教义”,而是将教义放入了作为技术之基础的科学领域之中,教义由此变成了公理(Axiomen)。此外,斐洛还在谈论旧约圣经的学说内涵时于历史上第一次使用了“教义性的”(dogmatisch)这个形容词。[30]塞内加区分了一般的规定与特殊的规定,并将一般的规定称为“教义”。特殊的规定(狭义上的规定)处理的是实践经验技术的目的合理性规定,它涉及特殊的情形(这正是它与教义的区分)。但狭义上的规定与教义之间同样有着内在的联系,即狭义上的规定依赖于教义,就好像树叶依赖于树枝,树枝依赖于树根那样。由此就浮现出一个体系,其中特殊的规定可以回溯到数量更少、更为一般化的教义那里。如果可以向着一个方向进行回溯,那么就可以沿着相反的方向进行演绎。[31]
  这一时期教义观念的另一个特点是教义与规则(regula)被关联在一起。塞内加认为,如果可以将某个命题体系中更加特殊的规定回溯到位于体系顶端的教义(法令)上去的话,那么教义就将被证明是正确的“规则”或“法则”。[32]因此,特殊命题的真假是通过它能否从更加一般的真理(真命题)中推导出来证明的。教义要与狭义上的规定区分开来,它的作用在于证明下位命题的真/假或正确/错误。人们可以将满足这一任务的教义同样称为“规则”。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古罗马学者关于教义的双重假定:一方面,教义作为体系的最高(不证自明的)原则或公理,要像规则那样决定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另一方面,教义具有描述性和规定性的双重意义,就像今日对于“规则”(Regel)一词的理解那样——它既指称被观察到的规律性,也指称规定某事的规范性规则。[33]所以,古罗马时期的教义与规则、一般的规定是等义的。
  这种通过神学流传开来的教义方法论给优士丁尼的《国法大全》打下了烙印。这体现在:其一,《学说汇纂》(Digesta)D.1.3.2将所有的法律都定义为“明智之众人的教义”。由于优士丁尼将法学家称为法律的作者,所以这一定义也适用于所有被吸收进《学说汇纂》中的法学家的法律解答意见(Responsa)。另外,《新律》(Novelle)第131条规定,前四次世界天主教宗教会议的教义应作为法律有效。[34]可见在当时宗教教义与法律以同样的方式具有拘束力。教义与其他命题的区别既不在于其内容,也不在于其对象领域,而在于它的“规定性”属性。宗教教义与法律教义都具有规定性,只是两者的效力基础和对象领域不同而已:前者基于宗教会议的决议被遵守,而后者基于法律被遵守。[35]所以,在优士丁尼那里,(狭义上的)法律、法律解答意见和宗教会议决议都被视为教义。其二,教义方法论要求概念的明晰性与内在的连贯性。《学说汇纂》运用“序列法”(akolouthia/consequentia)作为分类原则进行文本编纂,[36]力图消除经典法学家之间的争议和对立,建构一个融贯的体系。[37]编纂者还运用了归纳以及类比这些辩证法工具,从而造就了从个案解决办法过渡到规则的一般化倾向。
  古希腊与古罗马时期是教义学观念的发轫时期。这一时期并没有出现“(法)教义学”的正式称呼,但其观念的基本要素已大体具备。古希腊时代的“教义”被认为是基于归纳的一般法则或命题,属于经验技术和被信奉为真的原理(意见)。而古罗马时代则进一步将教义上升为公理,强调它是同时具有描述性与规范性的一般性规则。
  二、雏形:中世纪注释法学与人文主义法学
  (一)注释法学的权威教义论
  中世纪的人们并不进行批判-历史性的思考,他们的思维是受权威拘束的思维。[38]这一时期法学家的教义观念与神学家的教义观念并无二致,因为两者都来自于经院哲学。经院哲学思维在神学领域的任务在于:合乎理智地把握经权威确认的真理,即上帝启示的真理。天主教神学将教义定义为由上帝直接启示并由教会向所有信众宣告的真理。[39]清教教义学则只是取消了其中教会的中介地位,而代之以上帝与人的直接对话。与神学家一样,法学家也受制于权威拘束的思维。法教义被认为是“得到学术上认可的法律原理”,法教义学“牢不可破地与被认可之权威联系在一起”。[40]所不同者仅在于权威的来源。如果说神学家在圣经或教父的文本那里寻找权威的话,那么罗马法复兴运动中的法学家则是在11世纪被重新发现的《学说汇纂》(《国法大全》中最有影响力的部分)中找到了他们的权威。《学说汇纂》的再发现对于中世纪及近现代法学的成长具有重要的意义,只有它才能够把中世纪有关法律的思维加以转型,并使法律成为一门学术性学科。[41]法学家们在这一罗马法文献中“看到了神启般‘永恒有效的真理’、‘法律真理’或‘法律启示’”。[42]他们将罗马法视为绝对正确的法、“基于权威和传统的自然法”以及书写理性(ratio scripta),对于一般法伦理和政治伦理具有确定的权威性。所以,《国法大全》并不是作为国家制定的“法律”(Gesetz)(因为罗马法背后的古罗马国家早就陨灭了),而是作为必然正确、超时空的当下“法”(Recht)起作用的。中世纪学者对古代权威的信任使得教义方法论及与其相关的技术被保留下来。
  以伊尔内留斯(Irnerius)为代表的波伦亚注释法学派的活动就在于对《国法大全》、特别是《学说汇纂》的教学和文本研究。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剔除在中世纪早期所流行的文献之中的相互矛盾、语义不明、重复,弥补文本的缺漏,以此来修复《国法大全》。为此,他们不仅运用亚里士多德的旧辩证法并将它推向了一个更高的抽象层次,也部分推进了新的经院哲学辩证法的形成。他们通常的做法是:首先提出一个与某一权威文本中的矛盾论述有关的问题,接着提出表明支持某种立场的权威观点和理由之命题,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该结论要么表明反驳方所给出的理由不真实,要么表明所提出的命题必须根据反驳方的理由来加以限定或者予以放弃。他们除了对每一标题的法律素材作出导论并对相邻标题的一致性和差异进行说明外,还要对每个谕令和法律条文作出引导,解决从中暴露出来的矛盾,对那些能够一般化的且在法律论辩中能够加以评价的法律思想予以提示,最后要进行区分,即将上位概念拆分为下位概念。[43]这种方法导向了对具体材料的体系化。在阿佐(Azo)看来,法学的教义就好比其他学科的原则,教义构成统一的学说(doctrina),而学说必然以教义的体系化作为目标,因为唯有如此才能充分消除罗马法中的矛盾。[44]
  13世纪以后出现的后注释法学(评注法学)发展出了一种“新法学”的方法,该派学者为了回应时代生活,尤其是各地特别法实践的需求,不再像注释法学派那样完全依赖优士丁尼文本,而是逐渐脱离文本中规定的条文的原初内容,去寻找法律文本的精神或实质,在逻辑性解释的框架内实现高度创意性工作,即“教义学推释”(dogmatic construction)。评注法学运用这种方式去处理具体难题、讨论法律实务,形成了一种更为深入的注释,并带来了重要的法教义学进展。[45]这一时期也出现了最早有关法学之科学性的争论(第一次科学性之争)。起因是亚里士多德著作的重新发现导致了有关法学之非科学性的批评。医学家抨击法学缺乏法学方法,因而不是科学。为此,评注法学家们作出了不同的回应。巴尔多鲁(Bartolus)通过援引对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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