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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知识产权》
体育赛事转播权法律保护的新路径
【作者】 吴雨辉
【作者单位】 暨南大学知识产权研究院、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讲师,管理学博士}
【分类】 著作权法【中文关键词】 体育赛事转播权;体育赛事;利益博弈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12
【页码】 31
【摘要】 体育赛事转播权并非严谨的法律概念,它包含了体育赛事节目、体育赛事转播信号和体育赛事本身三个层次,脱离体育赛事这一层次讨论其法律保护是不现实的。同时,体育赛事转播权涉及到权属、分配、垄断和公益四大问题,其背后存在赛事组织者、参赛者、传播者和社会公众等多个群体的利益博弈;望文生义地在知识产权框架内寻求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法律保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行不通的。只有充分考虑各利益群体的诉求,具体解决四大问题,系统性地界定权利并制定配套规定,方为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法律保护路径。
【英文摘要】 Strictly speaking, Sports Broadcasting Right is not a legal concept. It consists of three levels: sports program、sports transmission signals and sports event itself. Therefore, to protect Sports Broadcasting Right without considering sports event is unrealistic. In the meantime, Sports Broadcasting Right involves four major issues: ownership, distribution, monopoly and public welfare. Several interest groups such as event organizers, sport participant, communicator and the public are playing interest game for it. To protect Sports Broadcasting Right literally in the framework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will not work in theory or practice. Only by fully considering the appeals of different interest groups, solving the four major issues, defining rights systematically and formulating supporting regulations, can Sports Broadcasting Right be protected.
  Key Words: sports broadcasting right; sports events; interest gam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2407    
  
  随着国内赛事经济的红火,体育赛事转播权这一“新兴事物”引起了业界内外人士的高度关注。近有咪咕视频和优酷网从央视手中高价购得2018年世界杯的新媒体转播权;远有体奥动力体育传播有限公司斥资80亿购买5年的“中超版权”。然而本文细究后发现,无论是对体育赛事转播权的界定,还是它的保护方式都众说纷云。换言之,体奥动力等公司以80亿元天价所购得的究竟是什么东西,是否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权利”,在目前的法律语境中尚未有定论。故本文希望厘清:体育赛事转播权并非局限于知识产权领域的权利;它的法律保护路径需要在更为宏观的视野下才能绘制成型。
  一、体育赛事转播权的界定
  根据目前学界的讨论成果,体育赛事转播权并不是一个严谨的法律概念;学者们也并没有就它的内涵外延达成共识。
  (一)学界对于体育赛事转播权的讨论成果
  早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西方学者便开始讨论体育赛事转播权的保护问题。[1]广播商希望通过这一权利,垄断相关体育赛事的广播权益,从源头上将体育赛事界定为所谓的“赛事版权”便是最初的尝试,只是它很快便被否决了。[2]学者L. H. M.认为,体育赛事作为处于公有领域的新闻事件,不具有版权保护的可能性。
  自此,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权利界定便处于众说纷纭之中。
  在国外的理论探讨和业界实践中,围绕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权利界定产生了多种说法,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赛场准入权说、娱乐服务提供说和企业权利说。[3]赛场准入权说认为体育赛事组织者基于对场馆的绝对控制,从而拥有赛事的保护权。娱乐服务提供说认为转播和观看体育赛事都是享受娱乐服务,因此应当付费。企业权利说则直接将体育赛事转播权解释为赛事组织者享有的一种企业权利,权利人拥有排除他人干涉、损害其经济收益的权利。这三种说法都难以自圆其说,学界对此不乏论述。[4]此外,国外还存在肖像权说、版权说和单独设立体育赛事转播权等说法,但均未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5]
  在中国体育产业兴起之后,国内学界对于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探讨也越来越多。一部分学者希望用某种权利形式来解释体育赛事转播权。如认为体育赛事转播权属于广播组织权,是著作权法中邻接权的一种;[6]或者认为体育赛事转播权是一种广义上的“合同权”,赛事主办方根据协会的章程、合同享有相应权利。[7]诸如此类的还有“商品化权”“表演者权”和“非表演者权”等说法。[8]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对体育赛事转播权不可一概而论,应当以区别对待的方式加以定性。如认为应当对体育赛事的“直播”与“转播”进行区分:“直播”属于商品化权;“转播”属于邻接权中的广播组织权。[9]或者认为应当对体育赛事进行区分,艺术体操等运动竞赛表演项目应当受著作权法保护,运动员作为表演者享有表演者权或者表演权(当表演具有独创性时),而举重、足球等程式性的比赛,则不能作为著作权法中的表演受到保护。[10]再或者认为,体育赛事转播权首先是赛事主办方的无形财产权,然后又通过转让合同转化为了广播组织权等邻接权。[11]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在难以作出符合学理逻辑的权利认定的情况下,体育赛事转播权可以作为一种有权利之实而无法律之名的权利,适用侵权法的保护。[12]
  (二)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构成分析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赞同对体育赛事转播不一概而论的观点,即不能用一种单一性质的权利来概括体育赛事转播权。但本文认为,从体育赛事本身的特点出发,将其区分为表演性、竞技性等不同类型是没有意义的。首先,这种分类希望通过对于体育赛事独创性的分析,将一部分表演性的体育赛事(如体操、艺术滑冰等)归入版权法保护的作品范畴,从而解决其体育赛事转播权的定性问题;本文认为并不可行:版权法的立法目的是激励创作、促进传播。换言之,版权法保护一种作品,是希望以此激励人们进一步地创作此类作品,并促进其传播。但是这种目的与体育赛事的精神并不一致,体育赛事虽然鼓励创新,但并不以创新为最终目的。简单地说,如果一个作家模仿莎士比亚的文风,照猫画虎地“创作”出一部《哈姆雷特》,读者会感到厌烦;但如果一个运动员重现了明星运动员独有的一套艺术体操动作,观众却往往会报以热烈的掌声。在体育世界,“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格言才是人们追求的目标,赛事中出现的智力成果是为这一目标服务的。无论是艺术体操等表演性运动,还是在足球比赛等竞技性运动中出现的极富观赏性的动作(如罗纳尔多的钟摆式过人)、战术(团队配合罚任意球的战术布置等),都只是实现体育精神的手段罢了。如果将这些手段当作核心价值予以版权保护,不允许他人模仿、挑战自己的独有表演,那么如何实现“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育精神呢?因此,试图将一部分体育赛事纳入“表演”的范畴,从而使其成为版权法意义上的作品,恐怕与版权法的立法目的和体育精神都不相符。其次,目前引起广泛讨论的体育赛事转播权问题,主要针对的就是竞技类体育项目的赛事转播权问题——在我国主要体现为足球赛事的转播权问题,将此类赛事排除在外而空谈体育赛事转播权的定性与保护,有纸上谈兵、顾左右而言他之嫌。
  前人学者在“直播”与“转播”、从无形财产向邻接权转化等方面对于体育赛事转播权的分类思考,事实上属于对体育赛事转播权“构成”的思考。本文认为,体育赛事转播权并非单一的权利概念,它在结构上包含了几个层次,这些层次在法律上有不同的定性。
  体育赛事转播权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术语,它内部的结构层次如下:第一层次是体育赛事节目,如电视台对世界杯赛事进行直播、转播,经过后台制作完成的包含主持人串稿解说在内的电视节目;第二层次是体育赛事的转播信号,是传播者对体育赛事进行现场录制的原始材料,在直播赛事的情况下,容易与第一层次混同;第三层次则是体育赛事本身,它是体育赛事转播权得以产生的基础。学界对于体育赛事转播权的各种争议与不同说法,源自于这三大层次的不同权利界定。
  二、体育赛事转播权三大层次的权利界定
  (一)第一层次的体育赛事节目享有版权保护
  第一层次的体育赛事节目,即人们平时从电视、互联网上所观看到的体育赛事节目。其中既有主持人的解说,在赛事间隙又有导播挑选的各种特写、回放和数据统计,在足球比赛的任意球罚球时还会出现足球线路的电脑模拟……这种后期的加工,符合著作权法中对于作品独创性的要求,应当享有著作权保护。
  (二)第二层次的体育赛事转播信号、原始资料享有邻接权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
  第二层次的体育赛事转播信号、原始资料,是指传播者通过设置在赛事场地的各种设备,对体育赛事进行全方位记录的原始资料。在转播情况下,这些原始资料会在简单处理后,发送给其他传播者——如英超赛事转播权拥有者将英超赛事的原始资料提供给中国境内的传播者,再由中国境内的传播者将其制作为体育赛事节目。本文认为,这种原始资料只是对体育赛事的忠实记录,不具有著作权法中规定的独创性,不能够作为作品受到保护。但是作为传播者录制、广播行为的载体,它符合邻接权中录音录像制作者权、广播组织权的保护条件,能够享受邻接权的保护。此外,由于传播者在赛事摄制和信号传输等方面进行了大量投入,其对形成的赛事原始材料也享有合法的商业利益。当他人以不正当手段窃取相关传播信号、原始资料时,传播者也可以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提出救济请求。
  (三)第三层次的体育赛事,涉及到公有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野,其权利界定构成了体育赛事转播权的基础
  体育赛事转播权的前两个层次历来是国内学界讨论的焦点,而对于第三层次的体育赛事,国内学界却着墨不多。反观国外学界的主流学说——无论是赛场准入权说、娱乐服务提供说还是企业权利说,都是以第三层次的体育赛事作为重点讨论的对象。它们都认识到体育赛事这一层次才是体育赛事转播权的基础: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讨论得再多,如果脱离了第三层次,体育赛事转播权终将是一纸空文。以文章开头的“中超版权”为例,虽然体奥动力体育传播有限公司和乐视公司花费了天价,但是它们能够阻止其他传播者对中超赛事进行独立的录制、传播吗?事实上,在现有法律语境中,体奥动力体育传播有限公司和乐视公司最多只是获得了自己所制作的中超赛事节目的专有权(即上文所述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的权利);即便是赛事组织者中国足球协会,都很难说清楚自己对中超赛事享有何种专有权(即第三层次的权利)。在体育赛事的权利界定不清的情况下,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的权利将成为无根之木——体奥动力体育传播有限公司和乐视公司何必花费天价获得中国足协的授权?在其他传播者自行对体育赛事进行录制、传播的情况下(除了同业竞争者,在新媒体时代,类似于个人主播等UGC传播者也有可能参与体育赛事的录制与传播),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拥有者也无法“维权”。可以说,不考虑第三层次的体育赛事转播权法律保护路径注定是走不通的。
  然而,倘若为了解决问题,就不加考虑地以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为名给予体育赛事转播权以专有保护——默认将体育赛事这一层次纳入其中,又将为垄断体育赛事大开方便之门,还不如国外学界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认识水平了。以此观之,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台的《侵害著作权案件审理指南》中关于体育赛事视频的规定,实则是回避问题的权宜之策[13]——法院终须直面这一问题,映脉公司诉体娱公司不正当竞争一案中所提及的中超联赛独家官方拍摄权便是先兆。[14]法院在面对这种“独家官方拍摄权”时,所需要考虑的显然远不止著作权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知识产权规范。
  简而言之,体育赛事作为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核心层次,其权利界定是无法回避的基础性问题。将其作为讨论的前提,才能在探索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法律保护路径上走出第一步。
  三、立足体育赛事的体育赛事转播权法律问题解析
  现代资本将体育赛事——尤其是足球赛事等受众甚广的竞技类项目——改造成了一项产业,而这种改造的第一步就是出售体育赛事转播权。[15]在此期间,围绕着体育赛事与体育赛事转播权产生了一系列法律问题,它们既影响着体育赛事的权利界定,也指引了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法律保护路径。
  (一)权属问题
  体育赛事的权利归属问题,是关系到后续的体育赛事转播信号、原始资料和体育赛事节目权利归属的基础性问题。在体奥动力体育传播有限公司天价购买“中超版权”的交易中,中国足球协会作为赛事组织者,其卖方地位并非理所当然。在国外的学术讨论和实践操作中,赛事组织者、参与赛事的双方球队、对于体育场馆享有管理权利的主场球队、甚至球员本身,都有可能成为足球体育赛事的权利所有者。比如在欧洲,足球比赛的权利主体便包括足球俱乐部、足球联盟/协会和足球赛事组织者。英国认为足球俱乐部和英格兰足球超级联盟都享有权利;荷兰则认为该项权利归主场俱乐部所有;意大利认为由参赛俱乐部享有相应体育赛事的所有权;德国仍在俱乐部和德国足球协会之间摇摆;只有法国明确规定了体育赛事转播权,并将该项权利授予了法国足球协会。而美国同样通过联邦法和州法分别承认赛事组织者、俱乐部业主和运动员对体育赛事转播权享有权利。[16]
  也就是说,在足球比赛中:参与比赛的双方球队,以及相应的球员,都有可能基于表演者权获得体育赛事的“专有权”。主场球队基于对体育场馆的管理权利,也可以主张对体育赛事享有“专有权”。当然,赛事组织者也可以认为自己在赛事组织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主张对于赛事享有“企业权利”。然而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无论是“表演者权”“赛场准入权”还是“企业权利说”都各有利弊,无一能成为通说;更不能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直接适用于我国。
  因此,在讨论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法律保护路径时,体育赛事的权属问题是一个首先需要缜密论证的问题。
  (二)收益分配问题
  考虑到权属问题的争议,收益分配问题不能简单地推定为行业自治。即便将体育赛事的权利明确规定为赛事组织者所有——如规定中国足球协会享有中超联赛的专有权;中超联赛的体育赛事转播权收益也必须依法进行分配。事实上,这也一直是国外体育赛事转播权研究中的焦点问题。[17]第一,作为体育赛事的主要参与者,俱乐部理应获得相应的收益分配。第二,立法者之所以将足球联盟、协会等赛事组织者列为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所有者,主要考虑的不是其贡献,而是其能够实现赛事收益的最大化,并且将其合理分配给联盟内的各俱乐部。从而防止出现个别豪门俱乐部一枝独秀,中小俱乐部则难以生存的情况,保证体育赛事的良性发展。此外,有的国家还规定了将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收益留出一部分,专门用于鼓励年轻人从事体育活动和支持业余体育的发展。[18]
  因此,在确定体育赛事权属的同时,如何分配体育赛事转播权所产生的收益,也是需要明确的一大法律问题;而这一问题又与垄断问题密切相关。
  (三)垄断问题
  与国内学界的研究重点不同,在国外的学术研究和实践操作中,体育赛事转播权问题一直与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有着密切的联系。
  将体育赛事的专有权授予某一个传播者,在客观上是否限制了竞争,构成了传播市场的垄断行为?这一问题历来为国外立法者所重点关注。欧盟便通过立法限制一揽子打包转让体育赛事的电视、互联网和数字转播权,要求这些转播权应当单独转让给不同的传播者,以免造成垄断。[19]意大利则规定同一传播者享有的体育赛事转播权数量不得超出体育赛事总数的70%。[20]当然,也有国家对于体育赛事转播权是否构成垄断的问题做了豁免性考虑,但是这种考虑的出发点是为了促进体育赛事内部的竞争平衡,且其针对的重点是由俱乐部分别行使还是由赛事组织者统一享有体育赛事转播权。[21]
  在由赛事组织者统一行使体育赛事转播权是否构成垄断的问题上,学者们通过对单场比赛转播费用的计算、赛事内部竞争的实力平衡、哄抬价格对传播者的危害等多角度进行了分析。[22]在实践操作中也有大量从反垄断角度出发的处理,比如在欧洲冠军联赛的赛事转播权交易中,欧洲足球协会联盟必须在一周内售出欧冠小组赛的电视转播权,否则该权利将被俱乐部收回。[23]美国在《谢尔曼法》的规制下,也通过判例针对专业联盟赛事和大学联盟赛事转播权作了不同的规定,一方面只允许专业联盟统一行使赛事转播权,大学联盟的赛事转播权则由各参赛队伍自行行使;另一方面专业联盟在统一行使赛事转播权时,不能够阻止参赛队伍自行出售赛事转播权,其目的同样是防止垄断。[24]
  但是与前两个问题相似,在当下的体育赛事转播权讨论中,也没有人对于传播者独家买断“中超版权”“西甲版权”的行为提出涉嫌垄断的异议——垄断问题同样是一个亟需提上日程的议题。
  (四)公益问题
  公益问题虽然在国内学界研究中乏人问津,但实为体育赛事的本质问题。有学者早就提出体育赛事,尤其是大型体育赛事,有助于转移人们的注意力,解决内部的种族、宗教和阶级冲突。[25]“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格言,更是作为现代体育精神,代表了人类积极向上的生命力。不可否认,在资本的侵蚀下,[26]现代体育赛事更加强调娱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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