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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论坛》
法律期间制度的功能与建构
【英文标题】 On Legal Period【作者】 尹西明
【作者单位】 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分类】 法理学
【中文关键词】 法律期间;制度功能;立法检视;设置规则
【英文关键词】 legal period;function of system;supervision of legislation;setup rule
【文章编码】 1009—8003(2004)04—0037—04【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4年【期号】 4
【页码】 37
【摘要】

作为一种法律现象,法律期间之所以出现在众多的法律之中,是由其内含的制度功能决定的。现行立法尽管已对法律期间有所重视,但仍然存在着相当的立法缺陷。学界应当积极培育法律期间立法的理论资源,立法者对法律期间进行立法规制时,也必须遵循相应的设置规则。

【英文摘要】

Legal period,as a legal phenomenon,appears in numerous laws;this is decided by its internal function of system.Despite in the living legislation some attentions have been paid to legal periods,there are quite legislative defects.Academic circles should positively rear the theoretical resources of legislative period.Legislators should follow corresponding setup regulations when they make legislative rule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2026    
  
  法律期间并不是一种令人感到陌生的现象。[1]但人们对法律期间的关注,大多停滞在法律的已然规定上,而很少有人探究法律的应然规定。[2]其实,作为几乎任何一部法律中都无不涉及的法律期间,之所以在立法者并不给予充足理由的情形下,仍然能以顽强的生命力立足于众多的法律之中,其间必内含有根植于法律中的应然基因。如果学者能给予这些基因以足够的理论营养,法律期间的制度功能[3]或许会得到更为充分的发挥。有鉴于此,本文拟就法律期间的制度功能、立法缺陷及设置规则谈些看法,以期引起学者对法律期间给予应有的关注并进行深入的探讨。
  一、法律期间的制度功能
  虽然法律期间已成为现代立法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但人类并非在以自己的智慧创制法律之始就对其有所关注的。在人类的早期立法中,立法者所关注的重点,往往是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而并不涉及法律期间。从现有资料看,人类对法律期间的规制,最早始于埃什嫩王国的俾拉拉马法典之中。[4]自此之后,无论是在汉漠拉比王法典中,还是十二铜表法中,均设置有较多的法律期间的规定。现代立法不仅传承了古代法关于法律期间的立法旨趣,而且使法律期间承载着更为丰富的制度功能。这些制度功能主要有:第一,彰显民主政治的功能。现代社会是民主政治社会。在现代立法中,立法者无论是在赋予社会主体法律权利时,还是在确定社会主体的法律义务时,都无不在规定一些无期限的权利义务的同时,对一些特定的权利义务予以法律期间的规制。法律关于法律期间的规定,明告社会主体的是,在法律期间内,社会主体可以享有特定的权利,或者应当履行特定的义务;超过法律期间,特定的权利就可能殆失,而在法律期间内不履行应当履行之义务,则会产生于己不利的法律后果。从此层面讲,法律期间的设置,实际上是立法者赋予社会主体对其特定权利义务的一种预判机会,它照顾了社会主体择机行为的心理,彰显了民主政治的思想。第二,平衡特定利益的功能。在人类社会中,利益从来都是一种稀缺资源。立法者用法律手段对利益进行调整的具体表现,是在法律上确立社会主体的权利义务。在确立社会主体的权利义务时,通过法律期间的设置,匡定社会主体的一些特定权利义务,将社会主体的这些特定权利义务置位于一定的时间截面。享有特定权利的社会主体在法定的时间截面内不行使权利,不仅意味着该项权利的灭失,而且也意味着保护这种权利的社会成本降低;负有特定义务的社会主体在法定的时间截面内不履行义务,无疑会损害社会或他人的利益,从而导致统治者理想利益状态的失衡。在此情况下,立法者会利用法律后果的砝码,通过判令行为人承担不利法律后果的路径,从而使特定的利益状态达到应有的平衡。第三,维护秩序安全的功能。秩序是任何一种社会形态正常运行的基本保证。在利益无处不在的各种社会形态中,立法者衡平社会及个体利益时,固然会运用各种手段,但其最为核心的工作,是运用立法设定一种社会及个体利益的衡平范式,这种衡平范式中包括法律期间。法律期间的设置,意味着社会主体特定的权利义务只在一定的期间才存在。而这种特定权利义务只在一定期间存在的形态,恰恰是立法者所设计的理想秩序。从此层面言,对法律期间的破坏,无疑是对立法者所期望的理想秩序的破坏。在此情况下,立法者的态度是,要么宣布社会主体特定的权利不再受法律保护,要么通过施加不利的法律后果与特定义务人,据此维护秩序安全。第四,追求行为效率的功能。效益作为当代法律的基本目标,{1}已引起法学界广泛的关注。{2}但在论及法律效益时,人们却很少将其与法律期间联系起来予以思考。其实,法律期间的设置,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法律效益的追求。当所有的权利被法律规定为无期限的时候,权利人选择行使权利的行为就可能是无期限的,而选择的无期限,实际上是无法产生效益的;当所有的作为义务被法律规定为无期限的时候,义务人则会无期限地不履行应当履行的义务。作为义务之不履行,同样无法产生效益。立法者通过法律期间匡定社会主体的一些特定权利义务,并通过法律期间的内在机制左右社会主体行使权利或履行义务,实际上是要求社会主体在特定的期间通过自己的法律行为创造出相应的法律效益。
  二、法律期间的立法检视
  现代立法对法律期间的规制,毫无疑问已比古代法有了更加缜密的思考,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立法对法律期间的规制就毫无疏疵。认真检视我国现行法律,不难发现,在法律期间的规制上,仍然存在着宏观立法技术和微观立法技术方面的缺陷,这些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一些特殊权利义务缺失应有的法律期间规制。这种现象无论在实体法中,还是在程序法中均有反映。从实体法看,最为典型的是民事取得时效的缺失。应当说,在关于我国民法中是否应规定取得时效的问题上,理论界早已达成共识,{3}而且,理论界在取得时效的适用范围、取得时效的效力、以及取得时效的期间和计算方法等诸多方面也已取得了相当的学术成果。将这些学术成果稍加整合,便可以形成相应的立法理论资源。立法上迟迟不对取得时效进行规制,不仅影响着我国时效制度的完整性,[5]而且不利于交易安全和法律关系的稳定。从程序法看,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不服而提出申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申诉后3个月内作出决定,至迟不得超过6个月。但在民事诉讼程序中,针对当事人提出的再审申请,无论是民事诉讼法本身,还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解释,都未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再审申请后应当在什么期间内作出决定。严格地讲,针对同类问题,刑事诉讼程序中有规定,而民事诉讼程序则缺乏相应的规定,这并不完全是立法技术的问题,而主要是一种法律期间意识缺乏的问题。第二,同类权利义务的法律期间缺乏应有的统一性。从理论上讲,立法者对同类的权利义务,应持“一视同仁”的心理,而不应抱“区别对待”的观念。这是因为,同类权利的所有者及同类义务的履行者应得到立法的平等待遇,从而使其感受到法律所应具有的平等性品格。然而,检视我国的现行立法,在关于法律期间的规制方面,立法者有时似乎忘却了这种应有的平等性,法小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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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顾培东.效益:当代法律的基本价值目标(M).中国法学,1999,(3).

{2}卓泽渊.法的价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203—211.

{3}刘心稳.中国民法学研究述评(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276—277.

{4}萨拜因.政治学说史(M).刘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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