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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的信用信息传递机制之构建
【作者】 赵渊【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大学
【分类】 金融法【中文关键词】 中小企业融资;公司信用;信息成本
【期刊年份】 2013年【期号】 10
【页码】 136
【摘要】

融资市场基于信用而建立,而信用的形成离不开信息的有效传递,但信息在传递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诸多成本,从而使得对融资企业的信用评估难以进行,进而削弱了市场资金的配置效率。因此,如何设计一套低成本的信息解决方案,确保那些能够真实反映企业信用的重要信息被顺利和方便的获取,是破除中小企业融资困局的必然要求。传统公司法坚持“资本信用”,似乎为信用信息的有效传递提供了便利,但其缺陷与弊端令这一目标难以实现。于是,现代公司法转向“资产信用”,选择资产信息作为更能准确展现企业信用的标杆,不过辨识信息真伪的高昂成本却成为了最大的阻碍,因此构建符合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的信用信息传递机制确有必要。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80772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数十年,以中小企业为代表的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已然成为了扩大社会就业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中小企业融资难作为当下经常为人们提及的一个话题,折射出广大中小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困境。中小企业的成长和繁荣离不开资金,而这类企业自身的特点又决定其不得不依赖于从外部取得资金支持。但遗憾的是,我国股权融资渠道发展较慢,且公开资本市场的进入门槛又较高,并非所有中小企业都可以依赖其直接融资“解渴”。[1]同时,大多数中小企业具备的人合性和家族性特征,也注定企业主对外来资本的进入往往抱有谨慎和警惕的心态,惟恐自己的控制权受到挑战,故对直接融资有所抵触。于是乎,在现实中,向金融机构(银行或小额贷款公司,还包括为中小企业提供信用担保而帮助其获得信贷的担保公司)申请贷款是很多中小企业融资的最主要渠道。[2]以民营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区为例,银行贷款在该地区中小企业的融资结构中均占有较高的比重,达到50%以上。[3]而在经济相对不发达地区,由于金融创新的步伐较慢,故中小企业对间接融资渠道的依赖程度更大,如国家统计局山西调查总队的调查结果显示,当地中小企业融资额度的78.63%来自于金融机构的间接融资。[4]
  与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金融机构对待中小企业贷款的态度却难以称得上热情。例如,2011年在上海共计34万家中小企业中仅有10%的企业享受过银行的贷款服务。[5]能够获得信贷的中小企业如此之少,是否就意味着被金融机构“拒之门外”的企业就是不具有融资资格的“劣质”企业呢?答案无疑是否定的。首先,中小企业贡献了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GDP)、50%以上的税收,并创造了80%的城镇就业。[6]若拒绝绝大多数中小企业的融资要求,使其无法依靠外部资金支持获得可持续发展,将不利于我国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其次,在现实中,许多被排斥在融资渠道外的中小企业往往来自于新兴行业,如环保节能和文化创意产业,[7]若无法为这些企业提供有效的资金帮助,那么我国产业结构转型目标的实现将遭遇阻碍。由此可见,改善当下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直接目标就是扩大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中小企业比例,让更多优质的、成长空间巨大的中小企业解决资金的燃眉之急。
  所谓“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症状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的是“中小企业贷款难”的现象,而要解决这一问题,金融机构必须要加大对中小企业贷款的支持力度。[8]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真正实现优质企业与信贷资金的理想匹配并非一件易事。从审慎经营原则和坏账风险控制的角度出发,金融机构需要具备分辨良莠的能力。换言之,金融机构应当建立起一套筛选机制,以向那些经营稳健、业绩出色的企业尽快发放贷款,而对那些财务困难、前景黯淡的企业则需慎之又慎。要作出此等判断,金融机构对申请贷款企业的情况首先要有一个较为充分和准确的了解。若所有中小企业都如“黑箱”一般,其中的信息不为外人所知,那么金融机构将很难甚至无法掌握企业的真实状况,在决定是否应该发放贷款时必将左右为难。最终的结果,要么是金融机构“惜贷”(在风险不明的情况下尽可能回避中小企业贷款业务,或者要求更高的利率回报),要么是金融机构“乱贷”(比如,银行内部工作人员利用审批贷款的权力,向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企业发放贷款)。但不管是何种情形,都会导致“资金错配”的现象,即资金最终没有流向最符合条件、最有需要的企业,这样反过来又进一步加重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如此往复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所以,关于企业的有效信息能在多大程度上畅顺流通,公司法上的规定是否能为此种信息的流通提供便捷,乃是破解该难题的关键。
  二、最小化信息成本作为破解融资困局的基础路径
  在融资市场上,所有寻求资金的人都是竞争对手。[9]与自然界中的竞争一样,优胜劣汰是一条重要的法则。在商业世界中,决定实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便是当事人的信用,基于信用而产生的信任是商业交易的基础。[10]“我是不是该把钱借给他?”贷款人在思索这个问题的过程,其实就是对借款人信用的一次考察。如果借款人信誉可靠,贷款人可以毫无顾忌地提供资金;如果借款人言而无信,贷款人肯定对其敬而远之。因此,无信不立是一切融资活动的基础,包括公司在内的所有借款人都必须以自身信用来“打动”贷款人。但是,何谓信用呢?在商业活动尚不发达的社会环境中,交易一般发生于关系密切、彼此了解的个体之间,对于信用的认识往往产自于情感化、简单化、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判断(比如,交易双方是否来自于同一地区、说同一门方言),[11]但随着商业活动的不断发展,交易越来越多地发生在陌生人之间,交易的性质变得越来越复杂,人们对信用的理解逐步脱离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式的感性冲动,而转为更为理性的权衡算计。于是,信用的概念从一道简单的判断题—要么“信任”、要么“不信任”,变为了一道复杂的分析题,即“我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去信任”。为了正确地推导答案,人们必须建立起严谨的论证框架,遵从合理的步骤,进行细致的求索。在金融机构决定是否向一家公司提供融资时,自然也不例外地需要借助这一手段。正如学者所言,通过信用这样一个分析框架,“我们可以系统、全面地评估公司及时清偿债务的能力和意愿”。[12]
  既然公司信用本质上是一个分析框架,那么意味着我们只有向这个框架供应各种信息,才能确保这个框架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就好比一个预测模型,只有我们向里面输入各种变量的准确数据,才能得出一个计算结果。而且,只有当我们输入其中的数据准确可靠时,得出的结果才会更加贴近于真相。通过对这些指标的客观分析,金融机构方可了解申请贷款公司的经营能力和债务偿付能力的强弱,以此预测贷款项目在未来所面临的风险大小,从而确定合适的利息率和恰当的贷款条件。换句话说,公司信用乃是公司各种信息累积形成的综合形态,脱离了信息便无所谓信用。然而,在很多场合信息都表现出一种非公开性的特征,其形成的过程往往不为外人所知,同时也不在公众场合发生传播。比如,一家企业每年生产多少产品,每件产品成本几何,很可能只有该家企业的经营者才知道。于是,因为这种掌握这些非公开信息的差异,便出现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有些人(如企业主)比起他人(如金融机构)更容易接触到信息。[13]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一个必然结果即是,相比于在信息获取上拥有天然优势的人,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才能得到自己需要的信息。这样一种信息收集成本最终会反映在融资活动中,成为市场交易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贷款人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因素。如果银行在审批一笔中小企业贷款时花费了较之于平常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即便贷款条件和内容与其他项目别无二致,最后也都顺利收回了本金和利息,但收益率其实已经大打折扣。可见,在可自由选择的情形下,银行显然不乐意去做“吃力不讨好”的事,而更倾向于“坐享其成”向收益率更高的项目提供资金。即便是在某些政策性的压力下,金融机构不得不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贷款额度,但作为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主体,它也会很自然地将上述信息收集成本计人贷款条件之中,以较高贷款利率的形式转嫁给中小企业。[14]这将导致中小企业融资成本的上升,挤压原本已经非常微薄的利润空间,加剧企业的经营困难,削弱企业的信用,结果更不可能选择对其更有利的融资途径。是故,金融机构是否能够通过便捷的途径获取借款企业的确切信息,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其贷款的意愿,也关系着中小企业能否突破融资瓶颈而取得更快的发展。
  鉴于信息在向贷款人传递公司信用过程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一家信用良好的中小企业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完全可以把涉及自身的信息告知对方,以佐证其信用。[15]如果企业提供的信息足够多,无疑将大大节省金融机构为收集信息所需支出的成本,这不仅有助于说服金融机构及时向其提供所需的资金,而且有利于中小企业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条件上的优惠,从而降低自身的融资成本。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信息的供给量可被视为衡量公司信用的一个标准:敢于提供更多有用信息的企业表现出更强的自信,反之,一家企业对本身情况越是讳莫如深,越能从侧面反映出其信用的脆弱。当然,信息也并非越多越好。不管信息与信用的关联程度,将企业经营中产生的各种信息事无巨细地完全倾倒给金融机构的做法,不但无法取信于对方,反而会让对方埋没在大量的无用信息之中,产生潜在的高昂信息审查成本,进而削弱金融机构的贷款意愿。所以,企业应当对信息进行整理,筛选出可充分展现其信用的有效信息,然后以可靠、直接和清晰的形式发送给金融机构。但是,这种对琐碎信息进行整合、精炼和传导的过程同样会产生成本,如企业为了将各类生产、经营数据制作成专业报表必然需要雇用财务人员或购入财务管理软件,从而产生人力与管理费用成本。因此,即便企业通过对外的信息供给可能获得融资方面的好处(比如,更容易申请到贷款,或者获得更优惠的贷款条件),但是如果为之付出的成本远超企业可负担的水平,那么上述的融资好处就不再显得诱人,甚至不足以补偿企业为提供信息而做出的努力。[16]是故,只有有效地降低信息供应的成本,才能调动企业信息供给的积极性,进一步增强公司信用在融资活动中发挥的实际作用。
  综上可知,在融资活动中,不管对提供资金的金融机构还是需要资金的中小企业来说,他们关注的焦点始终都是信息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平衡,即如何以最低的成本来获取或提供最能传递公司信用的信息。在这个意义上,法律尤其是公司法对于减少上述成本究竟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法律经济学作出了如下回答:法律乃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而产生的,最好的法律就是把交易成本降低到最小的法律。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公司法通过强制性规则与任意性规则的组合,以一种“标准合同”的姿态介入到交易之中。[17]一方面,根据公司法的标准化安排,一些被认为能够直接反映公司信用的信息被纳入到披露的法定框架之中,无须借贷双方特别进行约定,从而节省了获取信息的成本;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标准化的安排,公司法不区分企业之优劣,皆要求统一的信息披露,促进了信息的可比较性,减少了“逆向淘汰”的危险(即多披露信息的企业反而在融资竞争中输给了少披露信息或者隐瞒重要信息的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因为供应信息而让借款人产生的顾虑。是故,破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路径理应围绕此一思路展开,法律的经济价值正是在于其能够以一种统一化的标准范式来最小化包括信息成本在内的交易成本。爬数据可耻
  三、传统“资本信用”逻辑下信息传递的低成本错觉
  传统上,公司法奉行“资本信用”,似乎为传递公司信用提供了一套低成本的信息解决方案。众所周知,在公司的设立之初,股东募集之资金称为资本(或股本),是构成公司初始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公司的创业发展提供了最直接的金钱支持,同时也是公司对外债权之总担保,因此公司信用在相当的程度上依赖于公司资本,资本多寡成为了衡量一个公司信用强弱的标尺。[18]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最低资本制度长久以来一直被确立为公司设立准则中不可缺少的一环。通过设定公司资本的最低门槛,一方面可以尽量确保公司在成立之初便拥有足够的财产以供生产经营及债务担保之需,另一方面也让那些意图借公司之壳行投机之事的人能够知难而退,从两个层面上维持商业社会的整体信用。而在满足最低资本标准的基础上,每家公司根据自身的需要决定注册资本的多少,将之记录在公司设立文件及章程之中。公司注册资本越高,越是向外部世界表明投身于商业的信心,进而彰显其信用。在此意义上,一家公司的注册资本即是反映该公司信用的一种重要信息。与此同时,公司注册资本这一信息必须依法登记于国家相关部门,并且由该部门确保该信息向公众公开,随时可供查询。[19]对融资活动而言,这样一种登记和公示机制意味着信息流通的成本将大大降低:贷款的金融机构不必绞尽脑汁地亲自打探和收集借款企业的信用情况,只需阅览公司登记管理部门提供的公开信息(即企业注册资本)便可了解一二;借款企业也不必烦恼如何向贷款的金融机构展示和传递自身信用的问题,因为公司在设立之初即向公司登记管理部门提供了注册资本的信息,并且这一信息将由国家机关以权威的方式予以持续公开,而不用每次反复地提供给贷款人。此外,为了保证公开的资本信息能够可靠、稳定地传递公司信用,公司法还构建起一整套严密的资本原则,针对资本之形成与变化进行规范。比如,公司于成立之初或增资时,应在章程上明确其资本额,由股东全部缴足、认足或募足该资本额,要求股东的出资必须真实、等价并且不得抽回,以免股东“信口开河”,导致公司资本“名不副实”。[20]又如,公司法对减资一事极为苛刻,非经法定程序,不得任意减少公司资本额,以使资本的担保公信效果不会轻易破坏。[21]公司法对“资本信用”的崇尚由此可见一斑,其本意在于透过上述机制,使包括贷款人在内的交易者得以公司注册资本的高低来判断该企业财力及信用是否充裕,以维护自身交易的安全。
  “资本信用”认为公司之信用系建立在公司资本之上,即惟有充足的资本可供公司使用,公司才能达到预期的经营目标,其信用方可得到保障。但遗憾的是,此逻辑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资本与资产的区别。股东所缴纳之出资总额构成公司资本,作为一个记载于章程及对外公示的数字,仅仅代表公司在成立伊始这个静止时点上可供运用的自有资金。一旦公司成立之后,这些自有资金就会用于购置各类资产(如采购机器、建设厂房)或经营开销(如雇佣人员、投放广告),由此从静止的资本数字转化为动态的资产形态。假如公司管理得当,财产增值,获利前景看好,其资产(财产)应大于章程所定之资本额;反之,纵使出资完全到位,遇有营业亏损,实质的资产不足于成立时的资本,则债权人的保障将受削弱。换言之,虽然公司法意欲维持公司实质财产(即资产)于稳定的水平(即不低于公司注册资本总额),但法律并不能阻止公司经营之实际亏损。即便公司资本可以反映其在成立之时的信用状况,但却无法实时地体现公司在存续过程中因资产变化而引起的信用起伏,故传递公司信用的作用必然有限。因此,“就保障债权安全而言,高额资本未必会带来高安全,公司经营不善使净资产减少甚至亏损、公司投资者或经营者诚信度不高等非资本因素也会给公司债权清偿带来不安全影响。那种漠视非资本因素对公司债权的影响,将资本担保功能绝对化、将资本性太绝对物质化等以牺牲效率而换取债权安全的做法是一种僵化的资本理念。”[22]
  特别是对中小企业而言,“资本信用”的理念受到了更大的冲击。首先,最低资本制度的作用大不如前。诚然,最低资本额所代表的“资金信用”在历史上确实起到了一定的存良去莠的功能,但是过高的门槛却也将许多囊中羞涩但才智出众的普通创业者拦在门外,让他们失去设立公司大展拳脚的机会。而且,随着新技术、新市场的出现,“技术主导型”的产业模式打破了“资金主导型”的垄断,许多小型创业公司的起步发展并不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本作为支持。故为了鼓励大众创业与提高公司效率,法定最低资本限额不断下调。2005年我国对《公司法》进行了修订,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人民币3万元,较之过去大幅降低。[23]主要以有限责任公司为组织形式的中小企业自然从这一趋势中获益,但同时也导致最低资本制度对公司信用的维持功效只存在“象征意义”。其次,中小企业的出资方式日益灵活。虽然出于保全信用的目的,法律要求股东之出资义务必须确定与充分,但为使公司取得资金之渠道更加便捷和多元,对上述资本原则的态度已大为软化。但如此一来,公司股东出资之形式,现金出资之比例,即无固定之范式和组合,任由股东自由安排。[24]其结果是,对公司资本的价值判断(如不同的人对用作出资的专利技术的货币价值会有不同的看法),以及实物出资之价值变动(如作价出资的商标权因为市场丑闻而贬值),将存在极大的变数,公司资本与实有财产之间可能会出现价值偏离,从而致使贷款人很难完全基于注册资本这一形式上的数字来判断公司的实际信用。再次,即便企业意欲以较高的注册资本来表彰自己的信用,股东如今也不必在公司设立之际便缴付全部出资。考虑到创业初期投资者若一次性投入巨额资金将承受巨大的财务压力,同时由于公司经营活动尚未充分开展而可能导致大量的资本闲置,故现代立法者顺应市场之需求,允许公司股东分期缴纳出资,以便其“一边挣钱、一边补资”。[25]此制度虽然体恤了股东创业之艰难和不易,但却可能削弱公司资本的信用传递功能,即只要股东还未全部缴清出资,贷款人所见之资本数字就只不过是提供了一种对公司未来信用的理想预期,而无法对应公司此刻之财力和代表公司实际之信用。最后,公司资本制度在实践中不断受到商业失信行为的侵蚀。“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公司信用危机的现实面前,在虚假出资、抽回出资、抽逃出资成为一个几乎‘制度化’的现实面前,我国法定资本制度内涵的公司资本信用命题成为了一个令人困惑的悖论。”[26]在真实出资原则无法得到完全保证的情况下,公司资本就成了一个数字游戏:由看似丰沛的资本衍生而来的信用其实不过是“水中月”,看似有,伸手过去却什么也抓不到。总而言之,公司资本并不能彰显中小企业的信用强弱,也不足以向贷款人反映最有价值的企业财务状况,故而无法起到降低信息供求成本的作用,公司法依赖“资本信用”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无异于缘木求鱼。
  四、现代“资产信用”语境下信息辨识的高成本阻碍
  随着“公司资本”这一标尺对外传递公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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