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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杂志》
无权处分合同效力略探
【副标题】 以《物权法》为背景
【英文标题】 Research About The Effect Of Contracts Without Authorized Management
【作者】 韩舸友【作者单位】 贵州民族学院
【分类】 物权【中文关键词】 无权处分;合同效力;物权法;体系化
【期刊年份】 2010年【期号】 6
【页码】 75
【摘要】

关于无权处分的合同效力,存在四种见解:无效说,效力待定说,完全有效说与效力待定但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说。其中,完全有效说日益占据有力地位。在《物权法》颁布及民法典制定的大背景下,本文以民法的价值论为基础,重点考察了无权处分合同效力所引发的民法体系化问题,结合日常的经济生活对四种学说作了批判性的综述,提出“原则有效,例外情形无效说”,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三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8157    
  
  《合同法》51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无处分权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该条是有关合同效力的一个条款,但是出于各种原因(笔者认为很大程度上是立法者基于法律体系的思考),未对无权处分合同效力作详细而明确的规定,而造成理论和实务上的种种分歧。本文将立足于《合同法》51条所规定,并结合《物权法》相关规定,重点考察无权处分的合同效力,对此略作体系化思考。
  一、无权处分合同效力的理性分析:代表学说的批判
  关于无权处分的合同效力,我国学说存在四种见解,现分析如下:
  (一)无效说
  无效说认为,无权处分人无处分财产的权利能力,即主体不合格,从而推出无权处分合同欠缺生效要件。这是我国司法实践长期采用的做法,只有在权利人的追认或无权利人事后取得处分权,主体要件得到补正,合同方生效。[1]还有人认为,《合同法》51条并非关于无权处分行为效力的一般规定,而是无权处分行为为无效行为的例外,即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一般为无效行为。理由有二:参考《法国物权法》1599条“就他人之物成立的买卖,无效”的规定,我国应认可此条;《合同法》132条规定“出卖的标的物,应属所有人或者出卖人有权处分。”因此推出无权处分合同无效。[2]
  该说存在以下问题:第一,无效说深受法、意等国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的影响,其实质在于死板地套用法、意等国的处理方法,而无视我国的实际,未区分我国债权形式主义和法国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的巨大不同,即忽视了在我国发生物权变动须有形式要件方生效。
  第二,在无因管理的情形下,依据该说法律粗暴地宣布合同无效,不仅对相对人不利,更造成权利人利益的损害。
  第三,合同的无效是自始地绝对地无效,而该说认为,权利人的追认或无权利人事后取得处分权,可以使合同生效,朔及有效,显然自相矛盾。针对此矛盾,法国部分学者试图将法国民法典1599条规定的“就他人之物成立的买卖,无效”解释为相对无效。
  第四,该说并未区分相对人的善意或恶意,而规定一概无效,有保护权利人的嫌疑,更是将风险全部转移到善意相对人的身上,极不公平,造成相对人在订立合同时不必要的恐慌。相对人在订立合同时必采种种繁琐的措施去调查标的物的真正权属,从而限制了交易,不符合民法鼓励交易的基本立场。聊五分钱的天吗
  (二)效力待定说
  梁慧星教授在其《物权变动与无权处分》一书中认为:“依《合同法》51条规定,出卖他人之物,权利人追认或者处分人事后取得处分权的,合同有效;反之,权利人不追认或者处分人事后也未取得处分权的,合同无效;这里的无效,不是处分行为无效,而是无权处分的合同无效,即买卖合同无效。”并进一步解释如下:“违反《合同法》132条,即属于无权处分行为,如果对该条做反对解释,无权处分行为本应无效,似无专设规定的需要。但考虑到经济生活本身的复杂性,虽然属于无权处分行为,如果权利人追认或者处分人事后取得处分权,没有理由强使其无效。”
  可以看出,梁慧星教授主张“效力待定”。该说是当前最具代表性的观点,相比其他学说而言,更符合人们的感性良知,似乎更具说服力。
  关于效力待定说,笔者认为其最大的弊端在于违背了民法的体系化要求。
  第一,正如梁教授所称,对《合同法》132条做反对解释,无权处分行为本应无效,但考虑到经济生活本身的复杂性,但没有理由强使其无效。理由却是“考虑到经济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已经脱离了依民法理论解释的轨道,似乎显得苍白无力。[3]此外,《合同法》第150-153条规定的瑕疵担保制度均是以第130条规定的有权处分,也即有效合同为前提,若合同效力待定(或者无效),都将使其无适用余地。
  第二,违反了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依照该说,合同的效力依附于权利人(合同第三方)的追认,显然有悖于这一基础性原则。无权处分一个重要构成要件为行为人以自己名义实施了处分行为,区别于无权代理,因此权利人的追认并不能使其成为合同的当事人。
  第三,该说不符合现代民法保护“动的安全”的价值追求。若善意相对人缔约后不能按善意取得制度取得物权,由于合同无效或者效力待定,则无法受到有效合同的保护,对其不公。
  第四,第51条未明确规定权利人的追认期限,若采效力待定说,将促使权利人选择最适当时机做出追认或拒绝追认,待价而沽,使得风险与利益的分配极其不平衡,同时可能使法律关系长期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虽有人认为该追认期限属于诉讼时效一般期限的调整,但第51条未明确规定,未免显得模糊不清。
  (三)完全有效说与效力待定但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说
  韩世远教授认为:“我国立法已接受了区分物权变动的原因和结果原则,《合同法》135条的规定实际是这一原则的具体表现。”“在解释第51条时,应当认为无权处分场合的合同仍然有效,”“在处分行为被追认或被补正之前,权利变动的结果是否发生处于未定状态,但合同效力并非待定而是确定有效”。[4]
  学者马特也认为在我国债权形式主义立法模式下,无权处分合同往往是有效的,理由有三:“第一,从逻辑上考察,无权处分合同作为一种纯粹的意思表示,实质上没有无效或效力不完全的理由;第二,从利益衡量上考察,合同有效更利于保护相对人利益,较好地平衡了当事人的利益与风险,兼顾财产静的安全与交易动的安全;第三,从立法实践和社会交易实践上看,有承认无权处分合同有效之必要。”但他又认为该说面临的一大难以逾越的障碍是《合同法》51条的规定,权宜之计是采王利明教授所主张的“效力待定但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之说。[5]
  该说的理论实质是:无权处分效力待定的,是物权合同,而非有效的债权合同。从司法实践主张的绝对无效到效力未定,再发展到完全有效及与现行法律相协调的效力待定但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无疑是理论的巨大进步,体现了学者们对该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和不懈努力。依然从体系化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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