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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论坛》
环境责任“原罪”说
【副标题】 关于环境无过错归责原则合理性的再思考
【英文标题】 The View point of Enviroment Liability“Original Sin”
【英文副标题】 The Reflection On the Reasonable Ground of No—facult Liability Principle of Enviroment
【作者】 徐祥民吕霞【作者单位】 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
【分类】 环境保护法
【中文关键词】 原罪;环境行为;环境侵权;无过错归责原则
【英文关键词】 Original Sin;Act of Enviroment;Tort of Enviroment;No—fault Liability Principle
【文章编码】 1009—8003(2004)06—0016—0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4年【期号】 6
【页码】 16
【摘要】 关于环境侵权无过错归责原则合理性的解释,学术界作过反复探讨,但都没有给出无懈可击的论证。我们主张环境责任“原罪”说,即任何环境行为都负有妨碍环境的“原罪”,环境侵权是由环境行为引发的对有归属利益的危害。环境侵权行为人只是环境行为人中的一部分,只有他们才成为环境侵权的受控者。
【英文摘要】 Although academic circles has put forword much interpretation on the reasonable ground of no—facult liability of tort of enviroment,but still has not given an unassailable demonstration to it.In this thesis,We hold the viewpoint of enviroment liability“original sin”,which stand for that every act of enviroment has“original sin”that pimpair enviroment,tort of enviroment is aroused by act of enviroment that damnify interests of being attributed.The actor of tort of enviroment is a part of actors of enviroment,only they could be accused for the act of tort.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2004    
  我国法律对环境侵权责任的认定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1]其他许多国家的法律和审判实践在对环境侵权案件的处理上也取无过错责任原则。[2]立法上和司法中的这种选择反映了对环境侵权案件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合理性,中外学者也对这种合理性做过反复的论证。然而,立法和司法实践本身无法说明自身所“合”的理是什么,学者们的论证也没有对这种理给出无懈可击的论证。对环境侵权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理由究竟是什么?本文在继续以往立法者、司法者和学者们思考的基础上,提出环境责任的“原罪”说。
  一、环境无过错责任原则合理性诸说及其不足
  对环境侵权无过错归责原则合理性的解说主要有报偿主义、危险主义、公平主义、风险分担主义等几种。[3]陈泉生先生在她的《环境法原理》中全面介绍了四种主义。台湾学者曾隆兴在论述“无过失责任之法律”时运用了这四种主义,即危险主义、报偿主义、公平主义和风险分担主义。他指出:“最近学说咸认为现今企业既产生人类从未遭遇之高度危险公害,而此种公害既由于经营企业所产生,自应由企业负责赔偿。又企业既因从事危险性事业而获得利益,依据报偿责任之法理,自应由其负担赔偿企业活动所生损害。况企业既可将损害赔偿额加入成本,转嫁于利用企业之一般民众负担,则对企业本身而言,并无损害或不公平之虞。犹有可言者,在以往过失责任主义法制下,若企业已尽其应尽之注意,而因科学技术水平不足,以致无法防止损害之发生者,依无过失即无责任之过失责任主义之法理,自不负担损害赔偿责任。又纵令企业虽有过失,但依过失责任主义之原则,被害人须举证证明企业之故意或过失,若被害人无法举证企业之故意或过失,即无法请求损害赔偿。然而在企业方面,无论在技术上及经济上,均较被害人容易调查其原因,自应由企业方面证明其无害,否则不能免除责任,始能符合公平正义之理念。从而为保护被害人获得充分赔偿,现今学说多致力于提倡应改采无过失责任。”{1}根据学者们所做的论述,我们可以归纳出这几种主义的一般特点。
  报偿主义的格言是“利之所生,损之所归”。陈慈阳先生也把这种主义概括为“损益同归”。{2}报偿的主体是实施影响环境的行为(以下简称环境行为)并造成了为其他社会成员所反对的结果的人,也就是环境责任者;报偿的对象是环境行为的影响对象;报偿的理由是环境行为获得了利益,而这种利益的取得以环境行为影响对象的损害(即曾隆兴先生所说的“企业活动所生损害”)为代价。简言之,报偿是获利者对“失利”者的报偿。这种主义的基本出发点是“利”。
  危险主义的基本观点是谁制造了危险谁就应对危险的后果负责。余耀军先生表达了这一观点。他说:“从事危险活动的侵害者制造了危险、能够控制危险,[4]且因此危险活动获得了较大利益,因此由其承担责任合情合理。”{3}这种观点的“情理”是危险与后果同归。
  公平主义主要是从受害人利益出发的一种理论,一种以“保护被害人获得充分赔偿”{1}(89)为目的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既然损害已经发生或客观存在,就应该有承担者,而让无端受害的“被害人”承担是不公平的。论者普遍认为,由环境行为人(在他们的观念中实际上是污染者)一般都是企业来承担是公平的。因为站在无端受害者这种不应承受环境损害的人们对面的就是这些行为者,就是通过实施给受害者带来损害的行为而获利的企业等。曾隆兴“犹有可言者”主要说明的是不公平,而他的阐述要论证的是“企业”“负担损害赔偿责任”,“被害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并最终“获得充分赔偿”的公平。这里的公平是有利者有责,其反面是无利者无责。
  风险分担主义所说的分担实际上是分散。这种理论主张把由环境行为给受害人造成的侵害返归行为人,再由行为人转嫁给社会。所谓分担是通过损害回溯,再由实施损害行为的人把补偿损害的支出“分”散给社会。陈慈阳把风险分担主义解释为“分散责任之可能”,{2}(158){4}明确地表达了“分散”的意思。[5]陈泉生先生也注意到了这种主义的“分散”这一实质。她说:“经营企业”的“加害人”“能够将……赔偿费打入生产成本,通过价格、税收等经济手段,把它转嫁给社会,分摊给社会全体消费者。”{4}风险分担主义实际上承认了由社会承担环境风险的合理性。我们可以把这种合理性概括为“一人(危害环境者)作恶众人(消费附加环境成本物品的人们)顶罪”。
  这几种理论都明显受了无过错责任原则创立过程的影响,带有这一归责原则成立之初的“原始”痕迹。从研究者的表述看,不少学者论述环境侵权归责原则都自觉不自觉地回顾无过错责任原则创立的过程。而这些学者所论述的环境侵权无过错归责原则不过是对“19世纪末期由工业事故的损害赔偿问题所引起”{5}的归责原则调整的结果的继承或沿用。所谓报偿就是污染企业从自己的获利中对污染受害者所受损失的补偿,就像工业事故中的雇主从自己的利润所得中对事故的受害者,往往也就是企业利润的创造者所遭受的损害给予补偿一样;所谓危险就是核泄露之类的危险,就像开展高空、高压等作业所具有的危险一样;所谓公平就是一方面聚集了大量的财富,另一方面使许多人成为乞丐的资本家,与因劳动条件恶劣、劳动强度超出负荷能力而不断丧失劳动所得,甚至也失去劳动能力的劳动者之间的公平;所谓风险分担就是把随着危险工业的发展以及与之相伴的高风险的加剧而出现的风险社会化模式引进环境责任领域。这些解说显示了环境责任与一般特殊侵权的民事责任之间的相同点或相近之处,但却忽略了环境责任自身的特殊性。
  报偿主义说环境行为人是获利者,公平主义主张不让环境受害人承担损害的理由也是环境行为人是获得利益者,这种看似正确的判断其实并不符合实际,因而建立在这一判断基础上的理论也很难成立。以往的研究者已经注意到,许多环境危害都不是单一主体的单一行为造成的,而是多个主体(包括生产者和生活者)在多个时期实施的多个行为的共同结果,而且有时这种结果的出现还需要借助于气候等其他条件。这些行为不必一定是获利或赢利的行为,实施这些行为的人也不一定都是甚至不一定就是获利者或赢利者。如果按照获利的标准,那就可能得出同为实施了环境行为的人,有的(获利者)承担责任,有的(非获利者)不承担责任的结论。这显然是不妥当的。
  危险主义让行为人承担环境责任的理由是行为人制造了危险,比如开展高空高压作业那样的危险、饲养有攻击性的动物那样的危险等。对侵害而言,所谓危险只是一种可能性。也就是说,危险的存在只是具有出现或发生侵害的可能性,而且从可能的侵害到实际发生侵害往往还需要具备某种意外的或偶然的条件。在环境侵权案件中,环境行为不只是具有某种危险性,不只是有可能产生危害,而是具有危害性,具有直接的危害,随时随地都存在的危害。环境行为本身不会给他人带来危险性,它只是作用于环境。所谓受害人也不是环境行为的直接受害者。环境行为人和环境受害者只有通过环境媒体才发生关系。如果环境行为对环境是无害的,那就不会发生让使用环境的人受害的问题。反过来说,如果存在环境侵害,那就一定发生了危害环境的行为,而不是只发生了对环境有危险的行为。当我们说污染行为的时候,这种行为是具有直接危害性的行为,而不是仅仅具有危险性的行为。用危险一词不能解释环境行为的意义,从而也不能说明环境行为人应否和如何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以及承担什么责任。
  风险分担主义的“分散”符合社会保障的要求,但这种理论与危险主义一样,也是把环境侵害理解为一种可能性,所谓分散不过是对可能的侵害或者偶然出现的侵害的分配原则。这种理解也没有抓住环境侵害的本质。风险分担主义所说的风险还潜藏着为了较大的利益而付出较小的风险的含义,然而,环境侵害不必然具有这样的比较利益,[6]因而,所谓分担风险也就不必然具有合理性。
  二、关于环境无过错责任的“原罪”说
  过错责任原则要求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以行为人“主观上具有可责事由——故意或过失”为根据,而之所以把这种可责事由作为要求行为人承担责任的根据,其前提性判断是,每个人都具有自由意志,都是独立的人。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人,都有自由意志,所以,人们才应当对受自己自由意志支配的行为的后果负责。王利明先生所说的行为人应受非难的心理状态{5}(180)就以行为人具有自由意志为前提。如果不存在独立的个人,如果不承认人的自由意志,就不存在行为人主观上的可责事由,不存在“应受非难”的心理状态,从而也就不存在要求行为人对自己有过错的行为后果负责的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可以说,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人,都有自由意志的判断,这是过错责任原则成立的基本理由。那么,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基本理由是什么呢?不管是危险说、公平说、报偿说,还是风险分担说等,都不足以构成支持环境责任无过错归责原则的成立,都不是要求行为人对自己主观上没有过错的行为后果负责的根本理由。
  那么,支持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基本理由是什么呢?我们认为,这个基本理由是环境行为人负有“原罪”——妨碍环境的原罪。因为每一个环境行为人都有原罪,这种带有原罪的行为给其他人或社会带来了危害,所以环境行为人才应当对自己的虽不好用是否有过错来辨别的行为负责任;在赔偿法上,便是对自己的侵害环境的行为所引起的后果负责任。
  原罪是一个宗教术语,它的原意大致是:人类的始祖是背负着罪恶来到人间的,人类的每个分子的身上都“遗传”了人类始祖的罪恶。按照《圣经》所说,自从亚当、夏娃偷吃了智慧果那一刻起,他们所代表的人类就走上了没有终点的种群延续发展的罪恶之路。也就是说,人类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罪恶的种群,这个种群中的每个人都带有与生俱来的罪恶。
  环境侵权行为人就带有“与生俱来”的罪恶,就是带有这种原罪的人。环境侵权行为人自成立那一刻起就带有无法摆脱也无法祛除的罪恶。造纸厂注定要排放对环境有害的废水,燃煤电厂注定要排放烟尘。日本的水俣病水质污染公害案件的第一份判决书是在1971年9月9日由新泻地方法院下达的,{6}然而,该案的受理时间和判决时间都无法精确地说明有关企业“侵权”行为发生的时间。[7]该案中的昭和电工公司等企业从一开始采用以排放有机汞废水为内容的工艺就是罪人,就在对容纳这种废水的河流“犯罪”,对在这条河流里生息繁衍的生物“犯罪”,对以这条河为饮水水源的人、食用这条河里的水产品的人和其他生物“犯罪”。这类企业不是因为经营管理不善才成为犯罪人,而是从一“出生”(严格说来是从一开始生产)就是犯罪人。它们的犯罪是“先天”注定的,不是后天学来的。只要这种企业还在继续它的存在,继续按照原来的设计工艺等进行生产,它就一定是不容置疑的戴罪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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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台)曾隆兴.公害纠纷与民事救济(M).台湾:三民书局,1995.89.
{2}(台)陈慈阳.环境法总论(M).台湾:元照出版公司,2003.158.
{3}转引自:吕忠梅.超越与保守——可持续发展视野下的环境法创新(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406.
{4}陈泉生.环境法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216.
{5}王利明.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132.
{6}(台)刘毓卿.公害法新理念及实例论集(M).1987.44—45.
{7}参见:徐祥民.从全球视野看环境法的本位(A).吕忠梅,徐祥民.环境资源法论丛(第三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22.
{8}徐祥民.极限与分配——关于环境法本位问题的再思考(J).人口、资源与环境,2003,(2).
{9}常纪文.环境法原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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