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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论坛》
从“无理”的判决到判决书“说理”
【副标题】 判决书说理制度的正当性分析
【英文标题】 From the“No Reason”Decision to Judgment“Argumentation”
【英文副标题】 Analysis of Justness of Judgment Argumentation
【作者】 万毅林喜芬【作者单位】 四川大学法学院
【分类】 其他
【中文关键词】 判决说理;权力公开化;司法职能;判决书
【英文关键词】 reasoning of the judgment the open of the power judicial function judgment
【文章编码】 1009—8003(2004)05—0029—0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4年【期号】 5
【页码】 29
【摘要】

由于受到大陆法系传统的影响,我国判决说理并没有被制度化,甚至长时间囿于是否需要制度化的讨论中。笔者通过分析认为,在中国现有的司法语境中,判决说理具有急需正当化、制度化的内在需求。一是,判决说理是法官权力公开化的必然,同时也是一种法官自保的策略性选择;二是,判决说理是司法职能现代化的内在需求,力求通过判决说理达到当事人从内心“服判”的司法追求。笔者通过比较分析进一步指出了说理主体、说理对象等判决说理的前提性问题。

【英文摘要】

Because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Civil Law tradition,the reasoning of judgment has not been institutionalized,and even been limited in the discussion whether it needs to be.Through analysis,we realize that there is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for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it in the recent Chinese judicial context.For the first,the reasoning of the judgment is the result of the open for judge’s power,and also is the judge’s strategy for self—protection;for the second,it is the inherent demand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judicial function,if can make the civilian admit the decision in the deep heart.After that,through analyzing by comparison,we try to ascertain the fundamental problems such as the subject,object of the reasoning,and so 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1979    
  
  判决理由,是法官对其所作出决定(判决)的正当性进行解释的一种诉讼活动。{1}我国司法制度从总体上来说属于欧陆法系,由于深受传统“法典主义”思想的影响,司法裁判程序就像一架自动售货机,输入事实和法律,制造出判决。法官制作裁判文书只需要简单地说明法庭查明或认定的事实及适用的法律即可,并不需要借助于充足、完善的判决理由来支撑自己的判决结论,因此,判决书说理一直没有获得制度化的正当性,而在司法表象上呈现出“无理”判决的现象。面对现代诉讼越来越要求法官在裁判文书中陈述法庭认定事实,选择、解释和适用法律的决策过程的趋势,我国学者也结合中国的判决实践进行了一些具有建设性的探讨。但是,现有的研究大都停留在对判决书说理制度的合理性进行简单论证,重点在于制度层面上的比较、分析,最终落脚于探讨在中国引进判决书说理制度的必要性及其实践模式。然而,从法律制度移植的原理来说,一定制度总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割离制度赖以存续的文化环境,单纯就制度移植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探讨,其意义是相对有限的,原因很简单:将在他国运作良好的制度引入我国,由于缺乏相应的配套制度支撑,很可能会运转“失灵”。因此,关注制度背后的“故事”,即一项制度存在的正当性基础,才是我们进行制度移植时首先需要考虑、判断的问题。据此,深度挖掘判决书说理制度背后的“故事”,首先明确诸如判决书“缘何说理”、“谁在说理”以及“向谁说理”等基础性命题,就是我们展开具体制度移植等技术性问题探讨的逻辑前提。
  一、判决书——缘何说理?
  判决书说理制度的正当化过程更像是一种“需求”,是法治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促使其由合理性向制度合法性的转换。对判决书进行说理,一方面是“权力公开化”策略的一种昭示;另一方面,判决书说理制度的确立也是司法职能转化的内在要求。
  (一)限权与护权:作为权力公开化策略的判决书说理制度
  判决书说理所指涉的直接对象是法官的权力,判决书说理,实质上是要求法官权力的公开化,这也是现代法治的内在要求:一方面,法官的权力运行过程和结果一旦被迫公开,就意味着不可测度的法官权力受到了监控,同时也昭示着诉讼民主化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事人和民众参与诉讼的愿望和要求;另一方面,法官权力运行过程和结果公开的另一个受益者却是法官自身,因为权力运行既经公开,等于给法官架设了一个“保护伞”,一旦上级机关认为案件审理存有问题,逻辑严密、论证透彻的判决理由将成为法官证明自身“清白”的有利“证据”。
  1.判决书说理制度的确立是限制法官司法裁量权的内在需求。英伦法谚有谓:“正义不但要伸张,而且必须以看得见的方式伸张。”{1}法官在司法裁判活动中,无论是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抑或是对法律条文的选择适用,都包含了法官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其间蕴涵着较大的自由裁量因素。从权力的本源来看,国家权力并不具有独立价值,其产生、存在、实施以及发展均不同程度地体现为公共的需求(主要表现为对个人权利的保护)。但在现实中又往往存在着这样的悖论:国家权力实施的保护越多,其超越自身权限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给个人权利造成的损害也就越大。这一悖论同样体现在司法权的运作上,操控司法权的法官在认定案件事实的内心确信和自由裁量权的运用上都是无法采用任何量化标准来进行测度的,因而法官往往扮演着“超人(super power)”的形象。[1]这种“超人形象”是否能够真诚地保护个人权利,法官能否保证不滥用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只能通过相关法律和程序进行规约。其中,权力行使过程和结果的公开化,被认为是制约法官司法裁量权的一种有效方案。判决书说理制度滥觞于英美法国家。在英美法国家,判决书说理制度首先是被作为一种诉讼程序来看待的,是通过将法官的心证历程和判决形成过程公开化的方式,来监控司法裁判权的运行、制约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一种程序设计。
  2.判决书说理制度的设立确保了当事人对司法决策过程的实质性参与。程序的参与性,是衡量程序公正性的重要维度,它反映的是人相对于诉讼和程序的一种主体性,即在自身事务处理上的自主性。程序的参与性,要求诉讼程序的设计和运作应当确保当事人乃至更为广泛的社会主体对司法决策过程的实质性参与,“人们至少有理由期望,在作出关系他们的判决之前,法院听取其意见,即他们拥有发言权。”{2}而判决书说理制度则为这种参与提供了一种制度化的渠道,使参与成为可能。一方面,法官在其判决书中就其判决结论进行说理,实质上是对其司法决策的一种说明、论证。由于需要在判决书中对当事人在程序中提出的事实问题和法律意见进行准确回应,法官必须在庭审过程中认真听取当事人双方的意见,这就能够对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产生实质性的保障。
  3.判决说理制度的确立符合法官自保的策略性选择。尽管法官在当事人和案件面前拥有强大的司法权,但正如“伤人亦伤己”的“双刃剑”,这种不容易量化、测度的司法权在很多情况下也给法官带来很大的麻烦,使法官在司法裁判过程中往往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尤其是在我国,法官的这种尴尬地位更是明显:其一,由于诉讼作为现代纠纷解决机制中的终端救济机制,“法官不能因为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裁判”的原则是其有效运作的前提。这就要求法官在面对真伪不明的事实和存有法律争议的案件时,没有放弃审判的权力,而只能扮演起此一阶段案件“终结者”的角色。但是,面对错综复杂的案件事实,不能不承认问题确实棘手;其二,我国的法律体系本质上隶属于大陆法系,由于成文法国家背景下立法者的有限理性,往往导致法律规则模糊、缺漏、不合理以及规则之间的硬冲突,这种机能特征导致法官在“用法”环节上,可能产生错用的危险;其三,一些政策性规定给法官头上悬上了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如错案追究制,法官稍有不慎,就可能被追究,而明哲不保;其四,在我国,法官在裁判过程中往往面临来自党政机关、军队和领导者个人的种种法外干扰,这使得法官在判案过程中不可能保持真正的独立。在上述种种情形下,法官都有可能考虑到这种种因素,判决书说理制度不失为法官自保的次优选择,即通过述明判决理由,向上级法院和广大民众展示自己作出判决的正当性推理,以避免自己被不合理地追究。另外,不应忽视的是问题的潜在层面,即“在审判活动中坚持说明判决理由的原则,可以锻炼和培养法官逻辑思维和理性分析的能力,从而提高其业务素质,改善其社会形象。”{3}其实,在这种制度演化过程中,“暗地中”在进行着一场善意的革命,一个新生集团将逐渐地形成——法官职业共同体,甚至是法学家同化司法界,意欲形成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过程。苏力也曾论述到,判决书论证更详细的要求未必不是法学界构建法律共同体、构建法学和司法等级制的一种战略,一种法学界、司法界规训和自我规训的战略,一种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法学界和法律界确认、扩展特定的知识霸权、道德优越和利益主张的战略,一种要求司法从属于法学家的战略,一种未言明的但实际上具有这种功能的战略。{4}这样,通过判决书说理形成一种大的职业共同体,对于实现自己智慧化、职业化以及执业独立化的发展就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又非常内敛的举措。
  (二)判决书说理制度的确立是司法职能转化的内在要求会让它误以为那是爱情
  近代司法机关功能的主旨已经不仅仅是纠纷解决的完成,更多地转向追求当事人以及公众心理层面的“服判”,力图从根本上一次性解决争议,“解决争端是法院最为重要的职能,并始终为其它功能的实施创造条件。”{5}但是,强调法院的纠纷解决职能,并非仅仅停留在行动层面,而应该注重审判者所采取的诉讼程序对预期判决受众心理层面产生的效应。美国法学家贝勒斯认为:“程序价值的存在基础在于解决争执的内在目的。我们已经知道,工具主义方法主要是针对查明真相这一目的,除了因解决争执要靠正确的判决而与解决争执有所牵涉外,它并不过问解决争执这一目的。法律程序有助于从心理层面上和行动层面上解决争执。法律程序的诸多内容无助于判决之准确性但有助于解决争执。”{2}(32)纠纷的解决并不能仅仅依靠最终得出一个“正确”的判决来实现,因为从主体需求的角度而言,人们对诉讼的期望(或者说需要)不仅是获得最终的胜诉,更希望获得一个“满意”的判决。“满意”判决的达成与“正确”判决不同,它反映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解决纠纷的理路,“正确”的判决要求程序以增进判决的准确性为中心,注重的是通过查明案件真相、发现实体真实,来满足人们对自由和秩序的需要;而“满意”的判决更看重从心理或行动上解决纠纷,即确保纠纷解决过程的形式合理性。因为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即使法院最后的判决对其不利,但是只要程序本身是中立、平等、公开的,人们也趋向于接受判决的结果,程序本身的中立、平等、公开,有助于达成一个令人满意的判决。法哲学家戈尔丁就称,程序公正诸标准中解决纠纷的标准有两条:一是解决的诸项条件应以理性推演为依据;二是推理应论及所提出的论据和证据。{6}所以,如果法官在审理过程完成后,仅仅作出一个命令式的判决结果,没有合理地对案件的证据与事实进行分析论证,对适用法律进行必要的法理推演的话,当事人往往不会对判决结果信服,从而导致对整个审判程序的怀疑。综言之,这样的判决更像是一种完成任务式的总结,而非系统工作的综述。而且现代法院更多地担负起了现代型[2]诉讼的审理、权力制约、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等职能,这些很明显都和公众的利益密切相关,因此当事人及公众从心理层面“服判”,就显得十分重要了。法官在判决书中进行“说理”,这一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解释活动,是司法者自身对案件事实体验的一种诠释。德国解释学的鼻祖施莱尔马赫认为,应当被理解的东西不只是原文和它的客观意义,而且也包括讲话人或作者的个性,只有返回到思想产生的根源,这样,思想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据此,施莱尔马赫提出了心理学的解释理论。根据这种解释学,理解的对象是文本作者创作文本时的“体验”或“精神意向”,理解文本,就是对创作者体验的移情式的再体验或对创作者创作活动的精神重构。{7}施氏实际上是将文本制作者在制作文本时的体验、心境、意向等心理状态当成了文本的原意。在他之后的狄尔泰也认为理解文本,只能设身处地地去“重新体验”才能获得,阅读者阅读时必须想象制作者在制作文本时的感觉及思维,以此来同化过去的经验,纠正自己的偏差。{8}站在这一视角,判决书说理就不仅仅是对判决结论的一种法律意义上的技术支撑,而是对文本制作者——法官——对案件事实的内心体验的一种展示。那么,相应地,对于当事人而言,他们如果按照狄尔泰的解释方法进行诠释的话,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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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M).梁治平,译.北京:三联出版社,1991.48.

{2}(美)迈克尔·D·贝勒斯.法律的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M).张文显,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35.

{3}龙宗智.刑事庭审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424.

{4}苏力.判决书的背后(J).法学研究,2001,(3).

{5}卢埃林语.转引自:(英)罗杰·科特威尔.法律社会学导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89—91.

{6}(美)戈尔丁.法律哲学(M).齐海滨,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241.

{7}(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汉洪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226—246.

{8}喻敏.法律解释:解释什么与怎样解释(J).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专刊·法律评论).

{9}王长江.论我国裁判文书理由模式的选择(J).河南社会科学,2003,(3).

{10}潘维大,刘文琦.英美法导读(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58.果然是京城土著

{11}宋冰.读本:美国与德国的司法制度及司法程序(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449.

{12}张志铭.司法判决的结构和风格——对域外实践的比较研究(J).法学,1998,(10).

{13}(德)K·茨威格特.比较法总论(M).潘汉典,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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